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风搜林山鬼啸，千丈寒藤绕崩石。”（黄庭坚《上大蒙笼》）1948年金圆券的发行，如一阵罕见的十二级台风，摧折了民族工业苑中的无数名花奇木，有的甚至连根拔起。
政府在发行金圆券、全国限价的同时，并依靠武力强行限期收兑民间持有的金、银、外币。他们采取血腥镇压手段，到处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华侨王春哲因汇款到纽约，被判处死刑。荣鸿元将申新六厂购买印度棉的货款结汇香港，被上海警备司令部以“私套外汇”嫌疑罪予以拘捕，关押了77天，交特种刑事法庭审理。永安纱厂副总经理郭棣活、大通纱厂经理胡国梁等一批工商界知名人士，相继被捕入狱……
政府拿民族工商业开刀，无非是因为他们有钱，明知“抬高物价，扰乱市场”不是由民族工商业引起，但真正的罪魁祸首，他们或者是惹不起，或者是不愿碰，但时局江河日下，他们已立不住脚，预备要开溜了，于是“图穷匕首见”。但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却惶惶不安，人人自危，只得“花财消灾”，纷纷拿出自家的金银外币。刘鸿生的刘氏企业共交出金条800根、美钞230万元，换来大堆等于废纸的金圆券；荣氏家族的老老少少私人所收藏的金银外币，全部交出换成金圆券，荣宗敬之子荣鸿三一向喜欢收藏世界各地的钞票和金银币，作为闲时玩赏，这次也不得不忍痛割爱。郭氏家族的永安企业集团交出全部黄金、美钞、港币，并按限价抛出永安纱厂的所有纱布。这一着“釜底抽薪”，掠夺了百姓的全部血汗，挖去了资本家的剩余家底。
对于被抓去的民族工商业者，官僚们更是撕掉遮羞布，赤裸裸地讲“价钱”。特刑庭庭长不止一次到荣家，亲口要价。上自庭长、下至伙夫、门警，到处需要“打点”，光是司法部部长的叔叔家，就送了几十件棉纱栈单；看守所所长在逃离上海前，留下的没有来得及换取货币的棉布栈单，就有5000匹之多。荣家被勒索的款项约合50多万元美金，最后荣鸿元称病被获准交保释放。
倒霉年月，风波迭起。1949年5月法院又以“莫须有”的“军粉霉烂案”起诉荣毅仁，荣家又送去黄金大条10根（100两）、美金5000元，就在开庭那天，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一桩栽赃害人的审判就此夭折。
崩溃前的贪赃枉法，敲榨勒索，已到了明火执仗、丝毫不加修饰的地步。正如元朝末年社会上流传着一首没有作者姓名的《正宫醉太平》中所写：
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鹌鸪嗉里寻豌豆，鹭腿上辟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老先生下手！
经济崩溃，民怨沸腾，1948年11月初，政府放弃限价政策，接着又公布了“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物价更像脱缰野马，狂涨不已，工厂停产，商店关门，敲诈成风，冤狱遍地，泱泱中华大国，已没有民族工业的立足存身之地。济南成通纱厂创始人、30年代初毕业于英国曼彻斯特纺织学院的苗海南，这时写了一首五言诗，诗云：
徒倚江南路，嗟麟识道穷。
三春浑夏日，一雨便秋风。
青鸟书难寄，黄粱梦正中。
孤云何所托，舒卷任西东。
近半个世纪的“实业救国”，结果是“一枕黄粱”，如今却似孤云一片，任凭风的吹刮而飘浮不定。这反映了当时民族工业资本家普遍存在的彷徨、困惑。
中国民族工业面临着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有的坐以静观，“以不变应万变”，他们认为离开中国这片土壤，没有自己企业发展的余地，根据他们多年跟洋商打交道的经验，西方人一向歧视中国人，这种“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有的人从几十年的折腾中彻底寒心，心灰意冷，他们认为中国不是办实业的地方，纷纷去海外办厂，求得发展，例如，去香港、澳门、泰国、东南亚，更有人远走英、法、比、美和巴西。也有人抽逃大量的资金，到异国他乡从事本轻利速的投机事业，结果严重亏损，多年积累付诸东流……
后两种人离乡背井，到一个不可知的世界里重新创业，另起炉灶，个中滋味，可以理解。正如北宋词人柳永在他的《采莲令》中所写：
月华收，云淡霜天曙，西征客，此时情苦。翠娥执手送临歧，轧轧开朱户。千娇面，盈盈伫立，无言有泪，断肠争忍回顾。一叶兰舟，便恁急桨凌波，贪行色，岂知离绪。万般方寸，但饮恨，脉脉同谁语？更回首，重城不见，寒江天外，隐隐两三烟树。
