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润年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炎帝研究的热潮已持续了十多年，突出表现为参与炎帝研究的专家学者多，学术活动多，研究成果多。反思现实是哲学的重要功能。利用这一功能反思一下炎帝研究热现象很有必要，其实这也是从宏观上对学术研究的经验总结和理性指导。
一、炎帝研究热的特点
在中国历史上的祭祀活动中，一直存在着重黄帝、轻炎帝的现象。“重黄轻炎”的价值取向不仅表现在官方的祭祀活动中，而且也影响到学术研究和民间祭祀。相对于这种历史背景而言，近十多年来炎帝研究热的出现本身就是个特点，因为它表征着“重黄轻炎”向“炎黄并重”的转变。具体说来，近十多年来的炎帝研究热有以下三个特点：
1.民间性
炎帝研究热以民间祭炎活动的普遍出现为前提，反过来又以学术研究活动支持着民间祭炎活动。诚然，一些地方的祭炎活动是以地方政府的名义进行的，包括学术研讨在内的炎帝文化节，也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这些现象都不能掩盖炎帝研究和祭炎活动的民本性或民间性本质。因为民间信仰、民俗文化、群众参与始终是祭炎活动和炎帝研究的基础。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上层祭黄，下层祭炎，或者说官方祭黄，民间祭炎的文化现象的出现。
2.经济性
开发旅游，招商引资，发展地方经济的初衷推动了祭炎热和炎帝研究热的兴起。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地方就明确提出了“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口号。由于这个口号把文化建设边缘化、工具化而引起一些人的批评，后来也就没有人明确这么讲了。可是，在炎帝文化活动包装下的经济目标并没有根本改变。这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活动的市场化运作机制不无关联，因而也是可以理解的。炎帝研究和祭炎活动的经济特征，不只表现为直接的经济利益追求，还表现为炎帝偶像的经济性质。按照民间传说和史料记述，炎帝和黄帝都可尊称为“人文始祖”。但是，他们的具体内涵又是有区别的。即黄帝被认为是开创了华夏族大一统局面的“政治始祖”，炎帝则被认为是发明农业、农具、手工业制品、医药、市场等的“经济始祖”。正因为如此，后世出现官方更重视黄帝，民间更重视炎帝的现象才不难理解。
3.寻根性
寻根问祖，不仅是学术层面的问题，更是广大群众的文化心理认同问题。中华民族是以汉民族为主融合各少数民族形成的。汉族源于华夏族。炎帝、黄帝为华夏族的始祖。所以，从血缘和文化上，就可以将中华民族溯源到炎黄。因而，“炎黄子孙”才成为汉族和许多少数民族的共识。对炎帝的尊崇、祭祀，在历史上虽没有对黄帝的尊崇、祭祀那么重视，但也有一些记载。如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中所说，神农最先懂得使用地力，种植五谷蔬菜，因而成为农业始祖，被尊奉为“地皇”。夏商以来，就开始有了祭祀农神，祈求五谷丰登的典礼。战国时，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史记·封禅书》，首开官方祭炎活动。据《旧唐书·礼仪志》载，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曾敕建三皇五帝庙祀神农。北宋刚一建立，宋太祖便让其官员寻访“炎帝陵”，在酃县（现湖南炎陵县）御祭，“三岁一举，率以为常”。曹敬庄：《炎帝与炎帝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3页。清朝康熙帝也派大臣到酃县的炎帝陵祭祀过。另有不少学者研究认为，炎帝故里和炎帝陵在陕西宝鸡。在历史上对炎黄二帝的“认祖”现象，不仅存在于华夏·汉民族，而且一些非华夏·汉民族亦予以认同。例如，春秋战国时期，地处长江上、中、下游的蜀、巴、楚和吴、越被中原称为蛮越，而此时也纷纷认同华夏，甚至自称黄帝、炎帝苗裔之正宗。霍彦儒：《炎黄二帝与中华民族凝聚力》，《汉文化多元文化与西部大开发》，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194-195、199页。从春秋战国的“炎黄苗裔”，司马迁的华夷诸族“共祖”，至今日的“炎黄子孙”，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炎黄二帝在中华民族中的“共祖”地位已被广泛认同。关于炎帝与黄帝的关系，学术界有不同观点，有人认为他们是同时代人，并且一起打过仗；也有人认为炎帝时代早于黄帝时代，这后一种观点越来越被更多的人们所接受。因此，人们寻根问祖的学术研究领域，已不能局限于黄帝时代，而更需要上溯到炎帝时代。
二、炎帝研究热的价值
人类活动都有目的性，目的性也就是关于意义或价值的诉求。那么，炎帝研究热的兴起有无价值，如果有，表现在哪些方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历史价值
炎帝是史前社会的人物，关于他的一系列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问题，长期以来只是些民间传说，即使先秦以来的史料记载，也是在传说的基础上形成的。传说虽然也有学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但毕竟还不属于科学的范畴，不能全信其无，亦不能全信其有。炎帝研究热兴起以来，专家学者们不但提出了许多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学术问题，如炎帝的故里，炎帝部族的迁徙路线，炎帝的发明创造，炎帝与黄帝的关系，炎帝与汉民族的关系，等等。在探讨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仅采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还将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地理学、哲学、伦理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及方法结合起来。这不仅开阔了视野，壮大了队伍，形成了合力，丰富了炎帝研究的成果，而且带动了各相关学科的发展。正如中国古代史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具有重要历史价值一样，研究夏以前的历史，包括炎帝时代的历史，无疑也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2．文化价值
炎帝研究热的兴起，带动了“炎黄文化”，特别是炎帝文化的研究，同时也推动了炎帝文化节的开展及旅游文化产品的开发，使文化与经济的联系更加密切。炎黄二帝不仅具有“共祖”象征的意义，而且具有文化象征的意义。因为，“炎黄二帝不仅是中国原始社会末期的重要历史人物，而且是中国古代文化、文明的一个符号、代号、象征。”张岱年：《炎帝黄帝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炎黄文化研究》1994年第1期。炎黄文化，在狭义上指的是炎帝与黄帝时代的中国文化；在广义上不仅指炎黄时代的文化，而且泛指中华文化，或者说，是中华文化一种形象的称谓。民间传说和历史记载炎黄二帝的许多发明创造，显然不可能是一人或一族所为，而是将多人或多族的发明创造集于炎、黄二帝一身。因而，炎、黄二帝所创造的文化就成为“华夷”文化的代表，而且越往后随着“华”、“夷”的相互同化、融合，这种由炎黄二帝所创造的“炎黄文化”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理念愈加明显。正因为如此，对炎黄或炎帝的研究，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史研究，具有明显的文化史价值，同时也带动了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
3.精神价值
