日本人认为在战争中完全没有什么必要去救助那些受难者。甚至，军医会在撤退时将伤病员全部枪杀抑或是让他们用手榴弹自行将自己了绝。这些在我们看来，日本人简直是对同胞犯下了深重的虐待罪。
对于战争，每种文化都有着它独特的看法，无论这些看法之间存有多么大的差别，其中尚有一些在西方国家看来是相同的。例如，当号角吹响的时候，就到了动员大家全民皆兵的时候了；当局部战败之后，通常情况下之下，就要对士兵的士气进行鼓舞；当战死和伤亡人数达到一定比率之时，那自然也就到了这个队伍考虑投降的时候了；以及同那些文化同源的其他西方国家作战之时，对待战俘的问题上应当遵循哪些公认的规则等诸如此类。
对于战争究竟是怎么看的，西方人同日本人真正的不同就在于日本人的人生观以及日本人对于人所应当承担的责任的理解以及他们的看法。在系统地对日本人的文化极其行为进行研究的时候，我们没有必要过多地对他们关于战争的观点与传统西方的战争观点之间的差别进行过多的考虑，虽然这其中的一些差别也许能将日本人的性格特点很好地反映出来，而正好这些特点或许恰恰是我们所不了解的。同样的道理，我们也没有必要特别考虑这种差异在军事层面上的重要性。
日本人和美国人对于战争正义性的评价标准是完全不用的，日本人对国际形式的判断也与美国人很不一样。美国人会将战争的爆发归因于轴心国的侵略，他们会认为是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的非法侵略将国际间原有的和平给破坏掉了。美国认为：当轴心国将满洲国、埃塞俄比亚和波兰占领之时，他们事实上是在推行压迫弱小民族的罪恶政策。他们将“让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的国际公认准则践踏了，抑或是至少是他们将门户开放的原则进行侵犯了。但日本对于战争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日本人认为：倘若是各国都拥有绝对的主权，那么整个国际社会就都会处于一种无政府的状态中。因此，日本不得不为建立一种等级秩序而斗争。唯有日本才能将这个历史使命来完成，因为唯有日本才是唯一一个真正的自上而下的严格执行等级制度的国家，也只有日本最了解“人人都将自己的位置摆正”的重要内涵。日本已经将叛乱平定，并且已经实现了和平统一，建立了电力、钢铁、公路等基础产业设施。根据日本官方数据公布，日本有99.5%的青少年都接受了义务教育。因此，在此种情况之下，它应该帮助那落后的友邻之邦——中国一把了。
与此同时，又因为“大东亚”各国同属于一个人种，因此，日本就应当首先从这一区域将美国驱赶出去，接着再来收拾俄国和英国，让它们统统滚回到应该是它们待着的地方去。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等级结构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环环相扣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将在下一章节中谈谈这种等级思想在日本文化中所具有的深层内涵，这种等级思想是十分符合日本人口味的。但是，那些被日本所占领的国家并不是这么想的，这或许就是日本最大的不幸了！即便是在战败之后，日本仍旧认为不应当在道德角度排斥“大东亚共荣圈”的理想。此外，日本战俘，即便是最不好战的兵士，也鲜于对日本政府所勾勒的对大陆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构想进行指责。日本将在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继承这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对等级制思想的崇拜和信仰。对于那些崇尚自由平等的美国人而言，这些思想或许是陌生且不可思议的。可是我们不得不清楚了解对于日本，等级制度意味着什么，等级制度在凝聚日本民族时所起到的哪些积极作用。
同样的道理，支撑日本取得胜利的基础也与美国人一贯理解的截然不同。日本人声称日本必胜，宣扬物质必将被精神战胜。他们宣称：美国是个大国，军事实力也的确优越，但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这都是我们早已知道的，完全没必要放在心上，人们能够从一份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中看出一些端倪。《每日新闻》上时常会出现这样的句子：“倘若我们害怕数字就不会开战。敌人的丰富资源也不是这次战争创造出来的。”
