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沉重而肃穆。
徐向前伫立在缪家屯庄土屋内，冷峻的目光直视地图。猛地，他离开桌子，倒背着手，时快时慢、时慢时快地踱起步来。天气酷寒，但他仍然开着小窗，任寒风一股一股吹进来。听着不时传来撕裂夜空的零星枪声和爆炸声，他心潮起伏，如涛似浪……
西路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的每一次战斗，都几乎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各种战斗中最残酷最血腥的巷战、肉搏战，各军、师、团的人数越来越少。战争诸因素中，兵源是最重要的因素，没有士兵，便无法组织战争。极其丰富的经验告诉徐向前，必须在适当时机把预备队投入交战，以便将进攻的敌人彻底击溃，继而乘胜追击，无情地消灭或俘获敌人。但是西路军已经没有机动部队，现有部队也几乎得不到片刻休息，甚至连吃饱穿暖都做不到。
面对险恶，徐向前镇定自若，尽管只有他真正明了局势的危险性。他审慎而正确地认识到西路军要在河西建立根据地，力量是不够的。他曾希望避开和马家军的正面冲突直插新疆，但是，西进以后，他却不能按照自己的预想采取有力和有效的行动。西进计划随着不断变化的形势而一再拖延，最终失去了宝贵的时机。现在似乎有了转机，东返将取代打打停停的西进方法。可是，当徐、陈准备东返时，中共中央又电令西路军停止执行东返计划。
原来，倪家营子大血战不久，西安局势又趋紧张。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忽发出“讨伐”电讯，在西安引起了轩然大波。西安军民群情激奋，认为蒋介石背信弃义，主战呼声高入云霄，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中共力挽狂澜，力排众议，坚决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由周恩来等人从多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和斗争。同时，中共中央令西路军停止执行东进计划，以避免加剧西安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央让西路军依靠自身力量，就地坚持，粉碎马家军的进攻，适时完成西进任务。
2月7日，即农历大年初一，徐、陈及军政委员会致电中央军委：
（一）敌因伤亡过大，补充较前困难，只马禄骑旅实伤亡一千四百二十二人，迭电彪、海勿破攻。采取围困敌人办法，坚壁清野，迫敌运动，以求决战。我因地形、堡塞、弹药、人员限制，敌不外出，亦难凭之袭攻。现正乘机深入训练，部队极旺，虽处境极困，然精神振奋，无一逃亡，妇孩均习操，实地战斗。直属队大加轻便，只彩号残废二千为重，补充扩筹无法。各地反马情绪甚高，群众极好，上层分子及哥老会，暗助红军。现正广泛运用抗日反马统一战线，白区工作甚易，正建立中，为长久根本之计，当在奠定甘北抗日根据地，接通新苏区，必速灭“二马”始能实现。以目前情况力量估计：
（1）西路军单独在洪水、高台行动，到一月至两月，争取灭敌一部，但欲迅速与彻底灭之尚属不易，这不能不使西进困难。
（2）东进在目前击敌有利条件下较易做到，如果延搁根本大计，滋长“二马”之力，尔后击之更加不利。
（3）我处倪家营子到洪水约一百九十里，沿途粮房便利，洪水到北大通三百六十里，并须三天露营。北大通粮多河大，正月底开冰。二百二十里到西宁，酌路不便于大队齐进，非万分必要时，不采用。
（二）西路军暂在原地区行动，重要是灭敌西进，由抗日方面即兰州于学忠给敌以威胁，以分散敌人兵力，使我军更容易击之。或在可能条件下，以四军、三十一军西进夹击，加速歼灭该敌，否则不仅对西路军，而且对整个抗日局面均有妨碍。
（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568页）
这时，中共与南京方面的谈判正紧张进行。2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谈判中的周恩来：“军事方面，同意提出初编为十二个师四个军，林、贺、刘、徐为军长，组成一路军，设正副总司令，朱正彭副。”2月12日张闻天、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西路军防地虽指定，但让防未实行，且未停战，应要求停战让防。”军委致电西路军，为了避免加剧西安地区的紧张局势，争取与蒋介石达成谈判协议，西路军放弃东进计划，依靠自身力量，就地坚持，建立根据地，粉碎马敌进攻，适时完成西进任务。
2月1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根据西路军面临的情况，为摆脱不利处境，完成西进任务，致电中共中央：西路军灭敌西进，相当困难。如上级不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打击“二马”实力，则西路军难以完成西进任务。万不得已时，西路军在现地坚持一段时间后，只好东出青海大通、西宁一带活动，解决部队的补充问题，伺机再图发展。此电全文如下：
（一）关于此方针，我实情已经屡电详陈军委，西路军全体指战员苦战孤诣，消灭敌人的决心是没有何时候动摇的，但战胜敌人仍须决定于敌我之武装力量，主力如不够时，必须另想办法。正如五次“围剿”未能冲破，结果仍须退出中央苏区。并不是我们无决心战胜敌人，而是由于当新的情况，根据地不能不如此干去，更为有利于全局。
