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成玉
炎帝，即神农氏，是我国农业的始祖。我国地处温带，四季分明，尤其是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支流分布均匀，土质松软肥沃，非常适合农作物的生长。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所形成的农耕经济，孕育出我国特有的农耕文化。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的融合体。随着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民族的不断融合，质朴的农耕文化，又逐渐发展融会成为文明进步、丰富灿烂的华夏文化。现在，我国社会虽然已经进入以信息化为先导的现代化社会，但与农耕文化一脉相承的华夏文化，仍留有深深的农耕文化痕迹。
文化是一个涵盖面极其广泛的概念。人是万物之灵。人在自然界的一切活动和生存方式所形成的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都可视为文化。为了认识和分析的方便，不妨从文化结构入手。文化结构有两分说、三层次说、四层次说、六层次说几种。本文参考由张岱年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说法，采用四层次说进行论说。参见张岱年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汉字是中华文化的宝库。分析的依据主要是汉字所蕴含的文化信息。汉字是一种兼有形意的文字。汉字造字的理据，反映事物的具体表象和古人在造字时的理念、观念，而物象、理念、观念也正是直观的或深层的文化。由于这个问题很大，我们还只能粗线条地对农耕文化如何孕育、融会、发展成为华夏文化作简要地论述。
一、从物态文化层来看
物态文化是人的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生产活动是人类的基本活动。早期的生产工具和产品是人类最早的文化特征。新时期时代早期出土的生产工具，以磨制的石器为主，如石刀、石斧等，但很难确定这些生产工具是否用于农耕。能确定用于农耕的生产工具则是龙山文化中的蚌器。传说中的神农时期，也约在新石器时期。当时，蚌器是主要的农耕生产工具之一。蚌器作为生产工具，可以看作是龙山文化的主要代表。因此有的学者认为，“蚌器一般是龙山文化的特色”刘蕙孙：《中国文化史稿》，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
蚌器用于农耕生产，得到文字记载和文字本身的印证。《淮南子·氾论训》：“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高诱注：“蜃，大蛤，摩令利，用之耨。耨，除田秽也。”这个记载还得到甲骨文字的有力支持。蜃，甲骨文作“辰”，是一种大型的贝壳，用于农耕生产。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中认为：“辰与蜃在古当系一字。蜃字从虫，例当后起。……辰本耕器，故農、辱、蓐、槈诸字皆从辰。星名之从辰者，盖星象于农事大有攸关，古人多以耕器表彰之。”“辰”的初义是耕器，因而成为汉字表示农耕活动的主要构件。汉字中以“辰”为意符的字，如“農（农的繁体字）”、“辱”、“蓐”、“薅”、“槈”、“耨”、“鎒”、“晨”等，都与农耕活动有密切关系（按：以“辰”为声符的字，如振、娠等除外）。
“農”字从辰。《说文》：“農，耕也。”“農”字有“辳”等多种写法，但无论哪种写法，其中都有“辰”，“辰”是不可或缺的造字构件。“農”在古汉语中的基本意义就是农民、农耕或农业。
“槈”、“鎒”、“耨”等字是“辰”字的延伸和发展，都是农耕器具。《说文》：“槈，薅器也。……鎒，或作从金。”《说文系传》：“槈，薅器也。……臣锴曰：‘薅，音蒿。即耘田也。槈，其器也。’”《〈说文〉古本考》：“涛案：《一切经音义》卷八、卷廿一引作‘除田器也。’盖古本如是。除，读粪除之除，为除去田草也。”按：从以上解释看，“辰”，即蜃，大蛤的贝壳，是古人利用自然物作为农耕器具。“槈”，则是仿贝壳的形制而用木材加工制成的耕器，而鎒则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改木材为金属而加工制成的耕器。耨，从耒，耒也是耕器。槈、鎒两字中的木和金，是制作耕器的材料；耒则表示“耨”属农耕一类的器具。
辱，按字的形体结构分析，是以手（寸）持辰，表示耕作的行为。但《说文》解释为：“耻也。从寸在辰下。失耕时，于封畺上戮之也。辰者，农之时也，故房星为辰，田候也。”这个解释，虽然与农耕有联系，但是与字的形体结构不符。杨树达觉得不妥。他说：“余谓：辱者，槈之初字也。……必知辱为槈之初字者，《淮南子·氾论训》篇云：‘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高注云：‘蜃，大蛤，摩令利，用之耨。耨，除田秽也。’寻辰字，龟甲金文皆作蜃蛤之形，实蜃之初字，辱字从寸从辰，寸谓手，盖上古之世，尚无金铁，故手持摩锐之蜃以芸除秽草，所谓耨也。及后世文物改进，芸草之具不用蜃蛤而以金属为之，又以木为其柄，故于初字之辱，加金旁或木旁而有鎒、槈二文。”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释“辱”》，中华书局1983年版。按：杨的解释，从字形体结构来说，可以成立。但从“辱”的用法来看，《说文》的解释还是可取的。《说文》所解释的是“辱”的引申义。因为农耕活动，如果失时，将耽误一年的收成，罪莫大焉，所以必须在封疆上戮之以正法。这在农耕社会无疑是最大的耻辱。