即便是在日本取得胜利的情况之下，日本的高级统帅、政治家以及军人们都不断强调：“此次战争并不是双方军备的较量，而是日本人崇尚精神与美国人崇尚物质的两种不同观念之间的较量”。在美国战胜之时，他们还在不断强调：“在这种较量之下，物质必定会是失败的。”这一信条在塞班、硫磺岛战败时无疑成为很自然的托词，但是，这并不是专为失败准备的托词。这一信条在日本炫耀胜利的几个月之中也起到了鼓舞士气的巨大作用。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这早就已经成为一个人尽皆知的口号了。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荒木大将曾在《向日本民族呼吁》的宣传册中这样写道：日本的“天定使命”就是要在“世界范围内将武士道精神宣扬，力量不足并不是问题，难道我们日本人会畏惧那些纯物质的东西吗？”
当然，像任何其他准备从事战争的国家一样，他们实际上是介意的。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日本税收中用于军备的钱的比例以天文数字的速度增长着。偷袭珍珠港时，日本全国总收入中将近一半被用于陆海军，用于军事以外的一般行政经费只占政府总支出的17%。日本与西方各国的不同并不在于日本对物质军备漠不关心。但日本只将军舰与大炮视作不灭的“日本精神”的外部表现。它们是一种象征，犹如武士的刀象征着武士的勇气。
美国一贯追逐强大，日本则一贯重视非物质资源。日本也像美国一样开展增产运动，但日本增产运动的基础却在于其独特的前提。他们说，精神就是一切，是永存的。物质当然也是不可缺少的，但那却是次要的、瞬间的。日本的广播电台经常叫嚷说：“物质资源是有限的，没有千年不灭的物质，这是永恒的真理。”这种对精神的信赖被原原本本地应用于战争的日常行动。在他们的战术手册中有一句口号：“以吾等之训练对抗敌军数量上之优势，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这是他们的传统口号，并不是为这次战争而特意制订的，他们的军队手册第一页上就用粗体字印着“必读必胜”四个字。他们的飞行员驾驶小型飞机以自杀方式进攻撞击我们的军舰，就是精神战胜物质的典型教材。他们把它命名为“神风特攻队”。所谓“神风”，是指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东征时，其船队遇飓风而遭覆灭，这次“神风”拯救了日本。
甚至在平民之中，日本当局同样推行精神统治物质环境的信条。例如，国民在工厂里干了12小时，其后又被彻夜的轰炸搞得筋疲力尽，他们就说：“我们的身体越疲惫，意志、精神就越昂扬”，“我们越是疲惫，训练就越是有效。”国民冬天在防空洞感到寒冷时，大日本体育文化协会就在广播中要求大家做御寒的柔软体操，说这一体操不仅能取代取暖设备和被褥，甚至可以取代国民维持正常体力所需的食物。他们还说：“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在食物缺乏的时候我们不该谈什么做体操。不！食物越是缺乏，我们就越要依赖其他方法来增强我们的体力。”这就是说，日本人必须要用更多的消耗来增强他们的体力。按美国人关于体力的观点，体力消耗的多少总是有赖于昨天是否有了八小时或五小时的睡眠、饮食是否正常、天气是否寒冷。而日本人的计算方法则根本不考虑什么体力贮备的问题，他们认为那是物质主义。
在战争中，日本的无线电广播更趋极端，说什么在战斗中精神甚至战胜了死亡这个自然现象。有次广播在描写一位英雄的飞行员及其征服死亡的奇迹时这样说道：
“空战结束后，日机分成三四架一组的小编队返回基地。首批着陆的飞机中有一架是大尉驾驶的。大尉跳下座机后，站在地上用望远镜观察着天空。他一架一架地数着返航的部下。他脸色极其苍白，但是很镇静。看到最后一架着陆后，他立即写了一份报告，接着就送往司令部。到司令部后他立即向司令官作了报告。但是，报告一完毕，他就突然瘫倒在地。在场的军官们立即跑过去帮助他，但是，啊呀，他已经死了。检查他的躯体时发现躯体已经凉了，一颗子弹击中其胸部，造成致命伤。刚断气的躯体是不会凉的，可死去的大尉的身体却像冰一样凉。大尉必定已死了好长一段时间，作报告的只是他的灵魂。这种奇迹般的事实想必是这位战死的大尉所具有的强烈责任感创造出来的。”
