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与朝鲜两国的文人，都有一样的人生理想与追求。忠君爱国自不必说，“出将入相”“达则相天下，穷则善其身”是他们共同憧憬的境界。张树声与金允植对话的次数很少，但很快就十分欣赏这位来自东国的士大夫了。当张树声问金允植，朝鲜国内这么乱，谁可以出来收拾残局？金允植一下举出了申应朝、洪淳穆等多人。即使对鱼允中，他也一力推荐，而独不提自己。
张树声则希望金允植能在朝鲜宫廷里担任要职。这样，满清政府在朝鲜就多了一个代言人。
“谈毕辞起，与玉山共至海关署用饭。玉山又书问多小事情，纤悉无遗。临别，书示曰：军事不可悬度。愿君与一斋，同设击楫之誓，毋徒下新亭之泪也。余曰：微躯何足惜，而至于下泪乎？一则保存吾君，一则欲无碍于吾君面上。此事甚难周全。忧惧在心，不惶顾他。反覆思之，惟以宗社为重耳。
方欲别之际，有人寄书于玉山。玉山看毕，传示于余。乃此处人论中国出兵援护朝鲜事宜。详陈数百言，料我国事如指掌。可见中州养才之地，多出奇士。问诸玉山。玉山曰：此人名福成，年四十余，有谋略，不愿仕。信奇士也。弟以贵国事问之，其答如是。
盖玉山于我国事终如苦心。至于此次出兵，筹饷、制胜、善后之宜，昼夜精思，禀于制军而行之。或虑己谋之不逮，又广询智谋之士。其用心之苦、谋忠之勤，诚可感也。
玉山又言：魏温云观察筹大军粮饷，此次当与执事同舟。兹有书托温云。船上事，与温云相议可也。临行望暂见过。余曰：诺。
遂辞起还东。”（〔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87页）
原书上有注曰：“福成”。
原书“此事甚难、周全忧惧、在心不惶、顾他反覆思之”断句有误。
原书“多小事情”当即“多少事情”。
原文“遂辞起还东”的“东”是指东局。
对于此次出兵朝鲜，周馥不仅事事操心，而且还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金允植所见到的，就是一个叫福成的人的书面意见。对这些，金允植十分感激。他对周馥的评价也很高，“其用心之苦、谋忠之勤，诚可感也。”
在此次回国之前，金允植还给周馥写了一首诗。其题目是《东还时赠别海关道周玉山馥》。金允植写道：
六月萋萋赋出征，东天笑看海云晴。
最难下手君心苦，局外还同局内情。
（〔韩〕金允植《云养集·卷三》）
金允植在诗里说，自己很理解周馥的难处。本来是朝鲜国的事情，而作为清国的大臣，周馥是真心要帮助金允植的。“局外还同局内情”一句是说，周馥本来是局外人，却与自己一样为朝鲜国的事情而焦虑。
“七月初一日，晴，蒸热。总督署又有公文来。盖以余及鱼友充向导官事，己（当为”已”字。笔者）经奏闻。抄片咨行也。
为抄片咨行事：为照本署大臣于光绪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天津行馆，由驿附奏吴长庆军渡海出师、派员管理、该军粮台文报、向导营务事宜一片，除俟奉到谕旨另行恭录咨行外，舍（当为”合”字。笔者）行抄片札、饬札到该员。即便遵照。
此札。
计抄片”（〔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87～188页）
原书“为抄片咨行事、为照本署大臣”断句有误。
原书“光绪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天津、行馆由驿、附奏吴长庆军、渡海出师、派员管理、该军粮台文报·向导营务事宜、一片除俟”断句有误。
金允植所收到的，是北洋大臣衙门张树声发出的通知。
“余将随军东往。东南两局学徒，权为崔君性学照料。以此意，呈禀于总督署及机器总局。
此次船中带去之人，伴倘朴甥泳钰、医员柳钟翕、学徒安浚、赵汉根、通事郑麟兴、奴子顺得、仁石、元吉，合八人。其余东局学徒九人、奴子四名、南局学徒六人、奴子一名仍留。自闻国内有乱，学习之事停工己（当为”已”字。笔者）久矣。
馆中雇立使唤六个人，向余将还，设酒食而馈之。给赏钱人各一吊买黎（当为”梨”字。笔者）。张浚赆鸡卵糕四封，酬以钱两吊。
夜亥刻，海关道送鱼一斋（允中。原注）书，即六月二十八日在仁川出书也。付丁军门，暂回天津便也。书中云：去月二十七日抵仁川，送人花岛镇密探。果于初九日，乱党起闹。先杀闵谦镐、兴寅君李最应、金辅铉等五家。直犯大内。主上与妃嫔避于含春苑。本朝出避水原，赵宁夏扈从。乱军追及，哀恳得免。即为还宫。坤殿逼令自尽，臣民举哀服丧。尹雄雄格杀云岘门外，仁川府使郑志熔赐药，闵泳翊走避。余外杀死者，不知其详。逃避者亦多。淮阳、金城道路相续。同日，乱党入天然，放火冲突。与日人互相屠杀。日人死者六人，乱民死者三十六七人。花房义质率其徒走仁川，乱军追杀六人。大权实归兴宣大院君。罢机务衙门及两营，复五营。其他变更者，不可枚举。日本兵船三只来泊，姑未上岸接仗云。