晨，《说文》作“曟”。《说文》：“曟，房星，为民田时者。”《说文句读》：“参、辰皆为田时。《夏小正》可考也，而独系之者，曟，辰部说曰：‘民农时也。’又云：‘辰，房星，天时也。’辱下云：‘辰者，农之时也。’故房星为辰，田候也。《国语》亦曰：‘农祥晨正（按：见《国语·周语上》。韦昭注：“农祥，房星也。晨正，谓立春之日。晨中于午也，农事之候，故曰‘农祥’也。”）。盖曟从辰，故独以田时系之。’”《〈说文解字注〉笺》：“曟，古通作辰。”《说文》：“辰，震也。三月阳气动，雷电振，民农时也。物皆生。……辰，房星，天时也。”这些解释，集中到一点，曟，是从辰字引申发展而来的，是表示农耕季节的到来。
新石器时期的农作物品种，已有稻、粟、黍等，且已有相当的种植规模。反映这些农作物的文字在甲骨文中也已出现。其他，如衣、食、住、行等满足生活需要的物态文化，在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龙山文化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物态文化，应该说，是一切文化的基础。这是人在自然界谋求生存方式的最直接的反映。
二、从制度文化层来看
制度文化是人在社会活动中的各种行为规范，并为各种规范所制定的各种相应的制度。早期各种制度中，无不带有明显的农耕文化特色。如代表宗法统治的国家制度，即现在意义上的国家，古代用社稷表示。社，土神；稷，谷神。帝王诸侯每年都必须亲临祭祀社稷。汉班固《白虎通·社稷》：“王者所以有社稷何？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也。”拥有祭祀社稷的权利，是宗法统治的国家拥有权力的象征，因而社稷常常用来表示天子或诸侯所统治的国家。而“国家”一词在先秦则只表示诸侯所统治的行政区域，却不具有现在的国家意义。
表示现在国家的疆域义的字有“疆”、“界”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田亩界线的扩大，即人从事种植区域界线的扩大。疆、界等字，原义都是表示田亩的界线。
疆，《说文》作“畺”。《说文》：“畺，界也。从畕，三，其界画也。疆，畺或从土彊声。”王筠《说文释例》：“按，田与田比，中必有界，以一象之，而上下各有一者，田无穷，则界亦无穷，以两田见其毗连之意，以见田外之田无数也。”
界，《说文》：“界，境也。”段玉裁注：“引申为凡边境之称。界之言介也；介者，画也；画者，介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画之也。介、界，古今字。”
我国的历法，是典型的农耕文化的反映。我国民间通用的阴历，实际上就是农历，完全是为农耕服务的。从计时单位到二十四个节气，无不与农耕活动密切相关。“年”，《说文》：“年，谷熟也。”甲骨文像以人头载着禾稼之形，表示禾谷成熟，开始收获。《甲骨文字集释》卷七：董彦堂先生曰：“……卜辞中年的用途有二：一是年；一是受年、求年，就是后世‘祈谷’之祭。受年、受黍，年就是年谷丰登之义。在商代还没有把年作纪岁之用的，到了周代才把禾谷成熟一次改为一年，年字始含有岁祀之意。”
“时”的初义是季节季节的“季”，本义是兄弟中排行最末者。引申为一个季节的最末者，如季春、季夏等；又引申为季节，如春季、夏季。《说文》：“时，四时也。”段玉裁注：“本春秋冬夏之称。”在汉文化中，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都与农耕活动密切相关，分别表示农耕活动的四个时段：春天是播种的季节，夏天是除草耘田的季节，秋天是农作物收获的季节，冬天是收藏储备的季节。《墨子·三辩》：“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荀子·天论》：“繁启蕃长于春夏，蓄积收藏于秋冬。”
月，农历是按月球绕地球的周期为单位的，从朔至晦为一个周期，即一个月。这种计时单位与农耕活动密切相关。《吕氏春秋》的首篇从《孟春纪》开始到《季冬纪》共十二纪，后由礼家抄合为《礼记》的《月令》篇。其中把农事活动放在很重要的地位。在《孟春纪》中有“是月（按：正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仲春纪》中有“是月（按：二月）也，耕者少舍，……无作大事，以妨农功。”《季春纪》中有“是月（按：三月）也，……后妃斋戒，亲东乡躬桑。”《孟夏纪》中有“是月（按：四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劳农劝民，无或失时。”《仲夏纪》中有“是月（按：五月）也，……以祈谷实，农乃登粟。”《季夏纪》中有“是月（按：六月）也，土润溽暑，大雨时行，烧薙行水，利以杀草，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孟秋纪》中有“是月（按：七月）也，农乃升谷。”