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云南的政治形势
辛亥革命像黑夜里的荧光，一划而过，袁世凯一箭双雕，获得了大总统的宝座，他不以此为足，进而复辟帝制。护国运动使袁世凯的美梦破灭，从此，中国出现了各派军阀割据和互相火拼的混战局面。
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占据云南、贵州两省地方及四川的部分地区，其间经过与顾品珍的争权后，唐继尧重掌云南政权，他依靠日本的支持，向日本购买军火，并且聘用日本顾问于身边，随时为其出谋划策，同时，聘日本军官土肥原等数人，充当他在1919年开办的云南高等军事学校的教官。由于法帝国主义早在清末就将云南划入其侵略势力范围，并修了一条滇越铁路，以控制云南的经济命脉。日本与法国争夺云南控制权的结果，法国占优势，而且日本侵略中国的重点在东北，因此，不久就把土肥原等人调往东北。唐继尧在法帝国主义支持下，又从法国购入大量的军火，还购买了飞机，开办航空学校，以建立空军，由法国派军事教官和顾问来帮助训练。为了扩充军队，大肆征兵拉夫，编成五个军，胡若愚、龙云、张汝骥、唐继虞、胡瑛分任军长，唐继尧自称滇、川、黔、赣、鄂、陕七省建国联军总司令。为了支持军事上的开支，对人民进行横征暴敛，大开烟禁，强迫农民多种鸦片，以便征收烟亩罚金，鼓励商人运销鸦片出境，以增加特种税收，甚至官办制造吗啡出售，毒害人民。
1924年冬，唐继尧派出4个军开往广西扩张势力，1925年4个军失利回滇，唐继尧害怕他们拥兵自重，于是采取缩编分化的办法，把各军缩编为旅团，任命龙云为昆明镇守使，胡若愚为蒙自镇守使，张汝骥为昭通镇守使，李显迁为大理镇守使，让他们各守一方，不易串联，接着又颁布了“点名发饷”的命令，加强唐继虞的近卫队、翊卫队，因而，四镇守使人人自危。1926年，经过中共云南地下党游说串联、动员，促成了四镇守使倒唐条件的成熟，1927年2月6日，四镇守使发出通电，向唐继尧提出“请发欠饷，惩办贪污，摒除宵小，驱逐唐三”等条件。当天龙云派兵把守各城门及交通要道，逮捕了唐继尧亲信官兵20余人，唐继尧的近卫队的两个头目也投靠了龙云，唐继尧只得接受条件。2月中旬，四镇守使发出了第二次通电，提出改组省政府，废除省长制，确立合议制，成立云南省务委员会，指定9人为委员，推举胡若愚为主席，给唐继尧一个有名无实的“总裁”名义。5月5日，唐继尧忧愤成疾而死，这就是云南史称的“二六”政变。唐继尧死后不到一个月，就爆发了龙、胡、张的混战，“六一四”事件之后，龙云同胡若愚、张汝骥、李显迁打了3年的内战，最后，龙云取得了独占云南政权的胜利。于是，龙云派代表到南京，向蒋介石表示拥戴，唯命是听。1929年，国民党中央政府发表明令，组成以龙云为首的云南省政府。龙云取得了中央的承认，实现了他的愿望，至此，龙云统治云南整整18年。
龙云统治云南初期，得到过法帝国主义的支持，龙云在“二六”政变及“六一四”事件中，都得到过法帝国主义驻昆领事的帮忙，因此，龙云任用与法国亲近的张邦翰、王占琪做外交特派员，并派了他的两个儿子去法国留学。龙云也大力帮助过法帝国主义者：滇南匪首李绍宗绑架了滇越铁路法籍经理巴杜，因巴杜等法人在滇越铁路沿途及列车上作威作福，凶残无度，任意打人骂人，收税等等，故而出于教训巴杜而绑架他，结果，龙云为营救巴杜，经多方策划，招安了李绍宗；龙云要购买军火时，首先要征得法国方面的同意，并由法商一手包办，尽量首先采购法国的军火；为了招待法国人在昆明避暑，让缪云台修建了翠湖酒楼；1929年前，法国东方汇理银行趁云南金融紊乱之机，吸收了大量无息存款，操纵云南对外贸易和汇兑市场；滇越铁路局还有每日向富滇银行兑现3万元的特权，这些现金又以存款方式控制在东方汇理银行手里，用来吸取云南人民的血汗。龙云统治云南时期，对法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大开方便之门，加深了云南政治经济的半殖民地化。
云南财政在近代史上是收不敷支的，每年由四川、湖北、湖南等省酌量补助。由于地域军阀混战，造成了经济萧条，财政拮据，于是只得滥发纸币，结果，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这种恶性循环，使财政金融危机日益严重，军、政薪饷积欠半年以上，中、小学教师连生活也无法维持。龙云感到这样下去，其政治统治就难以巩固，因此，下决心对财政金融进行整治。
云南财政厅首先整治各项税收，提出废除苛杂，取消了60多种苛捐杂税。当然，其中有些是把几项税目加以概括，又根据物产情况，增加许多新税目，使财政商业化，以达到增加省政府的财政收入的目的。如：烟酒税、屠宰税和厘金，经过调整，逐步增加，烟酒、牲屠两税，据不完全统计，达到新滇币7.80万元，厘金达到新滇币10多万元。1933年后，又将全省的烟酒税和牲屠税合而为一，据不完全统计，增加新滇币约在百万元以上。
1931年1月1日，开始征收特种消费税，以昆明特种消费税总局为枢纽，在宜良、碧色寨、河口等地和昆明东西两关设立分局或查验所，归昆明总局直辖，掌握了滇越铁路沿线的税收。又在迤西设腾冲消费税局、下关设消费税局、迤东设昭通消费税局、迤南设个旧消费税局、思茅消费税局，其他关隘还设许多分局。又以出产品和集中地为重点，征收消费税，据公布，1931年至1938年全省特种消费税总共收入新滇币8800多万元。
成立契税局，从1931年至1938年，契税收入共合新滇币98万多元，登记费29万多元，合计127万多元。印花税由1万多元增加到100多万元。又清丈田地，改田赋为耕地税，田地税费两项共收新滇币1000万元左右。
黑、白二货，即鸦片白银，一直是云南统治者的两大经济命脉。通过特货统运，大获其利，以此肮脏行为，危害人民的身心健康。造币余利，官商都得到好处，而劳动人民手中的财富无形中从这些低成色的半开银元转落入统治者手中。此外还通过钨锑统销、纸烟火柴专卖等等，增加财政收入。
到抗战前夕，云南分别形成了以财政厅长陆子安及富滇新银行行长缪云台为首脑的两大财政金融系统。这两大系统的经济实力，掌握了云南的经济命脉，成为处于半独立状态的龙云地方政权的经济基础。
在龙云统治云南的18年中，表面上对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服从”，而实际上在云南建立一个独立小王朝，做着名副其实的“土皇帝”，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有他自己的一套。在金融上，发行地方通货“纸币”，使民国中央政府的法币在云南境内不能流通；在军事上，抗战前夕，陆续由法国购入军火，装备了40个步兵团的地方军队。对此，蒋介石虽然对龙云不满，但他忙于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对云南的龙云，鞭长莫及，也就采取互相敷衍的办法了事。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利用“抗战”的名义，把他的嫡系部队大批开入云南，许多国民政府的中央机关迁到昆明和一些县区，与此同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经济势力也随之伸入云南，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以法币1元换老滇币10元的办法，把滇币收回，让法币在云南市场上流通，加上抗日大后方的供应，如美国空军、陆军、中央军驻在云南，机场、营房、粮食、副食品等等都需要云南供给，于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日趋恶化。但是，此时蒋介石对龙云表面上还是很客气，并给予加官晋爵，任龙云为军事委员会行营主任，陆军副总司令，而实际上在昆明又设立防守司令部，任命杜聿明为司令，率其所部第五军驻防昆明，又派龙涤波率中央宪兵第十三团也驻在昆明，其他中统、军统特务在云南都设有分站机构。特别是征兵、征粮，大军云集云南，天天要吃饭，壮丁当兵，农田劳力大减，使龙云日渐感到恼火，于是对蒋介石所作所为，进行公开抨击，1944年5月10日，龙云在云南临时省参议会上讲话中，以“为民请命”为名说：“三迤遍成灾象，迤东各属，杂粮已乏，掘草根树皮观音土之灾民，所在皆是”，攻击蒋介石不断征兵、征粮，使得地方不得安宁，并说：“仍继续征调，实难达到目的。”当时，《云南日报》《正义报》都登了龙云的讲话。1945年5月，龙云通过中央内政部长周钟获向蒋介石提出书面质问，其中有几条很尖锐：“1.昆明既有行营、绥靖署、省政府，又有陆军总司令部，尽可维持治安，又设防守司令部，意将何为？2.滇西又另设警备司令部，为防护列多公路，自属当然，及其管辖区域直到安宁？3.前方滇军归前方军事长官指挥，自属当然，但更调长官，委员长原许由此间主持，而近来更调人员，此间并不得以闻，甚至保荐人员亦置不复。以上种种情形，是否对某不加信任？”蒋介石看后，非常不满，回答说：“国家要政必须执行，政府纲纪必须维护，不能因志舟之不愿或反对而遽以取消。”此时，中共云南地下党在昆明领导了一批较大的民主力量，组织了一些民主运动，对国民党腐化的阴暗面不断揭露，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不断抨击，对此种种，龙云的态度是，只要不涉及他的地方势力，一般他都不加以干涉。蒋介石更是气愤不能容忍，蒋、龙矛盾也就达到了尖锐化。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积极发动内战，妄图夺取中国人民八年的艰辛抗战果实，美帝国主义也借此机会，企图取日本而代之，以达到独占中国的目的。蒋介石要发动内战，就必须先解决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主要的仍然是蒋介石中央政权和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其中西南的云、贵、川三省，由于抗战时期蒋介石地盘日益缩小，退守西南一隅，使四川、贵州基本为蒋介石所控制，唯有云南还处半独立状态，对蒋介石又不是那么恭顺，因而，战后蒋、龙矛盾日益突出和明显。要解决龙云，蒋介石认为首先就要把他的军队调走，于是，以派滇军到越南受降为名，命卢汉率领第一方面军的三个军及龙云长子龙绳武统率的一个师和另外一个师，开入越南对日寇受降，削弱龙云的实力。龙云以为滇越近在咫尺，遇有急事，一个电话即可调回，于是同意云南部队入越受降。蒋介石见计已成，立即调嫡系率部队三个军和一个师，控制滇越边境，以堵断入越滇军的归路，同时通知杜聿明“令到行事”。
1945年10月3日，晨2时，杜聿明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以原计划好的布置行事，向龙云留在昆明的部队发动突然袭击，将龙云部队封锁包围，不到一个钟头，除五华山外，全部解决滇军，事变后，杜聿明发布了蒋介石9月27日的3个命令：1.免去龙云本兼各职，云南地方军队交杜聿明接收改编；2.任命龙云为军事参议院院长；3.任命卢汉为云南省主席，未到任前，由民政厅长李宗黄代理。龙云据五华山与蒋介石形成僵局，指望卢汉率队救驾，结果，卢汉派员单独会见龙云，表达了卢汉的意见：促驾早日履新。龙云眼见大势已去，10月9日随宋子文飞重庆。
龙云下台后，李宗黄以代理省主席登台，他和警备司令关麟征制造了镇压民主运动的“一二·一”惨案，激起全云南及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声讨，昆明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运动更为高涨，在广大人民的强烈抗议下，蒋介石不得不把李宗黄和关麟征调走，命令卢汉立即走马上任，以此缓和一下空气，于是1945年12月卢汉任云南省主席职，开始了卢汉统治云南的时期。解放战争结束，卢汉在云南和平起义。云南的对外贸易，就是在云南这样的政治形势下开展的。
二、帝国主义对云南的经济侵略
