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无绅士即无宪政
最后说到中国现实。二十世纪中期，中国就没有绅士了，所以，优良社会治理的支持力量也就没有了。欲追求优良治理秩序，我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中国社会有没有绅士？如果没有绅士，宪政就免谈，优良治理秩序就免谈。这就是我今天要得出的结论。
过去三十年，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些精英。在八十年代之前，没有精英，只有干部，而干部不是精英。八十年代之后，逐渐出现了精英，因为我们有了私营企业，有了教会的发育。我到处都讲，搞政治学或是社会学研究，对中国社会过去三十年的变化，最需要重视的就是宗教的复兴，其次才是市场的发育。在这些政府之外的群体中，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精英，比如有钱人当然是精英；像商人、律师、大学教授，还有各种各样的NGO组织，包括我、写评论的人，都算社会精英。
但是，精英需要转化成绅士，而基本的途径必须要有道德的振兴，然后是治理能力的训练。道德振兴尤其重要。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特别容易具有道德虚无主义的倾向，尤其是知识分子，特别厌恶道德。但是，社会如果没有基本的道德自觉，很难出现绅士群体。没有绅士群体，社会就不可能坚固，也就不可能有宪政。宪政的本质就是社会控制政府。宪政支持共和国，但宪政的创造和维护主体是绅士。没有绅士，就没有真正的共和国。
三、美国的绅士与宪政——《论美国的民主》导读（47）
早上好！昨天我们讨论了经济学、法律、宪政及其与传统之间关系的若干问题。我在讨论这些问题过程中反复提到一点，我们怎么认识西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怎么认识中国，或者换一句话说，我们是不是正确地认识了西方，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正确地评估中国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
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中，我们给自己施加的任务是实现所谓的现代化，或者用一个政治学的词汇来说，是在中国建立现代国家。在过去一百多年里，中国人都在做这样的工作。我们站在现在，回望这一百多年，应该说，起码在中国大陆，经历的挫折显然比成功多得多，以至于现在我们还不得不把这个事业当成自己的工作和任务来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些挫折？坦率地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正确地认识西方。
我们要想建立现代国家，当然要去看西方国家是什么样的，因为它们已经是现代国家了。教科书中讲我们的近代史（你们把它称为近代史，我则把它称为现代史）的开端，是“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所以，“看世界”对中国的现代化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是一个开端。过去大概一百五十年里，中国人都在看世界——大概这几年开始，世界也开始看中国了。我们看世界，究竟看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世界？当然，这个“看世界”是指看西方，而不是去看非洲、菲律宾。我们看欧洲、美国，后来看日本，其实都是想看清楚，它们的现代国家是什么样子的，现代国家是怎么组成的，它的基本制度是什么，支持它的制度是什么，人民的心智是怎么样的。大家都在看，我觉得过去一百年的先贤，在很多时候，看的有点儿偏差，这个偏差的形成大概跟他们的认知范式有关系。他们在西方的大学里接受的教育，大部分都是西方国家在完成现代国家的构造之后为解决一些技术性问题而提出的方案，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接受的是一些后现代的理论。比如我昨天举的例子，胡适先生跟随杜威先生学习民主，大体上学的是后现代的民主，而不是民主本身。不是作为现代国家构造要素的那个民主制度本身，是给生了病的民主治病的药方。现在学界讨论很多的所谓“协商民主”，也是西方在这个意义上的一个理论。我们看到了一个后现代的西方，已经完成了从前现代到现代转型后的西方，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的西方。而实际上，我们面临的任务是欧洲人在十七世纪、十八世纪面临的任务，也就是建立一个现代国家。这样一个落差，或者说是时间上的错位，使得我们构建现代国家时所使用的西方的工具太先进了，与我们的任务不匹配。我们这时候需要的是锤子、榔头，是强有力的工具，而现在我们拿了牙医使用的很精致的袖珍型的工具，那当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因此，如果我们想完成建立现代国家的工作，那么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需有非常明确的“中国问题意识”，基于这个意识，对我们所能接触的西方的理论工具做一个非常审慎的选择。也就是说，我们要面向自己的问题，从西方理论的仓库中挑选对我们有用的那些工具。西方的历史太漫长了，西方的文化、学术、思想的资源也是异常丰富，我们解决中国问题，究竟需要什么？当然，需要跟你的目标有关系：“我要干什么？”如果我要去西方学界做一般的学术研究，那当然需要研究西方最时髦、最时兴的理论。如果我想要了解西方的由来，当然要去研究西方的古典。假定你要承担在中国构建现代国家这样一个理论构思的工作，我的建议是，要去特别关注“现代早期”，或者说是西方现代国家构建期中那些伟大人物的思考。我的朋友高全喜教授称之为“早期现代”。如果我们要去完成过去一百年都没有完成的构建现代国家的工作，那就需要回到美国的立宪党人时期，进入到法国大革命的脉络中去，在这个脉络中思考怎样解决“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难题。
阅读建议
今天，我准备和大家讨论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当然，这本书的内容太丰富了，我只把我所注意到的一些点、一些问题向大家提出来，我也希望通过这样的讨论能够达到以下几个目的：
