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范式的转型
———从李边《训世评话》看朝鲜王朝文化政策的调整
卢庆侠
摘 要：朝鲜半岛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古代朝鲜特殊的文化语境，最鲜明的特征，莫过于汉字文化早期的传播和渗透。汉语书写作为官方书写，在朝鲜文化历史上占据统治地位。《训世评话》出现前，汉字书写不符合朝鲜语的发音，在民间也出现几种记音符号式的书写，直到训民正音出现，才真正形成国文文字，但汉字书写地位仍未动摇。李边编写《训世评话》对本国民众进行汉语启蒙，与以前的《老乞大》《朴通事》不同，这种书写范式由于符合东方儒家的书写范式而被保留，这也对揭示朝鲜文化政策和儒家书写范式的变换，有着重要的帮助。
关键词：汉语书写 口语化书写 儒家书写范式 民间书写
作 者：卢庆侠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天津市西青师大主校区3000384）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把日本、朝鲜和越南的文化看成是中国文化的卫星文化。譹訛朝鲜文化显明的特征，莫过于汉字文化早期的传播和渗透。早在箕子率众人入朝时，汉字就已经进入了半岛人的生活。《东国通鉴》不仅肯定箕子入朝一事，而且将朝鲜人民的开化，也记上了箕子的功劳簿。譺訛箕子以后，中国文化逐步在半岛上生根，由于三国时期还未出现本民族的文字，当时用汉文记录的书面文字在高句丽建国之后开始产生。《三国史记》中提到一世纪高句丽的使用汉字的情形时说：“国初使用文字时，有人记事一百卷，名曰《留记》。”
由于古汉语曾经充任朝鲜官方书面语达千年之久，朝鲜半岛有记载的古代历史也是由汉文记录下来的，因此古代朝鲜半岛的文化形成十分特殊的语境，被称为“海东”汉文化语境。在其特殊的文化语境中，借汉字记录朝鲜历史和文化的书写范式也曾发生过大的转型。这其中的书写既包括官方认定的汉字书写，也包括流传于民间的吏读、乡札标记法以及1444年由世宗大王钦定的训民正音等拼音文字。本文试以分析李边《训世评话》中的书写来寻求隐藏其背后的朝鲜文化政策的调整。
一
作为中国文化渊源的儒学，几乎和汉字文化同时传入朝鲜。儒学对朝鲜古代文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由于汉文的传播普及，朝鲜半岛的初级启蒙教育也与中国相似，高丽时期在半岛流行的汉语口语教材中著名的有《老乞大》《朴通事》等。《老乞大》中介绍：
你是高丽人，却怎么汉儿言语说得好？
我汉儿人上学文书，因此上些小汉儿言语省的。
你谁跟底学文书来？
我在汉儿学堂里学文书来。
你学甚么文书来？
读《论语》、《孟子》、“小学”。
你每日做甚么工（功）课？
每日清早晨起来，到学里。师傅上受了文书，放学，到家里吃饭罢，却到学里写仿书，写仿书罢对句，对句吟诗，吟诗罢师傅前讲书。
朝鲜留学生可以在中国科举考试中登第，其汉语水平当不言而喻，但“文言是相当文雅的文字”，譻訛受语言环境的限制，更由于学习内容和考试方法的制约，所以其汉语听说能力还远不如读写能力。明初，李穑以朝鲜执政大臣身份晋谒太祖朱元璋，因“穑久不入朝，语颇艰涩”譼訛，即汉语听说能力不佳而闹出笑话。而《老乞大》、《朴通事》成书较早，且多是元时期的口语，混杂大量蒙古语，这与李朝同时期的明代口语大相径庭，“语日讹伪”，因此李朝王朝建立之初，“领中枢使李边，纂集古今明贤杰妇事实，译以汉语，名曰《训世评话》以进。”《训世评话》成书于1473年，“欲令后学者，易于研究，乃捃摭为善阴陟之事及平昔所尝闻者，编辑为书，译以汉音。……不但为学汉音者之指南，亦于教人为善”。它摒弃以前的汉语教材《直解小学》《直接大学》《前后汉》《老乞大》《朴通事》等原来的形式，讲述65篇故事，绝大多数是从中国古代文献中如《史记》《后汉书》《晋书》《搜神记》《广异记》等处选取的，另外从朝鲜文献中选取的故事，也尽可能与中国古代的忠孝节义观念一致，将这些汉语文言故事编译为汉语口语。
《老乞大》写的是高丽商人到元朝大都经商的沿途用语，主要采用
对话形式叙述；《朴通事》通过对话形式和一人叙述形式，分别对元朝（主要是大都）的社会风俗、礼仪、生产、买卖、游艺、词讼、宗教等方面进行介绍。如《老乞大》：
这里到京里有几程地？
这里到京里还有五百里之上。天可怜见，身子安乐时，再着五个日头到了。
咱们到时，那里安下好？
咱们往顺城门官店里下去来，那里就便投马市里去却近些。
你说的是，我也心里这般想着，你说的恰和我意同，只除那里好。但是辽东去的客人们，别处不下，都在那里安下。我年时也在那里下来，十分便当。
《朴通事》：