云南与东南亚邻国越南、老挝、缅甸等国，有着数千公里长的国境线，是中国西南地区的重要门户。长期以来，云南人民与周边国家人民进行着平等互利的经济贸易交往。近代《中英烟台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签订以后，从此，帝国主义列强对云南进行直接的经济掠夺，从而加速了云南半殖民地化的演变过程。1887年《中法续订界务专条》指明：云南在蒙自开关。由于蛮耗位于蒙自与保胜之间水道必经之路，中国同意在蛮耗设分关，允许法国驻蒙自领事馆派下属人员一名在蛮耗驻扎，中国亦在蒙自及蛮耗驻海关人员。1889年7月28日，蒙自正式开关，于县城东门外设立正关，于蛮耗街设立分关，并于蒙自西门外及河口设立查卡。1895年《中法续议商务专条》决定，将蛮耗分关设于河口，法国驻蒙自领事馆的下属人员及中国海关人员各一人亦派驻河口，1897年河口正式开关，原蛮耗改为分卡。1896年12月29日思茅正式开关，于城东门外及永靖哨设立查卡，易武、勐烈各设分关。在1894年签订的《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约》中，英国取得了在蛮允及盏西两条商道运货通商，在蛮允派驻英国领事馆的许可，1897年订立续约，将蛮允的领事馆改设于腾越，1901年腾越正式开关，于腾越南城外设立正关，蛮允及弄璋街设立分关，腾越东门外及盏西、蛮线设立分卡。1902年，移腾越东门外分卡于龙江，10月，增设遮放分关及龙陵分卡，尔后又移遮放分关于龙陵。
蒙自、河口、思茅、腾越商埠的开设，都根据于英法两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及章程，因而称为“约开商埠”。1905年，昆明地方人士出于保护本地商业的主观意愿，向清政府提出在昆明设立海关的要求，同年，设立昆明关作为蒙自关的分关，昆明开埠通商，称为“自辟商埠”，并且英法在昆明设立了领事馆，他们都想夺取云南变为他们的殖民地，1907年，法国以让英国占埃及为条件，英国对法国实行让步，于是法国便取得了控制云南的权利，云南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中国人民的反帝浪潮，特别是义和团运动的兴起，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美梦，此后，法国对云南的控制，随着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演变，主要是进行经济上的掠夺，使云南成为法帝国主义的投资场所、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从而加深了云南的半殖民地化。
云南五口通商以后，洋货充斥云南市常法国以滇越铁路操纵云南交通命脉，垄断独揽云南出口越南等方面的运输机关，法国侵略云南的政策是：“任何货物，如不经过法国同意并缴纳通过税，绝对不许入境，军需品惟有法国可以专利……”法国独占云南的市场，英、美、德、日四国的贸易总额，不过占云南外贸的40%左右，而法国则独占60%～70%，越南的进口出口货物，照规定法国要一概抽取2%的通过税，但是实际上他们对于一切货物税都可以任意增减，本国货物税却可以全免，而除法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每个旅客所带货物，却往往被抽取高出货价数倍之税率。
日用品多为外货，除棉货外，如：
煤油：从1920年起，约10年左右，美油常占6/10，英油常占4/10，由于帝国主义操纵煤油价格，越来越被提高，而煤油又是人民生活之必需品，因此，也只能忍受剥削。
纸烟和烟丝，在进口货中常居第三位，云南人民用于买这两项物品的钱，大约百万以上，为了销售纸烟，英、美烟公司经常出广告，诱骗云南人民吸用。如：“活边香烟出现，附送贵重赠品。”又如：“司令牌烟，英国制造，烟质佳丽，气味不燥，烟支伟大，世无其俦。”再如：“老刀牌，天下知，味极香，价相宜，同价烟，不能比，凡吸者，都喜欢。”帝国主义列强就是用这种手段，使云南人民在毫无戒备中，被他们吸干血汗。
小小的火柴，因为家家户户日用必需，列强也不放过，大半从外国输入，1920年，火柴的进口约十六万二千箩，至1928年增至四十二万九千八百多箩。
大家都要食用的糖，有进口白糖、冰糖，1923年起，进口白糖有五千七百零八担，冰糖有三千五百一十一担，两项共值银约五六万两。至1928年，约增至一万七千担，价额增为三十七万四千七十九两银。
食品类：炼乳罐头、蜜柑、啤酒、竹笋、金线鱼、酱油、汽水、酒精，还有各种药品，文教用品（纸张、墨类等）、装饰品、器皿杂货等等。外货大量充斥云南市场，不仅吸吮云南人民的血汗，而且使社会风化成为：服者西缎、食者洋食、吸者纸烟、饮者洋酒。上行下效，结果，从城市到农村，一方面使农村的自然经济破产，另一方面影响了云南民族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
帝国主义列强，利用直接输出资本控制云南的金融业。法国控制云南的主要金融机构，是在1914年1月1日在蒙自成立的“东方汇理银行支行”，它是外国在云南省银行中历史最久，势力最大，危害最甚者。该行成立后，就向个旧、昆明等地进行扩张，利用买办在个旧、昆明等地设立商号，代理业务。1919年，东方汇理银行蒙自分行借口承汇铁路公司客货运费和海关税款等所得云南纸币，富滇银行蒙自分行不能随时兑现，要求由省城富滇总行兑现，经富滇总行同意后，就在昆明广聚街（金碧路）设立办事处，专办云南纸币兑现业务。1921年，改为正式办事处，展开汇理银行一切业务，并对外营业。1931年，昆明办事处改为分行，1932年，蒙自汇理支行随蒙自海关和法国领事馆迁到昆明，并入昆明分行。
东方汇理银行在越南发行纸币，流入云南，称法纸，该行不仅用法纸来换取云南的货物，还以此来扰乱云南的金融，从中牟取暴利。如1929年7月间，该行昆明办事处利用城防吃紧的机会，把法纸的价格由每百元换滇票四百七十元，抬高到九百四十五元，到8月底，忽然降低到六百元以下，同时，法纸抬价，汇率便跟着上涨，法纸跌价，汇率便跟着下跌。这一涨一跌之间，该行不仅剥夺了云南的很多钱，而且扰乱了云南的金融秩序，使商民无形中受到很大的亏损，使之纷纷破产，让滇币信誉大大降低，同时，大量吸收云南的银元，根据中国海关统计，1914年至1930年间，东方汇理银行蒙自支行由云南运往越南东京的越南银元为1306.2799万元，运往上海的墨西哥银元和中国银元为149.65万元，共值我国关平银972.6312万两。由于云南白银大量被搜运出口，纸币不能兑现，外汇也被该行操纵垄断，使得云南金融秩序日益混乱。
东方汇理银行盘剥云南人民的血汗，操纵云南的外汇，支配云南的金融，最重要的手段是办理个旧港销大锡的跟单押汇。因为蒙自海关出口货值占云南三关出口总值的80%以上，而大锡出口值又占蒙自关出口总值的80%左右，可见，个旧大锡是云南最大的出口货。东方汇理银行利用这种跟单押汇办法，把云南港销大锡所换得的外汇大部分吸收到自己手里，再以此卖给进口商，从中牟取暴利。有时该行任意操纵，抬价出卖，牟取暴利。外汇上涨，对东方汇理银行是绝对有利的，押汇的锡商却不能不忍受损失。这种办法对锡商来说是一种高利贷剥削，对云南财政金融来说则是操纵垄断，从而使云南经济在其支配之下。该行自从蒙自支行成立到抗日战争前的20多年时间里，一直垄断着云南出口大锡外汇的60%以上，成为云南外汇市场的掌握者。直到1935年初，云南富滇新银行经过整顿之后，强化了对地方金融的管理，并改进外汇管理办法，在龙云政权的支持下，缪云台与东方汇理银行反复交涉，并在上海中央银行存下了大笔巨款之后，到1936年6月，双方才签订了协约：富滇银行以优惠价格，每月供给铁路公司和东方汇理银行港汇6万元，东方汇理银行应承“不再妨碍本省金融”，不在富行“业务范围内寻求外款”。
此外，东方汇理银行成立后，还夺取云南全省的盐课和蒙自、思茅、腾越三海关的税款以及邮政收益的保管汇解特权。这些款项每年有200万两白银以上，又是无息存款，使云南的财政为东方汇理银行所控制。
东方汇理银行还垄断了云南存放汇兑业务，从该行成立到1935年以前，银行办理存放款汇兑业务，以法商东方汇理银行为主，外商存款全部被吸收，该行存入月息为4厘，放出月息为8厘，外加经理“惠佣”50%，实际月息是一分二厘，而且除洋行外，其他的向该行贷款，必须用实物抵押，如不按期归还贷款，即严加追收，甚至强迫借款人定期投标拍卖抵押品。
1935年，云南富滇新银行基础逐渐稳定，并向中央财政部申请富滇新银行代汇解款，财政部亦认为富滇新银行可靠，电令海关税务司照办，不久，邮局款项亦由富滇新银行汇解，于是，富滇新银行夺回了东方汇理银行控制的云南财政的权利。
中法实业银行于1918年由法商在昆明巡津街21号正式开业，主要业务为国外汇兑兼办存放款、大锡出口，中国人投资及存款甚多，到1921年业务正盛时，该行接巴黎银行电云：营业亏本即令停业。该行立即关闭，存款者纷纷要求退款，法商避而不见，置之不理，引起存款者的愤怒，乃组织债权团力争，并报批省政府，结果协商决定，以折半退款，云南人民的财富，就是这样被帝国主义掠夺。此外，万国储蓄会、保险公司都是帝国主义掠夺云南人民财富的一种手段。
帝国主义通过各种手段，使云南成为帝国主义的商品销售地和原料掠夺地，其中，外国洋行起着重要的作用。法国在滇开设的洋行有：
安兴洋行，原为代理亚细亚水火油公司，后因业务发展，法商另组亚细亚水火油公司，主要业务为经营水火油、机油等，地址于庆云街。
商务酒店，地址于火车站。
少厘爷洋行，主要业务为进口洋纱、洋杂货，地址于新成铺。
福利洋行，主要业务为经营各种杂货，地址于威远街。
宝多洋行，主要业务为外国毛呢、杂货、五金等，地址于巡津街。
法国大药房，主要业务为专售各种西药，地址于巡津街。
徐壁雅洋行，主要业务为经营进出口货物：洋酒、疋头、棉纱、五金、电料等，兼营猪鬃生意，并在东门外打草巷设漂染作坊，又派人驻个旧收购大锡出口，并代办万国储蓄会的业务，敛财不少，中日战争爆发后停业，徐壁雅卷款逃走，地址于巡津街。
亚细亚水火油公司，主要业务为经营水火油，油源自苏门答腊运至海防入昆，中日战争爆发后停业，地址于云津街。
龙东公司，是一个半公开的交易所，专做投机走私生意，接洽军火交易、大烟生意，制造吗啡，危害中国人民心身健康，地址于巡津街歌胪士洋商后面，直到1945年才停业。
猪鬃公司，为法沙厘、宝多二行出资开设，主要业务为专办猪毛，地址于打草巷20号。
英国在滇开设的洋行有：
英美烟草公司，主要业务为经营：美国烟叶、吕宋烟、纸烟、烟丝、烟斗等，品种有黄雀、称人、老刀、飞马、仙岛、金花、哈德门、蓝桥、红锡包、白兰地、多福等多种，系一般烟。此外高级烟有：司令、三炮台、金片、大炮台等，卷烟盒装有吕宋烟、埃及牌雪茄烟。初以低价宣传销售，待民众上瘾后，提高价格，垄断全省市场，中日战争爆发后停止，地址于巡津街。
卜内门洋枧公司，主要业务为专经营肥皂，地址于广聚街。
滇英洋行，主要业务为经营进口货碾米机、百货等，地址于三市街。
旗昌洋行，主要业务为经营进口英国发电机、电料、抽水机等，1930年停业，地址于羊市口。
美国在滇开设的洋行有：
三达水火油公司，主要业务为专售水火油，地址于巡津街。
胜家公司，主要业务为专售缝纫机，地址于金马坊。
慎昌洋行，主要业务为经营发电机、洋杂货等，地址于崇仁街。
芙泉水火油公司，主要业务为销售水火油、汽油、机油、巴蜡等，油源自美运入海防入昆，垄断昆明市场，中日战争爆发后停业，地址于宝善街。
中美逐安公司，主要业务是经营钢丝床，地址于威远街。
日本在滇开设的洋行：
保田洋行，主要业务为进口日货，如日用百货、疋头等。兼营制造吗啡出口。日货充斥昆明市场，触目皆是，排斥国货，掠夺人民。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昆明中小学生出于爱国激情，宣传拒用日货，游行示威，捣毁该行，使抵制日货行动深入人心，日商向地方政府交涉，赔偿滇币20万元后，停业回国，地址于金碧路中段。
府上洋行，主要业务为经营日本货，有化妆品、疋头、杂货、清快丸、仁丹等。该行所售的清快丸，经当时卫生局化验含有毒质，禁止售卖，所售咖啡杯手即碎，雅布、花布等，多以纤维代替，该行就是以此对人民进行欺诈骗财，故“五四”时期，人民出于愤怒，该行与保田洋行同时被捣毁，地方当局赔偿八千元后停业，地址于正义路下段。
日本酒店，地址于得胜桥。
希腊在滇开设的洋行：
