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宝鸡炎帝研究会
宝鸡是炎帝的原生地。
宝鸡是姜炎文化的发祥地。
宝鸡是中国文化、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巍巍秦岭，滔滔渭水。在中国陕西八百里秦川的西部，大自然孕育了一块神奇而富饶的土地，她，就是以“鸣鸡之瑞”而命名的宝鸡（古称陈仓）。历史传说，约在距今5000年前的原始社会，宝鸡渭水流域的姜水，生息着一个古老的氏族部落——姜炎族，诞生了一位伟大的人物，他，就是被后世人称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炎帝。
文献典籍有记载
《国语·晋语》载：“昔少典娶于有虫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国语》相传为春秋末左丘明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这是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记载炎帝、黄帝诞生地的一条史料。
《竹书纪年》载：炎帝“育于姜水，故以姜为姓。”此书为先秦的编年体史书，为战国时期魏国史官编录。
随后在较有影响的《帝王世纪》、《史记·补三皇本纪》等史书中，也都有基本一致的记载。《帝王世纪》载：“炎帝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虫乔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正妃。游于华山之阳，有神农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氏焉”。“华山之阳”的“华山”，在此泛指秦岭；“阳”是指秦岭的南面。《补三皇本纪》亦载：“长于姜水，因以为姓”。
姜水何在？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渭水注》中说：“岐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水经注》是我国古代一部很有影响的历史地理著作。郦氏在这里很明确地指出，姜水为今宝鸡渭水流域的一条支流。明、清之际的《大明一统志》、《凤翔府志》、《宝鸡县志》等志书均记载“姜水”是指今宝鸡市区渭河南的“清姜河”，“姜氏城”是指今“姜城堡”。经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考证，认为：“姜城堡附近却有很好的彩陶艺术，在我国历史的黎明时期就有人类居住。毫无疑问，姜城堡和清姜河的名字，以及很特别的神农庙……全像是渊源有自，并非后人的臆造……姜姓所居旧地，可能性也大。”③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说得更为明确。他说：“所谓‘炎帝以姜水成’，我们可以理解为炎帝族最早活动的地方在姜水。古之姜水，据《水经·渭水注》所载是在姜氏城南，即今岐山县周原一带，但不知道确定地点。不过，《大明一统志》：凤翔府宝鸡县南七里有姜氏城，城南也有姜水，此姜氏城今名姜城堡，往南即益门堡，堡西有一水名今仍名清姜河。古代传说，本来难得考实。以上两说孰是孰非，不必过于拘泥。但总是在凤翔府地，即今宝鸡市区之内。”邹衡：《漫谈姜炎文化》，《炎帝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姜城堡为新石器遗址，1958年公布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实际上，姜炎族在宝鸡的最早故居是在今清姜河流域。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有一部分迁居今岐山、扶风一带，所以，在这里也出现了带“姜”的水名和城名，即“姜水”和“姜氏城”。有研究者考证认为，在今宝鸡市区渭河和清姜河的交汇地带，曾发现过多件刘家文化（姜炎文化）的典型器物——高领袋足鬲。据测定，这比在岐山、扶风境内发现的同类器物要早。这说明岐山、扶风境内出现的刘家文化是宝鸡市区姜炎族向东迁徙、推进的结果。
正因为炎帝诞生于今宝鸡地区，所以，历史传说早在黄帝时代，宝鸡地区就开始了对炎帝的祭祀。《路史·后记》记载：“黄帝所崇炎之祠于陈”。罗萍注说：“黄帝所崇疑在陈仓”。《史记·封禅书》记载：“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吴阳”是指今宝鸡市区北的吴山（今陈仓区境内）之南面，即今凤翔的“三畤原”。从此，秦国开创了以朝廷名义祭祀炎帝、黄帝的先例。迄今为止，这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有关这方面内容的文献记录。自此以后，宝鸡祭祀炎帝相沿成习，经久不衰。西汉时期，汉高祖刘邦自称“赤（炎）帝之子”，设“畤”祭祀炎帝及黄帝、青帝、白帝、黑帝。这种祭俗一直延至汉武帝。汉武帝在位期间，曾多次到“雍”地设“畤”祭祀“五帝”。隋唐以降，宝鸡地区开始了设庙宇祭祀炎帝和黄帝。
考古发现有证据
