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大清王朝之爱新觉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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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 昨日皇帝,今日公民

天下分久必合,大乱必大治,大清帝国成了历史的记忆,爱新觉罗家族也随着那个时代的离去而离开了人们的视线。作为曾经的皇帝,溥仪经历了两个时代,由皇帝到公民,时间改变了一切。

1950年7月,前苏联政府将溥仪及其他伪满战犯全部移交给了中国政府。从此,溥仪开始了为时九年脱胎换骨的改造和自我改造生活。“皇帝”战犯的脱胎换骨与常人有所不同,溥仪在9年的改造与自我改造过程中,经历了一个比普通伪满战犯更为艰苦复杂的过程。

被引渡回国之初,溥仪只想到死。从在前苏联听到回国的消息起,他就认为这次必死无疑,共产党决不会轻饶了他这个皇帝加头号战犯。然而,自从他到了中国土地上后,溥仪所经历的一切都令他大惑不解:政府没有当即处死他,而是把他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同别的战犯一样,战犯管理所安排他洗了澡,换了衣服,发给他一些生活必需品,甚至还配给了香烟。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政府出兵援朝抗美,伪满战犯们几乎一致认为美国人会打进来,共产党会像历代王朝一样,在关键时候要先处理掉所有关押的重大犯人,结果,是美国人没打进来,共产党更未把他们处理掉。

经过长达两三年之久的默默观察,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又回到抚顺时,溥仪已经意识到他不会被处死,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活下来了。“真龙天子”和常人原本也没有什么两样,溥仪从此开始考虑如何度过以后的时光。

死的问题解决了,对其他伪满战犯来说,已不再有过不去的关口,绝大部分人都不再怀疑共产党的政策,开始努力学习,积极改造,争取得到政府宽大处理。可是对“皇帝”战犯来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溥仪前半生虽然在政治上三起三落,特别是伪满14年,无异任人摆布的木偶。但在个人生活方面,他却始终是按照皇帝标准,拿着皇帝的架子,即使是在前苏联的5年间,也从不曾自己穿过衣服、叠过被子,甚至连脚都没自己洗过。成为战俘前,自然有人服侍,成了战俘后,他的弟弟溥杰、侄子小秀、小固、小瑞以至岳父荣源,都曾自觉自愿地以臣仆的身份为他端饭,铺床叠被,穿衣洗脚。在家族中,溥仪依然是“皇上”,所不同的,只是这些人不再明着称他“皇上”,而是悄悄地叫他“上边”了。因此,当战犯管理所为了使溥仪获得改造,把他与家族成员分开,安排其他伪满战犯和他住在一起时,这位“皇帝”战犯便遇到了有生以来未曾遇到的“难题”:他不但要自己端饭、整理床铺、穿脱衣服、洗脚、洗衣服,而且还要和别人一样轮流做值日,打扫房间卫生,甚至还要提马桶!起初,溥仪觉得这是管理所故意要他难看,因为这些事他从未做过,也不会做,以致早晨起床时,他还没穿好衣服,别人已经跑操去了,他未洗漱完,别人又开始吃饭了。每当溥仪感到自己无能,为自己事事落后于人而痛苦时,战犯管理所的同志就来帮助、开导他,同时也循循善诱地引导他认识过去,反复讲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鼓励他好好改造自己,争取做个新人。

自1955年起,战犯管理所一方面带着溥仪一行伪满战犯到东北各地参观工厂、矿山、农村、学校,请各方面的人诉说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政权的种种罪行;一面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允许战犯们的亲属写信和前来探望,促使他们认识自己的过去,看到光明的前途。溥仪同其他人一样,在这一过程中,他亲眼看到了新中国的成就,亲耳听见了那些伪满时期受尽非人折磨的人们,在诉说了他们过去遭受的魔鬼般的罪行后,又说出了希望他们能改造成一个正常人的动人心魄的话语。慢慢地,溥仪有了正常人的感情,开始认识自己的过去,并暗中盘算自己是否也能在什么时候过上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1957年,溥仪与七叔载涛的会见,终于燃起了他重新生活的希望之火。时年69岁的载涛,是溥仪嫡亲长辈中仅存的一人。他告诉十几年未见面的侄儿“皇上”:爱新觉罗家族的老人,新中国成立后都各尽所长,生活得很幸福,青年一代更是朝气蓬勃,为建设新中国积极贡献力量,他这个“皇叔”已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多次见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主席要他来看看“皇上”……从此以后,溥仪真的变了。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前夕,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了特赦令。时年12月4日,溥仪被特赦释放。1959年12月9日,离开出生地整整35年的溥仪,终于回到北京,从此,一个新颖、奇特,但又充满幻想的公民生活,开始展现在这位中国末代皇帝的面前。

溥仪真诚而坦率地告诉亲人们说,他想见见周恩来,也想见见毛泽东,他要把获得特赦的喜悦心情告诉两位恩人。但他知道这事恐怕实现不了,国家领导人日理万机,哪有功夫见他这样的普通公民?何况又是历史罪人。

当天晚上,溥仪辗转于床,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入眠。第二天上午,溥仪由住在同院的同族六弟溥俭陪同来到公安派出所办理户籍手续,他终于成为在北京市有正式户口的普通市民了,下午,溥仪让五妹韫馨陪着上街,溥俭也一块儿去了。他们先来到民族文化宫,在高高的塔楼前照了一张相。溥仪说:“我这个满族人,曾给国家造成灾难,只有人民政府才能给少数民族带来幸福生活,这样宏伟的民族文化宫正是一个象征。”他们又来到天安门广场,在背衬天安门城楼西侧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金水桥边又照了一张相。

自1960年3月起,溥仪开始了自食其力的新生活。他先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半日学习,半日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主要是熟悉新的生活环境。一年后,他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专员,负责清理清末和北洋政府时代的文史资料,但仍坚持每周到植物园去劳动一两天,工作闲暇,撰写自传《我的前半生》。在人民政府和各方面人士的共同关心帮助下,1962年4月29日,溥仪与北京关厢医院的一名普通女护士李淑贤,重新建立起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正当溥仪沉浸在新生活的幸福和欢乐之中时,可怕的病魔悄悄向他袭来。实际上,溥仪前半生长期的非正常人生活早已毁坏了他的身体。1962年新婚后不久,溥仪就不时溺血,经名医诊治,暂时抑制了病情的发展,加之新生活的愉快,冲淡了疾病折磨的痛苦,表面看上去,身体一直很健康。1964年底,溥仪病情开始恶化,尽管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和特别保护下,专家为他进行特殊的精心治疗,使他减少了一些痛苦,也基本避开了随后刮起的“文化大革命”旋风的袭击,但肾癌这一恶魔,终于在1967年10月17日凌晨,吞噬了他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