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委员会领导人坐在一起开会，决定：总直、军直往北进入沙漠地带，去星星峡；二六七团坚守山头阵地，担任掩护任务；二六八团沿公路向西去星星峡。
二六八团团长杨秀坤、政委刘庆南、参谋长饶子健，还有曾玉良、陈德仁、李培基、唐启祥、萧显清等，沿着戈壁公路拼命往西北方向走，碰上沿路旁电线杆走的三营教导员周纯麟、营长赵正洪和营部的两个通讯员。大家一道顺着电线杆子，往西北方向走了整整一夜。
拂晓，他们又饥又渴，就到路旁一个叫马莲井的马站里要了点水喝，并搞了点面疙瘩吃了。休息片刻，继续赶路。
戈壁夕阳，刺破云层，圆圆的如一只火轮。眼前出现一座巍峨雄伟的大山，巨龙般地伏卧于甘肃、新疆的交界处，它就是自古以来，中原通向西域的一道天然屏障――星星山。星星山中有一条峡谷，两旁峭壁兀立，危崖欲倾，中间一路纵贯，这就是声名远播的雄关险隘――星星峡。星星峡，群峰插天，中通一线的地形，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
大家远远看见山头上有两个哨兵在游动，但不知是新疆的部队还是马匪，不敢轻易上前。饶子健的马从敌人手里夺来不久，还能跑路，他对大家说：“我先上去看看究竟！”他把大衣斜披在身上，一只手握着掖在腰里的盒子枪，准备对付意外情况。他骑马跑到星星峡山口前面，放慢步子。
“哪一部分的？”山口的哨兵高声地喝问。
“中国工农红军！”饶子健大声回答。
哨兵听他这样一说，向后面招了招手，喊道：“他们来了！”
后面上来一个腰扎武装带的干部，上前握住饶子健的手，说：“你们辛苦了！”紧接着问，“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来了没有？大部队在哪里？”饶子健一一回答，说完向后招手。
这位腰扎武装带的军官是星星峡边务办事处负责人王孝典。他与大家一一握手，不住地说：“你们辛苦了！你们辛苦了！我们在这里已等候你们多时了。这几天，天天盼，日 日等，也经常派人打听你们的消息，只知道你们在河西走廊打得很激烈，却不知道具体情况！”
他们再也抑制不住喜悦之情。真的，当梦想变成现实的时候，那是怎样的一种激动啊！大家笑啊，哭啊，叫啊，互相拥抱，泪水满脸直流！几个人互相对视一下，人人的衣服破烂不堪，露出皮肉和斑斑血迹，虱子一团团地蠕动，头发和胡子老长老长，脸上的灰尘污垢不知有多厚。友军士兵端上水来给他们洗脸，一个人洗过，盆子里的水就浑浊得像酱油一样。
星星峡的新疆友军不多，房子也很少，但友军客气地招呼他们到床铺上休息，晚上还硬把床铺让给他们睡。
第一晚到达星星峡的13人，第二天晚上也不过三十几人。
第二天晚上，星星峡边务办事处主任王孝典，把办公室让出做他们的支队部，并向他们传达了新疆督办盛世才的一个电话。大意是：第一，尧乐博斯叛变了，可能要缴他们的枪，要特别注意；第二，他们到了多少人？枪够不够？把边务处的两个班的枪给他们用；第三，有什么具体困难，新疆方面派飞机援救。
后山上，几个土碉堡相隔不到几百米远，碉堡下面，就是星星峡办事处的住房。这一夜，除团里几位领导之外，其余的人都分别蹲在三个碉堡里。
第三天上午，萧显清站岗时发现远处有个小山包似的东西缓缓地向这边移动，马上报告团长。团长杨秀坤仔细瞧了瞧说：“那是汽车，快准备战斗！”30多人迅速埋伏起来。
尧乐博斯派来一个副团长和一个副官长，开着一辆卡车来到星星峡。两人气焰嚣张，要红军把枪打成捆，领导干部到哈密去受奖，其余人就地等待命令。
