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工商界国货运动中，五洲药房总经理项松茂是个出色的人物。
项松茂原是上海中英药房会计，后任中英药房汉口分店经理，1911年应聘任五洲药房经理，销售西药，兼自制成药。1915年扩大资本，改组为五洲大药房股份有限公司，项任总经理。
在当时工商界，像项松茂那样关心时事的人是不多的。1918年欧战末期，他与友人发起募资印制欧战纪念册，售得4万余银洋，他从其中拨出万元，协助旅沪的西方商人建造欧战纪念碑，其余3万元全部交红十字会，赈济直鲁豫灾民。“五四”运动爆发后，上海商界罢市，抵制日货，5月12日，项松茂独资经营的太和药房宣布停售日本药材；5月19日，太和联合五洲、中英、华英、中法5家药房，发表不进日货声明。
项松茂雄心勃勃地致力于振兴民族药业。他东渡日本并派出2名高级职员去欧美考察药业，回国后扩股50万两，购买地基、建造厂房，添置设备，延聘专家，生产国货药品，先后制造出乙醚、硫酸低铁、柠檬酸钠、纳夫他林等家用成药200余种，生产防疫臭药水和国货除虫剂，他们所制的牛痘疫苗，被全国各地卫生管理部门大量订货。这时的五洲，已远远胜过其他洋商在上海的药房和药厂。
1921年6月，项松茂以125000两银子，买下了德商在上海徐家汇开设的固本皂厂，改名为“五洲固本皂药厂”，分制药、制皂两大部门，经济各自独立核算。在以后的10年内，他先后收买了德商亚林化学制药厂、中华兴记香皂厂、宁波公剂药棉绷布厂，构成近代规模的机制国货工厂。
项松茂一买下肥皂厂，他和英商之间的激烈竞争就开始了。
英国伦敦联合利华公司是世界闻名的跨国垄断企业，它设立在上海杨树浦的英商中国肥皂公司，资本额800万银元，生产规模超过英国利物浦的总厂，生产的祥茂、北忌、绍昌牌肥皂，以及日光皂、力士香皂、来福保药皂，已独占中国肥皂市场。
当五洲固本皂上市的第一二年，还略有盈利。到了第三年（1924年），迫于英商市场压力，就亏损5千余两。项松茂将制药部的利润，来支撑肥皂生产，继续与英商周旋。
当时的英商根本不把“五洲固本”放在眼里。1925年1月，英商中国肥皂公司新厂房落成，项松茂应邀参加庆典。英籍董事傲慢地对项说：“中国肥皂公司，仅生产甘油一项的收益，就足以免费向用户赠送‘祥茂’。”他向项表示，他们的资本额高出“五洲”皂厂八倍之多，他愿付出高于“五洲”总资产的代价，重金收买“五洲”皂厂。项松茂没有答话，只是对他轻蔑的一笑。
但事情大大出于英商意料。这一年发生“五卅”事件，全国掀起反帝大浪潮，英、日工厂工人罢工，全社会抵制英货日货。五洲固本肥皂全年营业额增至59.6万两，比上年骤升156%，产品供不应求。而“中皂”在下半年就亏损7.31万两。“中皂”在给伦敦总公司的报告中说：
因工人罢工的结果，我厂由6月关闭，一直到9月9日。在关厂时期，因受抵制外货运动的打击，营业遭到损失。尤其祥茂皂所受影响比任何牌子惨重，英商的损失无法估计。
中国商人有句老话：“和气生财。”而“中皂”的英商霸气太足，弓拉得太满，弦绷得特紧，结果弓折弦断，势所必然。这，足以使踌躇满志的“官商”和财大气粗的“私商”们从中得到借鉴。
“五洲固本”突破洋商垄断，打开市场新局面。“中皂”收买“五洲”未成，立即抛出跌价倾销新办法，虽然此时原料市价飞涨，他们一反常态地一再跌价，甚至将肥皂售价降到成本价以下。“五洲”受到十分残酷的挑战，这时如果停止制皂，出售库存原料，还可以盈利10余万银元。但项松茂忍痛赔本维持生产，不肯断送企业。他果断地将制皂部的一切开支，全由制药部负担，并竭力开拓新药品种。
在市场上，祥茂皂的销路一路下跌，因为“祥茂”质量低劣，英商曾毫无掩饰地对“中皂”厂工人说：“不缩的肥皂，水分少，用料多，成本重；要缩的肥皂，水分多，用料少，赚钱多。我们就是用要缩的肥皂，去打倒他们不缩的肥皂！”蛮横的气焰，不可一世。工人讽刺他们的老板说：“外国人把黄浦江水也当肥皂卖。”
这时，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发表了市场肥皂的化验分析，以科学数据说明，五洲固本皂去垢力强，经久耐用，胜于祥茂皂，改变了消费者过去迷信“洋皂”的心态，五洲固本皂成了名牌产品。虽然祥茂皂每块便宜2个铜板，但无人问津。项松茂则乘机大展宏图，推出五洲固本洗衣皂、化妆香皂、卫生药皂、浴皂、透明皂、液体皂、软皂、皂片、工业用皂等系列产品，每日产量2千余箱，居民族制皂企业之首。
在国货界，项松茂也是个活跃人物。他曾担任中华国货维持会执行委员，1927年后，他参与发起建立“机联会”，并当选为常委，是“机联会”领导层办实事最多的一个。
1931年“九一八”事变，引起全国震动，日军全面侵华迹象已很明显，在全民抗日救亡热潮中，项松茂参加抗日救国会，在厂内组织义勇军。1931年9月30日的《申报》，刊载了一条《五洲固本厂职工全体武装》的消息：
