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书上有注曰：“东局的馔物赠呈”（韩文）。
金允植送礼物，完全是按照官阶来处理的。从中可以知道，当时的朝鲜王朝里等级是十分分明的。这些礼品本身，也是特定的文本。它们传达着古代朝鲜王朝士大夫们的理念与精神诉求。这些精神诉求就是要在中国也遵守其在朝鲜国内的等级和秩序。不管是金允植还是李鸿章，他们都没有注意到，东局与南局的生产有其特定的生产方式的要求。这就是要打破人与人之间原有的尊卑界限，在人与人根据封建文化要求规定的秩序内重新洗牌。原来低贱者，在大机器生产里面成为高贵者，而原来高贵的贵族们，却成了新时代生产的“科盲”。
在研究辛亥革命的起因时，我们不可低估洋务运动中大机器生产的作用。金允植所看到的大机器生产，不仅生产着产品，也在生产着新时代的生产者。他们催生着中国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
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为什么发生在张之洞经营了几十年的武昌？可以说，没有洋务运动的基础，辛亥革命的发生是不可能的。而朝鲜使节所看到的，就是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了的中国的大机器生产。
十五日，晴。局中放工。官弁炕炊五谷饭分饷。对之不禁乡思。
夜来月色陡明。与官弁、朴甥、柳君子成登土城上望。练兵后营、右营灯火罗列。巡南堞转向东，亦有大炮二座，向城外架置。此城本非守御之所，而亦示设备也。
由东城而下，见有一只小火轮船，新制，外置河沟。军人方凿沟贮水，将运至天津。李中堂方欲广造轮船，先试此小样也。夜深不得上船，观制造之样。”（〔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68页）
原书上有注曰：“中国火轮船的试造”（韩文）。
原书“局中放工官弁、炕炊五谷饭分饷”断句有误。
原书“与官弁朴甥·柳君子成、登土城上、望练兵后营·右营、灯火罗列”断句有误。
这一天是1882年3月4日，农历的正月十五，是元宵节。朝鲜传统上与中国一样是过元宵节的。从中也可以知道，李鸿章治下的东局在这一天放假。
夜深人静，金允植率亲随去散步。他们所见到的，首先是练兵的兵营。那里灯火通明。随后，他们沿着土城信步前行。据金允植的记载，这一年是暖冬，所以，士兵们正在抓紧时间，连夜开河引水，准备把轮船的“小样”运到天津城里。
至今天津的东局子与万新村之间还有一土城，附近就是月牙河。
十六日，晴。访局中诸大员。皆不遇。仍往昨日所至处登观。轮船长可八间，广可二间有余。船头设汽气烟筒，船头（当是“尾”字。笔者。）设铁轮。中间机括相通。具体而微。内设坐房铺鲜明，四面设琉璃窗，垂以彩幔。璧（通”壁”字。笔者）上多挂钟来（当为”表”字。笔者），是中堂所坐处云。
未刻还寓。文芝轩来访。时晚饭将登，芝轩请观我人吃饭，即命拿饭来谢。与芝轩同食，自己却以己（当为”已”字。笔者）饱，辞不食。见大碗盛饭，问曰：”能吃尽一碗否？”答曰：”弟量小，食不过几匙”。点灯后，笔谈数纸而去。”（〔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68页）
从下文的记载看，东局是从正月十五放假，到正月十六日，休息两天。金允植等登上了东局外新造的火轮船参观。这是当时中国的最新式武器，也是中国的最高军事机密。但是，金允植等没有受到任何阻拦就上了船。从中可见清朝官员没有把金允植等当作外人看待。
文瑞来访，见到的是朝鲜人所用的大碗。文瑞很惊讶。因为它比中国人所用的碗大很多。朝鲜人吃饭所用的，即中国人所说的“草帽子碗”。所以，文瑞问一个人能否吃得完这么大一碗饭。金允植等朝鲜人都很好面子，这大约是金允植不肯与文瑞一同吃饭的缘故。金允植的回答，也是好面子的表现。实际上，朝鲜半岛的居民，至今还在使用很大的饭碗吃饭。这已经成了朝鲜的民族传统，本无可非议。金允植是站在封建士大夫的立场上来看问题的。他大约很不愿意文瑞在这里看朝鲜人吃饭，尤其是不愿意与文瑞谈论“大饭碗”的问题。
文瑞是满族人。金允植时代的朝鲜文人，一直是把满人看作“夷狄”的。
十七日，晴。今日开工。诸工徒皆入厂。