研究表明，炎帝为新石器晚期的人物，距今大约在5000年左右。其社会性质是母系向父系的过渡时期，其考古学文化类型是属于仰韶文化。据近年来的文物普查显示，宝鸡渭河流域有700余处旧、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存，仅市区2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就有距今8000－4000年的先民遗址80余处。从已发掘的关（官）桃（道）园、北首岭、福临堡和石嘴头等遗址看，其序列完整，真实地反映了新石器时代的宝鸡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先民的社会组织和生产、生活情况。再加上宝鸡又有得天独厚、适合远古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这些正好说明宝鸡地区“在我国历史的黎明时期就有人居住”③，生息着一个较大的原始先民群。
关桃园遗址据测，距今已有8000年左右的历史。除了发现大量的陶器之外，特别是发现了数十件骨耜。这是在黄河流域的第一次发现。骨耜的出土，说明宝鸡地区原始农业的出现至迟可以推进到8000年以前。美国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曾在分析了黄河中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后说，这里正是仰韶文化的集中区，拥有适应于新石器革命的自然条件，宝鸡地区应是新石器革命最理想的地区。关桃园遗址的发现不仅证实了张光直先生的论断，同时，也印证了历史学家陈连开先生的预言：“随着时间推进，有理由期待，在宝鸡秦川地区还可能有更惊人的发现，来说明这一地区是中国旱地农业起源最早的地区之一。”陈连开：《宝鸡秦川地区在中华民族一体格局中地位和影响》，宝鸡市社科联：《姜炎文化论》，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由此可见，宝鸡地区的仰韶文化（姜炎文化）是在关桃园等前仰韶文化（老官台文化，亦称“前姜炎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姜炎文化的孕育、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土壤。
北首岭和福临堡遗址均属于仰韶文化遗址。北首岭遗址位于宝鸡市区渭河支流金陵河西岸的二级台阶上。福临堡遗址位于宝鸡市西郊，渭河北岸的第二阶黄土台阶上。这两处遗址都是陕西省人民政府于1957年公布的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若将这两处考古资料与有关炎帝的历史文献记载相印证，我们便会发现它们之间有颇多的吻合之处。其一，所处时代基本一致。北首岭遗址经过了仰韶文化早、中、晚三期，距今约为7000－5700年；福临堡遗址经过了仰韶文化的中、晚期，稍晚于北首岭遗址。它们与炎帝“生活于仰韶文化的晚期之前”，即6000－5000年，是基本符合的。其二，所处时代特征基本一致。北首岭遗址居址叠压，村落形制具有相当的规模，总面积达六万平方米，文化堆积达四米以上，上、中、下三层，连续、相承性明显。其遗存基本上都是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说明北首岭原始先民的生产活动，已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福临堡遗址分为三期，各期文化面貌，特别是陶器，均有比较显著的特点，又有一定的继承性，在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内，文化发展序列几乎从未中断。从发掘出土的生产工具中，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约占88%，与相距较近的北首岭遗址发现的、与农业有关的生产工具占74%相比，福临堡原始先民的农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饲养、渔猎经济只占次要地位，是过着以农耕为主的定居生活。此外，在福临堡遗址，还发现了其他众多的遗物和遗迹，如形体较大的盛器缸、瓮、罐，较大较多的袋状窖穴，带小龛和内室的房子，粟粒的遗迹，用于贮藏的子母坑等。大型贮藏设施和较大器物的大量增加，与农产品出现富余有直接的关系。这也从另一方面显示了福临堡原始先民农业的进步。其三，从北首岭、福临堡等遗址发现的剩余产品来看，与炎帝所处的母系向父系过渡的社会形态是大体相同的。在这一时期，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带来了更多的剩余产品，导致贫富分化，等级差别出现；同时，男子在氏族中的地位也逐渐提高。如福临堡遗址中的一个陶壶内置大石斧两件。斧、钺在古代是有特殊意义之物，被认为是权势的象征。这两件大石斧，说明在福临堡原始先民中已有了权威人物。在福临堡遗址中，还发现了陶祖和石祖，意味着这里已出现了对男性的崇拜，男子在社会生活中有了较高的地位。同时，这种现象也说明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已成过去，父系家庭已经成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122-131页；宝鸡考古工作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工作站编著《宝鸡福临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195页。