当然，这在美国人看来，肯定是一段编造的荒诞奇谈。然而，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对这种广播却并不发笑。他们相信，日本的听众肯定不会认为这是荒诞无稽的故事。他们首先指出一点，即这个广播如实地说明，这位大尉的英雄事迹是“一个奇迹般的事实”。为什么不能有奇迹？灵魂是可以训练的。这位大尉显然是一位自我修炼到家的高手。既然日本人都懂得“镇定的精神可以千年不灭”，那怎么就不能在一位以“责任”为其全部生命的中心信念的大尉身上停留几个小时呢？日本人深信，通过特殊的修炼，可以使一个人的精神达到最高境界。大尉学会了，并且收到了效果。
作为美国人，我们完全可以对日本人的这一系列极端的行为不屑一顾，认为这是不开化民族的托词，或者是被欺骗者的幼稚幻想。但是那么，不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看待，我们就难以在与日本人打交道时游刃有余。
通过大肆地宣扬和特殊地训练，一些禁忌和对某些事物的排斥已深深根植于日本人心中。但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信条并不仅仅只是某些怪癖的体现。只有当美国人了解了这些后，他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日本人在战败时会说“光有精神是不够的”，才能理解为什么日本人会承认“企图用‘竹枪’来守住阵地真是幻想”的内在含义。而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听到日本人的“光有精神是不够的”的论断时，我们知道这是通过在战场上、在工厂中与美国人的精神进行较量的过程中而得出的结论。就像日本人在战败后所说的那样：在战争中，他们“完全是凭主观感觉行事的”。
日本人对于等级制度和精神至上的必要性，以及他们在战争期间对各种事情的说法，对一位文化学者来说都是有启发的。日本人经常说安全感与士气仅仅是一个精神预先准备的问题。无论面临怎样的悲惨结局，不管是城市被轰炸，还是塞班岛战败，或者菲律宾失守，日本官方总是对其国民说这是早已预知的，所以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日本广播竭尽全力粉饰太平，显然是指望以此给日本国民营造一种安全感，并试图告诉国民，他们仍然生活在一个被彻底了解的世界里。日本广播里说：“随着基什加岛被美军占领，日本已在美国飞机轰炸半径之内。但是，我们清晰地意识到了这种可能的意外，并且早已做好了必要的准备。”“敌人无疑会对我们发起陆海空三军的联合攻击，但这一切也早被我们考虑进了计划之中。”战俘，甚至是那些希望日本在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中尽早失败的战俘也都确信轰炸无法使国内防线的日本人丧失士气，“因为他们预先就有精神准备”。当美国空军开始轰炸日本城市的时候，日本飞机制造业者协会的副会长就在电台广播中说过“敌机终于飞临我们头上。然而，对于我们这些从事飞机制造的人来说，早就预料到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且早已准备好了完整的对策。因此，没有任何值得担忧的。”唯有假定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一切早有完整的计划，日本人才能继续作出对他们来说是如此必要的判断，即每件事都是他们积极期望的，而不是别人强加的。“我们不应认为这是被动地受到攻击，而应认为这是我们主动把敌人吸引过来了”；“敌寇！你们想来就来吧！与其说‘要来的终于来了’，不如说‘这正是我们等待的良机，我们为它的到来而倍感兴奋’。”
日本海军大臣在议会的演说中引用了19世纪70年代日本伟大的武士西乡隆盛的训示说：“一共会有两种机会，其中一种是我们偶然间遇到的，另外一种则是由我们自己创造的。在十分艰难困苦之时，势必要为自己创造出机会。”电台的广播报道，在美国军队突击马尼拉市市中心之时，驻守在马尼拉山下的奉文将军十分平静地微笑着说道：“敌人目前正在我们的腹中……敌军在仁牙因湾登陆之后不长的时间，马尼拉就在很短的时间沦陷了，唯一存在的可能便是山下将军运用战术的结果，事态的进行与发展同山下将军所部属的一模一样。山下将军的军事部属现在正在更进一步的展开。”用另外的话说，失败也就是最大的成功。