《仲秋纪》中有“是月（按：八月）也，……乃命有司，趣民收敛，务蓄菜，多积聚。乃劝种麦，无或失时。”《季秋纪》中有“是月（按：九月）也，申严号令。……命冢宰，农事备收，举五种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仓。”《孟冬纪》中有“是月（按：十月）也，……劳农夫以休息之。”《仲冬纪》中有“是月（按：十一月）也，农有不收藏者，……取之不诘。”《季冬纪》中有“是月（按：十二月）也，……令告民，出五种，命司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专于农民，无有所使。”这十二纪，陈奇猷认为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具体化。他说：“春夏秋冬四纪，显系春言生，夏言长，秋言收，冬言藏。每纪所系之文，亦皆配合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义。”陈奇猷：《吕氏春秋考释·孟春纪》注①，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这也足以说明，汉文化中的年、时、月等计时单位，是为农耕活动服务的。尤其是二十四节气，表示一年中气候的变化和农耕生产活动的关系，对农耕生产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是农历的最大特点。
至于“日”，是农耕活动最基本的计时单位。古人从事农业活动，一般以日出到日入为一个工作日。《庄子·让王》：“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乐府诗集·杂曲歌谣一·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这就是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以日出、日入为一个工作日的田园生活的写照。
我们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连男婚女嫁也有农耕文化的烙印。现在看来，单纯表示性别的“男”字，原意是耕种田地的劳力。《说文》：“男，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从力于田也。”婚嫁的“嫁”，也与农耕有关。嫁与稼同源。《说文》：“稼，禾之秀实为稼。”段玉裁注：“稼之言嫁也。《周礼·司稼》注曰：‘种谷曰稼，如嫁女以有所生也。’”《说文解字注笺》：“禾苗既长，移而种之，如嫁女然也。故曰：稼，家也。”古时男女举行婚礼的时间，都定在日落后三刻钟的黄昏时分。所以，婚礼的“婚”，本写作“昏”。因为黄昏时分，正是日落收工的时候。所以选择在这个时候举行婚礼，就是为了服从农耕活动的需要。《仪礼·士昏礼》目录郑玄注：“士娶妻之礼，以昏为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阳往而阴来，日入三商（刻）为昏。”郑玄是东汉人，用阴阳学说解释“昏”。而实际上在阴阳学说产生之前，古人就已把婚礼举行的时间安排在黄昏了。
三、从行为文化层来看
行为文化是在日常起居中所表现出来的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行为模式，一般以民族民风民俗的形式出现。《礼记·王制》：“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说文解字·后叙》：“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引文中的“异”，就是文化差异。这种差异都是因民族或所处地域的不同而长期形成的。但其形成的基础应该是物态文化，即农耕生产活动及其产品。虽然同是农耕生产，但所种之地有山区平原，广谷大川之分，因而“田畴异亩”；其产品有稻谷粟稷之异，因而“五味异和”；其他器械异制、衣冠异宜等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因不同地区的农耕生产活动而产生的行为模式的差别。
其中，最具民族或地域特色的莫过于语言。中国幅员辽阔，山河阻隔，交通不便，受地域局限的小农经济，有着明显的区域界限。不仅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而且不同的地区也有不同的方言。语言异声的情况普遍存在。在西汉时期，扬雄就曾编著《方言》一书。他手“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向“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问其异语”，调查整理，并参考蜀人严平林、闾鸿儒的一些已有研究成果，历时二十七年而成《方言》。杨雄：《答刘歆书》。