如果将以上考古资料与古籍中有关炎帝“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为市”，“作陶、冶斧斤”，“神农始教民播种五谷”，“耕而作陶”，“耕而食，织而衣”等记载加以相互印证，我们便会清楚地看到，这里生活的原始先民群不是别的，就是“以姜水成”的、以炎帝为首的、且以农立族的姜炎族。如河南大学教授唐嘉弘先生在《炎帝传说考述》一文中所说：“如果从传说时代到古代的历史实际考虑，宝鸡地区及其毗邻地区确实出现许多不同的共同体……其中主要的氏族部落当为姜炎族系，其中的主要文化当为姜炎文化。”唐嘉弘：《炎帝传说考述——兼论姜炎文化的源流》，郑杰祥主编《炎黄汇典·文论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36页。
习俗传说有渊源
宝鸡渭河流域从上古流传、积淀下来的生活习俗丰富多彩。考察其渊源，多与生息于这块土地上的姜炎族的生活习俗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承续关系。当然，随着社会的演进，文明的进步，有些习俗消失了，如“燔柴祭天”；有些习俗已改变了原有形式和内容，如“傩舞”；但有些习俗至今仍然保留于民间，如“祭炎”、“崇火”、“尚红”等等。
祭祀炎帝活动在宝鸡民间由来已久，相沿成习。传说农历正月十一是炎帝的诞生日，七月初七是炎帝的忌日。在每年的这两天，渭滨、金台两区四乡八村的群众就来到神农庙、先农坛、炎帝陵、炎帝祠等处，焚香叩拜，烧“香山”、耍“火龙”，唱大戏。七月初七的炎帝忌日，祭祀活动在天台山要延续一个多月。凤翔县槐原村和陈仓区桥镇在每年农历正月二十六、三月二十都要举办祭祀炎帝之母女登的庙会，届时要踩高跷、点排灯，以祭祀炎帝之母和炎帝。徐旭生先生20世纪30年代在宝鸡考古时就发现，宝鸡渭水附近，还供奉着一个高四五尺，仅有头、无身躯的“大头爷”的“农神”。
炎帝以“火师而火名”，所以，崇火（即崇炎帝）的习俗和礼仪，就在宝鸡长期的流传下来，至今仍很盛行。如闹社火、祭火神、放焰火、举办火龙会、用火避邪祛病等等。可以说“崇火、祭火”已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由“崇火”衍生出的“尚红”习俗也是很流行的。因为红是火的颜色，尚红即尚火，所以，宝鸡人自古以来就有爱红、尚红的喜好。比如，在结婚或春节，全是以红为主色。新娘里外上下一身红，新郎披红、系红带；春节家里家外挂红灯、挂红布、贴对联，图个红红火火，热热闹闹。从民俗学的角度看，这不能不与姜炎族的崇火、尚红习俗有关。
有关炎帝的民间传说在宝鸡也是很流行的。例如，在宝鸡市区周围，世代相传有任姒（女登、安登）感神龙首而生炎帝于濛峪沟，长于瓦峪，沐浴九龙泉，神鸟送嘉谷而发明种子，炎帝遍尝百草而发明医药，误尝火焰子，葬于天台山，炎黄结盟战蚩尤等故事。炎帝为“太阳之神”、“农业之神”、“医药之神”的生动传说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传说是历史的影子。正如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所说：“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史学家林剑鸣先生亦说：“像神农氏这样久远、古老的传说背后，一定隐藏着、蕴含着远古时代大量的、真实的历史。”林剑鸣：《神农氏·炎帝·序》，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可见，宝鸡大量与炎帝有关的民俗事像、传说故事无不是渊源有自，一定有着炎帝的历史“素地”。
黄帝姬水有佐证
从《国语》、《史记》等史书我们知道，炎帝、黄帝同为“少典之子”，具有同宗同祖的血缘关系。在《新书》、《五帝德》、《帝王世纪》等古籍中还记载炎帝、黄帝是同父母兄弟，或是同父异母兄弟。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炎帝、黄帝均为“少典之子”是无疑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少典之子”，并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所说的父子关系，而是说“后面这两个氏族由少典氏族分出，不是说这两位帝是少典个人的儿子。”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页。炎帝、黄帝既然是从少典氏族中分出的两个支族，并有着同宗同祖的血缘关系，那么，在当时交通极不发达的原始社会，其通婚（当时为族外婚）氏族的生息之地必是在相邻或相近的一地之内。《国语·晋语》载：“黄帝以姬水成”。“姬水”地望在何处？历代史书无明确记载。现在，一般学者认为，是指从今麟游流出而南流入渭河的漆水河（在今武功县境内，历史上属宝鸡市管辖）。“姬”“漆”谐音。所以，宝鸡亦是黄帝从渭水上游东迁的第一个居地。对此，何光岳先生在《炎黄源流史》一书中作了具体的考证。他认为：“黄帝轩辕氏的居地为姬水，以姬为姓。姬与岐同音，即今陕西岐山县南横水河（实际是指今横水与雍水相汇于岐山而形成的氵韦（沮）水，俗名称“后河”。氵韦水东南流经扶风、武功而入漆水河—引者注）。而神农氏所居的姜水则在今宝鸡南七里的姜氏城，今名姜城堡。城南有姜水。相传神农氏妃有虫乔氏曾居住于此。则姬水、姜水相邻，正合炎黄双胞族之说。”