歌胪士洋行，由希腊人歌胪士兄弟开设。歌胪士原系修滇越铁路包工，其弟在蒙自设分行，主要业务有五金百货等，兼在巡津街开设洋酒店，抗日战争胜利后停业，地址于金马坊口。
若利玛洋行，若利玛原系滇越铁路包工，先在蒙自设摊售货，当地发生匪乱，借口财货被劫，被打伤足部，要求赔偿，中国政府赔偿其损失费五千元，若利玛即以此做资本，来昆开设洋行，主要业务为经营五金百货，中日战争爆发后停业，地址于金碧金新祥云街口。
马地亚多士洋行，主要业务为经营各色杂货，地址于金马坊。
土耳其在滇开设的沙发尼洋行，地址于广聚街。
德国在滇开设的洋行：
谦信洋行，主要业务为经营德国染料，地址于威远街。
礼和洋行，主要经营五金机械。
西门子公司，主要经营五金机械。
以上洋行，多半是滇越铁路通车后来昆开设的，其经营品种多半是外国机制产品及生活消费品等等，这些洋行不单单是销售商品，它们经常阻碍云南的民族工业的发展，影响人民生活的安定，如法商安兴洋行等，购运杂粮出口，影响人民生活：旗昌洋行为牟利而出卖大电度灯泡，破坏了电灯公司的正常供应，并使文庙街、庆云街、忠爱坊、教子巷等电柜被焚毁，影响了耀龙电灯公司的正常发展；慎昌洋行借口经商，深入矿区，进行调查，为掠夺云南省矿产打先锋。总之，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一方面破坏了云南农村的自然经济，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影响了云南省民族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
关税是国家对外贸易唯一保护自己主权的武器，而中国因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这种武器早已丧失。1887年，中法续议商务专条第三条规定云南陆路进口税则，按照海关税则减3/10，出口税则按照海关税则减4/10（海关进出口税则均为值百抽五），自此以后，云南进出口税则均受此协定之束缚而无由更张，不仅对进口税不能增收，而且对出口税亦不能减收，这就影响了云南省的生产发展和出口货物的增长，同时，外货在本国出口时，无所谓出口税，到云南则只需纳3.5%的进口税后，货物则可畅销于市，从而阻碍了国货的销售，而云南货物出口时，即需纳3%的出口税，到外国进口的时候，又需纳30%至50%甚至100%的进口税，结果，中国的关税变成了保护外资的关税，中国的对外贸易、云南的对外贸易当然就大受影响。
帝国主义除操纵中国的海关外，还操纵中国的邮政和电信事业。1911年5月，中国的邮政与海关正式分别管理，新设邮传部，以法国人彼利为总办，他管理人事权、管理权，邮传部不过有名无实。辛亥革命后，彼利回国，由法国人德胜兰继任，民国政府时，继续任用法国人为总局长，他们不仅掌握中国邮政权，同时还破坏中国邮政统一，另在昆明设立法国邮柜，属法国安南总督管理，直到1922年被中国人民反对才被撤销。
袁世凯在北京组建政府时，向帝国主义借款，提出借款条件为“以盐税为担保，以后各国垫款，银行团应该具有优先权利”。合同签订后，在北京设立盐务署的稽核总所，在各产盐地方设立稽核所，后来在销盐地方还设业稽核处。由中国总办一员、洋会办一员主管，所有发给引票、汇编各项收入之报告及表册各事，均由该总会办监理。自此，我国盐务管理之权，继海关之后，也完全被帝国主义所控制，以此直接对人民群众进行掠夺。云南稽核分所于1914年3月成立，所有盐款全归分所直接管理，并于各井场各设分税局，云南省有数十个县有盐井，大约可分为三大产盐区：黑井区、白井区、磨里区。该三大产盐区所产的盐，足够供应全省之用。盐也是云南出产的大宗，每年收税，约达300万元。此项收入，亦被帝国主义操纵。
云南在抗日战争前的30年时间里，政治上是法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经济上的财政金融也被法帝国主义所垄断和操纵，交通命脉也在其控制之下，再加上海关权也掌握在法帝国主义手里，云南关税不能自主。
由于帝国主义商品输出的扩大及资本的输出，越来越多的洋行涌入昆明，一些洋行的代销店为洋行推销商品、收购原料，从而出现了买办阶级，同时也使云南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畸形的，表现在官僚资本在护国运动以后开始形成，抗日战争爆发前开始发展，抗日战争中得到较大发展；民族工商业资本虽有所发展，但是是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的夹缝里生存发展，因而发展十分缓慢。
从全省范围来说，云南的官僚资本及民族资本，绝大部分集中在昆明地区和个旧等少数矿区，少数城镇有一些工场手工业性质的民族资本，到抗日战争前，从全省范围来说，还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
三、云南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关系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崇山峻岭居多，坝区较少，自然条件极为复杂，自古养育着二十多个民族，社会经济因受历史条件、民族条件、自然条件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而且极不平衡。一般说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出现，多半集中于昆明、个旧、东川、下关等城镇和一些平坝汉族地区。坝区和半山区的农村，普遍处于封建地主经济时代，有些山区及边疆地区还处于封建领主经济、奴隶制经济时代，有一部分还停留在原始经济时代，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
然而，云南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边界线长达4060公里。在这漫长的国境线上，有大小出进口岸和边民互市数十处，有许许多多的驿道小路，把国界两边的人民联结在一起，长期以来，互通有无，由云南经过缅甸、老挝、越南的陆上通道，可到达中南半岛的泰国、柬埔寨、印度、孟加拉等相近国家，澜沧江与红河是将云南与缅甸、老挝、越南、泰国、柬埔寨等国家从水上联系起来的“东方多瑙河”，现在还开辟了昆明直达仰光、曼谷、万象的三条航空线。
鸦片战争以后，英法两国加紧打开中国西南的大门，于是积极加紧对中南半岛的侵略，19世纪80年代，英国侵占了整个缅甸，法国侵占了越南和柬埔寨。19世纪90年代，老挝也被法国侵占了。这样，中国西南大门的云南周边国家缅甸、越南、老挝等国，都沦为英法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英法也就是通过这些国家打开云南的大门，所以，云南与周边国家较大、较广泛的经济交往，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而，这种交往是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下进行的，从而就限制和阻碍了云南与周边国家正常的、积极的经济贸易交往关系。
云南在与周边国家相互往来的频繁贸易中，起着中间媒介的货币必然起着重大作用。1897年云南被开辟为商埠以后，外商在交易上多用银元，称为“洋钱”，由于其质量好，普遍流通于市面，此外还有墨西哥的“飞鹰”银洋，越南的“站人”法洋，香港的“板桩”银元，其中“站人”流入最多。后来，本国的湖北“龙元”也流通于市场，1905年以后，云南自行铸造“龙元”和“银角”，1913年间，北方的“袁大头”银元也流通于云南市面，1917年以后，由于唐继尧连年用兵，财政紧张，逐渐降低了银水成色，只铸“半开”银元。1912年，富滇银行开始发行纸币，1915年，殖边银行云南分行也发行纸币，当时纸币与银币同时使用，1916年以后，纸币逐渐贬值，滇越铁路通车以后，西贡纸币“法纸”在市面也很流通，在边疆地区还流通着印度及缅甸的货币。
如此众多的国际货币在云南市面上流通，表明了云南与周边及邻近国家很早就开始了经济交往及贸易关系，云南的一些商品也积极地向这些国家输出，然而，较大规模的经济交往是在云南五口通商以后。
云南对外贸易中，个旧的大锡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大锡绝大部分经蒙自出口，运销国际市常个旧锡业，起初多半出自中小型私营土法手工采炼，以后逐渐出现几家大的资本家，有些官僚、地主、商人看到大锡可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大利，于1905年组成“个旧厂官商有限公司”，主要业务是向中小厂商收集成锡，运往香港销售，1909年，改组为“个旧锡务公司”，主要业务除收锡外，还直接经营开采冶炼。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后，锡的出口量增加约为通车前的1/3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锡的需要量大增，1914年到1918年期间，个旧锡每年平均出口量8080吨，一战之后，个旧锡的出口量随之下降，云南锡的生产和销售操纵在英国资本家手里，价格看香港行情升降，而香港价格又受制于伦敦五金交易所影响。个旧锡的出口，几乎全部由滇越铁路运至越南海防，再转水路运到香港，法国用抬高运费、增加关税及过境税的方式，从中分割利益，因而，云南锡业的发展、出口等均受帝国主义者的制约及影响，加深了殖民性质，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富滇新银行通过各种交涉后，才由云南自己掌握了个旧的大锡出口权。
云南除了向国际市场输出锡、铜、铅等矿产外，还输出生丝等货，云南的边民及商人也把土特产品货物推销到邻国，还有一些商人到邻国去开商号，进行贸易，腾冲的商号有如：
福春恒，因鉴于滇西土特产，如粉丝、乳扇、弓鱼、核桃、火腿等为缅人爱好，便收购土特产运往瓦城出售，回程购进花纱布匹，遍销滇西各地。又到四川各地收购生丝，加工成丝，运到缅甸销售，回程购进棉花、布匹、玉石等。福寿恒还在瓦城设立分号，出售的“丝球牌”解丝，价廉物美，畅销缅甸、印度、伊朗，使日本的商品销路大受影响，1920年至1930年，该号资产达300余万元。
洪盛祥，从事中缅进出口贸易，1908年至1920年间，该号以腾冲为总栈，其分支机构，国内有保山、下关、昆明、嘉定、重庆、广州、香港、上海；国外有缅甸的仰光、瓦城、腊戍、八莫，印度的加尔各答、哥伦堡等地，商品以国产丝、茶为主，以棉纱、棉花、棉布、玉石为主要进口物。1920年，洪盛祥的董珍廷、董耀廷遍游印缅各地，在猛玉石场包税岗十多年，赚了巨款，回国后扩大出口货源，在下关凤尾山开办“洪记石磺公司”，雇工300余人，产量20000多驮（约1800吨），将生产的石磺，用骡马运经腾冲，转运缅甸八莫，装小火车运至仰光，再海运至加尔各答。洪盛祥还在思茅、佛海、普洱合资办了“洪记茶庄”，种植500亩茶园，从佛海出口，经缅甸洞已转到印度哥伦堡，至不丹、尼泊尔、西藏销售，又购回麝香、高档皮张、黄连、知母、贝母等土特产。还在下关买了一个茶厂，年出口3000驮，还办了一个下关制革厂，1935年时，该号资产就有一千万元左右。
茂恒，1930年成立，主要业务是由国内办丝出口，套办国内需要的棉纱、棉花进口，在四川成都、宜宾等地区办丝设厂，在下关办茶厂，在顺宁、镇康办大烟，销到宜宾、重庆、宜昌各地，1943年，创办云茂纱厂和“南洋生丝公司”。
永茂和，在缅甸抹谷开设店铺，经营宝石、玉石、百货，后移曼德勒，建立了仰光、锡卜、腊戍、八莫、南坎、果领、瑞波、猛等分支机构，1924年，拨资在昆明建立“春永和”字号，经营香港、上海、仰光之间的生丝及汇兑，1938年后，在国内设下关、保山、腾冲三个分号，1950年结算，投资股额总数合卢比520余万盾。