（二）“二马”与我拼战甚坚决，南京是有人暗中指使，利用蒋、顾借口，不能推辞。请详考虑。
（三）我们详细考虑及根据百余日苦战的教训，认为四军、三十一军此时不能归还建制夹击“二马”，则西路军无法完成西进任务，决心在甘州、抚、高地区乘机击敌，俟天气稍暖，即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因拼战而不能根本战胜敌人，持久消耗实为不利也。
（四）以上提议极重要，提出讨论并速复军政委员会。
（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572页）
从2月14日起，马家军向西路军发起了又一轮更大规模猛攻。
血战在继续，谁也难以预料战斗结束的时日。徐向前忧心忡忡，彻夜难眠。他的眼睛熬红了，面容愈加消瘦，脸色像铁石般青硬。他从得到的情报和敌人进攻的凶焰判断，短期内敌人是不会停止攻势的。这样坚持下去，胜利的希望十分渺茫，危险甚大。总指挥部所在地缪家屯庄，也屡遭敌人骑兵的袭挠。白天，他除了用电话和电台指挥各部队抗击敌人外，经常到屯庄的望楼和围墙上观察敌人的动静，检查防御工事，鼓励指战员们保卫阵地；夜晚，他大都在电话机旁或电台旁边踱来踱去，及时综合战斗情报，反复思索、分析、判断，设想着种种摆脱危境的方法。
2月14日，毛泽东电告周恩来：“蒋指定凉州以西，甘州府、肃州府及安西所有各县在内。”“西路军待春暖以一部占安西州，接取货物，主力在甘、肃二州地区，但须马部退出该地。”
2月15日，毛泽东又电告周恩来：“西路军问题请作两步交涉：第一步，电令‘二马’停战让防，或派人示意令其自让，同时派飞机送款、弹去；第二步，派兵增援，结果盼复。”
2月17日，中央书记处、军委主席团联名电示徐、陈及军政会各同志：
（一）同意你们春暖以前在抚彝地区寻机破敌的意见，争取春暖后向肃州、安西行动。
（二）依据你们自己与当前敌人力量对比的情况，依据国内与西北的环境，如果蒋介石不能或不愿停止“二马”向你们进攻，又不愿主力红军派兵向你们增援，则你们唯一的方针是调动敌人，寻求机会逐渐削弱之与各个击破之，以便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例如，你们有一次缴获敌人二百余枪，这样的胜仗多打几个，则情况便起大的变化，此外不能有任何别的方针。中央苏区突围如果不能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便不能达到在西北建立根据地，开展新局面的目的。
（三）作战行动时注意，须坚持集中兵力，包围、消灭的方法，切忌准备不充分，分散兵力与仅仅击溃敌人的打法。总之，你们应在一切可能中寻求取得决定胜利的道路，而坚决抛弃过去作战上的主观弱点。
（四）你们的政治纪律，究竟有无确定的基本上的转变呢？从兰州方面来的人员与新闻记者都详报你们部队与群众的关系不好，究竟实况如何呢？
（五）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今后的胜利是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
（六）你们春暖后向大通行动的提议，目的何在呢？是把向大通当做调动敌人回守青海，以使自己仍然回到甘州、肃州区域，并向安西呢？还是想占领青海呢？
（七）上面提出的问题，请你们明确答复我们。
（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576页）
中央书记处、军委主席团的这份电报，虽不完全出乎徐、陈的意料，但在当时确像是一个晴天霹雳。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发生北上和南下之争。徐、陈曾力主和中央共同北上，后因张国焘反复电令，只好南下。事实证明，南下的路走不通。现在把西路军的行动方向与过去的“政治错误”联到一起，徐、陈自然有难言之苦。陈昌浩压力尤大，他曾是“国焘路线”的积极支持者，现时又身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重任。
夜已很深，徐向前让指挥部的人员都去休息，而自己却未曾合眼。他几次把中央的电报拿到眼前，读之再三，仿佛试图用某种超感觉的洞察力来推测究竟该怎么办？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有时则在挂着地图的墙前站下来。值班人员隔着门听到总指挥“吧嗒、吧嗒”的抽烟锅的声音。
每支军队都会产生它自己值得纪念的将领。这些卓越的领袖是战争胜利之本，因为胜利常常要靠指挥有方。当鄂豫皖根据地红军还只有300多人时，出乎意料地甚至是偶然出现了一个人，他的来到给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活动留下了永远难以磨灭的个人的痕迹。他，就是徐向前。徐向前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军事家。正是这种远见卓识使他能预见到战争的前途，相机而动；正是这种远见卓识使他不能听任事态的发展，而要设法保障己方军队的安全，并使自己获得自由。如果西路军完蛋了，还谈什么建立河西根据地呢？