国事至此，惟痛哭而己（当为”已”字。笔者）。子刻，海关署送书言，明早五点钟丁军门乘小轮船向大沽，要余搭付以行。不然，则明晚乘招商局船赴登州云云。夜己（当为”已”字。笔者）深矣，不及束装，不能 早五点钟动身，故以明晚乘招商局轮船之意答送。”（〔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88～189页）
原书上有注曰：“金允植一行名单”“鱼允中之书”（韩文），“壬午乱党”“大院君执权”。
原书“余将随军、东往东南两局学徒、权为崔君性学照料”断句有误。
原书“给赏钱、人各一吊、买黎张浚赆鸡卵糕四封”断句有误。金允植原文的意思是，给每个人一吊钱用于买梨吃。大直沽来的张浚为我送来了四片蛋糕。
金允植所说“鸡卵糕”，又称作“槽子糕”，就是蛋糕。送四“封”是因为金允植马上要去海上航行，取四平八稳、吉利之意。四封当是十六个。“封”与“风”谐音，十六取六六顺的祝福之意。
原文里的“天然”是地名。字通“趁”。
金允植先是接到鱼允中的来信。鱼允中是六月二十七日到达仁川的。随即派人去探听消息。得到的报告是，“乱党”杀掉了兴寅君李最应等人，逼死了王后闵氏，并试图劫持高宗。赵宁夏反复哀求，壬午暴动的军人们才放过了高宗。他们推举大院君为领袖，保守派重新掌握了政权。
“初二日，阴，微雨。裹好留寘箱、笼等物，托许、潘、文三人寄库。俟回津交还。束装扰扰，夜不能寐睡。
早，入送名片于许、藩（当为”潘”字。笔者）、文、吴、萨，以替面别。又送学徒属崔性学代为照料之公文。又托许涑文津致抵游藏园书。少顷，许涑文来别而去。
九点钟，往别周玉山。袁子久观察亦在座，言此次其从侄名世凯亦从军云。玉山载（当为”裁”字。笔者）书招商局黄老爷处及丁军门，付余。盖抵以余乘船事也。临别，叮嘱殷勤。
遂起向紫竹林。招商局唐景星病不能见。黄老爷不在。有李四爷者，亦管商务，替主人相接。送人码头，导余乘船。船名”日新”，即商船也。长五十五步，广七步。方载竹木、苇席二万领，他皆称是。又载砖极多，如山积。未知何用。又载银子不少，似是饷银也。余及朴甥、柳医、安赵两生、郑麟兴、奴子三名，共坐船。东南局学徒，来辞而去。”（〔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88～189页）
原书上有注曰：“金允植之乘船”（韩文）。
这是光绪八年（朝鲜高宗十九年）壬午七月初二日（公元1882年8月15日）。这一天，金允植坐上了停泊在天津紫竹林的“日新”号商船。他要回国了。
金允植十分注意中国商船的大小、宽窄，以及载货的能力。他也很注意该船上载货的数目以及种类。从金允植的记载看，这艘船上的砖、席等货物，有掩人耳目的作用。大笔军饷银子在船上，是很不安全的。
金允植所记录的“黄老爷”与“李四爷”等称呼，很有天津地方味道。
“夕，袁世凯来登船，与茅延年对榻起居。邀余共会，张灯叙话。（袁世凯号慰亭，年二十四。河南亳县人。宫中书舍人。现带吴营行军司马。其父、叔皆显官。为人乐易英俊，有壮志。自言少不喜读书，留心兵事。仆从数十人，皆武艺精熟，谨受节制。论我国事，亦通达无碍。令人惊叹。原注）
袁书示曰：吾欲提劲旅数百，直入京城。何如？余曰：未为不可。到仁川后，观机酌行，恐好。
见其头发半白，问其故。答曰：弟少孤，有志四方，游历天下，偶得失血之症，以致早白。余曰：正当邓画麟阁之年，己（当为”已”字。笔者）有潘毛、彪斑之叹。发短心长，壮气不磨。正复早白，何伤？犹愿随时保啬，为国自爱。袁称谢。
茅延年号少笙，年三十三年（此字可删。笔者），顺天府大兴县人，即北京人也。官四品衔补用通判。为人不羁，动止简伉。与之言，亦晓时务军机。随军东出者也。
亥刻，唐景星观察来见而去，送馈酒饭。余己（当为”已”字。笔者）吃饭，袁、茅二人亦不能吃。但啖果而己（当为”已”字。笔者）。余所住房子甚湫隘，袁君挽与同宿，遂宿右边耳方。精洁堪睡。（自是，与同起居。回国以后四五年之间，无日不晤。谈笔说不可胜收。而并阙日记。故谈草无一见存者。只录时数语，以存其概。原注）”（〔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89～190页）
原书上有注曰：“袁世凯”“茅延年”。
原注里“宫中书舍人”里的“宫”当为“官”字。