当然，我们说宝鸡为黄帝东迁的“第一个”居住地，还有其他史料作依据。《史记》载，周人始祖弃曾被封于其母姜嫄的封地“邰”。邰在漆水河之畔。所以，古漆水为周人的发源地。这里分布有众多的郑家坡类型的先周文化。我们知道，黄帝为姬姓，周人亦为姬姓。传说周人为黄帝的后裔。那么，后裔居始祖之居地也在情理之中。《水经·渭水注》载：“应劭曰：‘县氏陈山。’姚睦曰：‘黄帝都陈，言在此。’”“陈山”即“陈仓山”。传说黄帝的臣子岐伯为药圣，当年岐伯生活的岐阳村现在仍在。经专家考证这里确为岐伯“尝味草木，宣荣疗疾”之地。传说黄帝的另一个臣子大鸿也“葬雍”。“雍”为今凤翔地区。《史记·封禅书》记载的秦灵公设“上畤”祭黄帝的“吴山之阳”，也距漆水河不远。从地缘关系看，黄帝的另一个重要活动场所即黄帝见广成子的崆峒山（今甘肃平凉市）亦距宝鸡不远。《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崩，葬桥山。”宝鸡距桥山（今黄陵县）仅有二三百公里的路程。所以，刘起釒于先生在《姬姜与氐羌的渊源关系》一文中说：“黄帝族在未向中原发展以前的居住活动地区，就在东起渭水北境，自陕西中部，西迄甘肃之境的地域。”这种“黄帝族发祥于渭北黄土高原”张岂之：《黄帝与陕西黄土高原》，郑杰祥主编《炎黄汇典·文论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75页。的观点可以说已成为大多数专家学者的共识。
正因为炎帝、黄帝是两个具有血缘、地缘、业缘关系的双胞族，所以，他们才建立了长达四千余年姬姜婚姻关系。在东迁时也是形影不离，相随同行。徐旭生先生说，看古代关于姬姓传说流传的地方，可以推断黄帝氏族的发祥地，与发祥在陕西西部的炎帝氏族的居住地“相距并不很远”。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既然如此，那么，与黄帝“相济（挤）”的炎帝出生于宝鸡渭水流域的姜水也就毫无疑问了。
炎帝宝鸡有裔族
由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姜炎族开始向外迁徙，一支向西往黄河上游及甘肃地区与今四川西北发展，一支顺渭水东下，再沿黄河南岸迁往中原，一支仍留居宝鸡及秦川地区继续发展。据史料记载，留居宝鸡及秦川地区的裔族有：有邰氏、列山氏（骊山氏）、莱氏族、戏氏族、殳氏族、延氏族、夸父氏族、太岳氏族、孤竹氏族、灵氏族、并氏族、彤鱼氏、午氏族、丙氏族、赤氏族、信氏族、井氏族、箕氏族、互（氐）人氏族、许氏族、甘氏族、姜戎族，以及弓鱼、方、函、邓等方国。这些氏族和方国有些一直延续到夏商周时期。在这些氏族中，比较著名和延续时间较长的是太岳（四岳）、有邰及太岳的后裔姜太公一支。太岳亦称大岳，此氏族原居地在今宝鸡市区一带。太岳之名是因姜姓之裔伯夷曾居于吴山，成为姜氏部族祭祀吴山神的大祭司而得名。伯夷的后代又分化出四个分支而又称四岳。《国语·郑语下》记载：“……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命以侯伯，赐姓曰姜”。伯夷因佐禹治水有功而被封于吕，并复赐以祖姓“姜”，以绍炎帝之后。有邰氏地处今扶风姜嫄村一带。《说文解字》说：邰为“炎帝之后，姜姓所封周弃外家国。从邑、台声，右扶风邰县是也。”相传周弃（后稷）为有邰氏之女姜嫄所生。在炎帝姜姓后裔中，人口繁衍最多的是姜太公一支。传说为伯夷之后。他晚年居磻溪（今宝鸡陈仓区），因辅佐周武王翦商立国有功而被封于齐。至今，《吕氏春秋》所说姜太公当年居磻溪“钓兹泉”的遗迹犹存。旁有始建于唐代的姜太公庙。现已成为旅游胜地。
考古资料也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历史信息。在宝鸡市区和岐山、扶风等地，曾陆续出土了一批刘家文化陶鬲。经考古专家考证，为姜戎文化，与甘肃齐家文化、辛店文化一脉相承。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命名此类文化为“姜炎文化”。这就从考古学上得到了证实，即使在商代晚期，直到西周，在宝鸡地区还生息着一支炎帝姜姓裔族。“姬姓和姜姓是姻亲关系……共同组成了周民族”邹衡：《宝鸡——姬姓和姜姓的联姻地》，吴红主编《名人说宝鸡》，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建立了西周姬姜政治、军事联盟，为周朝的建立、巩固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从姓氏文化的角度考察，据不完全统计，姜姓后裔经数千年的流徙分支，至今已有齐、吕、许、申、高、谢、邱、丁等近300多个姓。在今宝鸡的扶风、岐山和陈仓区等村镇，还留存有众多的姜姓人家。
姜炎文化有传承