广义，是合股经营的进出口商号，1944年成立，1951年停业，流动资本合卢比10万盾以上，在国内分设机构于广州、昆明、下关、保山、腾冲，在国外分设机构于缅甸鸠谷、八莫、瓦城。在国内换取大量外币，到瓦城大量购进美国、印度的布匹、五金、百货、洋杂货、成药、化妆品等等，销售于国内。
万通，是从茂恒中分出来的，创始人是腾冲白果巷的伍集成、伍体贤兄弟，总号设于昆明，分支机构设于西藏昌都、香港、下关、畹町，从事花纱、猪鬃、山货、皮毛进出口业务，抗战前，迁往香港，是今天的瑞成有限公司。
此外，着名的商号还有三盛、茂恒、华盛荣、文瑞记、腾昌、永生源、协树昌、德兴隆、世昌隆、永盛、兴旺、裕丰、广盛等等，进出口货一年比一年增加，八莫至腾冲的通道上，经常有8000至10000匹左右的马帮运输物资，腾冲海关验货厅每天摆满了大量货驮，棉纱每年不下50000大件。当时腾冲有30万人口，州城八保为百宝街。1902年，腾越关开设以来，进口货以棉花、棉纱为大宗，还有航运的绸缎布匹、毛织品及洋杂货等，每年约值关平银1百万至2百万两，进出口货值比较每年入超关平银1百万至2百万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和其他国家遭战争重创，运销到缅甸的工业品大大削减，价格暴涨，这时在缅、印的华侨大商，大企业家囤货居奇，得到较大发展，云南民族工商业也得到一定发展。此后，腾冲还开设有“名扬烟草公司”、“织布厂”、“制革厂”、“印刷厂”、“火力发电厂”、“电池厂”、“肥皂厂”等等，较为繁荣。日本投降后，中印公路存在的价值减小了，大批商品改道滇缅公路，此期间，腾冲大商号开始内迁外移，往日的市场繁荣，逐步减退。
除腾冲外，其他地区的一些商号也进行对外贸易，如：兴泰和在泰国进口洋靛，运到昆明销售，部分留着自己染布用。
庆正裕，经营进出口业务，以往缅甸销售丝为主要业务。大力由香港办条银付滇，每一条银计重1.000个盎司，每一盎司，合关秤8.278钱，运往缅甸销售，1932年冬季，缅甸禁止白银入口，条银生意结束，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庆正裕从香港办黄金经越南到昆明，运往缅甸销售。当时一般行商，都携带金银，进缅甸卖了转成款，又买货回来，所以银币如满龙、袁头、唐头等银色较好的，都带到缅甸去。庆正裕的主要出口业务，以采办生丝运到缅甸销售，生丝在缅甸销路较好，进口业务以棉纱为主，庆正裕以此赚得的钱又办猪鬃厂、洗制熟鬃，运到上海、香港销售。后来，生意兴隆，出口贸易日益扩大，又做羊皮、麂皮生意，直到缅甸沦陷后，庆正裕分伙结账。
永昌祥，创号于云南大理下关，分支机构设于大理、丽江、维西、会理、叙府等处，原合伙人有严子珍、彭永昌和杨鸿春三家，1917年，由于彭永昌退伙，股权归严子珍掌握，由于股东已是家属关系和师徒关系，这就给严子珍带来了独资经营的有利条件。永昌祥的生丝贸易，不仅是跨过川滇两省界，而且跨过了中国和缅甸的国界，成为国际贸易的一环。叙府和瓦城两地，空中直线距离在两千公里以上，陆上交通，除了缅甸境内有一段轮船火车外，当时要经过川滇的千山万水，专靠驮马运输，加上土匪横行，商旅裹足，而永昌祥的生丝仍能长久维持达二十多年之久，并从中赚了大量的钱财，成为业务发展的重要支柱，这主要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生丝的销售在缅有悠久的历史，因为它适应缅甸的民族习惯，缅族穿的纱笼（即围裙），为东南亚很多民族共同的习惯服装。缅甸气候湿热，出汗过多，纱笼经常需要洗换，因此，要适应要求，材料必须漂亮而且耐洗，泰国的情况也相似。永昌祥把条丝运到瓦城后，还要经过改络一道手工，才能上机织成绸料，加染后颜色灿烂，质地虽粗，但耐洗吸汗，很适合温热的气候。至于缅甸人头上戴的红色绢丝头巾，却要求细软，永昌祥能满足这种需要。其次，永昌祥摸索生丝运销的规律，先后达二十余年，最后创立了稳定的“双丝牌扬纺”名牌商品，经常供不应求，价格比一般的多卖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这个名牌的创立，并没有经过科学的测验，全凭手工技术的改进而完成的；永昌祥还通过传统的通关信，经年累月地把四川的生产状况和瓦城的需要和行情互通情报，使产品按需要得到逐步的改进，这就是永昌祥的生丝能在缅甸长期畅销的主要原因。永昌祥经营的进口商品，比较多的是棉纱和棉花，但数量始终抵不上出口的生丝。永昌祥除经营生丝外，主要的还有沱茶、鸦片、国产纸烟等等，成为迤西着名的大商号。
顺成号，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为滇南的一大豪绅巨贾商号，把持操纵滇南的商业经济。滇越铁路未修通以前，顺成号即由蒙自、蛮耗、河口，经营香港贸易，号称港帮。滇越铁路修通以后，蒙自早已开辟为商埠，贸易更盛，个碧石铁路修通，蒙自在贸易上之地位日臻重要，顺成号因利乘便，更扩大其贸易，营业蒸蒸日上，成为滇南首屈一指的巨商。顺成号经营滇港贸易，昆明、香港均有分号，营业发达。又代理海防法商普利洋行，垄断该行入口棉纱的销售权；代理亚细亚水火油公司，垄断该公司蒙、个、临、屏的水火油销售权。其买办性较浓。又开设“顺成当”经营押当业务，重利盘剥人民。
兴顺和号，在玉溪（以纱）换农家妇女的土布，又从昆明购纱到玉溪，再换布出销，后逐渐为发展自己购靛染布，最后又得知泰国已有德商洋靛，染布色较鲜艳，技术也较简单，于是派人到泰国做洋靛生意，也发了些财。
永义昌号，是张子义所创，主要业务为经营皮业，他的皮货来源一为昭通会泽的迤东线，一为下关、普洱、思茅的迤西线，三为开远蒙自的迤南线。由于业务不断发展，就决心扩大业务直接出口羊皮，派人到香港设号，牌号为“永义昌”，该号经张子义在昆明从电报局、银行多方面应付，港昆互相配合，结果，第一批就定销羊皮二万斤，货色上好，准时运港交货，从此在香港站稳了脚跟，成为垄断羊皮销售的巨商。
以上这些着名的商号，是云南经营国际贸易及民族工业较早的商号，它们在云南交通梗阻、风气闭塞、商业落后的情况下，输出条丝、生丝、皮毛和土产，换进棉花、棉纱及布匹，发展了云南与周边国家、邻近国家及地区的国际贸易关系，它们对云南的经济发展、国际贸易交往，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蒙自位于云南省的东南部，是滇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开关以前，经济上处于自给自足，与毗邻互通有无，它距离个旧50公里，个旧大锡通过蒙自、文山、剥隘而到百色转运至香港，再从香港购买百货运回蒙自。蒙自开关后，这条国际路线改为蒙自经过蛮耗、戛溜、河口、越南老街、海防到达香港。从蒙自到海防的水陆联运的交通线上，据蒙自海关统计，1896年，由蒙自至蛮耗的路上，有87000多匹牲口通过。1912年，通过的马驮、牛驮有109264匹，出现了驮马成群集队、木船如梭的繁荣景象。滇越铁路通车后，大大缩短了进出口商品的运输路程，货运量成百倍地增加，中国的南大门被打开了，于是英、美外国卷烟大量输入。
1912年，蒙自关进口卷烟总值达4.7万元，占云南省卷烟进口总值的94%。1912年，英美烟草公司蒙自分公司和中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蒙自开业，他们经销的卷烟“三炮台”、“大炮台”、“老刀”等牌号，垄断卷烟市场，蒙自关进口卷烟价值猛增至11.3万元，占云南省进口卷烟总值99.12%。1920年，美国烟草公司在昆明巡津街设立公司，扩大进口，蒙自关进口外国卷烟价值为国币26.9万元，省外进入卷烟38.8万元，两项总值66.7万元，占云南省卷烟输入总值的95.22%，1928年，国外进口卷烟价值为99.1万元，省外进入55万元，两项总值达154.1万元，占云南卷烟进口总值154.2万元的99.42%，以后省内外卷烟增加，外国进口烟逐年减少，至1937年，蒙自关迁往昆明后，蒙自关进口卷烟价值下降到0.2万元，结束了帝国主义垄断蒙自和云南的烟草市场的历史。卢家国：《蒙自关烟草贸易进口始末》，《研究集刊》1991年合刊本。
从以上情况看，云南省进口商品的构成和位次是：第一类棉花、棉纱、棉布等，是云南省进口的第一大宗，因为云南省素不产棉，所以主要靠进口；第二类是煤油、汽油，属燃料和能源，也靠进口；第三类是稻米，云南自古依靠外米补充；第四类火柴、纸烟、杂百货等等。然而，在各地军阀混战的时候，进口军火是真正的大宗。云南省出口货物，第一类是大锡；第二类是生丝；第三类是皮货；第四类是药材，当然在出口货中，不可避免的是鸦片也不算少，而且某些大商号往往是以卖鸦片发财的资本。
现将蒙自、思茅、腾越三关的进出口货的情况列于下面：
蒙自关进口货物的情况：
1915年，稻米335担、大豆1担、棉花1278担，烟丝5872担，芝麻1担。
1916年，稻米28担，大豆66担，棉花364担，烟丝2695担。
1917年，大豆5担，棉花176担，烟丝2984担。
1918年，稻米3担，棉花208担，烟丝562担。
1926年，稻米157887担，棉花6278担，面粉10893担，糖40205担，煤18885担，煤油1583773担，棉纱174541担，水泥22592担。
1927年，稻米1873担，棉花6135担，面粉9683担，糖27036担，煤22156担，煤油1358163担，棉纱141986担，水泥23947担。
1928年，稻米40370担，棉花4110担，面粉11518担，糖34115担，煤16198担，煤油2175633担，棉纱156545担，水泥20069担。
以上可见1915年至1918年进口货以稻米、棉花、烟丝为主，1926年至1928年进口货以稻米、棉花、面粉、糖、煤、煤油、棉纱、水泥为主。
蒙自关出口货：
1915年，大豆12340担，烟丝14担，棉花12担。
1916年，大豆27604担，烟丝1担，棉花11担。
1917年，大豆97579担，烟丝2担，小麦170担。
1918年，大豆31404担，烟丝1担，小麦6担。燕麦493担。
1926年，豆类594担，茶4236担，牛皮17606担，桐油156担，煤195担，生丝109担。
1927年，豆类3232担，茶4236担，牛皮13439担，桐油291担，煤64担，生丝4担。
1928年，豆类4554担，茶3674担，牛皮21395担，煤122担，生丝3担。
从以上数字表明，蒙自关出口货1915年至1918年，以大豆为主，有少量烟丝、小麦等，1926年至1928年以豆类、茶、牛皮、桐油、煤及生丝为主。
思茅关进口货：
1926年，糖6担，棉花5494担，煤油220担，棉纱10担。
1927年，糖9担，棉花5498担，煤油145担，棉纱45担。
1928年，面粉2担，糖3担，棉花3306担，煤油855担，棉纱45担。
从以上情况表明，思茅关进口货以棉花、煤油及少量棉纱为主。
思茅关出口货情况：
1926年，茶321担，生丝252担，生铁10担。
1927年，生丝338担，生铁130担。
1928年，生丝13担，生铁22担。
可见，思茅在1926年至1928年以生丝出口为主，少量生铁为出口货。
腾越关进口货情况：
1926年，面粉82担，糖116担，棉花8203担，煤油74200担，棉纱22955担，水泥64担。
1927年，面粉77担，糖86担，棉花7326担，煤油52473担，棉纱30104担，水泥20担。
1928年，面粉156担，糖67担，棉花4489担，煤油88170担，棉纱25795担，水泥46担。
可见，腾越关1926年至1928年进口货以棉花、煤油、棉纱为主，也有面粉、糖、水泥等。
腾越关出口货物：
1926年，豆类75担，花生26担，茶60担，牛皮190担，生丝2215担。
1927年，豆类135担，花生6担，茶143担，牛皮901担，生丝3447担，棉纱1担，生铁16担。
1928年，豆类33担，花生9担，茶203担，牛皮782担，桐油1担，生丝1131担。
可见腾越关以生丝、茶、牛皮、豆类及花生为主，少量的棉纱、生铁为出口货。《续云南通志长编》，第570～572页。
以上数字表明，三关进口货前期以稻米、棉花、烟丝为主，后期以棉花、煤油、棉纱、水泥为主，其次是面粉、糖等；出口货以豆类、茶、牛皮、煤、生丝及花生、生铁、桐油为主。