美国人却在相反的方向之上跟日本人走得一样的遥远。美国人投入战争的原因是因为战争是强加在我们头顶上的。我们遭到了敌人的攻击，就不得不让他们知道点厉害。不会有一位筹划怎样才能将民心安定的美国发言人在谈到珍珠港和巴丹失败之时会说：“这全都是我们计划当中已经充分考虑到的。”可是，恰恰相反的是，美国的官员会说：“既然敌人都已经向我们发难了，我们为何不给这些家伙一些颜色看看呢？”美国人令自己的全部生活与一个不断迎接挑战的世界相适应，并且时刻准备着迎接不断的挑战。可是，日本人唯有在一种事先计划周密，并且已经确定好进退之路的生活方式之中才能得以安心，对于他们来说，没有预想到的事变是最大的威胁。
在作战行动中，日本人曾经将宣传的另外一个主题也将日本的生活方式表露。日本人时常说：“全世界的眼睛是怎样注视着他们。”因此，他们一定要充分发扬日本精神。美国军队在瓜达尔纳尔岛屿登陆之时，日本向其部队下达的是“他们现在已经处在全世界注视之下，必须表现出日本男儿本色”的命令。在日本，海军官兵有这样一条诫令，当遭遇到鱼雷攻击之时，倘若接到弃舰的命令，一定要以最出色的姿态向救生艇上转移，不然将会“遭到世人的耻笑，你们的丑态将会被美国人拍成电影，并且拿到纽约去播放。”这关乎日本在全世界的观感。日本对这一点的重视程度，在日本文化中都是根深蒂固的。
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日本人对日本天皇的态度。究竟日本天皇有多么大的权利。研究日本的美国权威人士说：“事实上，天皇在日本七百余年的封建统治中仅仅也就是个有名无实的木偶罢了。”日本平民最先效忠的是他们的庄园主也就是“大名”，其次他们要效忠于将军和大元帅。天皇对于每个日本百姓而言，如同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离他们的生活非常非常的遥远。深居宫廷之中的天皇如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的个人活动和各种仪式要受到规章制度的严格限制。通常情况下，这些严格的规章制度要由军事大元帅制定出来的。倘若一个等级十分高的封建诸侯向天皇表现出敬意，那他极有可能遭到审判。
对于日本的平民百姓而言，天皇简直跟没有是一样的。有美国学者认为，唯有从日本的历史上寻求，才能真正地了解日本。原因是，对于一个普通日本百姓而言，天皇，也就是个十分模糊的概念罢了，但是，为何这样一个模糊的概念会即刻被人们所接受并最终成为凝聚日本这个保守民族的力量呢？美国学者认为：那些不断强调天皇对子民拥有永久统治权利的日本评论家未免太过夸张了。他们愈是如此强调，就愈加凸显出他们论据的脆弱性。因而，美国的战时政策没有必要去削弱天皇。恰恰相反，对日本近来编造出的那种邪恶的纳粹元首理念，我们才应该给予坚决的回击。天皇是当代日本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神道教的核心，如果我们对天皇的神圣性进行挑战，那么，整个日本的价值结构就会坍塌。
许多熟悉日本、读过来自前线或日本方面信息报道，且富有才干的美国人对此则持相反的见解。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相当清楚，没有任何东西比直接打击天皇并用言辞侮辱天皇更能刺痛日本人并激起他们士气的了。他们不相信，日本人会将我们对天皇的打击视作是打击军国主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在日本生活过的人亲眼看到，人们对天皇还是同样尊奉，当时“德谟克勒西”的口号非常流行，而军国主义名誉扫地，以致军人外出到东京街头时都要谨慎地换上便服。这些旅日人士坚持认为，日本人对于天皇的崇敬，与德国人对希特勒的崇拜是不一样的。德国人的崇拜只是纳粹党兴衰的晴雨表，它与法西斯的所有罪恶计划紧密联系在一起。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日本俘虏的口供中找到类似的观点。