如果说，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那么，所谓姜炎文化，简言之，就是上古时期，炎帝率领姜炎族在其原生地——宝鸡渭水流域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就经济方面而言，包括当时的生产工具、生产方式、畜牧驯养和经济制度等；在政治方面，包括部落官职的设置、军事的运作、祭祀的管理等；在文化方面既有思想观念、伦理道德、礼仪教育，又有天文历法、科学技术，还有诗歌绘画和音乐舞蹈等。姜炎文化与姬黄文化相融合，共同构成了姜姬（炎黄）文化，即“后姜炎文化”（在考古上是指宝鸡地区的龙山文化及先周文化），成为华夏文化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因素的孕育、形成和发展中，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奠定了最初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基础，为中华民族的始兴和统一发挥了重要的促进和凝聚作用。
张岂之先生说：“炎帝时代的原始农耕是后来周秦文化产生的肥沃土壤。”张岂之：《从炎黄时代到周秦文化》，宝鸡市社科联：《炎帝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也就是说，周秦两代的繁荣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得力于周人和秦人先后进入宝鸡渭水流域后，继承和弘扬了姜炎文化（亦包括后姜炎文化）。周人始祖“弃”继承母族姜炎族的农耕技术，被尧“举以为农师”，又被舜封于邰，“号曰后稷”。古公亶父率族人进入宝鸡周原后，以姜姓女子为妻，在加强姬姜政治、军事联盟的同时，又复修后稷、公刘之业，“贬戎狄之俗”，吸收先进的姜炎文化和商文化；“务耕种、行地宜”，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作五官有司”，建立国家机构。其以后的周公等人继承姜炎文化在社会伦理道德观念方面所具有的“和合”精神和勤劳友善、是非分明、以诚待人、公平无争、“无相害之心”等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并吸收姜炎文化中的“腊祭”、“傩舞”及原始音乐舞蹈等因素，创立了“郁郁乎文哉”的周代礼乐文明，为中国文明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秦人原僻居“西垂”，为游牧部族，被“关东”诸国贱视为“西戎”。秦进入宝鸡渭水流域后，收“周之余民”，学习周人先进的农业技术，大力发展农业，励精图治，自强不息，“国益强”，先霸西戎，后统一天下。这些历史事实表明，以炎帝为首的姜炎族创立的中国农业文明，为周秦王朝在关中西部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再联想到西周的甲骨文、金文和秦国石鼓文，我们说这与炎帝“耕而作陶”所发明的彩陶纹饰和刻画“符号”不无源承关系。
从以上简述可知，姜炎文化对周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为“周王朝的中坚力量”；周秦文化又是中国文化的原创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根系”，那么，姜炎文化也就自然成了中国文化的源头之一。邹衡先生说：“姜炎文化和姬周文化的融合乃形成为先周文化；先周文化又不断吸收夏商文化的遗传因子而成为西周文化……夏商周三种文化长期融合的结果，形成了华夏文化，夏商周三族的长期融合也就成为华夏民族。姜炎文化本是华夏文化源头之一，因此，同黄帝族一样，炎帝族当然也是华夏民族的祖先。”邹衡：《漫谈姜炎文化》，宝鸡市社科联：《炎帝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石兴邦先生亦说：“扎根于渭水流域的姜炎文化部族，经数千年的经营开拓，最后形成了融会诸姜与诸戎文化于一炉的周秦文化，进而主宰了中国数千年文明史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姜炎文化是我们民族文化机体最早形成的因子，数千年以来一脉相承，传承下来。”石兴邦：《研究姜炎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以促进新文化建设的繁荣和发展》，宝鸡市社科联：《炎帝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学术研讨有共识
自1993年以来，宝鸡市先后举办了多次炎帝·姜炎文化学术研讨会。尤其是2002年的“炎帝与汉民族”和2005年的“炎帝与民族复兴”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海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两次研讨会共有海内外近200位专家学者参加，提交论文170余篇。著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史学家邹衡、张岂之、石兴邦、黄盛璋、陈连开、许启贤、瞿林东、张正明、何光岳、高广仁、罗琨等先生莅临会议，并作学术报告。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向大会发来贺电。