至于出入超情况，自蒙自开关起，年年都是入超，到1910年后的八九年左右，由入超转为出超，因滇越铁路通车后，运输便利，土特产得以大量出口，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锡价格上涨，出口畅旺，帝国主义忙于战争，进口洋货不畅，云南工商业得到一定的发展，大战告终后，锡价惨跌，各国把过剩货物倾销于云南，使进口数值又大大增加。
云南省的对外贸易，以蒙自关数值为最多，腾越关次之，思茅关又次之，因为蒙自关有滇越铁路交通之便，又有大锡出口，所以出入口货值占全省85%左右。腾越关在滇越铁路未通前，出入印、缅货物颇形畅旺，其入口洋货，还可以运销川、黔两省，滇越铁路完成以后，贸易数字没有什么起色，所占百分比始终在10%以上，1919年达23%，主要是驮运印纱及印、缅货物到昆明、川、康畅销，川、康土产货物也以印、缅为销售市场，必须经过腾越关出口。思茅关贸易数字就比较微小，因地处荒僻，国境内外生产消费及运输条件均远逊于其他两关。
云南省的蒙自、腾越、思茅三关中，蒙自关进口棉货向居首位，腾越关次之，思茅关最少。云南省进口棉货，初时多为印度产品，经缅甸由腾越运输入境，并转销川、黔各地，滇越铁路通车后，印度棉花大量改道经香港及越南输入，其仍由缅甸入口者，多数仅销至保山一带为止，同时，日本及越南东京区所产的棉亦因滇越铁路运输方便，进口日多。1923年至1924年以后，丝棉、绸缎、哔叽、毛棉呢、毛棉绒、毯毡各类货物才有进口。
云南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恰恰成了相反情形，进口货中的主要货物是每年增加，出口货中主要的货物如锡、丝等，却是每年减少。
云南的出口货几乎全是原料品，虽则也有几样制造品，但是都没有居于出口的重要地位，如茶、毛毡、篾帽、火腿等，都是数量微、价格低，并且毛毡、篾帽等都是旧法的手工制品而非机制品。云南的重要出口货，有大锡、生丝、茶、皮货、药材等，其中锡和生丝为最主要，这两样的出口值合起来常占总出口值80%左右。云南货物的进出口额抵偿几乎全靠这两项货物。
锡为云南出口贸易中最大额的主要货，其10%～20%销于本国，60%～70%销于美国，每年出口值常占出口总值的60%～70%间，所以云南出口贸易的兴衰，几乎全看大锡的兴衰。
生丝系四川产品，由云南腾越出口，运销印度、缅甸，在云南出口中居于第二位。
茶、药材、皮货三项是云南出口贸易中次要货物，数量虽不如前两项货物，但较有发展希望。
毛毡、篾帽、草帽，这三项货物是云南唯一的手工制造输出品。缅甸、越南人都很乐于用之，由于不断改良货质，减轻成本，出口量就能增加。
云南的对外贸易大权几乎完全操在香港、东京、缅甸各洋行之手，进口如此，出口也如此，云南所用的欧美日本货多半也是由这三处的洋行经手转运进口的。出口锡运到香港，茶运到东京，丝运到缅甸，但是锡的大量销售地是美国，茶的大量销售地是南洋，丝的大量销售地是印度、缅甸。经手运到这些地方的是英、法、美、印几国的商人，云南商人往往不过居于中间媒介，起间接的作用而已，这也是半殖民地民族工商业的遭遇。
总之，云南与越南、老挝、缅甸等国的边境贸易有着深厚的经济与社会基矗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中国、云南省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以及周边国家也先后实行对外开放，边境贸易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88年，云南省与周边国家的边贸总金额达2.36亿美元，占当年中国边贸总额的36.2%。
云南与东南亚编辑委员会编：《云南与东南亚》，第377页。居有边贸的各省、区之首。边贸的发展，必然进一步促进云南省，特别是边贸地区经济的繁荣。
四、云南对外交往的几条交通要道
云南虽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边界线长达4060公里，但是由于云南多半是崇山峻岭、谷深山高，加上社会经济形态具有多层次性特点，且近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较晚，使云南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影响到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
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力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可见国际交往的重要性。而交通发达与否，不仅决定着一个国家内部经济文化交流发展的能力，同时，还体现一个国家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际力量的强弱，以及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程度。
直到1910年滇越铁路正式通车和1939年1月滇缅公路正式通车以后，云南与周边国家及邻近国家才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开始了正式国际性的贸易。
滇越铁路是中法战争后，法帝国主义统治了越南，由法帝国主义修筑的一条铁路，这条铁路的起点是从越南海防到我国云南省的昆明。1903年10月28日，中法两国签订《滇越铁路章程》共34款，其中规定：法国国家指定法国滇越铁路公司修造、开办自河口起经蒙自附近以达云南省城的铁路；铁路所需用地段若系官地，由云南地方政府拨交铁路公司，若系民地，由云南地方政府购买后交给铁路公司；客货运价由铁路公司自行核定。这些条款清楚地表明滇越铁路的修筑权属于法国，中国地方政府要无偿地提供铁路需用的土地，可是，铁路的经营权还要属于法国，说明了这条铁路的修筑是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结果，是带有侵略性质的，法国以这条铁路为吸血管，剥削、掠夺云南人民的血汗与财富。然而，这条铁路的修筑成功，客观上促进了云南与周边国家及邻近国家的联系，发展了相互间的国际贸易，刺激了云南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使云南社会经济发生了变化。当然，这条铁路的筑成，中国人民，特别是云南人民付出了重大代价。
滇越铁路修建时，采取工程发包，承包者大都为意大利人。技术人员多为欧洲人，基层技术人员有经过培训的我国广东人、广西人和少数越南人，由于铁路沿线大部分地区山高谷深，地形险恶，加上芷村至河口段气候炎热，地极潮湿，人口稀少，施工困难，疟疾多发，染病率高，修建工人从我国内地各省招来，据滇越铁路公司工程总结记载，包工商历年从我国各地及越南招募修路工人共60700人，其中广西24300人，天津5500人，广东3300人，福建与宁波各1000人，除少数越南人外，其余的是云南当地人，来自各地的工人有的是参加过唐胥、津沽铁路修建的有经验的技术工人。又据滇越铁路公司工程总结记载，在修建期间，中国工人共死亡约12000人（未包括云南民工、临时工的死亡数字），其中10000余人死于河口至腊哈地段。这些说明在恶劣的气候、艰险的地段和非人的生活条件下，工人们的悲惨遭遇，以及工程的艰险困难。
翁大昭：《抗日战争中的滇越铁路》，《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
就滇越铁路本身而言，在极端艰险的地形修筑铁路，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中，中法技术人员运用科学知识和近代建筑材料，结合地形，进行了许多成功的设计，如人字桥、白寨桥等桥梁，以及蜿蜒曲折回绕于崇山峻岭，然而土石方又极少的路线。
人字桥位于倮咕、波渡箐两站之间，两端为隧道，桥身高悬于半山之间，距谷底约70米（施工记载为100米），桥全长为70余米，该桥在设计中应用拱的原理，将桥下部设计分木行助式三铁拱组合钢梁，上部为四孔多腹杆筒支梁，因此上部钢梁犹如长龙平卧在“人”字钢拱上，故称人字桥。人字桥造型优美而又位于高山峡谷之间，故人称之为“奇险”、“绝美”的景观。
白寨桥在白寨站外，桥全长140余米，高30～40米，设计中考虑了当时交通运输极度不便，采用了钢塔架（桥）箱型钣梁，所用杆件长不超过2米，重不超过100公斤，在现场拼铆组合架设。白寨桥纤巧秀丽，为滇越铁路一大景观。翁大昭：《抗日战争中的滇越铁路》《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
滇越铁路的中国筑路工人，在工具设备极为简陋的情况下，准确无误地组合架设了各类复杂的桥梁，打通了150余座隧道，完成了400余公里的铺轨工程。这种克服困难的精神，永远值得人们敬佩。
滇越铁路全长464公里，1904年开工，1910年竣工，同年4月1日全线正式通车，全部工程费用约为165450000法郎，通车后，开始运量较小，年运量11万吨左右（进口货以煤油、棉纱为主，出口货以锡、药材、皮革为主），客运量29万余人，全路除小停车场外，共设车站34处，共有轻重机车50余辆，头、二、三、四等客车150余辆，各式货车500辆左右，由昆明至河口，计二日可达，由东京铁路达于海防，出入都较方便，故客货运异常频繁，铁路公司营业也逐渐发达，由云南到东京两段计，1921年全年度收入总数为24306492法郎，较之1919年，增加76万法郎，而1922年初数月的收入总数，视1921年同一期内的收入，已形超过。
1910年，自滇越铁路通车后，过去出入口货运的骡马270只，内地运输的骡马上万匹，到1914年，则出入口货运的骡马完全被淘汰。滇越铁路即成为我国西南方面国际交通的重要路线。
货运价格，分三区段计价，由昆明至碧色寨，共长287公里，为第一区段，每吨公里越币1角4分；由碧色寨到老街，计178公里，为第二区段，每吨公里越币2角5分；由老街至海防，计389公里，为第三区段，每吨公里8分，全程854公里，每吨运费，计合越币115元8角。后由于法纸价格升高，滇越铁路公司借口滇币低落，各货运费即以法纸为本位；并且任意加水，始由百分之几渐增至1480%，如此大量的加价，当然影响了云南的对外贸易。而且车上的法人动辄打人，经常致伤致死，半路搭客不准补票，滇人经过越南，必须有护照，护照费一加再加，同时常因下雨路基倒塌而另辟路线，沿线任意占用人民的田亩，全未偿价。
法国还规定，任何货物，如不经过法国同意，并缴纳通过税，绝对不许入境，军需品唯有法国可以专利。法国就是这样把滇越铁路作为独占云南外贸市场主要工具，以此吸吮云南人民的血汗。
当然，在客观上，滇越铁路通车后，云南商品由昆明装载火车到香港，只需六七天，到上海只需九天，而且运输量大大增加，成为国际、国内的头等口岸。商品的运输费大大降低，商品的利润也随之增加了。个旧大锡由火车运往越南海防，再装船运香港，运输便利，成本降低，利润增加，促进了个旧大锡产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成为云南外贸的主要经济支柱。
有了滇越铁路，云南就有了直接对外贸易的现代交通线，改变了过去人背马驮的落后状况，商品除大锡外，生丝、羊毛、牛羊皮、猪鬃、鸭毛、白蜡、药材、香料、茶叶等，出口量比过去大大增加。进口商品最多的是棉花、棉纱、棉线，其次是金属和矿砂、金属制成品、机械设备、米麦杂粮、煤油、原料、西药等，进口量也是逐年增加。滇越铁路通车后，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云南是出超省，滇越铁路促进了云南工商业的较大发展，成为云南的经济大动脉。
