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绅士就没有自治
中国传统国家理论尽管强调皇权的无限性，但在现实中，国家权力的范围终究是有限的。在国家权力之外，存在着广泛的自治领域，这包括宗族、家族自治、商人行会自治、知识群体自治、自治的社会公共品供应体系及自治的社会救助体系，等等。也因此，相对正常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从来都不缺乏绅士，社会自治的领导与组织者。
在科举制的制度背景下，这些人士被称为“士绅”。他们通常都有科举功名，接受过传统儒家教育，儒家的价值观念多多少少会对他们有所影响。人们固然不必将他们理想化，但儒家对于家族伦理、对于君子人格、对“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责任的强调，都足以教导其中部分人，也即士绅们，积极地投身广泛的社会自治活动。士绅中相当部分又担任过官职，具有组织、管理社会活动的经验、技能，从事自治活动也是驾轻就熟的。
尤其是在宋代之后，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不仅仅指向了政府管理，更多地指向了广泛的社会自治。宋代儒生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组织公共品之生产和分配。
至于从事这些事业所需要的资金，很大部分来自商人，这一点在明朝尤其明显。应该说，商人地位提升，而与儒家士人相互合作，乃是明清社会治理的一大特征。到晚清形成“绅商”群体，其代表是南通张季直先生。在当时，不光是商业、教育本身基本上是绅商自治的，绅商们甚至接管了城镇，不少城镇就是由这些绅商自治管理的。绅商们也积极投身立宪政治活动，清末各省咨议局和民国初年各级议会议员，多是大大小小的绅商。
上述历史证明，绅士是中国社会维持正常秩序的关键因素。此后，由于儒家教育传统中断，政治剧烈变化，绅士群体遭遇生存危机。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随着私人企业和独立大学消失，这个群体也就逐渐灭绝了。事实上，这个群体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一旦权力全盘控制社会，自治不复存在，绅士就是多余的。
反过来也可以说：没有绅士，社会也就无从自治，起码无法实现健全的自治。当代中国的现实正在证明这一点。
这是因为，自治需要成本，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并有能力承担这种成本。人人都有自治的本能冲动，谁都知道小区自治很好，但在现实中，并不是所有人都乐于投入小区自治：他可能为了生计忙碌而根本没有时间，即使有时间他觉得去干别的事更划算。
但有些人可能具有不同的成本-收益计算方程，他可能认为，人的自尊比别的价值更重要，他可能已有一定地位、金钱，愿意投身这种服务他人的事业，以寻求另一种心理满足，也完全有可能仅仅是公共精神推动着他去参与小区自治。这些中某些人又具有自治所需要的其他素质，即经验、知识与技能，借助这些，他们可以成为各个领域自治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成为绅士。
社会自治仅靠人对于自治的热情、本能是不足以正常发育、维系的。比如，基于对个人利益的直接认识，人们可以热情地投入小区自治维权活动中。但与行政体系、与企业不同，这些民众之间不存在组织化的关系，缺乏必要的信息交流、协作渠道，因而其行动能力必然非常有限。分散的民众也不可能与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公司、与物业管理公司进行谈判，没有办法在谈判过程中作出合理的决策，比如不知道何时可以妥协。
假如存在一批绅士，局面就会改观。绅士们具有一定的道德感召力，可以把分散的民众组织起来；他们具有必要的组织经验和技能，可以透过某种程序，发现小区的正确的公共利益所在，并在人们中间形成共同意见，然后与其他利益方进行谈判。实际上，在每一次小区业主维权活动中，人们都可以看到一些活跃人士，他们就是绅士的雏形。没有他们，小区业主维权根本无从启动。
进一步说，离开了绅士的组织、领导，人数众多的民众不仅不可能具有与自己人数相称的力量。即使具有力量，也往往靠激情维系，而难以成为一种理性的力量。这一点对于中国这样处于转型中、社会潜在冲突相当严重的社会来说，非常重要。民众的组织化其实意味着民众的集体行动有可能趋向理性化，尤其是如果这种集体行动是由绅士领导、组织的话。因为，绅士精神通常具有理性和建设性。中外历史已经证明，一个由绅士组织的社会和一个没有绅士领导的社会，制度变迁的形态和后果是大不相同的。
因此，中国如果要形成一种健全的社会治理秩序，就需要涌现出一个绅士群体，经由他们的组织、领导，使社会形成自然秩序。这也是保证社会平稳转型的基础之一。
当然，绅士与官员不同，他们之发挥组织、领导作用，不可能依靠权力，借助强制，只能依赖自身具有的独特的精神气质，依靠道义权威，以人们的自愿认同作为发挥作用的前提。
绅士精神是什么
现在有些人羡慕“绅士风度”，因而让孩子上贵族学校、打高尔夫球，等等，不惜血本，培育孩子的绅士风度。舆论对此多冷嘲热讽。
家长们的这种做法能否培养出绅士风度，确实可以讨论，但无论如何，家长意图培养孩子“绅士风度”的意愿却是值得赞赏的。历史已经证明，这种绅士风度确实是民主、自治制度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因为，绅士风度意味着“温文有礼”（civility），谦让有礼，尊重他人，诚心互信。惟有具有如此品行的人，才愿意通过理性的辩论来决定公共事务。有学者曾经研究过清末民初的各级议会，其绅商议员不乏绅士风度，这也正是那些议会在动荡格局中勉强维持的一个秘密所在。
当然，不论是英国绅士还是晚清绅士，表现出绅士风度的一个前提是必要的财产。一个人如果不能解决自身的生计问题，恐怕难有余裕关心、从事公共事务。而且，如果他每天都要为生计发愁，恐怕也难以有一种宽和的心态，难以从容地与他人进行理性的讨论。相反，他可能有太多的怨恨、太强的报复心理，而这是与民主、自治的精神气质是不相容的。
