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留下的记忆，是令人难忘的。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遭到空前的劫难，民族精神也空前地奋发。
60年前的那场民族大迁移，当时被称为“疏散”，老百姓叫做“逃难”，经历过这次逃难的一代人，都深刻地体会到什么是“兵荒马乱”也都终生难忘那全民族发出的震天怒吼！记得儿时唱过的《流亡三部曲》，这是抗战初期十分流行的一首歌，其中有一段歌词是：
哪里是我们的家乡？哪里有我们的爹娘？百万荣华，一旦化为灰烬；无限欢笑，转眼变成凄凉。说什么你的我的，说什么穷的富的，敌人杀来，炮毁枪伤，到处都是一样！
曲调凄烈、苍凉，歌词也许不太符合后来有些人的胃口，在“事后诸葛亮”们看来，既然是“抗战”，就是打仗，就是厮杀，就应该大家都用“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然而，歌词的确写出了当时的实情。请看当时几家大厂的内迁：
吴蕴初创办的“天”字号企业，是当时国内有名的大厂之一。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吴蕴初的天原电化厂、天利氮气厂都生产军用物资，积极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八一三”战争爆发，吴蕴初立即向政府提出内迁申请，内迁预算在9月5日制成。政府当局拖了将近一个月才批准“天”字号企业的内迁。但吴蕴初并未坐等政府的批示，他在递交内迁申请书的同时，就连夜着手将厂内重要机器拆卸装箱。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阻碍他们企业内迁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军队。
天原、天利两厂地处战火尚未波及的沪西，但四周已驻满军队，吴蕴初出重金雇来的车船，全部被八十八师和警察局扣用。战时交通工具紧张，吴只得于10月8日写信给资源委员会求援。但情况没有丝毫改善，堆积在厂里的机件无法运出，随时可能遭到敌机轰炸，吴蕴初心急如焚，他于10月20日再次致电资源委员会，原文是：
敝厂迁移内地虽然多方努力而困难仍复重重，尤以舟车之不能如愿通行为不克立刻迁出之最大原因。前敝厂在苏州河内雇得空船四只，拟通过乌镇路桥至敝厂搬运机件，当驶经乌镇路桥时，即为水警扣留，虽将第三战区第九集团军特发之护照送验，仍不允放行。
嗣敝厂又在松江方面雇定空船七只，拟驶至陈家渡敝厂，而在江口又被该处驻军扣留，且将敝厂所向迁移委员会领得之淞沪警备司令部舟车通行证章一并扣去……（档案：《吴蕴初10月20日致资源委员会电》）
一有车船，就被军警征用，连军队自己发的通行证都不算数，你要民营工业如何内迁？军警征用车船时，态度好一点的，可能会讲些“抗日救国”的道理；后来在重庆检查企业内迁，官员们将“成效不大”的责任推到企业主头上，讲的也是“抗日救国”的道理。有枪就有“理”，有权就有“理”，仿佛企业内迁就不是为了抗日，而是资本家空闲得发慌，将装得好好的机器拆着玩！所幸，当年的一些档案，如今又重见天日，它告诉了人们当时的辛酸和无奈。
直到10月22日，天原厂好不容易雇到一批空船，但白天敌机空袭，夜晚灯火管制，到10月26日才装满11条船。木船刚启航，日机就轰炸“天原”，吴蕴初惊魂未定，那11条木船的押运人员就逃回来了，原来“天”字号企业内迁船只，全部被驻军拦截去搭“浮桥”……经过多方奔走，到了11月6日才得放行。
在战火中抢运，天原厂一条装满机件的木船被炸沉在苏州河。上海沦陷后，日商中山钢铁厂打捞沉船，硬说天原厂趁乱偷拆他们的设备，日军立即抓走了天原厂留守人员顾乃智，顾暴死狱中，而中山钢铁厂将天原厂没有来得及搬走的设备，一抢而光。
吴蕴初在内迁后，原打算在汉口设厂，但汉口一片混乱，几百家各地的内迁厂挤在汉口，政府在汉口处理内迁厂事务的，只有一个小办公室中数名工作人员，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不久，南京失守，武汉吃紧，吴蕴初去四川考察，决定“二次内迁”，并于1938年1月3日，将第一批迁川物资从武汉起运。