与西方的军人不同，日本战俘由于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在被俘后他们往往不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因此，他们对所有问题的回答都是杂乱无章的。这种现象可能与日本的不投降主义有关。直到战争结束前几个月，这种状况还是没有改变。即使有一些改变，那也只限于特定的军团和地方部队。我们应特别重视这些战俘的口供，因为它们集中体现了日本军人的意见。除了极少数是因受伤或失去知觉无力抵抗而被俘的以外，几乎所有的这些战俘都不是因士气低落而主动投降的。就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对他们的口供进行认真的研究。
那些顽强抵抗到底的日本俘虏，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与天皇联系了起来。认为自己是在“执行天皇的意志”，是为了“让天皇放心”，并愿意“为天皇而献身”。他们认为：“发动战争是天皇的旨意，作为臣民我们只能遵守。”然而，那些反对这次战争以及日本未来侵略计划的人，也同样把他们的和平思想归功于天皇。对所有人来说，天皇就是一切。讨厌战争的人称天皇是“爱好和平的天皇”，他们说天皇“一直都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一直都是反对战争的”，“是被东条英机欺骗了”，“在满洲里事件时，天皇就表示他是反对军部的”。“战争是在天皇不知道和未被天皇授权的情况下发动的。天皇不喜欢战争，因而也不会允许他的国民参战。天皇并不知道他的士兵们受到怎样的虐待。”这些证词和德国战俘的完全不同。不论德国战俘对希特勒手下的将军或最高司令部背叛行为表示如何的不满，他们仍然认为希特勒是挑起战争、发动战争最大的唆使者。而日本战俘则明确表示，对皇室的忠诚与军国主义及极端的战争侵略政策是两回事。
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没有天皇的日本就不能被称为日本”，“根本难以想象没有天皇的日本会是什么样子。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即使日本战败，天皇也不能因此而受到谴责。“人们不会觉得天皇应该对战争负责的。”“如果战败，也应由内阁和军部领导人来承担责任，天皇是没有任何责任的。”“即使日本战败了，所有的日本国民仍然会继续崇拜天皇。”
认为天皇不受任何批评的这种一致性看法，在美国人看来是虚假的。因为美国人习惯于认为只要是人，都不可能免受怀疑性的审查和批判。但是，毫无疑问，即使战败的时候，日本的舆论亦然。那些审问战俘最有经验的人也说，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在审问记录上一一写上“拒绝谴责天皇”，因为所有战俘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拒绝谴责天皇，就连那些与盟军合作并承担对日本军队广播的人也是如此。在收集到的许多战俘的供词中，温和地表示反对天皇的只有三份。其中只有一份比较极端地说“让天皇继续在位是错误的”。其中的第二份谈到，天皇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不过是个傀儡。”其中的第三份则只是推测地说，天皇也许会让位给皇太子，假如废除君主制，日本的年轻妇女就可望获得她们羡慕已久的美国妇女那样的自由。
因此，日本军部统领利用全体日本人的这种一致崇敬，他们把“天皇恩赐”的香烟分赏给部下；在天长节时，率领部下遥向东方三拜，高呼“万岁”。在“部队日夜受到轰炸时”，和部下一起早晚共诵天皇亲自在“军人救渝”中向军队颁赐的“圣旨”“奉诵声在森林中回荡”。军国主义分子极力利用人们对天皇的忠诚。他们号召所属官兵要“奉诏必谨”，“免除圣虑”，要“以崇敬之心报陛下的仁慈”，要“为天皇而献身１但是，这种对天皇意志的遵从却又是一把双刃剑。正如许多日本战俘所说，日本人“只要天皇有令，纵然只有一杆竹枪，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同样，只要是天皇下令，也会立即停止战斗。”“如果天皇下诏，日本在第二天就会放下武器。”“连最强硬好战的满洲关东军也会放下武器。”“只有天皇的圣旨，才能使日本国民承认战败，并情愿为重建家园而生存下去。”
