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上走过了一段“高增长、高污染”，“先污染、后治理”，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弯路，造成了严重的环境危害。发达国家在较早享受工业化带来繁荣的同时，也最早品尝到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苦果，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二战以来，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迅速推进，在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
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八大环境公害。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抗议活动此起彼伏。
特别是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工业发达国家环境“公害事件”层出不穷，引发一系列的环境运动。
1970年4月22日（1994年，这一天被定为地球日），从美国的西海岸到东海岸，2000多万人走上街头，将反污染运动推向高潮。约1万所中小学，2000所高等院校和全国的各大团体参加了这次活动。他们举行集会、游行和其他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高举着受污染的地球模型、巨幅图画和图表，高呼口号，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保护环境和资源。为此，美国国会也在这一天休会，让议员们回到各自的代表区参加宣讲会。纽约市长下令繁华的曼哈顿第五大道不得行驶任何车辆，数十万群众在这里集会，呼吁人们创造一个清洁、简单、和平的生活环境。
首次“地球日”活动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规模宏大的群众性环境保护运动，也是二战以来美国规模最大的社会活动。这次活动标志着美国环保运动的崛起，促使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治理环境污染的措施，并有力地推动了世界范围内资源和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此后，西方国家开始着手开展环境问题调查研究，制定环境保护法律，实行环境保护优先政策等，有效治理了表征性污染物，生态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美国以《国家环境政策法》、《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等为标志，告别了惟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别是《国家环境政策法》，要求一切重大行动都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既开创了世界环境影响评价的先河，又找到了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增长的途径。
日本一开始寄希望于在不妨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保护环境，如1967年制定了《环境污染控制基本法》，特别强调“保护生活环境”应“与经济健全发展相协调”，结果没有逃脱环境污染日趋加重的厄运。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1970年日本确立了环境优先的原则，颁布修订《公害对策基本法》等多项法律，删除了维护生活环境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条款。到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其指导思想才由“经济优先”向“经济与环境兼顾”和“环境优先”转变，经济社会也才开始步入可持续发展轨道。在环境优先原则的前提下，日本实行了世界上最严格的环境标准。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1973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成立，国际性环境组织——绿色和平组织的创建，以及保护环境的政府机构和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增加，地球日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规模的扩大，全球环境状况在过去30年里持续恶化。1990年4月22日，世界各地组织大型环保活动，共有140多个国家的两亿多人同时在各地举行了多种多样的纪念活动，活动的重点是全球整体环境的改善。它使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地球环境质量的急剧下降成为直接威胁人类生存的世界性问题。这项活动得到了联合国的首肯。其后，每年的4月22日被定为“世界地球日”。
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起，每年4月22日都举办世界地球日活动。
以上事实说明，先污染后治理不可行，先污染后治理得不偿失。
其实，中国也在为付出惨痛的教训，我们不能熟视无睹。例如滇池周边的企业二十年间总共只创造了几十亿产值，而要初步恢复滇池水质（达到Ⅲ类水标准）至少就得花几百亿；淮河流域小造纸厂的产值二十年累计不过500亿元，而治理其带来的污染，即便只是干流全部达到最起码的灌溉用水标准（Ⅴ类）也需要3000亿元的投入，而要恢复到1970年代的状态（Ⅲ类），则不仅花费是个可怕的数字，时间也至少需要100年！走这条弯路的损失多么大！以污染为代价发展经济，简单如同用卖血的钱换馒头来充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