第一，大家都是高中生或是本科低年级学生，你们的学术事业刚刚开始，也许还没有开始，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在本科期间一定要精读几本经典，不管你学习的是什么专业。假定你学的是经济学专业，建议你花一年时间读《道德情操论》，花另外一年时间读《国富论》。一字一句地读，去思考它每一句话究竟要说什么，把一字一句拼凑成一个章节，然后思考每个章节要解决什么问题。如果你学的是政治学专业，要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论美国的民主》、《联邦党人文集》。刚才讲到美国制宪者，除了《联邦党人文集》，还应当有《反联邦党人文集》，它们应该对照着读。你会发现，他们围绕着建立一个伟大的政体进行了伟大的思考。他们把这看做一个理性的事业，通过反复的辩难，通过援引各种理论、历史的经验，通过观察和思考美国的民情、国情，综合所有这些因素设计美国的政体。所以，《联邦党人文集》和《反联邦党人文集》都是应该阅读的。如果你学习的是伦理学，那要去读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
你们进了大学之后，会突然觉得世界很丰富，有各种各样的书、各种各样的思想，还有各种各样的人，一下子扑面而来。我读大学时也是一样，各种书都在读，尤其是读了很多没用的文学。当然，文学对人生的成长是有用的，但对学术来说是绕了一个弯的。你有没有勇气和技巧去把本专业的几本经典非常仔细地阅读完，是决定你以后能不能成为一个杰出的学者（假定你想要成为一名学者）的第一个前提。当然，即使你不做学者，以后到企业或政府机关工作，一本经典也要比一百本教科书、参考书，还有像美国学院的教授所生产出来的专著的效用大得多。
为什么要读经典？因为经典告诉你，这门学科的范式是什么，核心问题是什么，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是什么。这是经典的真正用途。实际上，你们的老师们也是要依赖经典的。如果你自己仔细阅读经典，基本上就可以和你的老师进行对话。这是我给大家的第一个建议。
第二，通过阅读《论美国的民主》，希望大家以一种复杂的眼光看待民主。不知道你们敬爱的刘瑜老师是怎么跟你们讲的，我与她有过交流，她的基本看法是，自由与民主都是很简单的事情。对这种观点，我当面就以非常激烈的语言反驳过她。就像前面所讲，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事业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事业。事实上，建立宪政制度是人类所能从事的事务中最复杂的。人类的大部分时间是生活在非宪政的状态中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一个共同体要真正过上宪政的生活，要建立起稳定的宪政制度，需要非常多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共同体所有要素恰到好处地组合到一起。这个要求太苛刻了，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共同体在大多数时间都不能达到这个条件，所以不能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宪政制度。即使偶尔因为某种原因，比如说外部因素建立起宪政制度，很快也会退化，自我崩溃。也就是说，宪政制度是非常脆弱的。虽然人类都热爱自由，自由是人的本性，但要把这个本性发挥出来，且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需要非常多的条件。所以，建立宪政制度其实是对人之作为人的能力的一个根本考验。
也因此，我给大家的建议是，一定要以复杂的视野看待宪政制度，看待自由的事业。只有这样，你才能努力地去发现建立宪政制度究竟需要什么条件。首先从理论上来思考，然后才有可能在现实中抓住每一个机会，在每一个可能的领域中做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些工作看起来可能与宪政、自由离得相当遥远，但实际上对于一个宪政制度而言，它可能会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只不过中间的因果链条比较长。面对这样一个比较长的因果链条，有的人可能会选择不去管它，只管原因本身。我则愿意追究原因的原因。人类所组成的这个世界跟物理世界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它是一个“复杂现象”。哈耶克在他晚年所进行的一般性社会科学理论中反复指出，不管是经济活动还是政治活动，由人所组成的现象都是复杂现象，其复杂程度远远超出物理世界。那么，我们就应当用复杂的心态去对待它。
托克维尔的问题意识
接下来我们讨论《论美国的民主》，我主要围绕目录和前言来讲。
看任何一本书，我们要提一个问题：作者想解决什么问题？他的意图是什么？尤其是对经典而言，这个问题十分重要。现在很多学者写书，目的经常是，这是一个课题，我必须写一本书。其实在英文书中，百分之九十五也都是这种性质的书。因为要评职称了，所以必须写一本书。至于经典，却一定是在解决对于人类生存而言至关重要的问题，并且找到了道，所以它才会是经典。那么，拿到《论美国的民主》，我们首先要问：托克维尔想解决什么问题？写这本书的宗旨是什么？
在这里插一句题外话，如果大家对关于自由的各种理论，不管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伦理学，甚至历史学感兴趣的话，给大家推荐一个网站libertyfund.org，你能想到的所有与自由有关的各个学科的经典，在这个网站上都有，而且都是免费下载使用的。有些书有多个版本，比如说《论美国的民主》，刚有一个非常新的版本，是2010年出版的，这个版本是学术版，有非常详尽的注释，而且把托克维尔在书信中相关的论述都作为注释插入文本中。
《论美国的民主》中文版选用了第十二版序。（48）十二版序的第一页有两句话能够体现托克维尔写这本书的基本出发点。首先他认为，“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下面又有一句，“曾被君主政体的法国视为奇闻的美国各项创制，应该成为共和政体的法国的学习对象”（49）。这就是他的两个宗旨。
第一句话表明，他认为，民主制度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所以，一个研究社会科学的人首先要弄清楚民主制度究竟是怎么运转的，为什么它具有必然性。托克维尔是借助美国（当时是最经典的民主国家）经验阐明民主制度的基本原理，并论证民主为什么是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