1932年至1934年间，每年经滇越铁路输入云南的棉纺织品的价值约为1.5亿法郎，云南输出的大约价值1.5亿法郎的大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云南成为抗战的大后方，沿海及内地的企业、工厂、机关、学校等等单位，大批内迁云南，滇越铁路就成为进入西南及云南最便捷的通路，同时也是去西北各省的重要通道，因此客货运量剧增。1939年，货运量增加到32万吨，为通车时的3倍；客运量454万人，为通车时的15倍。货运量主要增加钢材、水泥、修路机械以及由内地拆迁至后方的机械设备、轨道器材等。客运主要增加了大批青年、学生、工人、商人和公务员等，可见，滇越铁路对抗战时期后方的交通运输，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1937年到1940年，滇越铁路仍在法国滇越铁路公司管理下，组织机构与初建时同，即昆明设分公司，负责人为法国人巴杜。在芷村设机务段，下辖昆明、宜良、开远、芷村、腊哈地等机务段及车房。芷村站为中心站，下辖昆明、宜良、开远（阿米州）等43个车站，办理具体运输业务。在开远设工务总段，下辖开远宜良昆明等工务段。总段、段及较大的车站的负责人均为法国人，按照《滇越铁路章程》规定，中国政府不能干涉铁路运输及行政工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了川滇铁路线区司令部，以战时军事管制的名义宣布将直接指挥滇越铁路军事运输和铁路抢修工作，任命川滇铁路公司总经理为少将司令，选派由内地铁路撤退到云南并熟悉法语的金仲勋、翁筱舫工程师等担任司令部运输、工务科等科长，授上校军衔。在昆明、宜良、开远等设车站，司令部以杨钰、翟世华等为车站司令，授中校军衔。线区司令部成立后，即通知巴杜：凡有关军事物资运输、铁路抢救工作，均应服从司令部安排，否则以违反抗战治罪。并督促完成了昆明站（后来的火车南站）至昆明北站的铁路联络线，所有军事人员和物资的运输，均由棚车在北站装载，编好的列车由北站送至南站再向滇南运送，由滇南各地发往昆明的军列也都转到北站卸车，以避法人耳目。
1940年8月，日军在海防登陆并向河内推进，顺沿铁路入侵云南的企图也很明显，于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一面作军事上的布置，一方急电川滇铁路线区司令部限期拆除滇越铁路河口至芷村段。线区司令因时间紧迫、任务艰巨，决定由工务科长翁筱舫亲任拆轨队队长，全权负责拆机及有关事宜，翁氏接到命令后，即先口头指令滇越铁路公司经理巴杜：1.自即日起，云南境内列车、机车一律不准离境驶入越南；2.立即停止与河内铁路总公司的一切联系；3.立即准备好工程列车及轨料运输列车备用。
接着召集叙昆铁路工程局第一总段工作的技术人员、技术工人、行车人员、医务人员等数十人，成立滇越铁路拆轨队，并抽调云南籍少数青壮年工人组成一支精干的拆轨队伍。1942年2月，拆轨至碧色寨南端道岔外，至此，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顺利地完成了拆轨任务。这次拆轨由于职工出于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组织者领导有方，职工技术熟练、生活医药条件较好，以及地方政府人民支持等等因素，在无一伤亡的情况下提前完成任务。拆轨后，滇越铁路虽仍由滇越铁路公司法人巴杜管理，但运输工作均听命于线区司令部。
1943年8月1日，由于中法已经断交，川滇铁路地区司令部奉命接管滇越铁路，所有法籍管理人员、技术人员40余人均集遣回，之后，我国成立了滇越铁路滇段管理处，由川滇铁路公司总经理萨福均兼任管理处长。滇越铁路为抗日战争作出重大贡献后，完成了它的使命。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1946年初，交通部指令滇越铁路滇段管理处与川滇铁路公司联合筹备修复滇越铁路河口碧色寨段。并成立“滇越铁路河口碧色寨段修复工程委员会”。修复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由于国民政府发动内战，军费支出浩大，无力负担工程经费而停工。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立即组织对滇越铁路的抢修，昆明碧色寨之间的线路又复畅通，1951年，由于支援越南革命的需要，云南交通厅奉命利用碧色寨至河口段铁路路基改建单车道公路。1956年，铁道兵奉命修复碧河段铁路，对碧色寨至河口段进行了彻底的修复。1957年12月25日，中断了18年的碧色寨至河口的铁路接轨通车，至此，昆明铁路局的昆碧线成为昆河线，滇越铁路又复全线通车。1958年1月，中越签订关于中国昆明铁路通过越南到中国凭祥及其他铁路各站间往返运送货物议定书，3月1日起议定书生效，中越两国铁路联运从此开始。昆河铁路又发挥了国际交通干线的作用。以后，两国关系曾一度出现紧张，中越联运曾再次中断。总之，滇越铁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中越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及外贸等等，作出了贡献。
滇缅公路，在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算是抗日战争的产物，是中华民族特别是云南各族人民，为抵抗日本侵略者，发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的结晶。抗日战争爆发后，当时的云南省政府意识到日本要迅速占领全中国，势必从沿海切断中国对外的一切交通要道。即向南京国民政府建议速修滇缅公路，开辟我国大陆西南的出海通道，这项建议，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重视，10月，南京国民政府同意修筑并确定了滇缅公路的走向，11月，由云南省公路局开始测量下关至畹町段公路，12月动员民工，组织施工，至此，滇缅公路工程全面展开。
滇缅公路全长1146.1公里，起自昆明，终于缅甸腊戍。为保证工程早日完工，当时的云南省政府责令沿线各县（局）行政长官亲督施工。每天共有彝、白、傣、傈僳、景颇、阿昌、崩龙、回、汉等十多个民族的民工参加修筑，一般情况下每天有11万多民工上阵，最多时，达20余万，经过9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土石方1233万立方，修建大、中桥梁7座，小桥522座，涵洞1443道，铺路面800多公里，有不少人粉身碎骨，血肉横飞，惨死于无情的岩石下、深谷中，更有不少的人死于恶性疟疾，为滇缅公路的筑成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终于在1938年8月31日，修通了被美国总统称之为“一大奇迹”的震惊世界的滇缅公路。
滇缅公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诞生之后，立即成为一条重要的国防国际运输线，为中国人民反侵略的神圣的抗日战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38年5月，由英国轮船“斯坦霍尔”号载着中国赴苏军事代表团团长杨杰将军在苏联争取到的援华军用物资6000吨，从苏联奥德萨起航，同年11月，6000吨军用物资在仰光卸货，通过滇缅公路，首批抗日军用物资到达昆明，再由昆明转到各地抗日健儿手中，打击日本侵略者。1938年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后称西南运输处），从广州迁到昆明，开始办理由仰光军运品及经济物资的进出口事项，10月21日，广州沦陷，滇缅公路和滇越铁路成为我国抗战时期两条对外的重要国际路线。1939年11月，日军在广西北海登陆，滇越铁路遭到日机空袭，1940年10月，日军占领越南，滇越铁路从此断绝，滇缅公路成为我国唯一的出海通道。数千辆军用、民用汽车穿梭于公路上，运进大批国际援华抗战的物资，如汽油、武器、弹药、医药及各种战略物资器材，运出我国产的桐油、钨砂和大锡等等国际上所需要的物资。1939年，仅由“西南运输处”统计进口的物资达27980吨，月平均运输2544吨，最高月份达4907吨。1940年后，滇缅公路进入了最繁忙的时期，据统计，共有7800余辆军、民用汽车日夜奔驰在公路上，为运输抗日物资作出重大贡献。
1940年10月，日寇占领越南后，于18日开始派出飞机轰炸滇缅公路和功果桥、惠通桥。为确保两桥和公路的畅通，护桥的公路职工不怕牺牲，不分昼夜，采用各种措施修复被炸毁的路基、码头和桥梁，为了缩短阻车时间，路工们创造了“汽油桶渡船”（浮筏），设置“过江悬索”，将货物吊、运过江。据统计，1940年11月至1941年2月，新旧两座功果桥遭日机轰炸16次之多，最严重时，桥阻碍5天之多。惠通桥遭日机轰炸6次，最严重时桥阻断35小时之多，在日机猖狂的、惨无人道的狂轰滥炸之下，担负运输的汽车司机们克服种种困难，有时一整天滴水粒饭未进，有时连续夜以继日的开几天几夜的车，不能合眼；车在深山险路上坏了，不管雨天或是烈日暴晒，也是自己趴在地上修理，他们就是这样不顾饥饿、寒冷、炎热，一身水、一身泥的英勇机智地与敌人作斗争，为了避免暴露目标，在公路中间用石灰划出一条白线，汽车改在夜间骑线行驶。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期间（除了1942年5月至1944年9月，日军侵占我滇西怒江以西，滇缅公路中断外），通过滇缅公路运输的物资达490000余吨，运进汽车10000余辆，并担负过远征军出国作战的运送任务。滇缅公路对保证我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滇缅公路的通车，更突出了云南的战略地位，昆明从此成为大西南的经济、文化和军事要地和国际交通运输的枢纽。滇缅公路沿线的禄丰、楚雄、下关、永平、保山、芒市、遮放、畹町等等一些城镇，也由于滇缅公路的通车，工业、交通、商业以及相应的许多行业都发展起来。如畹町在未通公路时，不过只有4间茅屋，为4户农民农忙时使用，通车后，即建立了工务所、汽车修配所，设立了海关、税务、警察局等，饭店、旅社、商店也有了，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热闹的城镇，滇西也由于滇缅公路的开通，经济、文化有了巨大发展。
特别是滇越铁路由于日本占领越南而中断，滇缅公路就成为我国的唯一与国际联系的出海口，如缅甸公路战时运输物资从仰光、腊戍至云南遮放、保山线，每天平均可开货车75辆，每月可运4000多吨物资到遮放，之后还开放八莫到保山路段，又增加了运输量。从云南出口的物资，根据1940年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报告，自1939年8月22日起，到1940年11月止，共计运输桐油11993桶，省资源委员会矿产品计赣钨14435吨、锡块36813块、纯锑1570箱、铝块36813块。从美国进口的汽油、机器、券币、五金等等，数量也很多，均由仰光转运昆明，再转运贵阳、重庆。
国外援华抗战物资经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运入中国，增强了我国对日作战的力量，彻底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封锁，显示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滇缅公路承担了大量军用物资的运输，使我国获得了不少国际援华战略物资，使国民政府的军队配备上了大量现代化的装备。并且在滇西反攻战役中，滇缅公路为抗日军队的调配、后勤的供应等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先后把160000抗日将士及大量军需品经滇缅公路送往滇西战场前线抗击日军，追击日军，最后收复滇西各地。