日本人对天皇是毫无保留的、无限忠诚的，而对其他的人和团队又是无比的吹毛求疵，这两种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论是日本的报纸、期刊杂志还是其他战俘的供词中，都有不少对政府和军部领导人的批评意见。战俘们公开指责那些前线的指挥官，尤其是那些不能与部下同生共死的人。对那些自己坐着飞机撤离，而让士兵们自己抵抗到底的指挥官，日本战俘们更是深恶痛绝。一般来说，战俘们对有的军官赞赏有加，而对另一些军官却严厉谴责。这说明日本人并不是缺乏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即使日本本土的报纸、杂志也有时对“政府”的行为进行指责，他们要求更强有力的政府、更高效的组织协调部门，他们甚至抨击政府限制了言论自由。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1944年7月，一些报纸编辑、前国会议员、日本极权政党头目和皇家顾问联盟的相关领导人在一起举行了一个座谈会，东京一家报纸对此次事件进行了相关报道。其中有位发言者说：“我认为唤醒国民良知的办法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言论自由。这么多年来，日本国民都不能畅所欲言。他们害怕讲了些什么后会受到责怪。他们疑心很重，往往只是表面应付，做事缺乏气魄。这样，还有什么人民大众的力量可谈？”另一位发言者也就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和自己选区的选民进行座谈，问他们对好多事情的意见，可他们就是唯唯诺诺不肯开口。当人连言论自由都没有时，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能刺激人们战斗的意志呢？在所谓战时特别刑法和治安维持法下，日本国民的言行深受限制。因而他们像封建时代的老百姓一样，唯唯诺诺、胆小如鼠，内在的战斗力也不可能发挥出来。”
所以，即使在战时，日本人也批评政府、军部高级将领以及他们的直接上司。他们并没有全盘地盲目地接受等级制的一切规则。然而，在对待天皇这个问题上却除外，天皇不会受批判。直到近代，天皇的至高无上性才得以确立，为什么他会如此受到人们尊重呢？日本人的性格中的什么因素会使天皇的神圣性不可侵犯呢？只要天皇一声令下，日本人就会“挥舞竹枪”，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同样，只要诏令一下，日本人也会老老实实承认战败的事实，接受占领。这种看似滑稽的现象是会将我们的研究引入歧途呢，还是会指引我们寻找真理？
所有这些有关日本人战争行为的重要问题，从他们的反物质主义偏见到他们对天皇的态度，都与本土和前线的日本人有关。此外，还有一些与日本军队关系更密切的态度。其中之一就是对日军兵员及战力损耗的态度。在美国将海军勋章授予台湾海峡机动部队指挥官乔治·S·麦肯因上将的时候，日本的无线电广播以一种难以置信的震惊态度作了报道，这与美国人的态度截然相反。
此次授勋的官方理由不是乔治·S·麦肯因司令官击退了日军。尽管我们不了解他们为什么不以此为理由授勋，由于那是尼米兹公报所宣称的……麦肯因上将获此勋章的原因是他成功地指挥搜救了两艘负伤的美国军舰，并将它们安全地护送回基地。这则消息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不是虚构的，而是确实发生的事……我们并不怀疑麦肯因将军搜救两艘军舰的真实性，但是我们期望你们了解的是这样一个稀奇的事实：“在美国，救了两艘受损军舰就能获得勋章。”
美国人对一切救援行动，一切救助走投无路的人的行为总是非常感动的。如果一种勇敢的行为是为了救助“受害者”，那么这种行为就更被认为是一种英雄行为。然而按日本人的英勇气概来说则是要否定这种救助行为的。甚至我们在B-29型轰炸机和战斗机上装置安全设备也被他们斥之为“胆小鬼”。日本的报纸和无线电台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一论调。只有从容不迫地迎接死亡的危险才是美德，小心谨慎是可耻的。这也反映在如何对待伤员或疟疾患者的态度上。这些士兵不过是一堆损坏了的废物，而军中提供的医疗服务连维持有效的战斗力都不够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补给都陷入了困境，这就加剧了医护的不足，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原委。日本人对物质主义的轻蔑也起了作用。