但“二次内迁”谈何容易？川江水急路险，运输船只奇缺，很多厂家只能一段一段地向四川迁移，宜昌、巫县、奉节等川江沿岸城市堆满了待运物资。天原、天利两厂所幸起步较早，雇到6只大帆船，将200多吨设备运到重庆。
但其他很多中小企业，就没有这样的运气，他们资金短缺，经营困难，已无力再迁，因此，有的出卖机器，有的干脆关门停业。如上海迁汉口的可炽、兴鸿昌等10家机器厂、昌明、中央电器等4家电器厂，肇新、大中染料等5家化工厂，四明糖厂、明艺针织厂等4家轻纺企业，都在汉口宣告倒闭。
1938年10月21日，武汉已危在旦夕，天原电化厂从国外订购的一套三效蒸发机，从香港抢运到武汉。这时的吴蕴初，面对这几十吨重的最新设备，他已无力再迁，但又不甘心将这些千里迢迢运来的重要设备丢给敌人。马当防线失守，“保卫大武汉”的口号声，叫嚷了一阵子，又经历了一番混乱，现在，达官贵人们早就飞往重庆，武汉已是一座寂寞空城，繁华和喧嚣都已消失，只听到长江水拍打堤岸的声音……汉江中只剩下最后一艘轮船，这是装载汉阳铁厂一座2500千瓦发电机的内迁船只。
经过吴蕴初奔走游说，终于感动了汉阳铁厂负责装船的两位青年技术员，他们感到天原这批设备是当时拿钱买不到的东西。于是，他们将发电机改装在一条木驳上，腾出仓位运载天原引进设备。但由于负荷过重，木驳行驶缓慢，结果中途被敌机炸沉，但天原厂的设备侥幸得救。
到了重庆后，吴蕴初到处踏勘厂址，最后选定了在嘉陵江北岸的猫儿石建厂。当时需资金100万元，“天”字号企业内迁损失严重，天利氮气厂设备内迁途中全部损失；天原电化厂的部分设备运抵四川，损失多半；只有天盛陶器设备保存完整。吴蕴初已无力重建新厂复工，官方乘虚而入，以少量投资占天原厂股份49%。
为争取早日开工，吴蕴初亲自指挥各种设备安装，在装配电解槽时，他7天7夜没有脱下工作服。天原厂到1940年6月才开工生产。
吴蕴初的“天”字号企业，从1937年10月下旬内迁，历经波折，设备损失三分之二，到1940年6月在重庆开工，内迁时间长达2年零8个月。
即使如此，“天”字号企业在内迁企业中，还算是比较顺利的一家，其他内迁企业的惨况，可想而知。
和“天”字号企业同样是化工集团中大型企业集团的天津“永久黄”，在内迁中所碰到的问题就复杂得多，损失也更加惨重。
“永久黄”在抗战中的惨烈经历可歌可泣，令人至今只要稍一提起，就会心潮澎湃，酸甜苦辣，百般滋味涌上心头。
“永久黄”的发祥地在天津，“七七”事变后，“永久黄”企业集团决定内迁，然而，这家集团的创始人范旭东，内迁的第一步，是先迁走黄海化学工业社的300多名技术人员。黄海化学工业社，是我国第一家民间化学科研机构，经过多年经营，拥有国内最著名的化学专家学者。他们带着关键设备、贵重仪器和实验药品25箱、上万张图纸和近4千册国外图书，连同他们的家属1千多人，从天津塘沽出发，长途跋涉，来到湖南长沙，以后又到达川南岷江之滨的五通桥。
范旭东，这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大企业家，在烽火漫天的年月里，把人才看成是所有财富中的重中之重，宁可牺牲工厂，但要保存人才。果然，黄海化工社的同人们没有辜负他的厚望，他们在建设大西南的化工和医药卫生事业中，发挥了“顶梁柱”的作用。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范旭东的永利碱厂，是一家生产纯碱的先进工厂。到1936年，这家碱厂的纯碱年产量已达5.54万吨、烧碱4446吨。天津、塘沽陷落，永利厂设备庞大，来不及搬迁，范旭东坚决不与日军合作，拒绝了日商提出收买永利的企图，他本人远走香港。直接由日本军部控制的兴中株式会社，多次前往纠缠要求“合作”。在香港的范旭东，回电只有8个大字：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于是，日军强占了永利碱厂，中国惟一的一家先进制碱企业落入日军之手。
