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在这个世纪的后50年，中国签订了多少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丢失多少主权？割让多少疆土？赔掉多少银两？这些，永远被作为民族大耻载于史册。但统治者对“家奴”的镇压却变本加厉，把从洋人那里受的气全部发泄在“奴才”们身上。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的戊戌政变，对维新人士杀的杀，关的关，流放的流放，腥风血雨，万马齐喑，朝野上下只有一个声音：“太后老佛爷吉祥！”
然而，“抽刀断水水更流”，已经是强弩之末的那拉氏捣鬼有方，钳口无术，被杀害的“戊戌六君子”的遗作仍不胫而走，谭嗣同的《莽苍苍斋诗》、林旭的《晚翠轩集》、杨锐的《说经堂诗草》等等，仍被私下转录为手抄本流向全国。在谭嗣同悲壮激越的诗篇中，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和友人除夕感怀》：
年华世事两迷离，敢道中原鹿死谁？
自向冰天炼奇骨，暂教佳句属通眉。
无端歌哭因长夜，婪尾阴阳此时。
有约闻鸡同起舞，灯前转恨漏声迟。
这是他在就义前5年（1893）写的除夕诗，在迷惘、愤慨中蕴含着冀盼。从这首诗中，我们得知他和唐代诗人李贺一样，都长有两道长眉，相连接的“通眉”，可谓“奇相”；这首诗又告诉我们，要变革现状，需要有在冰天中练就的“奇骨”，要有“闻鸡起舞”的精神。
其实，在100多年中为改天换地而前仆后继的仁人志士们都具有这种“冰天奇骨”。其中，也应该包括那些为复兴民族经济而做出默默奉献的人们。
戊戌政变前后，“洋务运动”风靡朝野，十分“时髦”。但一些熟悉洋务、思想敏锐的知识分子已看到“奉旨办洋务”的弊端重重。别号“天南遁叟”的著名报人王韬，早在1874年香港《循环日报》上发表了较系统的经济变革政论，他对洋务派办工厂颇多批评，主张“允许民间自立公司”，他认为兴办工矿交通，“官办不如民办”。通晓“兵、饷、吏、文”担任过英、法、意、比四国公使的薛福成，在1890年他的《出使四国日记》中，反复强调要发展中国工商业，主张“工商立国，工居商之先”，呼吁让私人集股成立公司，不赞成洋务派对新式工业的垄断政策。而在法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担任过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的马建忠，则认为国家要富强，“应以护商为本”，争回关税自主权，“由商人纠股设立公司，兴办新式工商业”，不宜官方独揽。（《适可斋纪言纪行》）
这些人士中，或者与洋务派关系密切，或者自身就是操办洋务的官员，为什么他们也主张工商业应该由民办来代替官办？这大概与“官”和“商”各自的职能不同有关，官的职能是决策、管理，而工商业者的特长是生产和经营。倘若让主刀医生去卖西瓜，使著名学者成为“瓜子大王”，也许众人会觉得可笑。但是，如果让拥有全套“肃静”、“回避”仪仗的×品大员去做生意，担任“一矿之总”或“一厂之长”，就无人觉得奇怪，一切都顺理成章。世事往往就是这样经不起推敲。
聪明睿智博学多才的司马迁，曾在《史记》中指出各主要行业的职能：“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从事渔猎、林木、采矿的人）不出则财匮少……”惟独没有讲到“官不出……”就会怎么样，为什么？我想很可能是底事太复杂，太史公担心自己讲不清楚。
在旧中国，想要做官很不容易，非得要“过五关，斩六将”，还要加上运气好；但一旦当上了官，也就“一通百通”，似乎什么事都可以去干了。北宋的韩琦，是著名的文臣，但他却能去担任西北方面军的统帅，即使连吃败仗，史书上还称他为“儒将”。宦官统兵，盐官主考，军官司文，税官办报，一位供销社营销人员任完全中学校长，第一项措施就是：考取一个大学生，奖教师一只老母鸡……如此这般，五花八门，您教太史公如何说得清楚？
直到1800多年后，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对此才有了个说法。问“何以为官”？回答是：“出则舆马，入则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此名为官。”（《夜叉国》）这是对旧时官员十分通俗而形象的解释。
这些“上一呼而下百诺”的“特种人群”，其“强项”是熟悉“皇帝诏曰”、通晓“等因奉此”，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对什么人采用什么“规格”，在这些方面，可谓“通才”。至于原材料、成本核算、市场销售、纯利毛利，等等，却是“隔行如隔山”，不少人交了“学费”也毫无长进。让这些人去开矿办厂，不仅不能“富国强兵”，反而大大增加国库支出，给孱弱不堪的国家“雪上加霜”。