滇缅公路主要是运输战时军需物资，支援抗战，同时，也是一条国际交往的重要通道。当时，云南的矿产品、农副产品、手工业品等，如锡、钨、桐油、皮革、生丝、猪鬃、绸缎都是通过滇缅公路运到仰光，销往东南亚国家及英国、美国等一些国家，云南几十家着名的商号，都在这当中得到发展了，这些商品的出口，换得了不少的外汇。1937年，中国对外海口还畅通时，中国出口总额才达8亿多元法币，1941年1至10月，对外陆上通道只有滇缅公路，而出口总额却增加达到25亿多元法币。可见，滇缅公路作为云南对外商业贸易的桥梁作用是很大的。它促进了云南边疆的开发，使云南成为大西南后方经济、文化、军事的要地和交通运输的枢纽，特别是与它相适应的运输业、汽车修配业、橡胶制造业、轮胎制造业、棉纺织业等等，都得到很大的发展。
滇缅公路是为了战时应急而产生的公路，是土石路面，又由于公路线多由沿山脊而行，弯多、坡陡、路窄，临时桥和涵洞很多，由于日机的轰炸，不仅运输繁忙，民工的抢救也是很繁忙，平时每日有14万人上阵，高峰时达到20万人上阵。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滇缅公路昔日的繁忙也随之减退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始终将改善滇缅公路的状况，作为重要任务之一来抓，到1986年止，国家投入了上亿元的资金，重点改造了天子庙坡、红岩坡、南天门、三台山等10个大坡，使坡度降低、弯道半径扩大，改变了昔日多事故的状况，又改造了公路里程累计达268.57公里，占全路的27.65%，缩短公路里程93.7公里，同时新修了4座大桥及许多中小桥涵，铺筑了沥青路面705公里，原来的滇缅公路是等外路，现在除少数地段外，已改造成三级标准路，过去昆明至下关，要行车2～3天，如今当天即可抵达。公路的改善，每年可节约运费7000万元，油料1万余吨。为了适应“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形势，促进云南经济的发展，国家已决定将此公路列为全国重点公路建设工程，加以改造，目前，昆明关上至安宁的一级公路计34.5公里已成为云南省的第一段高级公路。
滇缅公路随着我国的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不断发展，也必定对云南的经济发展，起着促进的作用。
中印公路，是为了配合反攻日军而赶修的国际公路。1940年10月起，日本侵略军的飞机不断来袭击滇缅公路，特别对功果桥、惠通桥进行狂轰滥炸，交通因此受阻，影响军事物资的运输，甚至影响抗日战争的进展，所以，1941年初，拟修中印公路，谋求从印度的加尔各答出海，粉碎日军的封锁，使援华物资不至中断。当时计划路线是：以西康省的西昌（今四川省西昌）为起点，经云南的中甸、德钦，分南北两线：南线越云南贡山后，穿中甸北段未定界之葡萄（又名坎底、今划归缅甸）至印度的隆地亚，再到利多为终点，北线经西藏察隅至印度萨地亚与南线汇合。利多以后，依印度即有铁路或水路连接加尔各答或吉大港两处出海口。后因北线组勘测进入西藏境而受阻，未能前进，因而放弃，只勘南线，以后又改线测修，1942年5月4日，龙陵失陷，中印公路只得停修。
1944年5月，中国军队开始反攻，中印公路重新兴修，并成为配合反攻的一个重要方面，路线沿用前述新德里会议决定的路线，只是过中缅国界点，由于美军方面坚持，从36号国界桩改为37号国界桩，又增加了许多工程。从保山大官市经腾冲到密支那段，称为保密公路；从龙陵滇缅公路岔口到腾冲段，称为腾龙支线；从37号国界桩到缅甸的密支那的缅境段，也仍由我国代修，称为国界段，全部由滇缅公路工务局负责。
1944年7月，在保山成立“保密公路第一工程处”，负责修建国内段。9月4日，远征军反攻胜利，收复了腾冲县城，但有一小部分日军在欢喜欢一带丛林中骚扰，10月1日，从腾冲派来一支部队，专门保护测量，搜捕日败军散兵，保证了勘测队工作的顺利进行，修路的人也日渐增多。11月3日，远征军收复龙陵，滇缅公路龙陵岔口到腾冲的公路——腾龙支线，被撤退的日军破坏了。一工程处组织成立第七总段，派民工两千人，进行修复。
国外段——37号国界桩到密支那，自8月5日盟军克复密支那后，滇缅公路工务局随即成立“保密路第二工程处”，组织三个测量队，用飞机从昆明送到密支那。9月初，第二工程处在洒鲁成立，三个测量队分布在密支那至37号国界桩间分段测量。12月，从腾冲征募民工一千人到国外段施工。美军工兵以较多筑路机协作，当时印度利多方面，随着军事反攻，工兵在前开路，通过野人山等等大原始森林，克服恶劣的气候等等困难，并随时与相遇的日军搏斗，路开到哪里，军队进攻到哪里，职工和民工，发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顶烈日，冒暴雨，披荆斩棘，终于在1945年1月19日全线通车，从利多开出，于1月15日，抵达密支那，16日从密支那开出，停在新寨等待，等得到19日全线通车的通知后，便从新寨开出，于20日下午3时，到达37号国界桩处。总段在国界搭起一座树枝牌坊，布标上写着中文大字“到东京之路”和英文“THEROADTOKYO”。这三辆车日夜行驶，于22日到达昆明，是为中印间的第一次公路通车。昆明—密支那—利多全线长1568公里。
中印公路修通，对远征军反攻缅甸和盟军从印度反攻入缅的军事交通联络及军用品的运输，都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同时，突破了日军对滇缅公路的封锁，减轻了中印间的空运负担；还有，对敷设中印油管工程，起了很大的支援作用。另外，中印公路南线，即缅甸南段，从密支那南行，经八莫至南坎，再经芒友至中缅交界畹町河的公路，也于1月27日打通，28日，120辆新卡车组成的车队，驶过畹町河，于2月4日到昆明。在昆明西站举行了隆重的通车典礼。公路两旁，挤满了人，热烈地欢呼公路的通车。与此同时，蒋介石在重庆发表广播演说，题为《中印公路开辟意义》，演说中，蒋介石将中印公路命名为“史迪威公路”。曾经为中国抗日战争贡献过巨大精力，曾经为开辟中印公路操劳过度的史迪威将军，在美国病休中得知这个消息，激动得热泪盈眶。
中印公路通车后，滇缅公路、滇黔公路和滇川公路的汽车运输又紧张繁忙起来了，车队日夜不停地运输作战必需的军用物资，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反攻，以及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经过艰辛的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中印公路也完成了它光荣的历史使命。此后，工程机构撤销，公路也被暂时弃置。然而，我深信，随着中国和亚洲的改革开放，中印公路必然恢复青春，为中印人民的友好交往，继续作出贡献。为印度的经济发展、云南的经济发展，起着促进的作用。
驼峰航线，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中开辟的。1942年至1945年期间，我国的几条国际通道（除通苏联的陆上通道外）几乎完全被日军封锁，由于抗日战争的需要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的需要，以美国空运总队为主力，加上中国航空公司的运输机，在中印之间开辟了举世闻名的“驼峰航线”，运送抗战物资及为远征军培养的人员，它不仅支援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历时3年零5个月的时间里，驼峰空运总飞行时间达150万小时，数以千计的、在中国战区作战的中国和美国的作战飞机，在这条航线频繁飞越。
“驼峰”不是一个具体的地理名称，而是中、美两国人民用鲜血在号称“世界屋脊”的我国喜马拉雅山脉和缅甸的茂密丛林上空开辟的一条空中航路。因其所经山脉蜿蜒起伏如骆驼之峰而得名。这条航路西起印度的阿萨姆邦，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高黎贡山、萨尔温江、怒江直至我国的云南高原和四川盆地。
在航线上，山高一般海拔3500米至6000米，深涧峡谷多，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在崇山峻岭间穿过。野人山地带覆盖着大片的原始森林。由于山高险峻，地形复杂，使空中气流流动不稳，产生各种坏天气，有时会导致飞机失控坠毁，加上供飞行参考的气象资料缺乏，导航设备简陋，飞行安全没有保障。而且日本零式飞机神出鬼没地沿途拦截运输机，使飞行人员每趟飞行都提心吊胆，要全神贯注地搜索日机踪迹，但天空辽阔，云团多，防不胜防，仍有飞机遭到日机击落事件。但是不管雷雨、结冰、天气条件恶劣，不顾日本零式飞机的拦截，500多架各型运输机仍然夜以继日地飞行，从不间断。3年多的时间里，由于受敌机截击和自然灾害，在驼峰航线上共损失飞机468架，在长480公里、宽80公里航路地区，飞机残骸散布在陡峭的山崖上，因而被人们称之为“铝谷”，天空晴朗时，飞行员把这些闪闪发光的铝片作为航标。有不少于1500名中、美两国的飞行人员长眠在这幽谷之中。为了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美两国的飞行人员，冒着生命的危险，不顾身体的疲劳，和日本帝国主义斗，和变幻无常的大自然斗，他们夜以继日在驼峰航线上穿梭飞行，地勤人员冒着酷暑或在滂沱大雨中装卸货物，加油料，检查维修飞机，以无比的意志，克服着种种困难，为抗日战争作出贡献。据资料记载：从1942年5月至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为止，中航飞机共飞越驼峰约80000架次，从印度运到中国的物资共50089吨，从中国运到印度的物资共20472吨，运送人员共计33477人（大部分是去印度的远征军和送到美国受训的空军人员）；美国空运大队从印度运到中国各种物资共650000吨，中美损失飞机514架（其中中国损失飞机46架）。
1984年8月31日，中国驻美大使文晋应邀出席了在美国俄亥俄州德顿市举行的第39届年会，并在“驼峰”空运纪念碑的揭幕仪式上讲了话。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向“驼峰飞行员协会”赠送了从“驼峰”故土—云南保山采集来的一块岩石，作为“驼峰”崇山峻岭的象征，以表示中国人民对曾经帮助过他们的国际友人的永远怀念。这块岩石被称为“可敬畏之石”。
云南除了这些主要的国际通道外，还有如滇越公路等等一些支道，就不再叙述了。总之，这些国际通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它们发挥着不同的历史作用：有时作为国际商道，它们促进了云南与周边国家、邻近国家人民的友好往来，互通有无，发展、繁荣了相互之间的经济；有时在反抗共同的敌人，在反抗日本法西斯的奴役的斗争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历史上的功绩，我们不能忘记，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其中有很多经验也值得我们很好地借鉴。
五、促进云南经济的发展
云南与周边国家及邻近国家的经济贸易交往，对云南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外国廉价的商品，不断充斥了云南的市场，加深了云南社会的半殖民地化，同时，也冲击着云南自给自足封闭的自然经济，使其逐渐解体，刺激了云南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促进了云南近代工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云南对外贸易进口货以棉花、棉纱、机械设备等为主，出口货以锡铜铅矿产及生丝、石磺、茶叶、土产、药材为主。向香港出口大锡，向缅甸出口生丝、条丝，向印度输出石磺等商业活动，经营数额庞大、历史悠久，造就了“福春恒”、“永昌祥”、“洪盛祥”等大商号，它们在香港、曼德勒、仰光、清迈等地都设立有分号。
