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百多年来全民族反侵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与贡献。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伟大的胜利，主要是靠中国人民自身的艰苦奋斗，同时也得到了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及政府的支持。本文仅就抗日战争前期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
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被经济危机所袭击，工业生产长期处于萧条状态，到1937年，工业产值还未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但是，德日意三国把国民经济转上了战时轨道，片面地发展军事工业，使其工业生产超过或接近1929年的水平。1937年，新的经济危机又要发生，德日意便加紧进行侵略战争的准备。
此时，日本政府一面让日本驻华大使同国民党政府谈判，鼓吹调整中日关系的所谓“中日提携”，另一方面却制造借口，大量向中国增兵，并且制定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企图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1937年7月7日，在我国卢沟桥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
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向全国发出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1号召全国人民立即动员起来，给进犯的日军以坚决的打击，并且立即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中国工农红军发表要求抗敌通电，并致电宋哲元、冯治安及蒋介石，表示愿意做二十九军的后盾，声明中国工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开赴抗日前线，与日敌决一死战。
全国人民，特别是华北人民，深感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立即掀起了空前的抗日救亡浪潮，发出了”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响亮口号。长辛店的铁路工人迅速组织起来，去宛平城建筑坚固阵地。北平附近的农民自动出粮出柴，为前线战士送战争物资。北平以及全国性的各社会团体派出代表，冒着枪林弹雨，赴前线慰问。各地报刊纷纷发表评论，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对日抗战。上海、武汉、南京和太原等地的工人相继组织抗敌后援会，进行抗日活动。从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
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企图把这一事件作为局部的地方性事件来解决，要求地方当局同日寇谈判。7月20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声明说：“以外交之方式，谋和平之解决。”但是，日本帝国主义不理，仍然进攻，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不得不起来“应战”。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谈话，提出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个条件：即“（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并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但是，就在蒋介石发表这项谈话时，仍然和日寇继续谈判，甚至接受日寇和地方当局议定的所谓和平解决的办法。由于蒋介石执行的是一条片面的抗战路线，不敢放手发动全国人民起来抗战。因而，从“七七”卢沟桥事变起，仅仅二十天时间，就使天津陷入敌人之手。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平津之后，又发动对整个华北乃至全国各地的进攻。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虽然危害了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但是，他们对日寇侵略态度的决定性因素，乃是他们力图利用日本作为反对苏联、反对日益增长的中国人民革命的力量。