各民族或不同地区语言的差异，为历代文人所重视。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第一句话就明确指出：“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以来，固常然矣。”他还分析各地区言语的不同，与水土山川之异，即不同地区因地制宜的农耕活动差别密切相关。他说：“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谐，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这个分析中不仅谈到南北言语异声，而且还涉及到因民风和和受教育程度不同而产生的词语的差别。如南方“其辞多鄙俗”，北方“其辞多古语”。
我国长期以来是以农立国的社会，解放后虽然大力推广普通话，但广大地区的方言差别至今依然存在。语言，包括方言也是一种文化。我国地域广阔，方言非常复杂。大方言区中还有小方言区，小方言区中有更小的方言区，甚至隔一座山，隔一条河或溪，语言也有某些差别。这种差别也可以看作是不同地区的农耕文化的差别。
四、从心态文化层来看
心态文化层是指社会心理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前者是日常的精神状态和思想面貌；后者是经过加工的大众心态。由于农耕文化植根于农业经济，农民世世代代依附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年深日久便习惯并安心于故土，因而产生重乡土、轻迁徙、安天乐命的心理状态。
华夏文化因受农耕文化影响，总体上来说，很注重保护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地，乡土和区域观念都比较强。在古代，国家观念是乡土观念、区域观念的延伸和扩大。在我们长期形成的观念中，国家就是故土。“國”字早期就是一个表示区域概念的词。“中国”，在先秦时期，是表示中原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约从汉开始，才逐渐形成现在所具有的意思。
国，繁体字作“國”。《说文系传》：“國，邦也。从囗或声。臣锴曰：‘囗，其疆境也。或，亦域字。古或反。’”或，是“國”的古字。《说文》：“或，邦也。从囗戈以守其一。域，或从土。”段玉裁注：“盖或、國，在周时为古今字。古文祗有或字，既乃复制國字。以凡各有所守，皆得谓之或。”
按：《说文》是汉人编著的。“國”字中包含着两个“囗”，一在外，一在内。或字中的囗（wéi），已经是表示防守的区域疆界，后又再加一个囗，造一个國字。或、國，从文字上看，类似城墙套城墙。这种现象也反映在文字上。汉字中的“郭”，就是指外城，“城”就是指内城。类似城墙套城墙的现象，直到现在我们还能看到。如一些大的机关、企业、学校大院，院中套院的现象还时有所见。这种现象，在一定意义上，也可看作是农耕文化的痕迹。
在人文艺术方面，也可以看出农耕文化很深的影响。如民族乐器管弦的制作材料丝、竹，就是农产品。其所表现出来的悠扬、轻柔、飘忽的音质，与清秀的山川、绿色的田园完全融为一体。绘画艺术，也是以男耕女织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农耕活动最基本的内容，一是耕，一是织。在农耕社会，“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就有冻馁之虞。农耕是生活的基本保证。同时，艺术起源于劳动，美起源于生活。男耕女织的生产活动和相应的农耕生活必然会孕育出相应的绘画艺术。绘、画两字就包含着这方面的丰富信息。
“绘”的本义会集五彩的刺绣。《说文》：“绘，会五彩绣也。”《小尔雅·广训》：“杂彩曰绘。”《玉篇·糸部》：“绘，五采画也。”五彩刺绣的内容，一般都是五谷丰登或与农耕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实际上也就是纺织品上的绘画。王筠的《说文句读》参照《一切经音义》和《韵会》所引《说文》的解释，改《说文》的解释为：“五采曰绘，绘，画也。”把“绘”直接解释为画。
“画”的繁体字为“畫”，本义是画出田亩四周的界线。《说文》：“畫，界也，象田四界；聿（笔），所以画之也。”《〈说文解字注〉笺》：“画，区分之也。《左氏·襄四年传》：‘芒芒禹迹，画为九州。’从田，四旁象其界也。……引申为凡计画之称，又为画写物象之名。”“画写物象之名”，就是今天所说的绘画。可见，绘画两字的艺术含义，都是直接从农耕文化演化而来的。
很有意思的是，艺术的“艺”，也是从种植义演变而来的。艺，繁体字写作“藝”，也作“蓺”，本作“埶”。本义是种植。《说文》：“埶，穜也。”甲骨文的埶字，像人屈体下蹲，手持作物种植之形。古文字学家于省吾认为，表示种植的“埶”和艺术的“艺”，两字在词义上是一脉相承的。他说：“埶字……典籍作蓺或藝。埶之本义为种植草木而加以扶持。种植草木需要有一定的经验和技艺，故引申之，则为凡技艺之艺和艺术之艺的通义。”于省吾：《略论西周金文中六和八及其屯田制》，《考古》1964年第3期。
植根于农耕文化的华夏文化，光辉灿烂，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在改革开放，进入新世纪的今天，弘扬光辉灿烂的华夏文化，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为当今传承中华文化者的第一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