日本士兵受到教育说：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如像我们美国人那样细心照顾病人被认为是与英雄主义相背的，这就像在轰炸机上配备救生装置一样。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习惯像美国人那样依赖内外科医生。在美国，人们对伤病员的关注远远胜过对其他胜利事业的关注，这一点就是在和平时期也常常受到那些来自欧洲国家的访问者的评头品足。对日本人来说这肯定是格格不入的。总之，在战争中，日本军队里没有训练一支有素质的救护队，以便从炮火下救援伤员，并进行急救；也没有一个由前线收容所、后方野战医院和远离战地的综合疗养院组成的医疗系统。他们对医疗用品补给的注意是很糟糕的。在某些危急情况下，那些住院的病人竟被简单地杀死了结。特别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日军经常不得不从驻有医院的地方撤退，但即使还来得及的话，也不及时地按常规程序把伤员转送到后方去。只有当部队实际上正在进行所谓“有计划撤退”或者敌人正在占领阵地时，才勉强做些处理。这时负责的医官常常在他离开之前用枪射杀住院的伤员，或让伤员自己用手榴弹自杀。
对伤病员的这种态度既然是日本人对待本国同胞的基本原则，那么，这一点对处理美军战俘上也起了同样重要的作用。按我们的标准来看，日本人不仅对战俘，而且对他们自己的同胞，也都是犯了虐待罪的。前菲律宾上校军医哈罗鲁得·格拉特里说，他作为战俘在台湾被监禁三年期间，“美军战俘所受到的医疗护理超过了日军士兵。俘虏营中的盟军军医可以照顾盟军俘虏，而日本人却一个军医都没有。有一段时间，日军给他们自己人治病的唯一的医务人员是一个下士，后来升了中士。”这位上校一年只能看到一两次日本军医。
比日本这种不计较伤亡人数思想更极端的就是他们的不投降主义。西方任何军队在尽了最大的努力后，发觉自己根本没有希望取得胜利的情况下都会向敌军投降。他们仍然觉得自己很光荣，而且根据国际协议，他们的名字会很快通报给他的祖国，以便让他们的家人知道他们还活着。无论是作为军人还是作为平民，他都不会觉得有任何愧对家族的地方。然而，日本人却不这么想。荣誉就是战斗至死。在没有任何希望的情况下，日本士兵应当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自杀或者赤手空拳冲入敌军进行自杀性的冲锋。他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投降。如果日本士兵由于受伤或丧失知觉而作了俘虏，那他就“再也没法在日本抬头做人了”。他丧失了名誉，那个以前的他就已经“死”了。
当然，日本军规中有上述的规定，但在前线却显然没必要再对此进行特别的教育。日军忠实实践着这条军纪，以致在北缅会战中，被俘者与战死者的比例为142比17166，也就是1比120.而且，这142名被俘者中，除少数以外，在被俘时都已负伤或已昏迷。一个人独自来或两三个人结伴来“投降”的情况就更少了。在西方国家里，有个公认的原则是如果阵亡者达到全军兵力的1/4或1/3时，这个仗就不值得再打下去了。投降者和阵亡者的比率大约是4比1.日本军队曾在霍兰迪亚首次大规模的投降之中，投降和阵亡的比率分别是1比5，这个比例同北缅的1比120相比起来，已经前进了很大的一步了。
因此，依日本人所见，仅仅是美国战俘投降的这件事已经足以让人感觉到无比可耻了。即便是没有受伤、没有得疟疾、赤痢等病，也已经成为一个废物了，根本没有再成为完人的机会了。很多美国战俘都坦白地说，在战俘营里非常危险的事情是大声笑，因为这会极大地刺激到战俘营里的看守。在日本人看来，做战俘是最令人感到可耻的，美国人竟然根本不懂这个，根本就是令人无法忍受的事情。除此之外，美国战俘不得不遵从的一些命令，也恰恰正是日本的军官对俘虏营的看守要求其一定要遵守的。日本看守们对于夜晚结合抑或是乘坐着那些拥挤的运输船只转移，早就已经习惯了。