午后，昏昏欲眊。忽闻若天雷地震，屋宇响亮。西城内火药局失火。急起出门遥望，问来往之人。砑药局因砑药失火。药火噪（通”燥”字。笔者）则有****之患。俄见水机喷水，高上十余丈，火己（当为”已”字。笔者）息（通”熄”字。笔者）灭己（当为”已”字。笔者）久。药厂三间，屋壁瓦石不知何在。惟机器、铁筒、大铁磨在焉。看药一人全身皮脱，半生半死。洋人急持药来救云。”（〔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68～69页）
原书上有注曰：“西局火药局之失火”（韩文）。
原书断句有误，“急起出门遥望、问来往之人、砑药局、因砑药失火药、火噪则有****之患”。其中的“因砑药失火药”无法理解。
“眊”是眼睛看不清楚的意思。
这里，金允植记录的是光绪八年正月十七（1882年3月6日）西局火药局失火的情形。这里说的“西局”即地处海光寺附近的南局。西局的火药失火，对于金允植等人来说，是未来的朝鲜王朝进行西式军工生产的重要借鉴。金允植询问得很详细。
十八日，晴。海关道周玉山来到（谈草见下。原注）。
十九日，晴，风。闻今日天津城外五营合操，与官弁、朴甥、崔郎厅、柳子成步往观之。合操之地距天津外城不远，在此十里之远。五营各五百人，合二千五百名。散布广野，或合或分，折旋惟意。初则队各分操，渐成大队。虽千百之多，皆如一人运动。
教师德国人瑞乃尔，来此住七八年，课日操习，均成精锐之兵。四围远远地操习炮车，长驱如风雨。五营各只有一面令字旗，此外更无旗号。吹喇叭、击鼓者数十人，亦成一队，操练步法、吹法。五营主师（当为“帅”字。笔者）（称营辨，或曰是副将。原注）会坐西边土阜上，询知我们来观，使人请邀。距我所立之地，不过五六步，相揖就坐。前营营辨（当为”办”字。笔者）郑姓人（郑天中，名明保，天津人，候总兵，左营营官；文仪甫，名有亮，湖南人，副将总兵，后营营官。原注），往年曾剿鸭江边匪，来到我国朔州地者也。少顷，操罢还寓，适己（当为”已”字。笔者）午正矣。”（〔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69页）
原书上有注曰：“天津中国军操练观览”“独逸人教师”。
原注“称营辨”当是“称营办”。
“独逸”是近代以后的韩国学术界对德国的音译。而金允植的原文里写的，就是“德国人瑞乃尔”。看来，金允植直接接受了中国官员告诉他的国名的写法。
金允植在天津城外见到了德国教官瑞乃尔。瑞乃尔（Schell Theodore.H，？～1897），德国人。因为善讲中国语，被克虏伯炮厂派到中国来推销军火。被李鸿章聘用。先后任陆军教官、旅顺炮台教习。甲午战争中为北洋舰队教习。曾劝丁汝昌投降。丁汝昌自杀，日军占领了刘公岛。瑞乃尔被遣往烟台，1897年去世。
金允植以一个封建士大夫的眼光来看待李鸿章所训练的新军，自然是耳目一新。他不仅对于这些军人的操练充满了好奇与感慨，同时也在操练中看到了新的希望。金允植希望自己的国家也有这样的军队。
二十日，晴，风。东南局诸人员，己（当为”已”字。笔者）送礼物，而其余干事人员及教习各工头，不可无所送。略排物种。伴管则送白参一斤，细白苎一匹，密篦四枚，东笔十枚，海墨四笏，清心丸五元。以上六种，赠东、南局十三处：东局水师学堂汉文教习董元度、顾敦彝、杨春选，洋文教习严宗光、许兆基、曹廉正，洋枪队教习卞长胜。水雷学堂汉教习邵瑞琮、梅暎桂，洋教习郑宇澄。此三人苎布不足，代以唐津绡。南局牛星斋昶炳、龚鲁卿照玙、董芸阁，星斋赠团扇二柄、宝林茶五十圆。又有龚少棠一人，追送红参七两、密篦三枚、海墨三笏、清心丸四元。以上四种，赠东、南局二十四处：东局木工房教习工匠侯永顺，机器房教习工匠童修元、王起、孙起堂（铳。原注），工头王起顺、鲍义杉（铳。原注）、梁阿生（机。原注）、黄润秋，木工头周长庆，铜冒房工头赵顺、陈正（烤。原注）、蒋得发（挑。原注）、赵得成（撞摸。原注），火药工头王永来（火。原注）、刘德（火。原注）、潘起（机。原注）、刘长泰（机。原注），镪水唐明义。南局（机器。原注）前厂姜瑞永、宋瑞阳、吴灯高，机器后厂吴凤珊，翻河（当为”沙”字。笔者）厂欧阳满。电气、画图、木样霍良顺，此人加赠细棉布一匹，折叠扇二柄。
又有曾左德、潘明谭、文华三人，追送。（此当在上。朴甥泳钰所抄。原注）”（〔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69～70页）