杨团长、刘政委、饶参谋长和王孝典主任立即研究，作出决定：把这两个家伙处决掉。一营营长曾玉良、三营教导员周纯麟和其他几个人执行。
大家先让这个副官给尧乐博斯通了电话。副官叫通哈密尧乐博斯，按大家教的话报告说：“红军有1万多人，每人身上都有长枪、短枪和大刀，后面还不断有队伍过来，可不得了啊！”
曾玉良、周纯麟几个人把尧乐博斯派来的两个家伙捆起来，拖到对面山沟。起先，这两个家伙以为红军人少，不敢杀他俩，仍然非常傲慢，特别是那个副团长更是嚣张。可是，当周纯麟用王孝典主任的长马刀，将那个副官一刀劈成两段，踢下山坡的时候，那个副团长便吓傻了，像个皮球一样，一下子泄气，瘪了下去。
他们劈了尧乐博斯派来的两个家伙之后，一面继续在星星峡守卫，一面利用这两个家伙开来的汽车，打上红旗，去接后面的同志。
俞新华是二六八团政治处主任。他突出重围后，在周围找到八个冲散的同志。一行九人沿着通往新疆的电线杆子的方向，抄小路向星星峡奔去。
他们走到大泉，遇见集结在这里的近百名指战员。从攻打安西以来，许多人三天三夜只吃过一小把干炒的小米，到了大泉总算吃了一顿面疙瘩。
百十人走到马莲井，遇见饶子健派来找大家的人。来人说：“星星峡情况很好，敌人不敢去搜索！”至此，他们紧张的心终于放下了。
俞新华搞了点草，往地下一铺，手枪当枕头，大衣一盖，整整睡了24小时才醒。他带着部队刚刚离开马莲井，从星星峡方向开来一辆大卡车接他们来了。
到了星星峡，俞新华又连续两次带车返回白墩子、安西一带寻找失散的同志。当他第二次带车回到星星峡时，李先念等也回来了。
山坡上的冰草、芨芨、麻黄、芦苇、猫儿刺、骆驼刺、酥油花，都冒出了绿芽；红柳像火炬一样，东一簇、西一簇，把茫茫的戈壁滩点缀得生机盎然。
电台人员奉命破坏电台时的心情有多么沉重和痛苦。他们保护机器就像保护生命一样，总是想尽办法不使它受到一点点损伤。每天出发时，汪名震总是先把发报机的真空管取下来，装在一个小木匣内，自己背着，唯恐受到一点轻微的震动而损坏，可是现在竟要亲手把它毁坏，真是痛心至极，无法可忍，但也只有含着眼泪两手颤抖着把它破坏了。
突围人员分路向星星峡方向前进。汪名震和电台的机务员贾善考虑到走进沙漠会迷失方向，决定顺着电线杆向西走，若敌人追来再进沙漠。
他俩打着牲口跑了一阵，觉着后面没什么动静，就不那么急跑了，走着走着听到后面有马蹄声，心想是不是敌人追来了？仔细一听，只有一匹马的蹄声，回头一看，微弱的月光下两人骑着一匹骡子。他俩问是谁，答话的口音是自己人。
他俩时快时慢地走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又陆续遇到他们通信部门的荆振昌、刘寅、王玉衡及其他同志。大家在马莲井等处有人家的地方喝了点水，买了点东西吃，在太阳快落山时到了星星峡。他们到时，已有数名同志先到了，其中有乘一匹骡子的两个同志。
红柳园。电台报务员胡正先没有枪，蹲在山包上。宋侃夫的警卫员有枪，爬在离他不远处。他背个小背篓，目标大一些。台长王子纲说：“你没有枪，蹲在这个地方干什么，下去！”他刚站起来，一颗子弹从裤裆打过去，把裤裆打穿了。宋侃夫的警卫员“哎哟”一声，被子弹打中，当场牺牲。小山包不高，胡正先顺着山坡往下，有一个牵骆驼的，子弹飞来又把牵骆驼的打死了。
胡正先下到坳里，躺在骆驼旁边。太疲劳了，躺下就睡着了。他迷迷糊糊听到敌人喊：“快抓，快抓！抓活的，抓活的！”起身一看，天已黑了，只见宋侃夫从山包下来，枪别在身上，骑上牲口。他就在宋的牲口旁边，宋说：“你拉上我的马尾巴一起跑！”马跑起来，四蹄挖地然后腾空，后蹄向后蹬。他拉着跑了几步，不行，就说：“我自己走吧！”