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先进的学术理念，勇于创新的学术精神，引经据典，高屋建瓴，多层次、多领域、多学科地对炎帝·姜炎文化诸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讨论。特别是对炎帝·姜炎文化对华夏/汉民族、中华文明、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形成的贡献和影响，提出了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同时对炎帝的出生、成长、迁徙、功绩、精神及卒葬、活动遗迹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论证，达成了宝鸡是炎帝的原生地，宝鸡是姜炎文化的发祥地，宝鸡是中华文化、文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的共识。基本上理清了炎帝的起源、迁徙和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对一些长期有争议的问题，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认为：根据文献、考古和传说，炎帝的原生地在宝鸡的姜水流域是符合当时的自然、社会条件的，是有说服力的。不仅在宝鸡的会议上达成了“宝鸡是炎帝原生地”的共识，就是近年来在北京和山西高平等地召开的炎帝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也形成了炎帝的最早起源地就在宝鸡的共识。正如中国先秦史学会秘书长宫长为博士在《2004年山西高平炎帝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综汇》中所说：从目前研究的整体情况看，炎帝的原生地，“一般地来说，学术界通常主张在今陕西宝鸡一带。”《先秦史研究动态》，2005年第1期，第12页。
学者们认为，无论是从文献典籍、考古资料，还是从历史遗迹、民间传说来看，宝鸡渭水流域“是中国文明的破晓之地”李学勤：《宝鸡的周秦文字》，吴红主编《名人说宝鸡》，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是中国先秦历史文化的核心之地。从距今8000年前的关桃园到炎帝、黄帝及至周秦时期的文化遗址，在宝鸡渭水流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这充分说明了“宝鸡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邹衡：《宝鸡——姬姓和姜姓的联姻地》，吴红主编《名人说宝鸡》，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在文化、历史上的重要作用，显示出它是华夏文明根系中重大的一脉、渊源中宏大的一支”文怀沙：《中华根与本——宝学概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页，对华夏文明和民族的起源与形成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说：“我认为宝鸡不仅是陕西十分重要的一个地方，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地方之一”，“宝鸡的每一寸土地都保留着深厚的历史遗韵，每走一个地方，都是在古代历史中徜徉一回。”
关于姜炎文化，学者们认为，姜炎文化的实质是农业革命。而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其他国家文明的起源一样，也与人类的第一次革命——农业革命密切相关，是在农业革命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的农业革命发生于炎帝神农氏时代，毫无疑问，炎帝神农氏是中国农业革命的创始人。所以，以农立族的姜炎族所创立的姜炎文化，它对华夏民族以农立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中国文明的起源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开中国文明起源之先河。
对于湖南、湖北、山西、河北等地出现的炎帝遗迹和炎帝文化，学者们认为，在上古时期，我们的原始先民不可能始终拘于一地。由于生产、生活的需要，或自然灾害等原因，他们要不断地向外迁徙，开辟新的生存环境。所以说，那些宝鸡渭水流域以外地方所遗留下来的炎帝遗迹和炎帝文化，可能是炎帝或其后裔迁徙的结果。徐旭生先生说：炎帝氏族向东迁徙的路线“大约顺渭水东下，再顺黄河南岸向东。”尽管如此，那也是炎帝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值得重视和研究。修祠建陵，开展学术研讨，举行祭祀活动，这也是对炎帝精神的继承和弘扬，并对提高该地知名度，发展该地旅游文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学者们还认为，研究炎帝·姜炎文化，应结合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把注意力主要放在研究、继承和弘扬炎帝精神上，放在炎帝精神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先进文化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上。