这是一首写离别的词，离开自己熟悉的土地，纵然铁石心肠，也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然而，他们却不同于那些逃亡海外的政客、军阀。那些流亡海外当寓公的文武官僚，只有在凄凉和孤寂中，去重温昔日的金马玉堂荣华富贵，聊以消磨余生。而民族资本家却仍旧要建厂立业，即使远在天涯，他们的事业也都深深地打上华夏民族的烙印。
当时到海外办企业求发展的企业家中，以去香港的最多。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浩劫后的香港，民生凋敝，满目疮痍，战前仅有的一点工业，大部分为日军炮火摧毁，人口从战前的160多万，骤降到不足60万人……40年代末从内地移居香港的移民中，很多是为逃避战乱从粤、闽、江、浙、沪沿海一带而来的民族资本家，他们懂技术、会管理，有资本，一旦选准了市场，很快就站住脚跟，成为发展经济、建设香港的“精华”；还有一批身无分文、赤手空拳闯天下的热血青年，他们文化程度不高，但头脑灵活，刻苦肯干，靠个人奋斗，同样在事业上取得成功。正是他们，在香港历史每一个转折关头，总是顽强而敏锐地把握机遇，在谋求自我发展的同时，造就了香港的繁荣。
在这块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地区，他们的拼搏、奋斗和智慧、心血，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和值得自豪的业绩。在香港发展的不同时期的里程碑上，将留下：安子介、霍英东、李嘉诚、李兆基、包玉刚、董浩云、冯景禧、董建华、唐翔千、曾宪梓等等一长串企业家的名字。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对香港人士曾经说过：“中国人是天生的企业家！”然而，在这些“天生”的企业家中，有不少是带着兵灾和“官灾”的创伤，在走投无“门”的困境中，离开大陆来到香港的。从他们在半个世纪中从梦幻破灭到易地重生，引起人们无穷的思考。
他们是富有创造力的炎黄一族，迥异于那些郞郞、叽叽喳喳以打“小报告”、“记黑账”为拿手好戏的没落子弟。在这里，随着经济发展形成的价值观，强烈的生存意识和竞争意识，敏锐的市场触觉，把握机遇的胆识，在世界市场创造财富的能力，还有，商业化的功利主义……都接近世界大潮的工业文明。诚然，它有其负面因素，有些并不符合东方人的口味，但是，倘若把优胜劣汰、高效率快节奏带来的生活劳累说成“残酷呀！残酷！”那么，世界上惟一“不残酷”的事，就是：天上掉下馅饼来！
在香港，这个昔日的渔村今天的国际大都市里，我们似乎看到当年中国民族工业的影子，朦胧地感受到当年他们所追求的东西……
§§第十四章 请君莫奏前朝曲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产生到消失，大概只有半个多世纪，它生存的空间是博大的有着5千年深厚积淀的古老土地。
不知什么缘故，这常使我想起古老传说中的云梦泽。云梦，是一片既能触发人们美妙想像而又使旅人寸步难行的沼泽水面。水流潺潺，藤蔓密密，浅草覆盖着泥淖深潭，谁陷入其中，想要拔起腿来跨出第二步，却比什么都难。相传，楚王在这里做了一个梦，梦中与美丽而多情的巫山之女欢会，梦境妩媚绮丽，但醒来后却依旧身在云梦。过去我总是奇怪，为什么这样缠绵的爱情故事，却和泥泞、沼泽连在一起？后来我似乎有点弄明白了，可能是东方人对男女相恋“不能自拔”的恐惧感。
中国民族工业经历了洋务运动、辛亥革命、清帝逊位、军阀混战、日寇侵华和抗战胜利后的纷争、混乱，民族工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战乱连年，灾难不断，他们的事业，有时仿佛在泽畔辽阔的湖面上顶风冒雨，任凭颠簸；有时却又像深陷泽中难以自拔。800年前的南宋诗人范成大重游云梦故道，写过一首《出赤沙湖》，其中有几句是：
汨罗水饱动荆渚，岳麓雨来昏洞庭。
大荒无依飞鸟绝，天地唯有孤舟行。
慷慨悲歌续楚些，仿佛幽瑟迎湘灵。
黄昏惨淡舣极浦，虽有渔舍无人声。
气候的恶劣，环境的凶险，游子的孤独，然而，诗人仍会想到慷慨悲凉的楚歌，想到那幽幽瑟乐中从天而降的女神湘夫人，这就很有一点中国式的乐天和幽默。
仿佛有惊人的相似。中国民族工业这一叶扁舟，在风雨交加的湖面和沼泽相交的水道迂回前行，他们得不到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有人虎视眈眈，有人幸灾乐祸，还有人什么也不是，就是“要富大家一块富，要穷大家一块穷”……个中甘苦，惟有自知。
然而，他们并没有在近代史上留下空白，他们风雨飘摇的行程，向后代表明，要国富民强，仍要靠发展实业，只有走出泥淖淤积的云梦泽，才能到达风清月朗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