五洲固本皂药厂总经理项松茂君于昨日将全体职工编组义勇军一营。除五十岁以上职工，年高体弱不能实施训练者外，无论男女一律加入……
项松茂看到战争一触即发，他兼任本厂义勇军营营长，每天午后5时至6时实行1小时严格训练，这时工厂周围总是分布着三三两两的日本便衣，他们在暗中监视。项松茂还在厂内储藏粮食，以应急需。他又从法国领事馆聘请法国人麦彝任五洲厂机器工程顾问，必要时驻厂保护，并挂法国国旗。
这一切，无疑触犯了驻沪日军。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1月29日上午，日军突然闯入虹口北四川路老靶子路五洲药房第二支店，开着乱枪，捣毁药房，四处搜查，发现有义勇军服装、手枪和抗日宣传资料，当场抓走了11名店员。项松茂闻讯后心急如焚，毅然决定亲往二支店察看，设法营救店员。同事们都劝他不要冒生命危险，他慨然说：“现在居高位的人都贪生怕死，凡是危险的地方，总是派他人前往，自己退在后面。我身为公司总经理，关系到11个人性命的大事，我怎么能不去！”他临行前还关照大家，你们不要惊慌，我全家在此，不搬走一样东西，明天照常开工。他还叮嘱制药部多生产军用药品，以供前方急需。
他这一去，就没有能够再回来。在当时双方交战的枪林弹雨中，项松茂的家属千方百计地前往寻找，打算营救，甚至到日本领事署要人，都毫无结果。只是他们雇用的日本侦探对项松茂的儿子说：“他们（指日本军方）说你父为何抗日？抵制日货？组织义勇军？”项松茂的下落仍杳无音讯。
经过多方营救和调查，最后证实：项松茂于1月30日被劫往日本俱乐部，次日清晨押送日军军营。黄炎培先生在《项松茂传》中记述：
敌盛怒问：若店曷为藏服械，若敢抗御，杀无赦。先生直立愤然答：死则死，中国人爱中国，份也，且谁激之斥敌货者，尔我同种不谋所以共存，乃以兵占我土地，屠杀我民众。噫！此亦岂尔福。
在项松茂的这段话中提到：抵制洋货是谁激起的？你我同为黄种人，你们不谋求怎样共同生存，而是出兵占我土地，杀我百姓……这段话说出了一代人的心声，也说出了当时提倡国货、抵制洋货的根本原因。恐怕旁观者很难理解这种感情，但项松茂和很多人的鲜血，可以促进这方面的理解与沟通。
项松茂于1月31日晨惨遭杀害，是年52岁。11名店员也同时遇难。但他们的尸骸均未找到。
项松茂死后，他的长子项绳武在清理遗物时，发现项松茂写的一副对联，上联是：“平居宜寡欲养身，临大节则达生委命”；下联是：“治家须量入为出，徇大义当芥视千金”。这很能反映一个爱国的民族资本家的情操。
项松茂之死，震动了上海滩。著名学者章太炎、《申报》主编史量才等都撰文哀悼，杜重远主办的《新生》杂志还出了专刊。项松茂的老友高友唐在挽词中悲愤地写道：“明哲保身，不抗日，不拒货，可以不死；不救人，不冒险，可以不死；对倭酋长跽乞怜，肯屈肯辱，可以不死。而项君竟以抗日，拒货，救人，冒险，不辱，不屈，死矣！”
读了高友唐的这段话，使我想起清代道光年间诗人贝青乔写的一首《军中杂诔诗》：
唱彻临江节士歌，歌声流愤满关河。如何为国捐躯者，只是聋丞醉尉多？
十九路军还在浴血苦战，“最高当局”却似打非打，仍向日本人暗送秋波，项松茂和11名店员以及无辜者的血在流淌……据当时上海社会局统计，在“一·二八”事变中，上海民族工业受巨大损失的有963家，损失金额共6千余万元，是1932年前的60年中损失最大的一次。
高友唐的牢骚，贝青乔的小诗，正是对这种悲惨现实的嘲讽和谴责。
春汝归欤？风雨蔽江，烟尘暗天。况雁门塞，龙沙渺莽，东连吴会，西至秦川。芳草迷津，飞花拥道，小为蓬壶借百年。江南好，问夫君何事，不少留连。
江南正是堪怜，但满眼杨花化白毡。看兔葵燕麦，华清宫里，蜂黄蝶粉，凝碧池边。我已无家，君归何里？中路徘徊七宝鞭。风回处，寄一声珍重，两地潸然。
这是南宋末年词人刘辰翁写的《沁园春·送春》。他一开头就问：春，你去哪里？如今风雨漫天，烟尘滚滚，雁门关阻塞，白龙堆渺茫，从江南水乡到黄土高原，到处是战火离乱。神仙境界般的锦绣江南，已春花零落春意阑珊。荒草连天，蜂蝶离去，无家可归的词人悲怆而迷惘地问：春天啊，你能去到哪里？珍重吧！
现在轮到了中国民族工业的企业主在问：我们何去何从？
卢沟桥的炮声，惊醒了中国民族工业“实业救国”的迷梦，不愿让企业沦入敌手的民族工业资本家，纷纷将工厂内迁。这是一次民族大迁移，混乱，但悲壮。誓死不当亡国奴的中国人，背井离乡，毁家纾难，投入抗日洪流。仅江苏无锡，一个当时只有20余万人的城市，就有8万3千多人跑到云贵川陕。（1941年无锡旅渝同乡会《会刊》）笔者当时6岁，就跟着父母走上流亡之路，当上一名“小难民”，我的人生第一课，是侵略、轰炸、逃难。
然而，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呢？是流离颠沛，是武汉失守、长沙大火、桂林轰炸……是饥饿、瘟疫和死亡。“逆风上水万斛重，前驿迢迢波淼淼”，他们面对的，是重重险阻，逆风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