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一口气读懂明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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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史上最大的贪官——和珅

也正是在乾隆时期,出现了一个前无古人的贪官——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也可以称得上是后无来者。说起敛财速度之快,手段之高,恐怕极少。

和珅的先祖,居住在英额峪,与同一姓氏的清开国元勋弘毅公额亦都同居一地。英额峪离清太祖努尔哈赤居住的赫图阿拉不远,努尔哈赤起兵以后,和珅的九世祖噶哈察鸾及其子达古山巴颜等弟兄子侄,皆投归太祖,此后不少人担任文官武将。和珅的五世祖即高祖父尼雅哈纳,行伍出身,在太宗时从征,“过北京,征山东,梯攻河间府,首先登城,克之,赐巴图鲁号,授三等轻车都尉”。轻车都尉是公、侯、伯、子、男这五等封爵之下的世职,相当于官阶正三品。尼雅哈纳之孙阿哈硕色袭祖世职后,又兼任佐领,并于和通泊征准噶尔阵亡,被追赠一等云骑尉(官阶正五品)。尼雅哈纳的曾孙也就是噶哈察鸾的九世孙常保(和珅的父亲),袭曾祖父的三等轻车都尉和阿哈硕色的一等云骑尉世职,并在八旗军内任职,当上了副都统。副都统,官阶正二品,是军界高级将领,每年俸银155两、米155石,还有养廉银500两。父亲常保袭职后,由于常保堂叔啊哈硕色在跟随康熙皇帝征准噶尔时英勇阵亡,追叙军功,常保受赠一等云骑尉。至乾隆时兼任福建都统。

常保中正平和,为官清廉,在京待的极少,多年征战戍边在外,为国而少顾家,因此家里没有什么产业,乾隆二十五年常保病逝于福建,和珅家境陷于窘迫中。

和珅有弟和琳,小和珅三岁,与和珅是一母同胞,生下不久母亲病逝。和珅兄弟如寒泽孤雁,披风淋雨甚是凄苦。但二人向来和睦、相依为命,更有家人刘全多方奔走照应,兄弟二人虽若荒山竹笋,饱受风吹雨打,但却更见茁壮成长。

和珅十多岁后进入皇宫西华门内的咸安宫官学读书,“少小闻诗达礼”。由于与继母的关系不好,少年时期他的经济条件比较差,但是,他18岁与官阶正二品的内务府总管大臣英廉的孙女结婚,20岁时又袭了高祖父尼雅哈纳的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处境就显著地好了。因为,三等轻车都尉的岁俸为白银160两,还有80石米,比巡抚、布政使的俸银还多一点。和珅有了这笔可观的固定收入,就可以安享中等以上的生活水平了。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世职给和珅带来政治上的更大好处,为他提供了一条接近万岁爷的捷径,使他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即26岁时,当上了官阶正五品的三等侍卫,并随即充任粘杆处侍卫。粘杆处,即尚虞备用处。清朝制度,“选八旗大员子弟之獧捷者为执事人”,负责皇帝巡狩之时扶舆、擎盖、罟雀之事。粘杆处三等侍卫经常随侍皇帝出巡,就有了与皇帝回奏、回答的机会,从而为和珅的飞黄腾达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史籍载称,乾隆四十年的一天,和珅随驾出宫。“上偶于舆中阅边报,有奏要犯脱逃者,上微怒,诵《论语》‘虎兕出于柙’之语”,扈从校尉不知此系何意,和珅却立即对答说:“爷谓典守者不得辞其责耳。”乾隆听后很高兴,问和珅:“读过《论语》?”和珅说,读过。“又问家世、年岁,奏对皆称旨”。乾隆“见其仪度俊雅,声音清亮”,“矫捷异常”,十分赞赏,“自是恩礼日隆”。