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获得胜利，就意味着包括美国资本在内的外国资本在中国统治的崩溃。正如美国政府说的：“如果中国具有足够的力量驱逐日本人，它也能在自身中找到足够的力量驱逐其他外国人。”美国政论家别逊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会使“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成为“理应消灭的时代错误”。因此，从日本进攻卢沟桥开始，美国就宣布“中立”。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美国声称日本和中国在世界各国面前负有同等责任。8月25日，日本海军宣布封锁中国海岸，9月11日，英国政府表示接受。9月14日美国政府表示承认。总之，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它们总是极力与日本妥协，希望日本与中国两败俱伤，由他们坐收“渔人之利”。另一方面，又利用日本帝国主义来扑灭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火焰，充当他们的反苏先锋，为此，他们又执行纵容日本的侵略政策。所以，在九国公约签字国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会讨论日本侵略中国问题时，竟在长达三个礼拜的会议上，没有一个仗义执言或同情中国的国家，帝国主义者对此仅仅表示“遗憾”，不分是非，中日各打五十大板。特别是美国以“中立”面目出现，全部醉心于自己军火工业的景气，和日本大做军火生意，将军需物资大量输入日本。日本消费的石油十分之八是从美国输入的；铜和废铁的输入十分之九是来自美国的；美国还帮助日本建设制铝工业和石油工业，并指导其技术。总之，美国不愿日本征服中国、独占中国，使中国广大市场无美国插足之余地；又不愿对日本施以经济制裁，放弃眼前的利益。因此，口头上表示同情中国，行动上又援助日本。至于德、日、意轴心国，他们也并不是利害完全一致的，没有矛盾的，德国并吞奥地利，意大利并吞阿尔巴尼亚，双方都有难言之痛，加上内部财政、原料紧张，人民反战等，都有一定困难。英、法由于德、意的威胁，两国合作已水到渠成，而英法苏谈判成效不大，英对德一再让步，姑息养奸，德、意便从中挑拨离间，使盟约力量亦难发挥。集体安全的组织国联，在大战以来，威信低落，中国要想在国联中寻求其公开援助，则是水月镜花，必无可望。
中国人民全面抗战开始后，首先声援中国的是苏联政府及其人民。“卢沟桥事变”不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便发表了告国际无产阶级的宣言，明确地指出：“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是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先进人类反对野蛮法西斯主义的压迫的总斗争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群众周刊》第2卷，第10期。号召各国工人阶级和一切真正拥护民主、和平的人士把广大群众和同情引导到积极的行动上，在政治上、精神上和物质上，支持和援助中国；对日本军阀的侵略制造困难与障碍。1937年8月21日，苏联政府根据国民党政府提议，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寇妄图三个月灭亡中国，英美一再纵容日寇的侵略罪行，中苏条约的及时签订，无疑是对中国人民精神上的最大支持，具有重大意义。日本外务省承认：“中国竟与苏联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实予日本以最大打击。”国际舆论认为这是“插进日本牛脖子上的第一支火箭”。11月6日，莫洛托夫在庆祝十月革命二十周年大会上讲到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意义时说：“在这里，苏联不与列强同调，而分别是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忠诚关系和对于受着外国侵略的人民坦白的挚爱。”苏联的外交政策，本质上就是一种掩护社会主义国家安全发展的武器，当时苏联为了保证国内生产的发展，它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为了保持两个五年计划已取得的成绩，并使之进一步发展。他的对外政策更需要谨慎，以免陷入战争旋涡，保证它的国家发展的计划的进行。所以，苏联对外政策虽然是反法西斯及援助被侵略民族之一贯政策，但同时也要考虑到苏联国家利益，想法转移国际纠纷的重点，避免德、日夹攻、两面作战的处境。上海抗战后，中国有一些人主张马上让苏联出兵替中国抗战，这在当时复杂国际形势下，完全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幻想。中国的抗战，只有以依靠自己人民的力量为主，同时尽量争取国际在精神上、物质上的援助。