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白墙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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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我读《创业史》

《创业史》是1959年4月在《延河》首发。当时我正在读初中三年级,离毕业大概还剩下两个月。那个时候的乡村学生上中学,绝大多数都是背馍,就是家里把馒头蒸好,我们当地人都叫馍,背一礼拜的馍,礼拜六吃完再回家去背。家长一个礼拜给我两毛钱,买咸菜或者辣子酱、副食。一周六天吃的都是从家里背的干馍,大部分都是杂粮,就着咸菜或者辣子酱,喝开水。从报纸等媒体上知道《创业史》要在《延河》连载的时候,我就把那两毛钱的咸菜钱省下来,只吃干馍喝开水,赶到纺织城邮局买了一本《延河》。我直到现在都很清楚地记得,首发的《创业史》是那个《题叙》。那个题头插图到现在仍然历历在目,尽管刚才展示的刊物有点远,我老花眼也看不见,但到现在这个印象仍然在我脑海里。首发时不叫《创业史》,叫《稻地风波》,题头画的是稻田和稻田水渠上的一排白杨,白杨迎风舞摆。我一看到这幅图画就想到我家门前就是这景象。我家门前是灞河,一道一道的灌渠,灌渠上就是一排一排的白杨,少有柳树,也有稻田。读完《题叙》之后,我心里最欣慰的,或者说当时觉得最可安慰的,是把这两毛钱的咸菜钱省下来,买这本杂志是大赚了,而没有任何受苦的感觉。然后一直到念完初中毕业回家,后来断断续续的就买不全这本杂志了。后来我上了高中,听说《创业史》要在《收获》全文载出,当时托了在西安当工人的老舅给我买了一本《收获》,送到灞桥的三十四中学去,我才完整地读完了《创业史》。初读《创业史》还不能完全理解,因为当时仅仅只是一个初中转入高中的学生,但几个人物仍留在了我的记忆中,至今不能忘记,梁三老汉、梁生宝、郭世富、富农姚士杰、改霞。这一茬人物,我在我们那个村子一个一个都能找到相对应的形象。我的这个村子和柳青的那个村子相隔大概也就是六七十里路。越到后来我越相信,《创业史》的人物在任何一个村子都能找到相应的生活人物。到后来对文学有了不断加深的理解的时候,才明白了柳青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的这个过程,应该说达到了一个完美的过程,至今令我望尘莫及。

《创业史》这部小说我前后大概读过九本。《创业史》单行本出版时,我首先买,仍然是托我舅买的,因为我舅有工资收入,我没有钱。我记得,“文革”时,气势之猛,令人很恐惧,我把我存的书(当时宣布是黑书),全部都当废纸卖掉了,唯一保存的一本就是《创业史》,尽管当时《创业史》也被批判,但我偷偷把它保留下来了,后来也不知叫谁拿走了。另一次记忆犹新的是1973年末至1974年初,我上南泥湾五七干校去锻炼,规定必须要带“毛选”,另外我偷偷带了一部《创业史》,外面套了一个“毛选”的塑料封皮。在南泥湾的窑洞里,晚上十时统一断电熄灯,我自制了一个油灯,同窑里的人睡了,我在油灯下读《创业史》。好在我们那个窑里的人没有谁说陈忠实读黑书。后来不知道谁把我这个书发现了,悄悄拿走了,再没还我。我记得十余年间先后读丢过九本《创业史》。这本书读到后来,就是我有一点时间随便打开这本书,打开到任何一页或者任何一章,我就能读进去,而且就能把一切烦恼排除开,进入蛤蟆滩那个熟悉的天地,这种感觉是我这一生的阅读史绝无仅有的现象。

生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最早对这种变化的感受,我在一篇文章里写过,对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晚上,是1982年的春天,我被我们西安市灞桥区派到渭河边上去给农民分地,实行责任制。区上派的工作组到各个乡镇(当时叫公社),开始给农民分地。我在我驻的那个公社先做了一个村子分牛分马分地的试验,总结经验然后再推广。我记得在渭河边上第一个分牲畜的那个村子,晚上分完牲畜以后大约快到凌晨一点了,我骑着自行车回驻地的时候,路过一个大池塘——莲花池,刚从分牲畜的纠纷里冷静下来,突然意识到,1982年春天我在渭河边倾心尽力所做的工作,正好和柳青50年代初在终南山下滈河边上所做的工作构成了一个反动。完全是个反动。三十年前,柳青不遗余力,走村串巷,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宣传实行农业合作化的好处;三十年后,我又在渭河边上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说服农民,说服干部,宣传分牛分地单家独户种地最好,正好构成一个完全的反动。那个晚上从村子走回到我驻地的时候,这个反动对我心理的撞击至今难忘。生活发生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在我们文学界,多年以来涉及对《创业史》的评价,也是最致命的一个话题,就是农业合作社不存在了,那么《创业史》(包括柳青的写法)存在的意义如何?我以为很有探究的必要。作为柳青一个忠实的读者,截止到今天,《创业史》里头的那个梁三老汉、郭世富、姚士杰、梁生宝、徐改霞,依然在我脑子里栩栩如生,作为中国乡村的典型人物,似乎还没有哪部作品能把这些人物掩盖了,更别说抵消了。柳青和他创造的生命的意义,我想就在此。这就是我的理解。

2010年1月23日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