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里，就在西方资本家纵横驰骋于中国市场之际，微弱的中国民族工业，悄悄地破土而出。
这时洋人在中国的地位已今非昔比。按照我国古老习惯，对凡是“非我族类”的人群，统称为“夷”。“夷人”，后来成了对外国人的泛称。鸦片战争后，清廷设立了“抚夷局”，自己吃了败仗，还要居高临下地去“安抚”人家，外国人不喜欢这种“安抚”，提出强硬抗议，清朝皇帝一吓，立即撤销“抚夷局”，另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官场上不敢再称“外夷”、“夷务”，改为“洋人”、“洋务”。外国人没意见了，因为他们本来就跟我们隔着大洋。这事挺有趣，“死要面子活受罪”，从来就是传统保留节目。就像如今有些文士从故纸堆里翻到一点前外交家能言善辩的事例，就断然作出“并非弱国无外交”的结论一样，他们都是那阿Q先生的祖先和子孙。
有了“洋务”，在清廷中枢就出现了“洋务派”，就有了“洋务运动”，仿效西方办工厂制造洋枪洋炮，旨在“富国强兵”。这些官办的军事工业，“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不讲成本不计利润，产品不管好坏，统统往绿营中送，只要有个收条就行。然而也总是比洋人差上一大截，结果“国未富而兵不强”，依旧常常挨打。如“甲午之战”，中国有了兵舰（北洋水师），但日军又有了打兵舰的鱼雷，最后仍是全军覆没。
甲午战争失败的第二年（1896），台湾诗人丘逢甲游广东潮阳东山的张巡、许远“二公祠”，缅怀这两位唐朝在“安史之乱”中守城壮烈牺牲的官员，联想到山河破碎，民生凋零，他悲愤地写道：
石阙荒苔一径深，悲秋怀古此登临。
九州难画华夷限，万死思回天地心。
南客旅愁观海大，东山云气压城阴。
斜阳照起英雄恨，枯木寒鸦泪满襟。
这是一位台湾同胞的心声，赤子之心，骨肉之情，读后令人怦然心动。是的，国土遭异族践踏，华夏大地已很难分清“华”“夷”的界限，“万死思回天地心”，正是那一代仁人志士的憧憬和追求。
在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洋务派的官员们也兴办民用工业，他们将办民用工业看作“可免利源外泄”的“富强之基”。如左宗棠在兰州办了兰州织呢局，李鸿章在上海开设轮船招商局，张之洞在武昌兴办湖北织布官局，沈葆桢在台湾办基隆煤矿……但这些民用工业，由于是“官办”，“官场”的繁文缛节、等级森严、勾心斗角、任人唯亲、裙带关系、虚报成绩、贪污贿赂、挥霍浪费等等，都带进了官办洋务企业，工厂成了变相的衙门。如此企业，“混”得下去吗？于是遍求“回春”良方，先是“官督民办”，后又“官商合办”，但改来改去，官，都是第一位。商人历来畏官如虎，他们投入资金，结果是买来一群大官小官来管自己，弄得个血本无归，谁愿意去做这个“冤大头”？
当然，也有极个别想办好事情的官员，在官办洋务企业中，也有极少数卓有成效的企业，但，那只是凤毛麟角。僵死的封建体制，束缚着企业发展，给近代机器生产捆上了道道绳索。
然而，洋务派所创建的一批企业，第一次用近代机器的大生产代替了古老的手工业作坊，是几千年来生产力的首次变革，开创了中国近代化进程，造就了中国第一批近代知识人才群，并诱发和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出现和发展。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风雨飘摇中呱呱坠地，其创业之艰难，恐怕后人们很难想像。在19世纪60年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都是权倾朝野、煊赫一时的实力派人物，可是当他们提出“师夷长技”、“练兵制器”、“欲学外国利器，莫如觅制器之器”等主张时，还遭到以大学士倭仁、徐桐为首的守旧派官僚群的猛烈抨击，以后更是处处陷阱，步步荆棘。何况是民间办厂？分布在各级衙门的小倭仁、小徐桐们的竭力反对和干扰，列强在华商人的虎视眈眈如临大敌，官办企业的幸灾乐祸伺机刁难，从官府核准到择址、建厂，每一步都要碰到一大堆麻烦。
就以张謇办大生纱厂为例。江苏南通的张謇，是光绪二十年状元，翰林院修撰，后一度任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道德文章，誉满海内。他为了实现“实业救国”的抱负，在南通创建大生纱厂时，就遭到知州汪树堂的阻挠和刁难，小小知州，何来偌大能量？上有靠山后台下有社会基础也！大生纱厂从1895年筹备到1898年开工，历时4年，招股60万两资金，到账只有3万多两。厂房刚建好，就有人吹冷风：“厂囱虽高，何时冒烟？”试机以后，又有人说：“引擎虽动，何时出纱？”开工不久资金周转失灵，他去上海筹集资金，“留沪两月，百计俱穷”，差旅费靠卖字开支，“千磨百折，忍侮蒙讥，无日不在忧患之中”。两手空空回到南通，只靠勒紧裤带自力更生渡过难关。他以后回忆那时的情景发牢骚说：
夫今世何世乎？韩昌黎所谓小人好议论人、不乐成人美之世也。此非谓世无君子也，为君子少而伪君子多。
一个堂堂的状元公，学贯中西的实业总长，他有着特殊的政治身份，在筹建中遇到困难时，能得到地方实力派刘坤一等的帮助，领借了官机、官款、恃官军护厂，然而，办厂后仍是困难重重。大生资本集团的初创，同样经历了“官招商办”、“官商合办”和“绅领商办”三个阶段。如果一般商人百姓，不具备张謇办厂条件的万分之一，当然也就难上加难了。
在当时的中国，官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都不成功，而民间办厂，又离不开官僚们的“保护”，摆脱不了“官”的控制。这种所谓“控制”，就是：当企业兴旺发达时，它们像苍蝇般地一哄而上，吮吸其脂膏；当企业难以支撑时，或者任其自生自灭，或者是连皮肉带骨髓一口吞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