炎帝所具有的敢为人先的实践精神、百折不挠的创造精神、造福于民的务实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随着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壮大，其内涵在不断地丰富和扩大，铸造了中华民族的人文品格，升华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之魂，使其成为渗透于中华民族政治、法律、文学和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及道德观念等领域的精神元素，并世代流传，积淀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稳定的心理情感，成为中华儿女精神力量和智慧的源泉。所以，在宝鸡召开学术研讨会，举办“全球华人省亲祭祖大会”，探讨、传承这一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呼唤民族情感，团结全球华人力量，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对宣传地方，提高地方的文化品位和知名度，促进地方“三个文明”建设，发展地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旅游经济文化亦能发挥重要作用。这也标志着宝鸡的炎帝·姜炎文化开始走向世界。
通过参加研讨会、开幕式文艺演出、祭祀大典以及参观考察北首岭、青铜器博物馆、法门寺等历史文化遗迹，使与会学者大开眼界。宝鸡源远流长的历史，积淀深厚的文化，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致认为，宝鸡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考古工作者和历史研究工作者心目中的圣地”李学勤：《宝鸡的周秦文字》，吴红主编《名人说宝鸡》，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亦如著名学者文怀沙先生所说：“余敢预言，至21世纪，凡治文史者，如不谙‘宝学’，定非饱学之士也。”文怀沙：《中华根与本——宝学概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5页。
史学名家有灼见
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我国史学名家以科学、务实的态度和作风，分别从文献学、考古学、训诂学、地名学、地理学、民俗学等不同领域，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对炎帝的出生地、迁徙、活动遗迹以及功绩、精神和开发利用价值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经典性的科研成果。
徐旭生先生说：“……以上所述文献内的材料，考古方面的材料，民间传说的材料似乎完全相合，足以证明炎帝氏族的发祥地就在今陕西境内渭水上游一带。”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42-43页。
郭沫若先生说：“传说最早的是炎帝，号神农氏。据说炎帝生于姜水，姜水在今陕西岐山东，是渭河的一条支流。”郭沫若：《中国史稿》(上册)，陕西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08页。
范文澜先生说：“姜姓是西戎羌族的一支，自西方游牧先入中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9-90页。
翦伯赞先生说：“在陕西一带有姬姓黄帝与姜姓炎帝部落，他们之间世代通婚。”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上)，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页。
周谷城先生说：“炎帝……长于姜水，姓姜。”周谷城：《炎帝和炎帝陵·序》，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白寿彝先生说：“相传，在遥远的年代里，黄河流域有两个著名部落。一个部落是姬姓，它的首领是黄帝；一个部落是姜姓，它的首领是炎帝。这是两个近亲部落，它们结成了部落联盟。它们活动的地区，其初是在渭河流域，后来沿着黄河两岸向东发展，达到今山西省、河南省、河北省一带。”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页。
文怀沙先生说：“炎帝的诞生地就在宝鸡。这里有充分确凿的史料、考古发现及丰富的民间传说证明。‘姜炎文化’是炎黄文化的重要内容，它反映先民们开创农业文明的历程。……炎帝为救民而献身的圣德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他的功德在于哺育了一个民族，影响着一个民族的思想。”文怀沙：《中华根与本——宝学概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2页。