正如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抗战，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休戚相关的。”其次，在国际反法西斯高潮中，和一切与日本矛盾的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反侵略战争的同盟，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使其有利于我们而完全孤立日本帝国主义取国际援助、孤立日本帝国主义是我国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不管目的、动机如何，对我国抗日战争的援助，我认为都应该给予肯定，受到中国人民的感激，因为，这对中国的抗战，毫无疑问是有益的。
二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中国对日作战的前期，苏联是对国民党政府的主要援助者。
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后，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必须根据客观的变化，制定新的策略。为此，1935年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等问题，批评了党内存在着的浓厚的“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策略。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规定了党的任务，就是要用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团结和组织一切抗日力量，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全面的、深刻的理论分析。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全国抗日力量，进行了复杂而艰巨的斗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开始了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共同抗日的新时期。“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国民党政府担任正面战场作战，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负责侧击日军，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开始了。
中国共产党倡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苏联政府对国民党政府给予了大量的抗日军事物资援助。1937年8月22日，国民党政府任命杨杰为特派军事代表团团长、张冲为副团长往苏联争取援助。
9月8日晚，杨杰和张冲等一行人飞抵莫斯科，9日下午2时，苏联国防委员会委员长伏罗希洛夫元帅接见了杨杰与张冲等，杨杰努力陈述中国抗日战争的世界意义及对苏联的影响，并坦率地表明中国由于缺乏抗战的武器，困难巨大，致使日本得以深入腹地。伏罗希洛夫表示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愿意支援中国军队抵抗日本军队的进攻，并决定当晚即开始商谈。
当晚会谈中，杨杰、张冲提出要求：三百五十架重轰炸机、一百架轻轰炸机、一百五十架驱逐机。并聘请苏联重轰炸机教官十五员、轻轰炸机教官十员、驱逐机教官八员、飞机教官七员、技术人员三十员。飞机上的兵器器械如飞机机关枪及无线电等请苏联装备完全。此外，飞机之零件及汽油、润滑油等也请供给。还需要购置战车八十二辆，重炮一百三十八门，载重汽车六辆，机踏车十八辆，重炮要十五公分左右之榴弹炮，其牵引须完全机械化，并请派教官、修理技术人员前往协助。苏联方面会谈代表拔也夫听了中国代表的要求后声明道：“此次协定纯为中苏两国亲善友好邦交的结果，敝国既非卖军火家，亦无后备军火可随时出售，故贵国所提若干兵器式样中若为敝国所未备者，当以他种兵器代替之。此外，因敝国无后备军火之可售而贵国现复需要，恐急用，故拟由敝国军队现行装备之兵器中抽出若干转行让与贵国，此项兵器日内当可开始。
参观。”《杨杰与拔也夫会谈关于购置军械问题记录》1937年9月9日21时于莫斯科。双方商谈的结果，苏联第一次给中国军用物资援助为：（一）飞机二百三十架，内重轰炸机七十架，驱逐机并作轻轰炸机四百里速度者一百六十架，炸弹、机关枪、无线电照相机等附件完全照数拨给。坦克车因运输困难，暂拨八十二辆。高射炮、反坦克炮一百三十八门及炮弹，高空御寒衣照数拨给；（二）顾问、教官、技术员照要求数派给；（三）运输方法，除飞机外，其他均由备舫海运。《杨杰电报呈蒋介石谈判结果》1937年9月21日，于莫斯科。