当然，财产不可能自动地带给一个人绅士风度。今日中国无数富裕者，可是一点都没有绅士风度。归根到底，绅士风度是以“绅士精神”为内在基础的，绅士风度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人格的外在表现。
古代士绅之道德人格的源泉，是儒家所标举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自我道德期许，据此，士绅们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从事“诚意、正心、修身”的道德涵育。这样的要求确实有点过于高远，但每个时代确实都有一批士绅坚守这种理想。他们以自己的道德表率赢得他人的尊重，并以此动员社会其他成员提供资源或积极参与，从而推动、组织各种形式、各个层面的社会自治事业。宋代社会自治最为发达，端赖于彼时士人的道德自觉。经由这种道德自觉，士人才重新成为社会的领导者，以天下为己任，最终落实为以公益为己任、以治理为己任，推动社会“再文明化”。
因此，中国重新出现一个绅士群体的前提是那些潜在的绅士之道德自觉。用钱穆先生描述宋儒的话说，潜在的绅士们在私生活方面，需表现出一种严肃的制节谨度，甚至带上一种宗教狂的意味。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超越物质主义，抛弃那些冒充伦理学家的经济学家所贩卖的利益最大化教条，借助传统的宗教和道德，诚意、正心、修身。由此形成的道德人格，乃是他们承担社会责任的前提。
谁可以成为绅士？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绅士。武训行乞办学，就是一个例证。毕竟，对于组织、领导社会自治的人士来说，重要的不是知识、财富，而是“德行”。当然，在现代社会，正常情况下，由于居于这样那样的天然优势，商人、退休官员、专家、公共知识分子等成为绅士的机会是相对最高的。
首先是商人，商人不仅掌握着经济资源，更具有企业家精神。今天，不少企业家把从事慈善、公益活动简单地理解为捐款。这种资源对于社会自我治理确实十分重要。但其实，商人还可作出更大贡献。慈善、公益活动，同其他社会自治领域一样，最需要的乃是社会活动能力。如果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就是企业家精神，那社会自治的驱动力量就是社会活动家精神。而企业家精神与社会活动家精神之间具有某种相通性，经营企业所积累的管理、组织经验，可以轻易地转换成为组织社会自治事业的技能。事实上，商业活动天然地具有自治的性质，商人最容易理解自治。因此，古今中外各个社会，商人都是自治的中坚。
其次是退休官员。古代的士绅经常是退休回乡的官员，到当代，人们可能也注意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很多地方的退休官员积极地反对现任官员的腐败、违法活动。其实，这些退休官员可以在广泛的社会自治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地方绅士。因为，他们具有组织管理经验，具有人脉，能够动员一定的资源。
第三个群体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尤其是律师、医师、经济专家、工程技术专家等。他们不仅具有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这些领域本身就是自治的重要领域；他们在这里所历练的知识和自治经验，对于广泛的社会自治具有重要价值。尤其是律师最值得关注，近代英国绅士中，律师相当显赫，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自治努力中，律师也经常发挥着领导、组织作用。这些人士还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第四类是供职于大学、研究机构的学者与活跃于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大学、研究机构在现代社会中居于特殊位置，是思想的生产者，而社会变革终究是思想变革的产物。公共知识分子活跃于舆论领域，通常具有社会良知的自我角色期待。因而，这些人士对于社会治理事务具有较高热情，也具有一定知识。
当然，在当代中国，所有这些群体都同完整的绅士角色有相当距离。商人们或许已经积聚了一定金钱，但普遍缺乏必要的道德自觉，也缺乏参与自治的意愿。一些商人只是捐赠金钱，出于种种顾虑，不愿自己出面组织自治活动。至于各个领域的精英专家，既缺乏足够的道德自觉，又受现有教育模式及专业管理模式的局限，与社会其他领域有较大隔阂。
因此，当代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成规模的绅士群体。但是，在商人中间、在退休官员中间、在专业人员和知识分子中间，人们已经能够看到一些正在成长的绅士。他们正是目前种种自治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及自治制度的中坚。随着他们的成长、扩大，民主、自治制度也将获得更为稳固的社会、政治及精神基础。
七、从知识分子到新士绅（61）
提到“知识分子”，人们很容易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尤其是当知识分子以“社会的批判者”、“理性的旁观者”、“启蒙者”自居，强调自己是“社会的良心”、“道义的守护者”的时候，旁人假如不肃然起敬，简直就是一种罪过。
但是，从知识分子的内在视角看，这种姿态是否健全？从社会的角度看，这样一群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之优良秩序的形成和维护，是否真的如知识分子及其他人想象的那样重要？中国之转型果真是需要更多这种知识分子，还是需要别的什么人？假如说，有些人所理想的知识分子已经消解了，那么，这个群体有没有重建的可能？更进一步说，这种重建是否必要、可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