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日辉
神农氏是中华民族农业文明的肇始者，而炎帝神农氏则是神农氏族中最大贡献和最具影响力的杰出代表。我们还认为，每一处神农氏活动过的地方，祭祀的可能都是最有影响力或最后一位神农氏，而这些前前后后为中华民族作出过重要贡献的神农氏们，他们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逐渐被淡化，最终都被伟大的炎帝所替代，这便是各地炎帝神农氏的由来。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但从年代上讲，目前大多学者认为以距今5000年为下限，以黄帝为标准。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进展，这一年代有望提前。作为科学研究，为什么中华民族习惯上称为“炎黄”而不称其他，这就告诉我们，在肇启中华文明的过程中有着炎帝的杰出贡献，所以炎黄并称于世，缺一不可。因此，我们要给予炎帝足够的关注，惟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认同炎黄为一个整体的前提下，自称炎黄子孙，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团结海内外的华人华裔，为复兴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
一、炎帝与神农氏
我们说炎帝是中华文明的肇始者，这就涉及到一个有关文明时代的大问题。对于文明的界定有多种说法，其中比较通行的标准，即英国考古学家丹尼尔在《最初的文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一书中提出的：“一个称作文明的社会，必须具有下列三项中的两项：有五千以上居民的城市，文字，复杂的礼仪中心”。所以有学者将夏商作为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上限。其中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要数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中对人类社会三个时代，即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的划分。具体是：“低级野蛮社会始于制陶术的发明，终于下一期的开始。中级野蛮社会东半球始于动物的饲养，西半球始于用灌溉法种植玉蜀黍等作物以及使用土坯和石头来从事建筑，终于下一期的开始。高级野蛮社会始于冶铁术的发明和铁器的使用，终于下一期的开始”。在摩尔根的阶段划分中，运用这几个标准非常重要，也是他建立三个时代的基石。不过像“高级野蛮社会始于冶铁术的发明和铁器的使用”这样的标准，来对应中国的社会显然是不符合实情的，因为中国冶铁术的使用在春秋时期，大大晚于文字的使用。他对文明社会的结论是：“文明社会，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直到今天”(美)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0-12页。今天，指摩尔根完成《古代社会》的1864年前后。显而易见，摩尔根又将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作为文明的开始，这一概念被后来的很多学者所采纳。但是，人类在发展的历程中由于外部条件的制约与差异，造成了发展水平与速度的不尽相同。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佟柱臣先生曾在其220万字的巨著《中国新石器研究·结语》的最后一段话中说道：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江西万年仙人洞在距今一万一二千年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但是距今6000年前，台湾仍有大坌坑先陶文化。就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豫西二里头文化已经进入夏王朝，但是周围的马家窑文化、良渚文化、石峡文化，仍处于原始阶段。……虽然各大洲的历史有长有短，但是如果承认人类是从人猿转变而来的话，那么世界上现存各个人种的历史长度都是一样的，都是同样悠久的，只是生产方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佟柱臣：《中国新石器研究》，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1768页。
诚如先生所言，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一条基本规律。因此上溯到距今5000年前后，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达到我们今天的共识。李学勤先生指出：“中国古代文明是世界上有数的独立兴起的古代文明之一。……对于在考古学上如何判断一个文化是否属于文明时代的问题，恐怕也不能简单套用流行的界说”李学勤、郭志坤：《中国古史寻证》，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11页。李先生言之有理。现在一般学者都认为中国的文明时代是从距今5000年开始的。但是，这也是一个正在讨论中的问题，争论的聚焦点还是文明社会的标准问题。何星亮先生在讨论炎帝与中华文明关系时曾总结文明起源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阶级冲突理论；外部冲突理论；水利文明论；环境限制论；人口压力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探讨文明的起源不能主要根据文字，冶金术，政治组织等，而应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三个方面来探索”，他的主要观点是“文明源于农业革命”何星亮：《炎帝与中华文明的起源》，霍彦儒主编：《炎帝与汉民族论集》，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炎帝为神农氏，自然也就是中华文明社会的起源，是一批学者的观点。尤其在探讨炎帝时，都以神农氏发明农业生产为史实来认定这一文明的，包括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也是这样。中国是农业国家，中华文明离不开农业，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其一，炎帝是否就是神农氏，还是神农氏之后裔之神农氏；其二，炎帝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其年代距今多少年，即中华文明的上限年代。只有圆满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其他诸疑点也就迎刃而解了。