叫将那剃头的来。你的刀子快也钝？
我剃头的，管甚麽来刀子钝？
你剃的干净着，不要只管的刮。刮的多头疼。剃了，撒开头发梳。先将那稀篦子篦了，将那挑针挑起来，用那密的篦子好生篦着。将风屑去的爽利着。梳了，绾起头发来，将那镊儿来摘了鼻孔的毫毛。将那铰刀斡耳，捎息来掏一掏耳朵。与你五个铜钱。
这两个文本在高丽时期出现，正值高丽作为元朝的征东行省，佛教被尊为国教，相对于儒教，佛教在宣传中更注重口语。由于早期是在民间传播，为了使人能理解意义，佛教倾向于语言的通俗化，本是梵语的佛经，既然要传达的是佛陀的真理，其意义在通俗化的转述中没有什么损失，那么一味的典雅与深奥是没有必要的。慧皎在《高僧传》中说：“若为出家五众，则须切语无常，……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事造形，直谈闻见……”。譽訛而朝鲜的佛家也原封不动地从中国搬来汉语口语，用来解释佛经。一个大和尚在很庄重的场合，念诵“我是什么”，“这是什么”等句子。在这个大背景下，一些文本的书写也会受其影响。《老乞大》、《朴通事》尽管被司译院规定为学习汉语的基本教材，官方认可，其书写范式也口语化。单纯的口语，不加任何修饰，而书写被口语包裹。口语模写客观存在，书写只是记录口语的工具，口语优先于书写，而书写被排斥到某种边缘性位置。这种对话形式的话语本身就不稳定，因为“声音造成的音响仿佛只是对它们的一种转瞬即逝的，不稳定的翻译。”譾訛口语的发展演变较书面语快，口语化的书写范式使经典处在不断的解释之中，后人解释往往代替了古代经典，也就很快不适应人们交流的需要。这种历时的变化，使得《老乞大》、《朴通事》被随后新编的汉语教材《训世评话》取代。
《训世评话》已不是专门教授口语，用评话的形式，不采用对话，而且文言对照，内容上避免“商贾庸谈”，书写更多注重书面语色彩，且自官方受命编写因而带有很明显的功利主义。朝鲜民族把与自然的合和共存同中国儒家关于“天”的思想结合在一起，从而在理论上为建立强有力的国家奠定了基础，儒教也逐渐成为封建时代朝鲜人的“意识结构的基础”。儒家强调的“立德、立身、立言”被称为三不朽，而儒家的话语是需要文字的书写来固定。既然追求不朽，则一定需要超越时间的文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完成了从话语的口语形态到书面语形态的转变，孔子自己不书写，但是他完成了书写价值观的确立。《论语》这部儒家传统中最受尊敬的经典，以口述和书写两种形式保存，内容上则以夫子之言为基础，弟子们最后进行书写记录、整理。汉字作为一个表意体系，这种文字体系中书写有一种取代口语符号的强烈的倾向，“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他们有时就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们的思想。”譿訛文学独立意识的形成，也促进了对书面语文辞的追求。如《训世评话》上卷一，《瞽叟害舜》：
虞舜，父顽母嚣，象傲常欲杀舜，克谐以孝不格奸，后为天子，不杀象，封之有庳。
古时，虞舜他的父亲瞽叟，心里无有德行，后娘也哩无些尔好言语。后娘生的象呵越暴虐，一心儿只要杀顺么，舜呵十分孝顺，感动他回心，不到奸恶。后头做了皇帝，不杀象，颠倒封他有庳地面。这个是天下的大孝。
与《老乞大》、《朴通事》明显不同，文本中的口语渐渐地被书写“吃掉”，“书写符号的发送总是伴随着接受者的缺席。”讀訛在这里接受者缺席是人为制造的，而恰恰在“缺席”状态下，封建王权在世俗领域内完成了话语自高而下的发布及话语权力的集中。书写是为了话语的固定与容易操纵，书写的汉字字型的象征功能和幽深寓意总是让人对它有特别的兴趣，统治者可以靠对书写文字及其释读形成一种垄断的知识权力，既用来保护某种技术的权威与神秘，也用来渲染和营造某种典籍的历史与渊源的久远。与中国科举不同，古代朝鲜的科举限定的人数比较少，参加科举者的人有很多严格的限制，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出身于两班家庭的“孽庶”也不得参加科举，更何况贱民。也就是说，有许多人即使掌握书写能力，也还会被朝廷再次排斥。话语权力的分配不是面对所有读书人，书写的价值被人为地抬高了。《训世评话》所突出的书面语色彩的书写范式，正是把以前曾经落入“民间”的话语权力，在对话语主体启蒙阶段就收回。书写也是对神祗的疏远。在以家族为中心的祖先崇拜中，宏大的场面、庄严的气氛早已不是口语所能胜任的，对神的阐释自然由具有神秘色彩的书面语书写承担。阐释的权力依然掌握在贵族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