例如，在20世纪初，市场上洋货钢轨每吨售价35两银子，但官办的汉阳铁厂生产的钢轨每吨成本就需50两银子；官办的江南造船厂7年里只造了两条船，资财靡费，巨额亏损，全部由国家承担。等到朝廷实在拿不出银子来了，只能从“位居四民之末”的商人身上“挤血”。更奇妙的是，这些官儿们既要找“财神爷”，又压根儿瞧不起商人；既要从商人荷包里掏银子，但又潜意识地认为：“要你出银子，是我看得起你！”所以，凡参加所谓“官督民办”、“官商合办”的商人，结局大都不妙。
只要看一看广东巨商郑观应的遭遇。
郑观应曾任英商上海太古洋行买办，资财雄厚，他先后投资开采山东登、莱、青、莒四府五金矿产，认股锦州矿业，筹建造纸公司。他于1878年协助候补道彭汝琮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时，“筹垫万金”，以后又认股5万两。他向彭提出有限资本应充分发挥作用，规模由小而大，脚踏实地，逐步发展。但彭汝琮独断专行，完全按官场的一套办实业，郑观应只好黯然离去。
在和洋商的激烈竞争中，洋务派创办的上海轮船招商局连年亏损。郑观应接受李鸿章的委托，毅然离开太古洋行，就任轮船招商局帮办，一年后提为总办。在此期间，他致力降低煤耗，加快船期周转，开拓内河航运，整顿招商局内部，增强与外国公司的竞争力，被太古、怡和等洋行视为“眼中钉”。他曾两度因故离开，又两度被邀请重返招商局，但最后在洋务派官员盛宣怀的操纵下，招商局的商界人士遭到排挤，他和海上巨商徐润、经元善等先后离开。
在他担任汉阳铁厂总办时，着重解决焦炭来源以降低成本；办矿务学堂培养中国“工匠”；和卢汉、粤汉铁路挂钩打开产品销路。但他对张之洞当年设厂的弊病颇多批评，张“颇恶所言”，他“处处认真，处处招怨”，既不讨上司喜欢，左右又树敌太多，结果任职不久就辞职而去。
他还担任过粤汉铁路公司总办。他广招商股800万股，自己认股5000，从美商手里赎回自办。他招聘工程师，设学堂、开银行、办机器厂，保证了干线准时开工。但当袁世凯派周馥调督两广后，“一朝天子一朝臣”，他们抓住了根本不存在的银钱账目等大做文章，要挤走郑观应，由北洋系的人接办粤汉路，郑观应只好移权卸任。
郑观应是办实业的实干家。他拥有经济实力，熟悉洋商业务和企业管理，在激烈竞争中始终应付裕如，但他却挣脱不了积重难返的中国官场的圈套、陷阱和篱藩，结果仍旧到处碰壁。郑观应的遭遇，说明了在当时的中国办实业，并不是看创办者资财的多少、个人能力的强弱或产品质量的高低，就像孙行者始终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一样，封建政治体制下的层层壁垒重重障碍，任何精明强干的商人都无法逾越。
根据近代洋务派史料记载，在“官商合办”的企业中，颇多私商一方移用资金投机倒把。对此，我并不怀疑。使我奇怪的是，很难找到这些企业中官方人物的贪赃枉法贿赂成风的记录，仿佛洋务官员都是“一清如水”、“两袖清风”的“清官”。事实上洋务派企业中的实职是当时官场群起而钻谋的“肥缺”，20世纪初那些团团若富家翁的海上寓公，很大部分是卸任后的洋务派衮衮诸公，他们无需告老还乡蛰居林下，依旧能够在十里洋场花天酒地，他们的子孙也都是蜚声沪上的“阔少”。时过半个多世纪，我们仍能从“老上海”们那里听到1916年洋务派头面人物盛宣怀“大出殡”的故事：有纸扎的、木雕的、人扮的各式仪仗，精妙绝伦，融近代的声、光、电与传统手工技艺为一体，“土洋结合”；由马队、大轿、人力车、汽车组成送葬队伍，参加送葬的百姓每人可得一块光洋，就像一条无头无尾的灰白色巨蟒，长长的南京路，仅仅是这条巨蟒当中的一段。气魄惊人，挥霍也惊人，即使在见多识广的上海滩，也堪称空前绝后。
然而，在洋务派史料中，却只见“奸商”，没有贪官，这很不公平。事实证明，在“官商合办”企业中的“奸商”并未攫取巨大利润，而那些“清官”们却一个个富得流油……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在此类企业中，商人们不仅没有决策权，也没有发言权，是非曲直，全由官方说了算。
在郑观应晚年所著的《盛世危言》中，说出了他经过反复实践的切肤之感。他反对“官督商办”，但为了避免地痞、吏役的勒索和骚扰，官方的保护也很重要。但当他发现“官办”的种种“病商”的弊端后，即提出完全商办，他要求一切实业“一律准民间开设……全以商贾之道行之”。他强烈要求改变华洋货物在税收上的不平等状况，呼吁收回由外国人把持的中国海关大权，他感叹：税收不平等，“华商安得不困，洋商安得不丰”。
“以商贾之道行之”，说白了，就是按经济规律来发展工商业。这是郑观应在1894年写的。但在有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朋友们看来，可能会说：“你说的‘商贾之道’，不就是剥削吗？”仿佛这张“标签”一贴，就能使自己和旧事物“彻底划清界线”了。倘若果真如此，就什么也不用多说了，还是回到盛宣怀“大出殡”的年月去吧！
但是，“大出殡”毕竟已属于历史陈迹，滋生“大出殡”的体制也随着“出殡”而“入土为安”了。当然，还包括那些鸡零狗碎的殉葬品。“于无声处”并没有响起“惊雷”，但一切却在静悄悄地变革，纵然关山险阻，道路崎岖，第一批民营工业还是从旧营垒中破篱而出，它们从破烂不堪的旧篱笆洞中钻出来，睁着一双困惑的眼睛，跌跌跄跄地走向风雨，走向冰霜，走向这个“弱肉强食”的冷酷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