和珅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善于临机应变,博得了皇上的欢心,青云直上,立即于闰十月迁乾清门侍卫,十一月升御前侍卫,授正蓝旗满洲都统。此后,他不断升迁,兼任多职,封一等忠襄公,任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兼管吏部、户部、刑部、理藩院、户部三库,还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四库全书》总裁官、领侍卫内大臣、步军统领等等要职,为皇上宠信之极,官阶之高,管事之广,兼职之多,权势之大,清朝罕有。他还是皇上的亲家翁,其子丰绅殷德被指定为皇上最宠爱的十公主之额驸。

刘墉(1719~1804年),字崇如,号石庵,另有青原、香岩、东武、穆庵、溟华、日观峰道人等字号,清代书画家、政治家。乾隆十六年(1751年)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为官清廉。刘墉的传世书法作品以行书为多。为什么和珅会受到乾隆帝如此特殊宠信和委以大权,成为主持朝政的宰相?是因为他满腹经纶,学富五车,才华横溢,文武双全,诸葛孔明再生吗?事实并非如此。虽然,和珅确实精明能干,敏捷异常,善于临机应变,文化水平也相当高,记忆力特别好,还精通满文汉文,会蒙文和藏文,有处理政务的一定能力,但离真正的善理国政的名相和指挥三军克敌制胜的名帅,还相距甚远。论才学,和珅仅算一个名落孙山的小小文生,谈不上才华横溢,一代才子。谈治政,不管是破除旧的陈规积弊,建立新的重要制度,还是除大奸,荐大贤,他都没有大的建树。讲武略,他的水平更是低下。和珅与阿桂奉旨统军征剿甘肃苏四十三起义,阿桂正在督办河工,和珅先到军前,欲于阿桂到来之前扑灭起义,建立殊功,分兵四路进击,却失败了,勇将总兵图钦保阵亡。和珅不仅没有奏报自己指挥不当以致失利的过错,还隐瞒了图钦保捐躯之事,并颠倒是非,弹劾勇将海兰察、额森特的先战取胜是导致清军受挫的原因,遭乾隆帝严厉斥责,将其降三级留任。阿桂赶到军营后,问失利之因,和珅诿过于“将帅傲慢”,不听调度。阿桂“令将帅于次日晨集辕前”。“每呼一将入,辄命和坐其侧”,阿桂“有所调拨,及命屯戍处,其人辄应如响,如是者数,和坐上甚恚愤”。阿桂“问和云,诸将初不见其慢,尚方剑不知诛谁之头耶”。和珅“战栗无人色”。阿桂即命和珅离开军营,回到京师。

和珅既在文治方面无甚建树,也无武功,资历又浅,还不是科举出身,威望自然不高,且在大学士、军机大臣中,相当长时间仅只名列第三位第四位,同僚阿桂、嵇璜、王杰、福康安等,皆系多年军国重臣,论军功、政绩、资历、门第、威望、才干和人品,哪一位都比和珅强。尤其是阿桂,文武双全,军功政绩皆有,是当时众所公认的超出任何大臣的名帅名相,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起任军机大臣,四十二年(1777年)任大学士,在四十六年(1781年)至嘉庆二年(1797年)去世之前,连任16年首席大学士和领班军机大臣。可是,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以后,特别是五十一年(1786年)以后,在宠任和委以大权上,这四位大学士没有一位比得上和珅。

和珅虽不会治国统军,无甚功业,但却特别擅长于揣摩帝意,迎合君旨,玩弄权术,还会为皇上聚敛银钱,供皇上支付各种不便公开动支国库的费用,故能博取皇上欢心。这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废除“名粮”,增补绿营兵额,给武职养廉银上,表现得非常清楚。乾隆八十大寿时以国库充盈,下诏要取消武将“名粮”,改为给养廉银,增补绿营兵,每年要增加军费白银300万两。乾隆帝询问阿桂有何意见,阿桂奏称,费银太多,不应增补。乾隆不听其言,下谕说,现在国家“财赋充足”,“户部库银尚存七千余万两”,支付这新增的300万两,绰绰有余。看大学士会同九卿科道详议。和珅深知皇上必欲实行此法,故极力赞成。乾隆遂下谕批准大学士九卿等的复议,每年增支军费银300万两。