范旭东没有能迁出永利碱厂，立即从香港赶到南京，准备拆迁永利硫酸厂。于1934年动工的永利厂，动用资金1200多万元，是当时中国投资最大的工厂，它的规模居东亚首位。直到抗战胜利后，有尊贵的外宾到南京，当时的中央政府总要安排他们参观这家工厂，它似乎成了为政府当局脸上贴金的“窗口”。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初，它仍旧是南京市最大的企业。
就是这样一家企业，于1937年2月开工生产后，日产硫酸250吨、硝酸40吨，“八一三”事变发生后，该厂大量制造硝酸，再改制炸药，只要稍加改动，就能成为军火工厂。日本人十分重视这家工厂，多次派人找范商谈，企图利用范旭东曾经留学日本的各种关系，谋求“中日合作”，要求保存厂里全部设备为日军所用，但都遭到范旭东的严词拒绝。
日本人恼火了，日机先后三次轰炸永利厂，多年心血，毁于一旦，范旭东更是破釜沉舟，他对全厂职工公开宣称：“宁可为工厂开追悼会，也不与侵略者合作！”他下令，凡是可以搬动的机器、材料、图纸、模型，全部抢运西迁；笨重而无法移动的设备，只拆去仪表；来不及迁走的设备，尽量抛入长江，不为敌人所用。他将全部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向汉口转移，保存实力，以创建华西化工中心。
由于时间紧迫，他们仅拆走铁工部的大小机器、生铁、铁板及成品约200余吨，大量不易拆迁的化工设备基本未动。南京失守前夕，该厂9名技术人员和一批工人，从武汉重返南京，打算再拆走一批重要部件。但船行至南京附近的三叉河口时，南京城已是一片火海，船只停岸三日不能进退。他们只得分三批上岸，当步行到六合县卸甲甸的厂附近时，发现厂内已驻扎日军，永利硫酸厂，也落到日军的手里！
不久，日军就将永利厂价值50万美金的制造硝酸的设备单独拆卸，运往日本的九州，交给东洋高压株式会社的大牟田合成氮厂使用，专门生产军火。当他们跟范旭东侈谈“中日合作”时，他们文质彬彬，满脸堆笑，俨然是绅士风度；当他们脱下大礼服、换上军装、手举屠刀时，却成了不折不扣的强盗！
永利厂原计划迁往原料比较丰富的湖南，但日军在战争中节节推进，湖南告急，他们又改迁四川犍为县五通桥的老龙坝。战时重建碱厂十分艰难，就以购进重要化工设备的运输为例，1940年越南沦陷后，永利的进口器材只能从缅甸内运，路程长，更为艰险。1940年9月，范旭东亲赴美国，购置了福特牌载重汽车200辆，自办运输队，以求尽快将设备运回四川，不料这批满载器材的卡车到达缅甸后，太平洋战争爆发，进入缅甸的日军，抢劫了卡车和器材，残剩部分本想改运印度，又被美军和中国远征军征用。永利厂在运输线上先后遭到的损失，就高达80万美元。
抗战期间，永利厂在四川苦熬强撑，就靠久大盐厂的收入，和永利厂生产的玻璃、耐火砖、除虫菌、炼油，以及卖掉部分设备，才使企业勉强维持下去。
在陪都重庆，涌现了一批又一批达官新贵和发“国难财”的暴发户，这里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然而，“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范旭东的头发白了，背脊弯了，但他还在顽强地顶着。还有和范旭东一样的大企业家，如荣氏兄弟、刘鸿生、刘国钧、冼冠生、余名钰、叶友才等等一批有影响的工商界人士，他们当中不少人都得到日方“合作”的邀请，但他们的态度都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可遭受惨重损失，但始终保持着崇高的民族气节。即使在一大批中小企业的企业主中，他们有的在内迁途中被炸光卖光，倾家荡产，很多人从原来的“老板”，变为“失业者”，有的甚至穷极潦倒客死异乡，然而，他们不甘于返回家乡去当日寇铁蹄下的“顺民”。
由于他们是“老板”，“成分”不好，从来没人提起他们，然而，就事论事，和大多数显赫人物的“两面三刀”、“脚踏几条船”来比较，我觉得，他们似乎倒算得上是更为合格的炎黄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