炎帝与神农是什么关系呢，邹衡先生认为：
古代传说中，通常把炎帝和所谓三皇中的神农氏等同起来。《世本·帝系》就“认为炎帝即神农氏”。《汉书·古今人表》也称：“炎帝神农氏”。其实，炎帝和神农氏是两个人，他们事迹有些相同，混同了，成一个人。年代也很不同，神农要早一些，炎帝晚一些，最终混成一个人邹衡：《炎帝的原生地究竟在哪里？》，霍彦儒主编：《炎帝与汉民族论集》，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
查《史记》明确记载炎帝与神农不是一个人。《史记·五帝本纪》记载：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豸区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这段记载十分明确，神农氏时期，或者说神农氏族无法控制当时各地所谓“诸侯”的叛离。特别是三大诸侯，或者说是炎帝、黄帝、蚩尤三大部。蚩尤为南方之战神，与本文讨论关系不大，兹从略。问题是如何来理解司马迁的记载。显而易见，在司马迁时代人们的认识是炎帝在黄帝之前，而且都在神农氏之后，炎黄只是在神农氏衰落之后才发展起来的。
另外，后在《封禅书》中亦有记载：
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虙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其后百余年，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
这里的记载也很清楚，神农氏是在炎黄之前。司马迁没有否定炎帝的存在，并且承认炎帝作为诸侯封禅泰山，再次表明炎帝的存在是历史事实。但是，到了班固写《汉书》时却把神农氏与炎帝合为一人，其《礼乐志》称：
《春秋》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传》曰：昭子问少昊氏鸟名何故，对曰：“吾祖也，我知之矣。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言郯子据少昊受黄帝，黄帝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昊，故先言黄帝，上及太昊。稽之于《易》，炮牺、神农、黄帝相继之世可知。……炎帝《易》曰：“炮牺氏没，神农氏作。”言共工伯而不王，虽有水德，非其序也。以火承木，故为炎帝。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
班固所依资料是《易·系辞》里的一段话。原文是：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以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田以渔盖取诸《离》。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
这是1979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周易》，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本子。据专家们考证，该帛书“抄在汉文帝初年”李学勤、郭志坤：《中国古史寻证》，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47页。汉文帝初年，即公元前175年左右。该《周易》是请人专门抄写后用于陪葬的，是当时通行的本子。司马迁距汉文帝年代不远，该本子应该说是见过的。因为他在《自序》中说：“《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这段话本见于《易·系辞下》，通行本是：
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
帛书《易·系辞》第五章与之相同。这说明司马迁是见过流行的帛书之类的《易》，并采信于《史记》当中，作为天下之“道”予以引用。
现在的问题是，司马迁没有将炎帝与神农氏合为一人，而是明确地指出神农氏之后才是炎、黄二帝，可见《易》的本意也是这样，司马迁只是做了文献上的疏理而已。另外，查《易》，也没有明确神农氏就是炎帝。只是说伏羲氏之后是神农，而神农教人稼穑，交易为市等。神农氏没而黄帝、尧、舜作。细读《易》文，可以明确伏羲、神农、黄帝各代表一个时代。而《史记》所记载是炎帝与黄帝同属于一个时代，所以才有诸多典籍记载黄帝大战炎帝于阪泉之野的历史记载。
其实司马迁的记载也是有本可寻的。他说：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史记·五帝本纪》。
我们知道，司马迁是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班固评论他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通过对《史记》及司马迁的了解，可以看出司马迁在炎帝是否就是神农氏的问题上态度是严谨的。尽管他承认炎帝存在，并且在黄帝之先，但没有认同炎帝就是神农氏。由于资料不丰富，就连《五帝本纪》中黄帝也是“择其言尤雅者”整合而成。因此东汉张衡曾上书汉顺帝说要将三皇补入《史记》，但没有成功。这是中国传统的史学观的体现。传统的史学观是注重大一统，黄帝是大一统的领袖，因此由他开国纪事符合帝王兴衰时代替接规律，而炎帝是战败者，因此少笔屈尊。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代表着胜利者的思想，这在《汉书·古今人表》中体现得十分明确。
炎帝的存在是历史事实，但为何又与神农氏成为一人。仔细考察，道理也很简单。《帝王世纪》的一段记载很能说明问题。称：
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虫乔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农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氏焉。
按照该书的记载，神农氏是姜姓，而炎帝是神农氏的儿子，长于姜水，因以为氏。炎帝壮大后袭其父神农氏之号，作为神农氏的接班人，成为了新一代的神农氏。因此，后人才得其称之为“神农氏”，这正是“炎帝神农氏”的由来。由于年代的久远，及炎帝影响力的增大，其老的神农氏逐渐被人们所淡忘，继而代之的炎帝便名正言顺地成为世代相传的神农氏了。这在《帝王世纪》中讲得很明白，曰：