翌日，徐向前建议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讨论行动方针，陈昌浩同意。会上，徐向前讲了西路军面临的严重不利形势，中央不能派兵来援的情况，提出自救东返。多数到会者，对东返和西进的具体策略踊跃研讨，但提到与中央意见分歧的事，都似乎心情沉重，不愿多发表意见。陈昌浩迟疑不决，显得心事重重。最后，大家一致赞成徐总指挥的自救东返主张。会议决定，取消红五军番号，将红五军两个团补充红三十军、红九军。
2月21日凌晨，红三十军八十八师经过拼死血战，打开突围通道，王树声率红九军于后掩护，顽强阻击敌步骑追兵的攻击，全军万余人向东南方向突围而出。
部队进至威敌堡。总部刚刚进入屯庄，四面的枪炮声已经猛烈地响起来。李先念根据尖兵报告，前进方向堡塞已由马家军控制，我军通过不易。
徐向前果断决定，按第二方案行动，进祁连山而后东进。
就在李先念、程世才即将指挥红三十军猛打猛冲夺路之时，陈昌浩迎着爆炸的气浪站在不远的一个山包上。红军充满艰辛的斗争生活，一再激励着陈昌浩的年轻活力。他不顾风险，渴望战斗，常常觉得无法控制自己。他不失一切时机地磨炼自己，因而成为红四方面军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可是现在，他尽管稳健地站在那里，但心里却是动摇的。“还得回去，回到倪家营子，因为中央让西路军就地坚持，适时完成西进任务。”这是此刻站在飕飕寒风中陈昌浩唯一的想法。
2月2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西路军甚急，目前已到不能不出兵援助之，募得款方可成行。”
同日，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致电徐、陈及军政委员会诸同志：
甲、对于你们艰苦卓绝的奋斗，我们是完全了解的，我们无时无刻不想尽方法援助你们，但当援助还不能立即成为有效的事实时，总是鼓励你们，用自力解决难局。
乙、望告全体指战员，坚持党和红军的光荣旗帜，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绝境中求胜利，全党和全体红军誓为你们的后盾。
丙、“二马”现有若干，“二马”位置及损失和防线情况，你们位置及行动方向与计划，即告。
（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578页）
这份电报，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没有对突围东返之事表态，也没有给西路军以机断专行的表示。特别是电文中：“坚持党和红军的光荣旗帜，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绝境中求胜利”，这不是要求西路军就地血战到底吗？
陈昌浩因东进没有中央的命令，本来就有顾虑。他见部队受阻，便召开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提出要重返倪家营子，继续建立甘北根据地。徐向前听了大吃一惊，说：“昌浩同志，你还有什么力量回去建立根据地嘛！我们好不容易突围出来，回去不是自寻灭亡吗？”但是，陈昌浩头上有“紧箍咒”，不顾实际情况坚持要回去。徐向前和他吵了一顿，没有结果。
陈昌浩在军政委员会上，说了些“国共和谈即将成功”、“形势大好”、“打回倪家营子”、“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反对右倾逃跑”一类的话。那种气氛下谁还能唱反调？徐总指挥坐在墙角处低头不语，右手托着铜头瓷嘴的小旱烟锅，“吧嗒、吧嗒”地猛吸。竹竿烟筒上还拴着那个沾着油泥的黑布旧烟包。会议作出了重返倪家营子的决定。
孙子曰：“将能而君不御者胜”，而西路军面对的情况恰恰相反。西路军担负着一个独立作战方向的战略任务，但每一步行动均需请示报告，不折不扣地照指示去办。事实上许多指示难以行通，尤其是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部署，既未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令之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这就使西路军最高指挥官几乎没有机动自主权力，战场指挥也就无法随机应变，机断专行。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一切唯上，当断不断。徐向前在《血战河西走廊》中自责说：“我作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路军总指挥，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不无顾忌。特别是在受到中央指责的情况下，心情忧闷，不想吭声，缩手缩脚，教训是深刻的。”
由于陈昌浩坚持，西路军没有甩开敌人大步东返，而是全军二返倪家营子。真理总是在远方时隐时现，被许多自相矛盾的理由和根据掩盖着。陈昌浩的理智和心灵没能使他接近真理。关键时刻决策失误，付出的代价就不仅是鲜血和生命。
2月22日，西路军返回倪家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