虽然对于美国战俘，日本哨兵的要求只是不要公开的违抗其规定，要让美国战俘慢慢学会怎样将自己的违章行为进行隐藏，但是对于日本哨兵的管制，美国战俘还是觉得太过严苛。按规定，白天战俘们出去修路或者是在工厂做工的时候，不能从外面带回食物，可这个规定时常就是一纸空文。原因就是，只要将从外面带回来的蔬菜、水果偷偷藏在隐蔽的地方，不让上面察觉就可以了。可是，万一被发现了，那可就是犯下了逆天大罪，也就等于说是战俘公开挑战日本战俘的权威。公开地挑战权威的行为，即便是顶嘴，也是将会受到严苛的惩治的。何况，日本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十分讨厌“顶嘴”这种行为的，军队当中对于顶嘴的惩罚将会是更加严厉的。人们因为文化习俗的不同而对问题的处理方式也是不尽相同的。可是在战俘营中，对于“叛逆”和“恶迹”绝对是要严惩的。
尤其是在战争的初期，不少日本士兵都深信一点：只要被抓获，那么战俘一定要被敌军虐待的，甚至战俘还会被敌军杀掉。因此，日本人更加感觉战俘是十分可耻的了。日本民间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谣言，传言说美国军队的坦克都是从在瓜岛战役中投降的战俘的尸体上碾过的。还有一些日本的军人想要投降，但是美国军方对此表示怀疑，为了安全考虑，便将这些日本军人全部杀掉了，这样残忍的做法却得到了美国军方上层的肯定。能够跟敌人同归于尽，是一个视死如归的日本军人最大的骄傲。即便是被俘虏之后，他们也不会改变这样的想法。如同一日本战俘所言：“既然已经下定决心要为胜利的祭坛将自己奉献，那倘若在临死之前没有做出什么壮举，简直就等同于奇耻大辱了。”就是因为日军的这种思想，令美军更加警惕，也令日军不愿投降。
日本人的心里已经对于“投降是可耻的”这一思想打上了深深的烙樱尽管这跟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一般战争管理不同，但是日本人却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同样的，在日本人的眼里，我们的很多行为也是不可理喻的。他们会一脸惊异地说，竟然会有一些美军战俘要求将自己的名字通知美国政府，以便让家人得知自己还活着的消息，这简直太令人吃惊了。日军至少尚未想到美国军方会在巴丹半岛的战役中向日本投降，因为，日军原本以为美国人也会像他们一样奋战到最后一刻呢！他们对于美国人对战俘毫不感到耻辱一事，感到万分不能理解。
美日双方士兵在行为上最戏剧性的差异在于日军竟然会在被俘后与盟军展开合作。日军并不知道在这样的新环境之下应当怎么办。作为一名日本人，他已经没有任何名誉可言，他的政治生涯也已经结束了。一直到了战争即将结束的几个月前，才有极少数的人说：不管战争的结果是怎么样的，他们都希望能回到自己的国家。还有一些人要求将自己处死。他们说：“倘若这是你们规定所不允许的话，那么就让我来做一个模范的战俘。”
实际上，他们的表现比战俘要好：一部分老兵和多年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会将弹药库的位置指给我们，还会致谢说明日军兵力的部属，甚至会为美军写宣传文件，同美国飞行员乘坐一辆轰炸机去攻打军事目标，仿佛是他们的生命又揭开了崭新的篇章。尽管如今生活的内容与以往截然不同，但是此时此刻他们的信念却跟以往一样坚定不移。
诚然，不是所有的战俘都如此。并且，对于这些食古不化的人而言，无论最终的结果如何，最初就应当先让他们尝到一些甜头。因此，有一些美国军队指挥官很警惕，从来不会接受日本人主动提出来的帮助。更有甚者，在一些战俘营，美国军队完全不准备利用日军战俘可能提供的任何帮助。在那些接受日本军队战俘合作的战俘营中，一定要首先通过调查将原本的顾虑消除，之后再渐渐在对日本战俘产生好感的基础之上对他们建立信任感。
美国人并不期待每个战俘都能做出这样大幅度的转变，因为这与美军对日本战俘的认知很不相符。可是日本人的行为准则仿佛就是：只要认准了一条路，就一定要全力以赴，倘若是失败了，就自然而然地选择另外一条道路。那么，他们的这种行为方式会对美军管理战后日本战俘产生什么样的启发，抑或是这只是个别战俘身上才会出现的特殊情况呢？如同日本人在战时的其他特殊行为一般，战后他们引发了我们对于日本人生活方式的重新考量。这不仅仅涉及到日本人民赖以生存的环境、各种机制的运行方式，同时还涉及到日本人的行动习惯和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