苏联给予中国人民的抗战军事物资，是在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后提供的，这样，就不像十年内战时期，德国、美国提供给国民党的武器，完全是用于镇压革命人民、“围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苏联的军事物资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及时地帮助中国武装了抗日健儿，有利于打击日寇的侵略气焰。
1937年10月以前，苏联向中国提供了两次贷款，各为五千万美元，中国由杨杰签字，苏联由耿精赛苗、格利哥维茨签字。1938年7月3日，苏联给中国的贷款由杨杰以中华民国全权代表签字。1939年6月13日，苏联再次给中国贷款为一亿伍仟万美元，中国由孙科签字，苏联由米科扬签字。
关于苏联对中国援助，蒋介石曾给斯大林及伏罗希洛夫电报表示感谢：“中国对日抗战，迭承尽量援助接济，俾战局克以支持身心迄今，敌人消耗甚巨，不独私衷感激靡量，即全体战士与民众对贵国仗义相助，仰强扶弱之意，均表示无限之钦佩与感激。现在中国缺乏必需之武器甚多，尤其需要飞机特别迫切。曾以此意面告贵国大使，并电会杨次长同时洽商，请贵国借给大批武器与飞机，并准备订立正式贷借契约，想邀。
中国此种希望与请求，实基于与贵国精神相契之道义关系。若以寻常商业手续及普通国际关系而言，直为不可能之举，既不可能提供现款，何以取得物质，此在中国故明知之。尤其上次承借之武器，款未清还，又承垫付多量之运输费用，亦尚未偿，讫无日不耿耿于心。但中国既深信贵国主持和平正义之苦心，又鉴于两国在东亚局势上有共同之利害，认为中苏两国之关系，乃超过于通常友谊之上，实为共患难之友……全中国军民将永不忘贵国急难相扶之惠。”《蒋介石致斯大林、伏罗希洛夫感谢电》1938年5月于武昌。
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给蒋介石回电表示：“吾人完全理解中国金融财政之困难情况，并亦已顾虑及之。因之吾人对武器之偿价，并不要求中国付给现金及外币，然吾人愿得中国之商品，如茶、羊毛、生皮、锡、锑等等。吾人诚知此类商品中国能供给苏联，而对中国之国民经济无任何妨碍，因此希望中国供给此类商品。
关于苏联方面援助一节，丝毫不必疑虑，苏联当其一切可能援助在反抗侵略者的英勇解放斗争中之伟大的中国人民……”《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回蒋介石电》1938年5月10日于莫斯科。
从上面斯大林与蒋介石往来电报的内容，可知苏联及时援助中国抗战的情况及其影响。苏联向国民党政府实施的几次美金信用借款，充作这些借款的都是中国急需的飞机、大炮、坦克等对日作战武器，而换取中国人的是茶、羊毛、生皮、锡、锑等不影响中国人民的生活及抗战的商品，并且苏联给中国的军用物资折价低于国际市场百分之二十，这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无疑是有益的。
这段时间，苏联先后派了一千架飞机、二千多名航空志愿队到中国直接参战，歼灭了敌机多架及敌舰多艘，使日本空中强盗的嚣张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原来日本飞机经常狂叫着擦着树梢、房头飞过，肆无忌惮地扫射，严重地威胁着中国和平居民的生命财产。苏联空军在中国上空出现后，日本轰炸机的基地，不得不由离前线五十公里而撤到离前线五六百公里之外，在商丘、广州、武汉、海南岛上空，苏联空军给了日机沉重的打击，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有近二百人血洒长空，包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战斗机大队长赫曼诺夫。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与此同时，英、美、法不但不制止日本的嚣张气焰，反而用中国人民的命运做赌注，不惜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换取日本北进苏联，以收渔人之利，特别是美国，还在经济上和军事物资上帮助日本侵略者。1938年，美国输日作战物资竟占日本全部消耗额的百分之九十二，美国垄断集团还为日本建立军事工业提供资金、技术和机器方面的援助。英国输往日本的物资，在日本进口额中占百分之二十点七九，其中军用器材占百分之十七，英国还把船只租给日本作军事运输之用。英美的这些做法，显然是纵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利。
三
抗日战争前期的中苏外交，能够互通信息，以应付复杂的情况。
蒋介石在组织徐州会战时，为了得到苏联的大量支持，1938年8月，委任与苏联关系较密切的杨杰为中国特命全权驻苏大使。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得到进一步发展。它不仅只限于单纯的军事物资援助的谈判，而且在国际上许多重大问题，也能开诚相商。杨杰在9月3日呈递国书时，苏联加里宁主席再次诚恳地向杨杰表示：“中国团结一致，为抗战最伟大力量，苏联援助中国为已定政策；不特现时帮助，即将来亦要继续帮助。不过以苏联革命时抗战之经验，兵工厂、重工业实为抗战之基础，中国宜在西南部从速建设军需工业。倘因中苏远隔，一时接济不继，中有间断时仍可以自己之实力支持之，不致军事遭受影响。”并强调：“中国之胜利即苏联之胜利，苏联援助应至中国完全胜利之日为止。”加里宁这段谈话是比较诚恳的，苏联鉴于战争的蔓延及持久，希望中国能把抗日战争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保证抗战不因外因改变而有所影响。