神农氏衰，黄帝修德化民，诸侯归之。黄帝于是乃扰驯猛兽，与神农氏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克之。
从这段记载看，明显是有两个神农氏，一个是势落衰败的神农氏，一个是与黄帝三战而败的盛强神农氏。可以想见，势衰的神农氏是无法与黄帝相抗衡的，更何况是“三战”。显而易见，这个神农氏就是前辈之神农氏，或者是原来具有权威的神农氏，而与黄帝大战者正是原神农氏势衰后新兴的炎帝神农氏，也就是今天人们议论最多的炎帝神农氏。
二、神农氏与炎帝
通过上面的考辨，我们得知炎帝神农氏是神农氏的延续和发展，因此，我们看到的大量的有关神农氏及炎帝对农业文明的贡献也就顺理成章了。炎帝作为神农氏的后裔农耕部落的领袖，他继承和发展了该氏族注重农业文明的优良传统，因而被称之为“神农氏”。其实，所谓神农氏之“神农”，也是历史上人们对他所作贡献的褒奖，所以又被誉为农耕之神，这在历史典籍中多有记载：
谓之神农何？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故谓之神农也班固：《白虎通》。
庖牺氏设，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周易·系辞下》。
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斧斤，为耒耜钅且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逸周书·尝麦篇》。
神农之时，甘雨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淮南子·主术训》。
神农氏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管子·轻重戊》。
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庄子·盗跖》。
神农之世，公耕而食，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商君书·画策》。
神农理天下，欲雨则雨，五日为行雨，旬为谷雨，旬五日为时雨，正四时之制，万物咸利，故谓之神农《尸子·重治篇》。
神农之数：一谷不登，减一谷，谷之法十倍。二谷不登，减二谷，谷之法再十倍。夷疏满之，无食者予之陈，无种者贷之新《管子·揆度》。
神农之教：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织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亲耕，妻亲织，所以见致民利也《吕氏春秋·爱类》。
神农之禁：春夏之所生，不伤不害《六韬·虎韬》。
神农之法：丈夫丁壮不耕，天下有受饥者：妇人当年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文子·上义》。
上引典籍充分说明以炎帝为最后代表的神农氏，在发展中华民族农耕文化方面作出了种种不朽的成就。但是，这其中有不少是先民们长期生产生活的实践，也有其他氏族的发明创造，但都归功于炎帝，如《神农书》、《神农之教》、《神农之禁》、《神农兵法》、《神农本草经》、《神农教田相土耕种》等，就是最好的说明。
从年代上讲，有专家认为炎黄是不同的两个时代，“炎帝尚无铜器，黄帝却已有铜器了，他们代表着两个不同时代；炎帝时代大概是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和铜石并用时代的早期”张正明：《炎帝散论》，霍彦儒主编：《炎帝与汉民族论集》，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这一说法自有道理，但不确切。这是因为神农氏与黄帝确实不属于一个时期，但是，炎帝与黄帝却是同时期的两大氏族的首领，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神农氏与黄帝不在同一时期是有根据的，不但有文献的支持（前边已经指出），而且也得到了考古资料的印证。
目前，我们考察炎帝的年代，是以炎帝的发祥地陕西省宝鸡市的考古发现为标准，而考古资料给出的年代均早于距今5000年。这是以北首岭为代表的。北首岭位于宝鸡市区东北部金陵河西岸的台地上，高出河床20多米。遗址南距渭河2公里，中心面积为25000多平方米，共发掘房屋23座，窖穴15个，墓葬439座，生产工具，生活用具1700多件陕西考古学会编：《陕西考古重大发现（1949-1984）》，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页。北首岭为新石器时代遗址，最早距今7100年，最晚距今57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工作队：《一九七七年度宝鸡北首岭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第2期。作为宝鸡地区的北首岭遗址，已经被专家们认定与炎帝息息相关。考古大家石兴邦先生认为：第一，炎帝部落是以渭水河谷为中心，逐步向四周相邻地区发展。第二，距今6000—5000年，从渭水流域向东发展，进入黄河中游与下游的河济之间与以海岱地区为中心的两昊集团相接触，斗争融合，形成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原始共同体。第三，在距今6000—5000年一支向黄河上游及甘肃地区和四川西北一带发展，形成氐羌部落集团。第四，这些地区和民族，以农业经济为主，并部分兼营牧业。炎帝族以粟作为主，多在广袤肥沃的黄土高原河谷原野石兴邦：《有关炎帝文化的几个问题》，《神农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9页。石先生是当今考古界一代大师，他的看法具有权威性。值得注意的是石先生将炎帝定在距今6000—5000年之间，而且是从渭水流域壮大后向东和周边发展的，并形成了三代文明和氐羌部落集团。葛文华先生则认为：
北首岭考古文化年代与我们推断的炎帝的年代相当。根据碳14年代测定，北首岭早期距今6970±145—7100±140；中期距今6120±140年—6790±145年；晚期距今5745±110年—6035±140年葛文华：《北首岭仰韶文化与炎帝的踪迹》，《炎帝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
葛文华先生认为炎帝的年代在距今7000—5700年之间。张序民先生持有相同的观点，不过他主要指的是炎帝成长壮大的时间，这一点与石兴邦先生、葛文华先生的看法有所不同。他说：