炎帝研究以及由此所推动的炎帝文化活动，实际上起到了弘扬炎帝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的作用。关于炎帝精神，我曾概括为：“产生于炎帝时代，并被后世的人们所广泛认同的观念文化，其中包括趋向文明的文化心理、天人交胜的思维模式和功德一致的价值取向。这种精神或观念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源头及组成部分。”孔润年：《试析“炎帝精神”的涵义》，宝鸡市社科联编：《姜炎文化论》，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页。另有学者概括为：“敢为人先的实践精神，百折不挠的创造精神，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霍彦儒、郭天祥：《炎帝传》，陕西旅游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181页。还有学者概括为：“向往光明、奋发有为的自强精神，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献身精神，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的厚德精神，通神合天、怡情悦性的乐天精神。”陈望衡：《试论炎帝精神》，刘征主编：《炎帝文化与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98-102页。中华民族精神就是以炎帝、黄帝精神为源头发展、扩充而成的。“所谓中华民族精神，是指中华各民族在中华大地上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共同的社会实践中逐步所形成和发展的，为中华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接受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是中华民族的心理特征、文化传统、思想感情等的综合反映。”霍彦儒：《炎黄二帝与中华民族凝聚力》，《汉文化多元文化与西部大开发》，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194-195、199页。由于炎帝精神在中华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所以，研究炎帝文化，弘扬炎帝精神，对于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形成中华民族的共同信仰和凝聚力，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三、炎帝研究热的方法
任何一门科学，要想在研究中获得进展，必须要有方法上的创新和突破。科学研究方法具有层次性。对炎帝研究来说，既涉及哲学的方法和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又涉及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特殊方法。
1.哲学的方法
在中国现时代，最根本的哲学方法论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既为人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又为人们提供了认识整个世界，包括整个社会历史现象的科学方法论。比如，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指导下，人们在认识炎帝时代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认识炎帝时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即由认识那个时代的物质现象过渡到认识那个时代的精神现象。又比如，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由原始社会发展到文明社会的，这是一个漫长的时期，是在人民群众和杰出人物的共同努力下，才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这些基本理念，在最高层次上指导着人们对炎帝时代诸多问题的探讨。离开了这个前提，就不可能形成最基本的共识和问题，也无法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讨论。应该说，近十多年来的炎帝研究热，基本上是在唯物辩证法、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运行的。这一方法论原则必须更加自觉地继续坚持。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原则和方法，也是随着时代发展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而与时俱进的。因此，我们还要不断学习、不断创新，善于运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指导科学研究。
2.社会科学的方法
炎帝研究是诸多门社会科学都可以参与的课题，因此，社会科学中通行的研究方法，同样通行于炎帝研究。其中历史的方法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是两个根本的方法。所谓历史的方法，就是要求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把研究对象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中，特别是要放在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中去认识。炎帝时代还没有阶级社会才产生的那种政治现象，但是有其特殊的经济和文化条件，我们只有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而不是从脱离历史条件的主观猜想出发，才能科学地解决炎帝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所谓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就是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既要来源于实际，又要能应用于实际。对炎帝研究来说，就是要把忠实于历史事实与有益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比如，我们把概括炎帝精神与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结合起来；把纪念炎帝和研究炎帝的活动与旅游开发、招商引资、活跃群众文化生活、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这就是采用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
3.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方法
除了通行于各门社会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之外，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还都有独属于本学科的一些特殊研究方法。即使同一学科在研究不同的问题时，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不同的方法。这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方法论原则。炎帝研究，既是个历史学问题，同时又是个跨学科的综合性问题。从近十多年来的炎帝研究热来看，已经有包括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文艺学、伦理学、哲学等众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参与了炎帝研究，发表了相关学术成果。大家都对同一课题感兴趣，积极参与，相互启发、学习，对于开阔学术视野，推动炎帝研究的深入，无疑是可喜的现象。各个学科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也引入了各个学科的知识、成果和方法，大大丰富了炎帝研究的内容。从已有的研究成果及其动向来看，今后的炎帝研究，还要处理好几个关系：第一，民间化的炎帝与正统化的炎帝的关系；第二，地域化的炎帝与民族化的炎帝的关系；第三，民族化的炎帝与国际化的炎帝的关系。简言之，民间化的炎帝与民间传说、民间文化、民间信仰联系在一起；正统化的炎帝与谋求政治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地域化的炎帝与地域文化的研究和开发利用联系在一起；民族化的炎帝与中华民族寻根问祖的思想感情、心理需要和文化认同联系在一起；国际化的炎帝与海外华人的“认祖”感情以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和世界文化走向中国的历史大潮相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