对于日本侵略者疯狂进攻中国，苏联代表在国联日内瓦会议上仗义执言，支持中国代表呼吁制裁日寇的正义主张。苏联政府并向中国政府表示，希望中国政府转告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代表，遇有复杂情况，可以随时面洽，共同应付。这种外交上的切实合作，一反过去列强对中国觊觎的态度。蒋介石对苏联政府代表在国联会议上支持中国的主张表示感谢，并命杨杰转告苏联政府，希望建立中苏互助协定及希望苏联直接出兵。
由于国民党政府执行的片面抗战路线，1938年10月21日，华南重镇广州失守；25日，武汉又失守。至此，祖国锦秀河山，半壁陷入敌手。蒋介石企图请苏联派几百架飞机，轰炸日本重要城市及军事根据地，使中日战局“急转直下”，这种完全把抗日的胜败寄托于外援的思想，当然是不对的。同时，此时的苏联也不可能轻易对日出兵，使自己陷于两面受敌的危险境地，更不愿使英、美、法顾虑。
1939年4月23日，杨杰拜会季维诺夫，希望苏联在国联会上支持我国要求，设立中日事件调整委员会，此会由与远东有关各国参与，以便给予我国财政及经济之援助；不得采取增加我国抵抗困难之措施；我国军用品通过各该国境内运输，则予以保证及便利；直接或间接禁止日货输入；禁止对日本供应原材料，尤以汽油及飞机为最重要；对日本施行商务上及经济上之报复，以制裁日本的侵略罪行，为此，深望苏联与英法美合作共同发表宣言或个别声明。声明要点：远东秩序应迅速恢复，以免危及世界和平；并请各国借给中国巨款以利抗战。季维诺夫表示英法如能同意，本国绝不后人，中国政府似应训令驻英法代表，向英法疏通此层甚为重要。同时季维诺夫也指出：“对于国联似少希望。”
1939年6月20日，杨杰拜会莫洛托夫，询问当前苏联与英法德间的一些情况。莫洛托夫坦率地答道：苏英法谈判的防止侵略联盟问题进行已久，近两星期又加紧磋商，虽有相当成效，但争执之点当多。英法所进行之协商系以欧洲为界线，不过欧洲和平如能保守，对远东亦甚有关系。杨杰又问去年所延长一年苏德间之商约其范围今又扩大是否事实。莫洛托夫答道：德方曾对苏联予以信用借款，要求扩大商约范围，惟条约不合，遂告中止，此后德方对此问题难免不再重提。杨杰提出近奉蒋委员长训令，在短期令回国报告工作情况。莫洛托夫表示：贵大使在中苏合作上努力与贡献甚大，如回国报告必更可促进中苏关系。可见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是亲密合作的。
杨杰大使这段时期曾到法国巴黎，与法国、荷兰等国密商，争取他们同情与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并取得一定的成效。在杨杰拜见沃洛希洛夫元帅时，沃向杨了解与法国的谈判情况，杨杰开诚相告：中法定有一协定，远东某强国认为有威胁安南之表现时，协定即生效，安南各口岸各交通线即开放，中国均可使用；中法联军在两广扫荡敌军，重新占领海南岛，建立广州香港之间之交通自由；指挥统帅由法驻安南司令官担任，中国最高统帅部可指定中国军一指挥官与驻越之法军司令官协商，并由中法之军官合组一参谋处以辅助之，中国出七个师、驱逐机两队、轰炸机一队，法国出一师、驱逐机一队、轰炸机两队、侦察机一队等等。沃洛希洛夫为法国一向作于己有利之事，法国出兵过少，花钱甚少，扫荡日军，使其远隔安南，得利甚大，似乎有些不平等，但目的在拖法下海，亦属无妨，然日本进攻安南，使用兵力越多，兵力越分散，对华亦是有利。杨杰还告之沃元帅，有荷兰犹太人愿借款给中国。沃元帅提出中国在抗战期间，若有人前来援助，尽量可以利用，但条文似应详细规定，以免将来吃亏。凡属商人，其目的即在牟利，如条文上有缺陷，在中国抗战困难之时，被提出种种要求，届时则难以应付。
当杨杰提到借款及武器援助时，沃洛希洛夫一再表示第一、二、三次借款不必严予划分界限，前几天本国政府又决定给贵国一批武器，此批货虽越过第二次借款范围，但无何重要关系，所有帮助中国之武器，只要为吾国能力所及者，虽然越过借款额亦可办理。第三次借款不签字亦无关系。不过，中国欲作此借款手续，即可签订第三次新借款。目前蒙伪边境不断发生冲突，以此情形推测，苏联或将作战亦未可知，特郑重奉告，苏联之敌人甚多，准备战争亦甚积极，将来帮助中国之程度，将视苏联之能力而定。沃洛希洛夫最后表示，中国军人甚多，但如阁下之有才干之外交官则甚少，希望阁下继续在苏联为外交官，为中苏间之邦交发挥特殊力量。
以上谈话一方面反映出杨杰在抗战前期，争取国际援助的外交才能及亲密中苏关系所作出的重大努力与贡献；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苏联对国民党政府在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都大力给予支持和援助，两国政府都能开诚商讨中国抗战的大事，中苏亲密合作的关系，中苏两国在抗日期间所建立的友谊，开创了中苏外交史上新的一页。