夜幕之下，子弹打来，像萤火虫的光“嗖”的一下过去。他想打着就完了，赶紧往边上跑。跑了好远，一看没人。哎呀，这么大的旷野，一个人跑到哪去。他年龄小，害怕，又往回跑。月亮上来了，碰到台长王子纲。王台长说：“咱们一路走吧！”
他俩又碰到徐明德台长。三人一起走，走到天亮，只好进山，山里隐蔽。他们进的山是石山，石窝窝里能碰到点水，是雨水。王子纲牲口丢了，没有吃的；徐明德牲口丢了，也没有吃的；胡正先在路边捡了一小袋小米，有一斤多，还捡了三个木头做的驳壳枪套子。他们三人用破瓷脸盆装上石窝窝里的雨水，用驳壳枪套烧火，煮小米吃了一顿。上了对面山的人，整天没喝上一口水。有人喝自己的尿，第一次多一点，第二第三次就没多少，以后连尿都没有。
他们走着，逐渐聚集起30多人，有电台的，有首长警卫员，有连队的，有连长、指导员。他们白天放哨，看有没有马匪往新疆去，晚上下山。对面山上也下来人，夜黑看不清，只见有人影。他们把对方当敌人，对方把他们当敌人。“呼啦”一下，大家跳到一人多深的干河沟里，再看一看，不像敌人，没有打枪，没有喊话，是自己人。两路人会合到一起，互相问：“看到敌人往新疆去没去？”“没有见到，没有过去。”大家胆子大了，顺着大路向前走，遇到一个泉水井。啊呀，人人饱喝了一顿。
胡正先和王子纲、徐明德慢慢走，其他人也是三个两个结队而行。胡正先对王子纲、徐明德说：“你们两个走吧！我实在太累了，走不动了，在这里休息一下！”他俩说：“我们三个是一起的，大家都休息一下吧！”他们三人躺在路边，睡着了。
天亮一看，有一站一站的骆驼站，快到星星峡了。在一个站边，遇到刘寅。刘寅是他们训练队的教员，带着两个学员，牵着一匹骆驼。刘寅等吃了一点东西，正准备走。他们说没有饭吃，刘说有水喝。他们喝了一点水，大家一起前进。先到星星峡的人派汽车来接大家，走不动的上了汽车。星星峡不远了，他们三人谁也没有上车，走到了星星峡。在星星峡，发给每人两个馕，一包苏联的方块糖。大家弄了一点开水，饱饱地吃了一顿。
总直、军直进入沙漠地带，去星星峡。
太阳渐渐升起，暴热也跟着升腾。人人汗流浃背，满脸涨红，嘴唇干得裂开了血口。
前面仿佛是荡漾的水波。有人问老向导：“前面不是一片大水吗？”老向导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小伙子不信，说：“那道沙岭下面，一定是个水塘，走到那里就好了。”但是走到沙岭一看，荡漾的水波似的气体仍然在远远的前方。
口渴比肚饿更加难忍耐，许多战士头昏脑涨，脚步迟缓，慢慢掉在了后面。瘦弱不堪的战马偶尔溺一点尿，都被用缸子接着，送给实在支持不住的战士。可是马像人一样，由于缺水，连一点小便都没有了。有几个战士渴得实在走不动了，坐在地下张着嘴喘气，连话都说不出来。军长程世才赶来，掏出口袋里仅有的一包仁丹，他的警卫员还带着一瓶水，分给每人两三粒仁丹，喝一口救命水。战士们含上仁丹，什么话也没有说，爬起来赶队伍去了。
走着走着，又刮起了大风，吹得天昏地暗。老向导迷了路，他们只好靠一个指北针，照西北方向走。本来就口渴万分的战士们，经热风一吹，两眼通红，嘴唇出血。大风稍停，战士们的嘴里、鼻子里、领口里灌满了沙子，满脸盖着厚厚的尘土，只有两只眼睛转动。许多战士倒下了，有的浑身发烧，说不出话来，有的勉强说出一个字来：“水……”老向导也渴得受不住了，向大家要尿喝，但是谁也没有。
太阳像火，热风在扇。老向导提议杀马，有的战士反对，甚至有个将要渴死的战士爬起来，指着马摆手。战士们这种感情是可以理解的，战马从西渡黄河，就与战士们一起行军、作战，同样经历了千辛万苦，今天已瘦成了骨头架子，怎么忍心将它杀掉呢！