原书上有注曰：“东南局干事之膳物”（韩文）。其中的“膳物”与上文出现过的“馔物”都是韩文用语。其意义相当于汉文里的“礼品。”
原书“机器后厂吴凤珊·翻河厂·欧阳满”断句有误。“翻河厂”不是人名，而是“翻沙厂”。“沙”通“砂”。
金允植很细心。他为后代的中国人与朝韩人民留下了详细的“天津机器局”主要技术骨干的人名单。文中的“伴管”就是协助管理的人，即原书注中所说的“干事”。括号里的文字是金允植自己加的，原书小字排印，以示区别。它们分别标示出该干事所负责的方面。但“赵得成”后之原注“撞摸”当为“撞模”。
正如笔者上文所说，在金允植的年代里，礼品本身就是文本。它们是特殊的外交文书，这些文书要符合文本格式的要求。而同样是金允植所处的年代，又为这些文本加上了特殊的要求：古代文人头脑中本没有技术人员的地位。我国的《乐记》里早就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规定，更何况是那些比“艺”还要低级的“技”呢？金允植对中国的这些正统观念是了然于心的，他在自己的国家里不可能去接近一个工匠，更不用说为他们精心挑选礼品了。但金允植此次兴师动众，带了大队人马来中国，就是要来选择与学习中国的技术的。是西洋的技术，把“技”“艺”“德”的地位顺序打破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面向世界的眼光，打开了金允植等封建文人的思想禁锢，他们读到了新的中华文化文本，也书写了新的外交文本。
朝鲜国王为派选工员学习制造事：窃以敝邦，比列藩屏，竭心御侮，而俗样技拙，兵备疏虞。前此咨陈，实由无隐。幸荷部堂，特推皇上字小之恩，俾此悃私，获以上闻。圣旨诞宣，明赐开允。视钧内服，事出常格。当职与一国臣庶，攒颂洪化，与天无极。恭就各条节略，酌辨（当为”办”字。笔者）应行。制造操练，俱系当务，固不可以差殊。而第惟机器之用，古今异制。击剌之技，随以不同。现今情形，匪无兵练，而寔无器可习。思惟善事之道，当以利器为先。至于演艺，来学往教之或后或先，循次量力，贵合时措。容俟办理。冀行方便，专差陪得（当为”臣”字。笔者）吏曹参议金，率领学造工匠，前赴天津。一行人员数目，另具别录外。
为此合行移咨，请照验转奏施行。
须至咨者。
右咨礼部。
光绪柒年玖月贰拾陆日。”（〔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70页）
原书上有注曰：“学徒工匠派遣依赖咨文”。
这是金允植所抄录高宗给清朝礼部的咨文。时间是光绪七年的九月二十六日。咨文是当时中朝间典型的外交文书。其文体要求典雅大度，符合国书规范。其文字也往往显得古奥。朝鲜自从箕子以来，“虽为藩邦，视钧内服”是朝鲜君臣反复申说的一个意思。“攒颂洪化”就是“赞颂洪化”。与其下文里的“寔”字，都是为了追求古奥的效果。
朝鲜国王为派选匠工赴厂学造事：上年冬，赉咨官卞元圭之回自京师，传宣皇旨，颁降节略章程等件。许令酌办微私，孚达隆渥，诞敷北堂，攒颂陨越于下。窃念敝邦，至诚事大，厚蒙字小。亦惟中堂大人推广圣朝钧视之德，善谅友邦同仇之义，先以虑当务之勉。虽使敝邦自为之谋，无以及此。
寤寐衔戢，思有以举而行之。而就事审势，又不容不执其要，而先其急。顾今所患，戒备之疏，由于器械之不利；而器械之不利，职由工技之无学也。故现在之兵，无器可习。己（当为”已”字。笔者）购之器，有坏辄弃。是以举国之论，咸谓选工学造，为今务之最要，而宜先者也。用是专此陪臣金率领匠工员，前赴贵衙门，恭听指挥。烦乞转达天陛，划赐施行。区区幸甚。
一行人员数目，别录外。
为此合行移咨。请照验转奏施行。
须至咨者。
右咨钦差北洋通商大臣衙门”（〔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71页）
原书上有注曰：“发往李鸿章处咨文”（韩文）。
原书“上年冬、赉咨官卞元圭之回、自京师”断句有误。
这是金允植所抄录高宗给清朝北洋通商大臣衙门的咨文。此咨文实际上是发给李鸿章的。
“孚”是信任的意思。“隆渥”，是很多、极大的意思。高宗说，皇帝陛下给予了我们朝鲜王国极大的信任。“北堂”这里是指北京的清朝朝廷。
“中堂大人”是指李鸿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