邹衡先生说：“现已查知，姜炎文化的中心分布地域适在宝鸡市区之内，这样，上述文献记载就在考古学上得到了印证。就是说，远古时代的炎帝族确实在此发迹。”邹衡：《漫谈姜炎文化》，《炎帝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炎帝的原生地……在陕西宝鸡一带。此出自《国语·晋语四》：‘昔少典娶于有虫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这个记载比较重要、可靠具体、地点明确，不可能想到其他地方，只能想到宝鸡，远到周原一带。姬水与姜水今固不能确指，但其范围肯定是在宝鸡，在陕西周原和宝鸡一带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宝鸡说是比较可靠的。从考古研究看，今已在宝鸡、周原一带发现‘姜炎文化’。……姜炎文化在这一带发现很多，更在考古学上得到了印证。”邹衡：《炎帝的原生地究竟在哪里？》，《炎帝与汉民族论集》，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张文彬先生说：“早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和徐旭生先生等就来到宝鸡进行调查，开展考古发掘，并获得相当重大收获。50年代，考古工作者又在北首岭发现新石器时代半坡类型的仰韶文化遗址，为探讨炎帝故里和炎帝氏族——中华民族华夏集团源头奠定了科学基础。一般而言，炎帝发祥地应在渭水上游的一带或者在宝鸡、岐山周围。2002年又在宝鸡关桃园发现了早于北首岭时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为研究姜炎文化提供了新线索。此后，炎帝部落为自身的发展，有可能沿黄河向东迁徙至中原和华北山西晋南一带，这也是河南、山西同样有炎帝传说的原因。”张文彬：2005年中国·宝鸡“炎帝与民族复兴国际学术研究会”开幕词。
张岂之先生说：“炎黄时代距今5000年左右。我国历史记载最早谈到黄帝出生的是《国语·晋语》：‘昔少典娶于有虫乔氏，生黄帝。’少典族居住在陕西、甘肃交界处，与有虫乔氏通婚，生下黄帝和炎帝。黄帝居姬水，以后姓姬；炎帝居姜水，以后取姜姓。黄帝生于陕北黄土高原，炎帝生于今宝鸡市姜水一带。黄帝和炎帝部落曾经顺河移动，发展到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后来成为华夏族。”张岂之：《从炎黄时代到周秦文化》，《炎帝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石兴邦先生说：“根据史籍和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炎黄部落是从渭水流域地区发祥成长起来的。古史文献记载，当时活动在这一地域的是黄帝和炎帝两大部落集团。黄帝部落活动在北部高原地区，经营半农半牧的生活。炎帝部落则分布在南部的渭水河谷，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国语》记载：‘炎帝以姜水成’。这就是说，炎帝部落发展形成于姜水流域及其附近。有同志考证，就是现在宝鸡地区的周原及渭水流域。”石兴邦：《研究姜炎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以促进新文化建设的繁荣和发展》，《炎帝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2页。
“炎帝是以粟作农业为主的部落，活动在黄河流域的黄土地带，他们的足迹超不出粟作农业分布的范围。虽然在黄淮流域交错地区粟稻种植有交错……但那是很有限一个小的区域，可以肯定炎帝部落迁移的足迹没有跨过长江，达到今天对炎黄崇拜炽热的两湖地区……所以，两湖地区的炎帝崇拜，是后起的社会观念形态所形成的。不可能是炎帝在北方转了一个大圈后南下两湖，死于斯而葬于此的。”石兴邦：《有关炎帝文化的几个问题》，《姜炎文化论》，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何光岳先生说：“神农氏只能在一个地方诞生，而另一个地方的诞生地则无疑是他的另一个后裔，也袭称为神农氏。在随县历乡的神农氏诞生地，当系榆罔南迁之后的一个后裔。”何光岳：《炎黄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我一贯研究认定宝鸡姜水是八个炎帝中最早的一位炎帝诞生地，在这里正式由神农氏的名称被尊为炎帝。”何光岳：《炎帝八代考》，《姜炎文化论》，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从这些史学名家的言论中，我们会很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宝鸡是炎帝的原生地和主要活动之地；宝鸡是姜炎文化的发祥地；宝鸡亦是中国文化、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重要的起源地之一。
（霍彦儒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