老向导发了火，说：“人要紧，还是马要紧！有人还愁没有马骑！”为了救人，只有牺牲马，于是将几匹瘦马杀掉，取出血来，分给那些最渴的战士。战士们情绪又高涨起来，一股劲地向前走去。
天渐渐黑下来，本来应该休息一下，但戈壁滩的夜晚对没有皮衣棉被的人是不客气的，坐下去就站不起来，因此，大家只好强打精神，拖着疲惫的身子继续行进！
他们在白天热得像蒸笼、夜晚冷得像冰窖的戈壁滩上走了三天三夜。
第三天下午走到一个不高的山跟前，山上有些小树。程世才军长站在山顶上，用望远镜看到公路上有人骑骆驼，一个骆驼背上骑着三个人。军部侦察人员回来报告：“公路上骑骆驼的是二六八团的人，这座小山那边有水！”指战员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十分高兴，立即翻过山包。山脚下竟然是一处水坑，尽管是浑浊的泥汤，战士们一拥而上，有的用杯喝，没有杯的干脆趴在池边。战马也都挣脱缰绳跑到水边痛饮。
路上过来一辆汽车，插着红军旗子、青天白日旗子各一面，车上有二六八团参谋长饶子健，还有星星峡办事处主任王孝典。大家上了汽车，很快到了星星峡。
晚上吃饭，桌上摆着刀、叉、勺、面包和牛羊肉等。大家坐下来，你看我，我看你，怎么吃？干脆用手拿着吃，大嚼大咽，边吃边笑。
茫茫戈壁，一片漆黑。没有向导，没有指北针，往哪儿走？他们正徘徊彷徨，忽听郭天民局长说：“天上无云，我们可以用北极星辨别方位，先向北走，然后往西北方向。白天可以用时间表与太阳的位置来定方位。”郭局长成了大家的领路人。黎明的曙光渐渐扩散开来，朝霞升起在东方。
夜晚，沙砾凉如冰雪，寒风一吹，冻得直打哆嗦；白天，太阳一晒，像处在炉火旁烘烤，沙砾热似火炭，烫得直跺脚。
正午，大家被毒辣的太阳晒得头昏脑涨，嘴唇干裂，忽听有人用嘶哑的声音惊叫：“看！前面有河！”
远方，一片翠绿的森林，一条蓝湛湛的河流穿林而过。这碧色的苍穹，仿佛是天神泼洒的绿葡萄酒。
大家骤然兴奋起来，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嬉笑着，加快脚步向河流奔去。走呀走，那河流、森林总离那么远，恍惚间又不见了，一会儿又颤悠悠地出现在远方。他们终于明白，这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
他们忍痛杀了奄奄一息的马，饮血解渴，但仍不断有人休克在戈壁滩上。
狂风刮起，沙尘蔽日，天暗得像黄昏。他们迷失了方向，只好停止前进，躺倒在一个几十米方圆的沙窝中。
“水……水……”有人因干渴昏迷过去了。
“有――水――啦！”
风送来了一声微弱的呼喊，使吕黎平从昏迷中惊醒，只见一匹枣红马抖着鬃毛，嘴唇滴着水珠，矫健地迈着四蹄，留在地上的蹄印也是湿的。
大家兴奋地爬起来，循着马蹄印，终于找到了一个戈壁滩上极罕见的小水池。
继续西行，爬上一个大沙丘，他们引颈翘望，发现远方腾起一条尘带。李卓然、黄火青判断，这是汽车开过后升起的尘土。他们兴高采烈地向有人烟的方向奔去，日落前夕果然踏上了公路。暮色渐浓，山朦胧，人也朦胧。他们终于到达星星峡。
李卓然主任的警卫员邱正基按李主任的命令，通知失散了的战士，沿着电线杆往北冲。邱正基转身往原路返回去，一路上都有自己的同志，瞪着血红的眼睛，英勇顽强地战斗着。
“顺电杆往北，同志们，赶快冲出去！”邱正基一边喊，一边奔跑着。蓦地，他看见前面不远处，黑压压的一片人在蠕动着，便不顾一切冲过去。原来被马匪骑兵包围住的200多红军战士还没冲出来，怎么办？他悄悄地向前移动身体，靠在一个土堆旁边，拔出仅剩七发子弹的盒子枪，拼着全力大声叫喊起来：“同志们，顺电杆往北冲！冲啊！”他举枪“砰砰砰”打了三枪。刹那间十多枚手榴弹在同一个方向爆炸开来，这是被围指战员手中仅有的手榴弹，被围指战员向包围圈外猛冲……