原文“麟阁”是指麒麟阁。又称麟台。汉朝宣帝时曾在麒麟阁内绘功臣图像，以表其功。后代之麒麟阁中均有功臣画像。“邓”是指邓禹。邓禹乃东汉新野人，字仲华。随汉光武刘秀作战，为东汉开国功臣。潘是指潘岳（247～300）。其《秋兴赋》里有“晋十有四年，余三十有二，始见二毛”。“二毛”就是青丝里杂有白发。“彪”是指班彪。
金允植从此结识了袁世凯，并与袁开始了几十年的友谊。金允植很欣赏袁世凯，认为朝鲜就要造就这样敢字当头的青年人。袁世凯当然也很欣赏金允植这样头脑清楚，且有远大胸襟的朝鲜文人。
根据《天津谈草》的记载，金允植写给袁世凯的诗歌最多。袁世凯在朝鲜国任职期间，金允植与袁世凯经常彻夜长谈。积累下来的笔谈记录相当多。只是因为经常涉及军事机密，这些稿子都被销毁了。《津河舟中逢袁慰庭世凯舍人》的小注写道：“慰庭河南省人，现带行军司马。英达夙成，志气轩豁。吴筱帅常称慰庭是中州有数男儿。”该诗写道：
相逢一笑便形忘，顾眄生光意气长。
满腹风云邓禹岁，（慰庭时年二十四。原注）住家河南贾生乡。眼前快阔无难事，酒后轮禾有热肠。
只为年年王事瘁，青春已见鬓毛霜。（慰庭年十九，为其从叔文诚公赈河南灾民。日夜劳瘁，吐血数升，头发尽白。原注）这一年，金允植四十七岁，而袁世凯只有二十三岁。他们在这条船上一见如故。此后，二人的忘年之交持续了很多年。
袁世凯（1859～1916），字慰庭，号容庵。河南项城县人。而非如原文所说是“毫县人”。童年在其家乡袁家庄度过，并被过继给其叔父袁保庆。袁世凯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被淮军将领吴长庆收为义子。后捐得同知衔。此次袁世凯赴朝鲜，就是吴长庆带去的。
到了朝鲜以后，袁世凯放手大干，敢作敢当。吴长庆十分欣赏，并竭力在李鸿章面前保举。1885年，李鸿章奏请清政府，赏加袁世凯三品衔，充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大臣。从1882年进入朝鲜，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撤回。袁世凯在朝鲜前后经营了十二年。其间曾因为同僚的抨弹奏章而暂时回国，并于1893年镇压朝鲜东学党起义。1894年匆匆回国后，其在朝鲜职务由唐绍仪接任。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李鸿章去日本签定《马关条约》，赔偿日方白银二万万两，割地求和。举国上下无不悲愤。袁世凯则趁机提出要训练新军，提高军队战斗力。1896年完成对“定远军”的接管，并扩充至7，000人，在天津小站练兵。小站练兵，是袁世凯在朝鲜王国练兵的继续。他在朝鲜期间积累了丰富的练兵经验，也完成了其军事思想的准备。小站练兵完全用西方的武器和装备，而官兵则必须无条件服从袁世凯本人。1897年，袁世凯升为直隶按察使。1898年出卖戊戌变法领袖，并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1899年为工部右侍郎、山东巡抚。在镇压义和团的同时扩充军队，使其麾下拥有新式装备的军人达到了19，600人。袁世凯已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军阀。
1901年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练兵处会办大臣。乘机再次扩充北洋军，使之为六个镇。袁则成了手握重兵的北洋军阀首领。1907年调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1909年被罢免。1911年再次出山，为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他一面向辛亥革命志士施加压力，一面迫使清帝退位。自己窃居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宝座。1915年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准备复辟帝制。在蔡锷等讨袁军和全国人民的声讨中病死。（参见李德征、李劲军《1882～1884年袁世凯对朝交涉中的得失与影响》，载《韩国学论文集》第十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
“初三日，阴而晴，风。早五点钟，船发。学徒安昱相昨欲随往，余以己（当为”已”字。笔者）报制军，不许。安生犹不去，留宿至船离后，虽欲送之，亦无可及。可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