1940年9月27日，为了实现其奴役全世界的狂妄野心，德、日、意法西斯结成轴心军事同盟，规定三国彼此承认各自的既得利益；如果三国中一方受到欧洲战争或中日冲突之外的其他国家的攻击时，另两国应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援助。同时，三国还在实际上达成瓜分苏联的计划。1941年夏，希特勒德国占领了欧洲十四个国家，控制了这些国家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准备进攻苏联。1941年6月22日清晨，希特勒德国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动用一百九十个师的兵力，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妄图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战”，在三个月内征服苏联。苏军奋起抵抗，苏德战争爆发。德军分兵三路进攻苏联，占领了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广大领土。9月底，德军在北部包围了列宁格勒，在中部攻入莫斯科州，在南部打到罗斯托夫。10月2日，希特勒集中三十五个师的兵力向莫斯科发动进攻。苏联为了全力抗击希特勒的进攻，不得不减少对中国抗战的援助。
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国民党军队负责的正面战场，曾经是主要的抗日战场，国民党军队抗击了日本侵略军队的一大部分。武汉失陷以后，日本侵略者停止了向国民党战场的战略进攻，逐步将其主要军事力量移到解放区战场，国民党政府也把它的重点由抗日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配合国际上的反共逆流，在国联开除苏联的讨论会上，国民党政府代表竟忘记了苏联曾是国民党政府抗日的主要援助者，忘记了在英美一再纵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及拿中国人民命运做赌注时，只有苏联坚决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公然不发一言，默认国联的错误做法，并且在国内先后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分裂国内团结，造成严重的内战危机。因此，从1940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成为全国对日作战的主力，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使日本侵略者深深地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不能自拔，使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因国民党政府政策改变为对日妥协投降、对人民镇压及反共而终止或导致失败，相反地，八路军、新四军打败了日本侵略军的反复“大扫荡”和蒋介石军队背后的进攻夹击而成长壮大，直至坚持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5年8月8日，苏联宣布参加同盟国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战，随即出兵东北，迅速地歼灭了日本陆军精锐部队六十七万关东军，解放了中国的东北、热河及朝鲜北半部，决定性地加速了日本侵略者的失败，迫使日本在8月14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奋斗，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下，终于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完全胜利。
抗日战争前期，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是良好与合作的。在日本侵略军气焰嚣张一时、扬言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时候，苏联首先发表声明，同情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英美纵容日本侵略罪行、不顾是非，对中日采取各打五十大板而实际上源源不断地卖给日本大量的石油、废铁和物资时，苏联无私地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了大批抗日的军用物资、军事顾问、技术人员及空军自愿队；在千变万化的复杂环境中，遇有重大事件，两国都能开诚相商，共同应对。最后，苏联出兵东北，消灭了日本关东军，加速了日本侵略者的失败。苏联对中国的抗日战争，的确起到了重大的援助作用，尽管苏联的援助，全都是向国民党政府提供的，但仍然是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中国人民将永远纪念苏联空军将士血洒中国长空的英雄事迹；永远纪念在中国土地上流血牺牲的苏联将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