第二句话表明，美国的制度要成为法国学习的对象。也就是说，托克维尔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学习，这本书就是他学习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个心得，是他做的一个读书笔记。
从这里马上能看出这本书与中国的高度相关性。什么相关性？法、中都在学习先进国家。就全世界的现代化历程而言，法国也是一个后发国家。相比于英美，法国是后进国家。然而，现代中国人用于构建现代国家的理论资源，大部分来自于法国和德国，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法国本身也是一个学习者。我们没有去找师父去学，却找徒弟去学习了，而师父本来就在那里。这是百年历史中让人最为遗憾的事情。
从托克维尔的角度看，当时的法国面临很大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法国的革命来回地反复，这本书写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的民主政体、宪政政体始终不能稳固地建立起来。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目的，托克维尔到美国进行考察，他在书中特别关注美国宪政制度成功的地方究竟在哪里，它跟法国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书中有一个很明显的框架，就是美法之对比。大家在读美法对比的时候，不妨再加入一个中国的维度，即美、法、中的对比。首先请仔细地思考，托克维尔在如何进行比较？比较的方法是什么？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法进行中国和美国的比较，中国和法国的比较。这样反复的比较有助于我们把这三个事物的边界不断地清晰化，进而理解民主内在的逻辑究竟是什么，如何在中国建立完善民主制度。这是阅读这本书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方法论维度。
托克维尔还给自己提出了一个更伟大的任务，而这个任务是中国学者也需要承担的。第8页有一句话，“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这是托克维尔非常伟大的抱负，而这个抱负基本上实现了。那么，他是怎样实现这个抱负的？我相信，他并不完全依赖于他对美国民主政体的考察，而是他把法国的事实与美国的事实进行比较，然后站在法国的脉络中理解美国的民主制度。这种方法深化了对美国民主制度的理解。也就是说，在一个事物中去认识这个事物本身，会出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一定能够把事物本身认识得非常清楚。托克维尔作为一个法国人，他对民主制度在法国的失败有刻骨的经验，所以，他考察美国民主制度时特别注意一些很微妙的地方，而这些微妙的地方，也许是美国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这样的视野对于托克维尔最终完成关于民主的新的政治科学的构建，构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
回过头来说我们中国，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在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是享有某种理论上的“后发优势”的：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人的理论，也看到了美国人的经验。我们还有一个美国不具备的资源，那就是中国失败的教训。假定我们能够把这三个因素组合到一起，从理论上讲，我们应该对民主的理论有更深入的理解。
这是我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只不过，以前都是在经济学语境中讨论这个问题，当时讨论的是关于市场经济之理论。中国的市场现在所处的状态，作为一个相互伤害的体系而存在的市场，应该让我们能对西方关于市场的既有理论，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借此深入到可能西方人都没有触及的某个层面，思考市场的建立和运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我们在当代中国看到的情形是，形式上都具备了市场运转所需要的要素，比如私人产权、个人可以平等自由地流动、开放的环境，像全球化、国际化的市场、自由贸易，等等。这些条件在形式上中国都具备了，但我们并没有得到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没有得到一个真正的市场制度。为什么？这个事实应该引导我们思考市场的一些更基本的问题，也就是这些要素之外、但对于市场建立和运转至关重要的一些条件，而这些条件在中国可能不具备或是不完全具备。
比如，我们可能要更深切地去思考道德对市场的根本作用。因为，在一般的国家里，道德伦理体系大体是正常的，没有很多圣人，也没有很多小人。而在中国，情况则完全不同，当然没有圣人，基本上也没有君子，都是小人。这时候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下，市场有没有可能建立并正常运转？斯密不一定能提出这个问题。斯密最初写《道德情操论》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提出这个问题的，因为，当时英国社会普遍积极向上的精神让他对人性是比较乐观的。不过到了晚年修订《道德情操论》的时候，他看到了金钱使人堕落的倾向，他开始有点儿悲观，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了一些修正。但是，斯密在英国所看到的情形，要比中国当下好太多太多了。中国目前的道德真空状况也确实造成了市场的极度扭曲。这一现象其实是有助于我们进行理论思考的，对市场和宪政来说都是一样的。
现实的不幸通常都是思想家的幸运。一般都是国家处在悲惨状态下的时候会出思想家，这一点说起来有点残酷。我觉得最糟糕、最残酷的事情是，我们已经处在悲惨的状态，却没有出思想家，白白浪费了机会，下一次又犯同样的错误。（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