生丝贸易。生丝在缅甸有广阔的市场，因为缅甸人民的服装是丝织品。腾冲帮的“茂延记”，鹤庆帮的“兴盛和”、“福春恒”，喜洲帮的“永昌祥”等等大商号长期以来，苦心经营对缅甸的生丝贸易，注重提高生丝质量，结果都能在缅甸站住脚，开设了分号，并从中牟取了高额利润，使其资本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他们收购云南、四川等地的生丝，直接运往缅甸销售；也收购蚕茧，加工成条丝，创造独特的牌号，再销往缅甸。生丝贸易的结果，促进了云南、四川两省的养蚕业的扩大及生丝加工业的发展。
石磺贸易。清朝末年，私人开采下关的石磺，官方统购统销，产量不大，一般属于内销。1909年，官办石磺局撤销，由“洪盛祥”商号组织石磺有限公司，从此，“洪盛祥”垄断了石磺的生产和销售，开辟了对缅甸、印度的出口贸易，从中获取了高额利润，后来成为资本雄厚的大公司。
商业资本的增长，又扩大了对外贸易，原来封建性的行会逐步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商帮和商号。如昆明帮、腾冲帮、鹤庆帮、喜洲帮、昭通帮、曲靖帮、临安帮、开化帮、通海帮、思茅帮、新兴帮等着名商帮。
这些商帮在对外贸易出口生丝、石磺、药材、山货等回程时，大量输入棉花、棉纱、棉布等棉货，这就冲击了云南农村的手工纺织业，加速了云南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解体，使得一些城镇的工商业得到发展。
腾冲为历代州、厅、府、卫的治所，历代都建有重要的军事设施，八关、九隘、七土司、十八练、二十二屯甸、八十卡，都设于当时的腾越，加上其如掌形的地形，腾冲几乎成了控制印缅的要地，成了这一带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腾越州志》物产篇中叙述：“今商客之贾，于腾越者，上则珠宝，次则棉花，宝以璞来，棉以包载，骡驮马运，充路塞道。”棉花、棉纱、疋条、黄丝、石磺络绎不绝，每天入市过境，平均不下数百驮，“纱之声，昼夜不歇”，成了轻工业产品和原料生产的加工地，上至玉雕、金、银器皿，下至饵丝、米线、蔬菜、松子、瓜子、豆子，猪鬃、马尾、牛皮、八发、麻线、小花毡、大瓮、土罐……一应俱全，腾冲生产的麻线，是缅甸渔民织网的原料；界头等地生产的白纸，是缅甸佛教徒和华侨少不了的抄经纸；这里生产加工的琥珀玉雕，远销国内外。这里的商人“其人设市，遍及滇省诸大邑，而终以印度加尔各答”，使腾冲得到了“小上海”之称。巨商大贾云集于此，使腾冲既是工艺技术的中心，又是物资商品聚散地和金融重地，真是一片繁荣的景象。随着商业的日益兴盛，运输业、行栈商号、马店、旅馆、饮食服务行业都日渐兴旺发达起来。县城集市，五天一街，赶街天人数多达1.5万～2万人。南城外至凤山下的四、五、六保街为商店集中之区，宝货行、米市、杂粮市、鸡鸭市、猪羊市、牛马市、柴炭市、土杂市则分布于十字街之东街、西街，赶街天人流如潮、填街塞巷。此外，农村尚有初级市场48个，其中较大者每街多达1500至2000人。
由于商业的发达，吸引了一批银行汇集于腾冲，如富滇新银行、兴文银行、实业银行、矿业银行、腾冲侨民商业银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在腾冲都设有分机构，这些金融机构的建立，又反过来促进了商业贸易的活跃，因而使腾冲成为四邻各县贸易集散、生产协作、技术交流、经济活动的滇西重要商埠之一。
又如芒市，也是滇西一带贸易市场，那里有来自大理、下关、保山、龙陵、腾冲等处的商人来做生意，他们不顾路途艰险，长途跋涉，运来了当地很多土特产品如火腿、乳扇、香肠、弓鱼、红虾、红茶、白花茶、绸缎、丝线等商品。缅甸的商人也到芒市经商，主要运来的货物有棉纱、盐巴、水火油、干鱼，还有黄牛、马匹等大牲畜，每到街天，有成百头驮马运货进入芒市。1928年，在芒市土司方克明和其弟方克胜主持下，修通了芒畹公路，进一步方便了两国边民的来往，发展了两国边民的贸易，许多缅甸大商号来芒市投资经商，内地的大商号也来芒市投资经营，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芒市的经济发展及城镇的开发建筑。
蒙自，位于云南东南部，是滇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云南大锡的出口，要通过蒙自，与香港发生直接密切的联系，香港的百货也要运回蒙自销售。蒙自开关后，这条路线进行改道，出现由蒙自经过蛮耗、戛溜、河口、越南老街、海防到达香港，从蒙自到海防的水陆联运，首先是蒙自到蛮耗的陆运里程58公里，由蛮耗到海防的水运里程90公里，在这条水陆联运交通线上，骡马成群集队、木船如梭的景象。蒙自关进出口货量为三关之首，使蒙自在原来的基础上，对外贸易及社会经济都大大发展了。
抗日战争前，云南与周边国家及邻近国家、地区的经济贸易往来，促进了云南许多城镇的繁荣、经济的发展，但是，战前这种发展仍然是很缓慢的，生产技术大大落后于内地。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工矿企业、机关、学校、科研单位等内迁云南，对云南的经济文化起到全面推动的作用。
滇缅公路的开通，更进一步促进了云南的开发，其中以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尤为明显。滇缅公路开通前，云南的交通汽车运输业仅为官办，而且公路通车的里程较短，价格昂贵，因而发展缓慢。由于云南地理形势多为崇山峻岭，道路崎岖，运输极为不便，主要交通靠骡马驮运，滇缅公路开通后，汽车运输业迅速发展，民用汽车业大量涌现，在滇缅公路畅通的时候，营业公司行号多至700多家，行驶车辆在万辆以上，于是对轮胎的需要量大大增加，1942年，昆明设立了官商合办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橡胶厂，生产一些汽车轮胎和一些橡胶制成品。云南开始有了橡胶制成品业，同时，小五金机械及汽车修理行业也在昆明陆续出现。
此外，云南的棉纺织业也发展起来，云南纺织业在抗战前，在云南经济委员会的创办下，已形成一定的规模，但是发展不快，1937年至1938年，由缅甸运入云南的棉货只有18吨，而1939年到1940年，随着滇缅公路的开通，由缅甸运入云南的缅棉猛增至3580吨，运入的缅棉在云南加工后，成为纺织品，一部分反运回缅甸销售，大部分运往四川、贵州及抗日前线支援抗战，使云南的棉纺织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云南的厂矿工人由战前的两千多人，增加到战时的数万人，昆明的人口由10万人，增加到30万人，随着人们消费的增长，昆明的生产和金融、商业市场等方面也空前活跃和发展起来，出现了过去少有的繁荣；随着云南对外贸易的不断增长，滇缅路沿线的潞西、保山、下关、楚雄、禄丰等城市也得到发展，商业也繁荣起来。畹町、遮放、芒市一线，在滇缅公路通车以前，人烟稀少，经济落后，虽有一些边民贸易，但发展不快。滇缅公路通车后，这一线由于运输繁忙，商旅云集，贸易也发达起来，并且盛极一时，特别是处在滇缅公路咽喉的畹町，在通车前仅仅只有四间茅舍供四家农民农忙时使用，通车后的三四年间，人口激增至一万多人，建立了交通机构、商店、旅馆、食馆、海关、税局、银行等等，一度出现了繁华的景象。长期处于闭塞落后状况的德宏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社会经济文化得到了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在反法西斯阵营中通过滇缅公路，在加强盟国之间的互相援助上起了特殊的国际纽带和桥梁作用。1938年12月25日，中美签订桐油借款协定，我国以桐油、钨、锡、铜等物资偿还，而桐油价格低于市价的20%，这些优质重要的战略物资，当然也是对盟国的援助；1939年6月13日，中苏签订《关于使用1.5亿美元贷款的条约》，也是以中国的茶叶、钨等物资作偿还，这些物资当然也支援了苏联的建设。以上这些协定和条约所规定的相互援助的物资，绝大部分也是通过滇缅公路运输出口的。单以云南输出的有色金属为例，从抗战5年的统计看，约有28427吨精锡出口；钨砂年产100万斤至200万斤，单1937年出口就有180余万斤；其他金属以1937年至1939年1、2月份的统计看，铅为296吨，锌为71吨，铜为434吨。仅以1941年1至10月份为例，此时对外陆上通道只有滇缅公路，中国对外出口额达到2586809000元法币，比之于1937年出海口畅通时的出口总额83877万元，增加了三倍多。
所以，滇缅公路不仅是中国接受外援的重要通道，也是中国人民，特别是云南人民支援反法西斯战争战略物资的重要通道，直接支援了东南亚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
云南对周边国家及邻近国家、地区的经济贸易交往，不仅促进了云南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交往国的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许多云南人直接到这些国家参加开发，对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也是互相交往的结果，我们不能否认这点。
云南与缅甸、越南、老挝的联系，自古就有陆路古道——着名的“南方丝绸之路”，在漫长的相互经济、文化交往中，不断地产生了华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法战争以后，英法帝国主义打开了中国西南神秘的云南大门，不断地将侵略势力伸入云南的各个方面，很多云南人，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势力压迫掠夺下，生活日益贫困，有些人为了谋生，有些人为了逃避战乱，不断地到异国他乡，使华侨人数不断增加，特别是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通车后，许多云南人到东南亚各地去谋生。解放战争末期，国民党军队残部从云南撤退，带走了一大批云南青年，后来，他们逐渐陆续脱离部队，在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国定居下来，“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左”的政策冲击下，许多人逃到越南、老挝、缅甸，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这些出国定居的人逐渐公开了自己的身份，纷纷与国内家人取得了联系，不少边民又陆续返回自己的家园。
云南华侨和其他各地华侨一样，在东南亚许多国家进行了大量的开发和引进工作：他们开垦荒地、种植谷物，开采矿产，发展工业，经营商业，促进流通，发展贸易，繁荣经济；华侨发挥自己的专长，积极参加居住国的城市开发及建设。有许多华侨，还把当时我国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科学知识带到侨居国，如养蚕、织绸、制茶及把一些铁农具介绍给当地人民，受到当地人民极大的欢迎并加以推广，有些云南人还在缅甸开采了许多中小银矿，为缅甸人民开发了大量的地下宝藏。
云南华侨在侨居国，多半是小商小贩，通过他们流通和交换，对活跃侨居国的城乡经济，便利侨居国人民的生活，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如越南西贡2/3的商人是华侨，在缅甸定居的也不少，云南华侨多半散居于上缅甸，经营木材、瓷器、宝石生意，活跃了缅甸的商品经济，促进了缅甸社会经济的发展。
云南与周边国家及邻近国家、地区的交往，对相互交往的国家的经济文化的开发及发展，都有好处。作为长期被帝国主义侵略、掠夺与压迫，东南亚各国，造成了人为的经济落后，今天，在世界改革开放的趋势下，云南与东南亚国家，更应奋起直追，进一步发扬历史上的友好和平共处的经济、文化交往的传统，使自己的祖国繁荣昌盛，让帝国主义主宰亚洲人民命运的历史一去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