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最后一年，这半个世纪中，在中国办民族工业，宛若一叶扁舟行驶风雨江上，风的摧折，雨的倾泻，波的摇荡，浪的冲击，归纳成一个字：险！
也许你以为这是文学语言的渲染，其实不然。记得儿时逃难时过江，正逢阴雨天气，小木船在江边港湾停了一个星期；只见风雨江面一片朦胧，只只江豚的脊梁在水波中翻来拱去。江豚，当地俗称江猪，据说能拱翻木船，但现在长江里却很少见到了。在没有出现轮船前，前人对江海风波充满着恐惧和神秘感。唐人许棠在《过洞庭湖》一诗中写道：
惊波常不定，半月鬓堪斑。
回顾疑无地，中流忽有山。
鸟飞应畏堕，帆远却如闲。
渔夫时相引，行歌浩渺间。
这首诗使人想到湖面上的茫茫烟波，沉沉暮霭，波诡浪谲，扑朔迷离，只有靠渔人指引，才能走出这片浩莽的迷津。中国民族工业所置身的水域，更如一个百慕大三角洲，这里风狂雨骤，烟水浩渺，市场变化莫测，到处危机四伏，官僚、洋商、地痞、流氓和自身的闭塞、脆弱，如狂澜，若暗礁，似漩涡，像巨浪，一叶孤立无援的小舟，时刻会葬身鱼腹。
生长于姑苏水乡的北宋名臣、文学家范仲淹深谙水情，他对舟师渔人充满感情。一次经过淮河，遇上一场暴风雨，事后他写了《淮上遇风》：
一棹危于叶，傍观亦损神。
他年在平地，无忽险中人。
这些意味深长的诗句，除了反映出航行中遭受风雨袭击后的心有余悸外，更是情深意重地提醒后人，不要忘掉与风雨搏斗的人们。
同样，他在另一首《赠钓者》中写道：
江上往来人，尽爱鲈鱼美。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涛里。
不要吃了鲈鱼忘记渔人，这就预示，我们要珍惜和尊重所有为社会提供美好事物的“凡夫俗子”。
如果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作为一种待人处事的人生哲理，它使我们懂得应该更加致力于保护我们的民族经济，不要轻易否定为建设民族经济出过力倾注过心血的前人。民族资产阶级，是生存在复杂环境里的复杂群体，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实业家，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感情，他们历尽人间沧桑，受尽欺压，在逆境中为民族创造社会财富，他们理当得到历史的认可和社会的肯定。
但是，当他们从1948年经济大崩溃的狂飙中焦头烂额地走出来，已面临着“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凄凉困境。他们终于走进一个更为广阔多姿的陌生世界，以后，他们有过鸟语花香的春朝，也有过雨雪泥泞的冬夜；有过欢悦的憧憬，也有过失落和困惑……作为“民族资产阶级”这个概念，已随着世道的变化而“淡出”。但是，这并不奇怪。世界上的事本就有生有灭，生生灭灭，永无止境。新陈代谢，旧有的事物泯灭了，新生的事物又会勃发，这是世之常理。
人生若梦，世事如棋，正义的，邪恶的，亦正亦邪的，不正不邪的，最后统统要归于寂灭。然而，曾几何时，当时煊赫一时的洋务官僚，却早已烟消云散，他们当中个别人的子女，还曾活跃了一阵子，但到了孙子以后的几代，就完全湮没无闻，世上没有万年不变的基业。至于官僚资本这座冰山，就消溶得更快，他们分布天涯海角，有的成了凄度孤寂晚年的“白华”，有的由于“窝里反”身陷囹圄，走出牢门，发觉自己已是要靠子女赡养的穷光蛋，耗尽心血盘算来的家财，又被别人盘算而去。正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写：“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我想，看到这些逝去不远的“前车之鉴”，就足以使贪官“煞车”，“倒爷”缩手！
而民族资产阶级则不同。共和国国旗上的四颗小星中，有一颗代表了它们，这就足以肯定了他们在民族动荡岁月中所创造的功业，形象地表明了他们曾经堂堂正正的存在。张謇、范旭东、荣宗敬、荣德生、卢作孚等等中国早期民族工业实业家的铜像，仍耸然屹立在他们艰苦创建的各类企业、学校中……历史，并不含糊！
更令人欣慰的，是第一代民族工业的拓建者曾大呼“实业救国”，当时，声音是那么微弱，道路是那么坎坷，他们是那么孤独无援。而今天，现代化建设，振兴民族经济，已成为全民族为之拼搏的目标，今日的民族经济，大大不同于当年。今日来华投资经营的外商，也不是当年在火炮洋枪支持下闯进这片古老土地的冒险家和淘金者了；引进的不仅是外资、设备和技术，也引进观念、人才、管理。世道在发生巨变，我们已以泱泱大国的身份，当之无愧地跻身世界民族之林。
当年的民族工业开创者们，呕心沥血饱含辛酸换来的经验和教训，正为今天的一些乡镇企业和民营工业所接受，并经过去浊扬清加以发展，使之更加符合时代的节奏。但也毋庸讳言，洋务派和官僚资本留下的残渣余糟，也并不是后继无人，经济领域中的“钱权交易”，企业改制中的“化公为私”，慷公家之慨的奢侈挥霍，在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中对私营工业的排斥和刁难……在报刊上还时有所见。
总要经过一番番风雨，一度度折腾，才能前进一步，历史道路从来就不是一马平川。改革者依旧步履沉重；对千年淤积沉淀充满缠绵缱绻之情，固然不乏其人；指望“招牌要新、货色要老”者，似乎也大有人在。但，时代总是在进步，承载着因袭重负的列车，终会到达预定的境地。
最早的民营企业家开始办厂，并不重视文化。但他们却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赫胥黎的《天演论》（后译为“进化论”）和《原富》、《穆勒名言》、《法意》、《名学浅说》等第一批西方著作的思想熏陶。特别是随着社会化机器生产在中国的出现，给中国人带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划时代的科学理论，在东方古老的土地上深深扎根，经过反复实践，为积淤深厚的云梦大泽注入畅流活水，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它古老呆滞的面貌。
伴随着“洋设备”、“洋技术”的引进，西方文化也涌进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冲击旧文化堡垒，为接受外来文化缩短了距离。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电影、话剧、芭蕾舞、交响乐、油画……人们忘不了美国好莱坞的《魂断蓝桥》、《鸳梦重温》、《出水芙蓉》等等名片，忘不了那雄浑而忧郁的俄罗斯民歌，忘不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充满宗教气息的壁画和雕塑，忘不了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莫泊桑、狄更斯、左拉、大仲马、小仲马、契诃夫、果戈理等一连串的作家名字和他们的作品……中国人惊奇地发现，这些充满异域风情的文化和古老的东方文化竟然有那么多的相通之处。
渐渐地，西方的工业文明，渗透到东方古老的农业社会，人们懂得用科学的方法来管理企业发展企业，懂得了生活中的高效率，快节奏，懂得要减少繁文缛节，革除陈规陋习……然而，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严酷现实……这毫无办法，随着现代工业在社会生活中比重的增长，工业文明必然要代替古老的农业文明。
于是，我想起了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杨柳枝》：
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花小山词。
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