姜水是炎帝族的发源地，姜水的地望在今宝鸡境内，宝鸡的炎帝应是创业阶段的炎帝。……考古证明宝鸡新石器时代的先民群其生息与繁衍的时间正是距今7000—5700年左右的1000多年时间内，这与历史传说“炎帝以姜水成”（成长壮大）的时间相符合张序民：《宝鸡：炎帝族之源》，《寻根》1997年第1期。
而张天恩先生则认为神农时代应始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结束在仰韶早期，即10000—6000多年之间。他提出：
仰韶早期的半坡类型绝对年代为距今6970—6240年，取一个中间数6500年左右，作为黄帝取代神农氏的时间，那么，我国上古史上限，以母系为特征，以发明农业为标志的神农时代，从距今约一万年的时候开始，经历了大约3500年的漫长岁月张天恩：《神农时代及其他》，《炎帝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如果以距今10000年作为神农氏的开始，那么，到距今5000年前文献所记载的炎黄二帝大战，之间有长达5000年的发展过程。由此可见，从神农氏到炎帝时代的确经历了一段相当漫长的岁月。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考古资料与文献如何相对应的问题。
以现有的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对比分析，并考察其历史发展的轨迹，可以认定神农氏早于黄帝是不争的事实；而炎帝神农氏与黄帝同时也是不争的事实。《逸周书·尝麦》篇称：
王若曰：宗掩、大正，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末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
赤帝就是炎帝。可见有关炎、黄的历史记载至少在周初成王时期就已经得到了认同，同时说明在西周时期存在着炎帝与黄帝的官方记载。如果不是同一个时代，则何来的炎黄大战。问题是神农氏作为古老的氏族其时间跨度较长，大体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一直延续的黄帝时期，所以才造成了与黄帝年代对接的不合。
另外，以炎帝为代表的神农氏与黄帝同处于一个时代，而且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是不争的事实。这在历史典籍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如《国语·晋语》载：
昔少典娶于有虫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城。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这是季子劝重耳的一段话。季子与重耳都是姬姓，黄帝的后裔，他们对自己的历史应该是清楚的。所以，《帝王世纪》称：
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虫乔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农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氏焉。
黄帝，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附宝，孕二十四月，生黄帝于寿丘。长于姬水，有圣德。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以为名，又以为号。
这段关于炎黄发祥地和最早生活区域的记载，受到历代史学家的重视。《水经·渭水注》考证说：
岐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按《世本》，炎帝姜姓。《帝王世纪》曰：“神农氏，姜姓，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长于姜水。”
通过文献与考古资料的比对，可以认定炎黄发祥于同一地域，从大的方面讲在祖国的几何中心地区，从小的方面讲就在渭水中上游流域。所以姜姬二族世世通婚共同发展，形成了早于其他文化的炎黄文化，并发展为中华文化之根，而且已经得到了考古学上的佐证。安志敏先生指出：在人类发展史上，“特别是中国的黄河流域，是世界古代文化中心之一”安志敏：《中国西部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而渭水又是黄河流域古文明的源头之一。渭水流域孕育了华夏族的主干炎黄集团，而炎黄集团又是中华民族的主干，尽管这个形成有八千年前融合说，或是六七千年前融合说③佟柱臣：《从考古学上看中华民族的融合与统一》，《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但是作为融合的代表炎黄，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③。对此霍彦儒、景天勋二先生认为：
姬姜二族经过炎黄时代、先周、西周时期长达4000多年“地缘”、“血缘”、“业缘”的融合发展，逐渐形成了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经济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缔造了华夏族霍彦儒、景天勋：《姬姜二族的“三缘”关系》，《寻根》1997年第1期。
诚如所言，以炎黄为主体的华夏族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融合过程，代表便是炎黄二帝。作为信史，假如我们用5000年的标准来衡量炎帝是否为文明的肇始者，确实存在着年代上差异。也就是说，用5000年的标准可以将炎帝排除在肇始文明之外，对于这样的结论我们是不能赞同的，因为炎黄是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一个整体，不能以此为限，不能人为地割裂开来，况且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深入，中华文明的年代完全有可能超越5000年。因此，我个人认为今天人们所说的炎帝神农氏，实际上是神农氏（即几代、几世）延续记忆下的最具代表性的最大贡献的和最具影响力的一位首领。我们还认为，在神农氏活动过的地方，凡是受到祭祀的可能都是最有影响力或最后一位神农氏，而这些前前后后为中华民族作出过重要贡献的神农氏们，他们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被淡化，逐渐被伟大的炎帝所替代，这便是各地炎帝神农氏的由来，同时也是神农氏与炎帝神农氏混为一谈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