正因为和珅擅长逢迎,摸透了也迎合了乾隆晚年志得意满、好大喜功、爱听谀言、文过饰非、自诩明君的心理,按其旨意办事,又善于敛财以供皇上享用,所以受到特别宠信,成为乾隆帝的惟一心腹和代理人。

有了皇上的宠信和庇护,和珅身兼多职,位极人臣,基本上掌握了用人、理财、施刑、“抚夷”等方面大权,他便肆无忌惮地揽权索贿,乱政祸国。

和珅聚敛财富的主要方式是任用官员索取贿银。内而九卿,外而督抚司道,不向和珅纳银献宝,不是和珅亲友,是很难当上官的,从而形成了“和相专权,补者皆以赀进”,“政以贿成”,祸国殃民的严重局面。以乾隆最关心的河工而言,就败坏得不像个样子。史称:“乾隆中,自和相秉政后,河防日见疏懈。其任河帅者,皆出其私门,先以巨万纳其帑库,然后许之任视事,故皆利水患充斥,借以侵蚀国帑”,“至竭天下府库之力,尚不足充其用……而庚午、辛未高家堰、李家楼诸决口,其患尤倍于昔,良可嗟叹”。

和珅聚敛财富之多,在历代文武大臣中当首屈一指,他的确是中国古代最大最富的贪官。关于和珅究竟有多少财产,确实数目是难以知晓了,但从他被嘉庆帝亲政后勒令自尽和抄没家产入官,可以知道大概情形。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日,乾隆帝逝世,初八日嘉庆帝下谕宣布,革和珅职,下狱问罪,抄没家产。正月十一日,嘉庆下谕,定了和珅20条大罪,其中讲道和珅的财产有:夹墙私库有金32000余两,地窖内埋藏银300余万两。另外,档案记载,和珅还有取租之地1260余顷、取租之房1000余间,以及大量珠宝玉器衣服书籍等,数量之巨大,前所未有。至于私人的笔记和野史,更把抄没和珅的家产说得多得不得了。有的说,在抄没清单中,赤金元宝100个,每个重1000两,估银150万两,赤金580万两,估银8700万两,元宝银940万两,白银583万两,苏元银315万两,当铺75座,本银3000万两,玉器库两间,估银7000万两,地亩8000余顷,估银800万两。这些差不多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十五年的财政收入总和,由此可见,和珅确实是中国古代最大最富的贪官。

嘉庆帝本要将和珅凌迟处死,但由于皇妹也是和珅儿媳妇的固伦和孝公主的求情,并且参考了董诰、刘墉诸大臣的建议,改为赐和珅狱中自尽。为避免政坛风波,嘉庆帝宣布对能弃恶从善的和珅余党一律免于追究。

再大的贪官也是贪官,贪字变贫字,自然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钱财再多也带不进棺材,由此可引为后来者戒。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清朝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珅可谓无人不晓。依仗着皇帝的宠信,他一生兼任清政府数十个重要官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极人臣,红得发紫。可以说,光靠这些官职俸禄他也能风风光光地活一辈子,更何况几乎天天还有皇帝的赏赐!但这个利欲熏心的和大人却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利用其职务之便为自己和家人大肆地捞起“孔方兄”来。乾隆死后,嘉庆下令查办和珅。

清末著名的外交家薛福成著的《庸庵笔记》中,有一段《查抄和珅家产清单》,根据所记载的和珅被查抄的家产名录,如果按内务府的估价,和坤的家产在8亿两白银,可以抵得上两次庚子赔款的数额。

和珅被抄并赐死,实属罪有应得,但嘉庆这样做的动机,绝不是想对贪污有所整顿,目的也不是使吏治清明廉正,而是一半泄旧日之私仇,一半是觊觎和珅的财产,以权相夺,据为己有,其贪婪与聚敛表现,与和珅之流如出一辙。所以民间流传着“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民谣,一语见底地道破了这一事件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