快到红柳园，邱正基追上两个人，一个是红三十军的一个副连长，手里提着块马肉，一个是电台的机要员老翟。这时遇上生死与共的战友，尽管从来没有见过面，大家比亲兄弟还亲热。
前边有十多个人跑过来，是自己的同志。这15个战士已经走出了红柳园，但身上没有一颗粮食，正要回去搞点麦子充饥。这怎么行！好容易摆脱了马匪的追击，不能再回去冒险了，邱正基大声阻拦他们。
机要员老翟提出建议：组织起来，统一行动。那时候，党组织还没有公开，但邱正基已经知道老翟和副连长是党员，15名战士中间有一名党员。他们扩大了两个战士参加，开了个临时党小组会，决定：一、组织起来过沙漠，不准掉队；二、集中现有粮食，平均分配；三、照顾好病员和体弱的同志。
他们18个人组成一个排，三个班。老翟任排长，邱正基任第一班班长。所有粮食一集中，说也可怜，只有两三个战士的口袋里还剩几把炒麦。邱正基呢，有整整三斤麦子，这是给主任过沙漠用的。这一点点命根子做三天打算，每人每天分不到二两。
沙浪一泻千里，天际苍茫辽阔。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日夜不停地走着。滑溜溜的沙子没过脚面，软绵绵的，走一步退半步。最难耐的是口渴，脚下是滚烫的沙子，头上是毒热的太阳，整个身子好像放在火上烤一样，喉咙干燥得直冒烟。
第三天早上，他们遇到一个大汉，一只袖筒是空的，让风吹得摇来晃去――左臂没有了，右肩上扛着一挺机枪。他是红三十军的一个副营长，叫陆第荣。陆第荣拍拍枪筒子说：“什么都能丢，就是这家什不能丢，革命少不了它！”人愈聚愈多，他们这个核心组织像冬天的雪团，越滚越大，竟聚集成70多人的一支队伍。
粮食吃完了，虽然是一把把地分，三斤麦子够几个人吃啊！饥饿、干渴、疲劳折磨着大家。一阵风刮过来，跌倒的同志便会呼噜噜地睡过去。忽然前边有人大叫起来：“同志们，看，杨梅！多大的杨梅呀！”“有房子了！有水了，快来呀！”倒下去的人们，骤然跳起来，兴高采烈地迈步向前，口水来了，瞌睡没了，一阵压抑不住的笑声滚过沙漠，滚到远远的天际。
置身于浑然一体的沙漠，渴死、饿死、活活晒死，那是怎样的一种感觉？他们不停地走了三天三夜，一路上用黄沙埋葬了一个个献出生命的忠魂。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黄沙之中时而兀立着一束枯草，早失去了水分和绿色，可仍是高高地挺着，向着沙漠宣泄自己的骄傲。
第四天中午，遇到一个水潭，里面已经干涸了。大家挖了些湿土包在衣服里，让布片湿透，然后擦擦干裂的嘴唇，继续向前。
突然，前边有辆汽车开来，车上插着红旗。大家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大声笑着、叫着、哭着、跳着，拼命地跑过去。车上装满了饼干、罐头和水果。他们跳上汽车，泪水模糊了眼睛。
一下汽车，邱正基就到李卓然主任的住处报到。李主任一见他，高兴得直拍他的肩膀，第一句话就问：
“那两样东西还在不在？”
邱正基迅速打开挎包，掏出三个密码本子放在桌上。
主任满意地点着头，停了片刻又问：“黄金呢？”
“撂了！”
主任轻轻叹息了一声，说：“撂就撂了吧，人回来了就好！”
他一撅嘴巴，随手掏出一斤多黄金放在桌上，赌气地说：“在这儿呢！谁叫你把我撂在白墩子，也不等等我！”
“小鬼，还这么调皮！”主任哈哈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