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再分配的重点内容主要有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老百姓提供基本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增强税收的社会再分配功能。
社会再分配的重点内容主要有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老百姓提供基本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增强税收的社会再分配功能。
1.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我国人口基数大，劳动就业的压力较大。据预测，“十一五”期间每年城镇将有800-1000万新增劳动力需要寻找就业岗位；同时，超过一亿的农村劳动力进城，也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为此需要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这里的关键是要保证就业机会的平等化。
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必须培育劳动力市场供求主体。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能也不应当重蹈一些国家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劳资剧烈冲突的覆辙，在劳动力市场发育时期就要注重劳动力供求主体组织行为的形成。在当前形势下，劳动力市场供求主体的组织行为不仅有利于平衡劳动报酬与资本收益之间的关系，还可以起到反对官僚主义，监督腐败行为的作用。劳动者在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工会和农民组织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会对官僚主义起抵制作用不言自明。企业经营者通过各种行业协会、雇主协会与政府打交道，也可以大大减少现在各部门与众多企业直接交往而提供的广泛的权钱交易空间。
2.为老百姓提供基本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
中国目前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逐渐在丧失其公共性质，造成一般公众健康利益受损，弱势群体缺乏基本保障，其原因既不是规范市场失灵，也不是民主国家福利制度失灵，而是由于转型社会中政府专业职能体制的权力快速增长，而来自公众的社区组织化的权力没有成长起来，出现了因社会发展与制衡能力滞后而产生的对专业权力的社会失控现象。校正这种因社会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失控，既不能回到传统垄断权力的行政体制上，也不能走向大力发展私人服务业的私人化、市场化，而是需要探索第三条道路，即构建市场环境和市场规范下的公共服务产业结构的道路，也是将中国卫生导向规范的市场与公共福利相结合的道路。
3.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
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是一项紧迫任务。目前，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最迫切的是要尽快把农民工、失地农民、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来，在农村普遍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要整合社会保障，统筹养老基金、住房公积金等各种单项保障的资金，建立收入保障、资产保障和服务保障之间的联系，以保证其发挥最大效益。如城镇居民在劳动年龄时可用养老金做住房贷款的抵押，在退休后急需用钱时可将房产质押或变卖以获得资金；也可贷出用于子女上高中、读大学，当子女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后开始还款。农村居民可用养老基金做用于特定用途的生产或消费贷款的抵押。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可由雇员按缴费方式交纳、雇主按交税方式交纳、政府做准市场运作。
4.增强税收的社会再分配功能
2003年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数额占整个税收总额的比重仅为6.5%；而亚洲各国平均占12.7%，非洲各国平均占11%，日本占38%，美国占43%，澳大利亚占55%。由此可见，我国个人所得税与世界各国相比，征收差距之大。“十一五”期间在统一内外资企业税赋的前提下应注重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来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福利水平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拓宽对奢侈消费品等项目的税基、制定合理的税率和建立有效的征管机制来调低过高的收入，在总体上要提高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对过高收入的调节，除了运用个人所得税外，还要借鉴国外经验，尽早开征遗产赠予税、物业税、特别消费税等进行调节。根据当前我国的征管水平，遗产赠予税税种设计可借鉴美国的做法，实行总遗产税制，即只就遗产或捐赠总额课征，暂不考虑继承人或被继承人间的亲疏关系。以后随着我国整体税制的不断完善，可在总遗产税制的基础上实行混合遗产税制。
实行社会再分配不仅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而且有利于社会稳定。我国居民的财产和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
自1990年以来，个人收入和财产之间的差异全面扩大，农村的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31上升到了2001年的0.36.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从1990年的0.23上升到2001年的0.32.1995年和2002年全国的基尼系数分别是0.437和0.454.其中城乡之间收入和财产差距尤为明显。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对全国收入差距的贡献，1996年是35.9，而2002年是43.0.2001年城镇居民的可支配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倍，如果考虑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和各种福利，有人估计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6倍。其次，区域之间收入和财产差距仍比较明显，省际之间的收入差距对全国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占20%。再次，垄断部门与竞争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在扩大。1995年行业间职工平均工资的基尼系数比1990年高出40%；2001年的基尼系数又比1995年高出近34%，比1990年高出86%。
严峻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形成了全方位的利益失衡：一是经济利益失衡。主要表现为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与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各种所有制成分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收益水平畸高畸低；二是政治利益失衡。主要表现为社会成员享有的宪法意义上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人们的参政议政愿望不能得到合理疏导和有效满足，政治利益资源因封闭流转而无法向社会成员平等分配；三是文化利益失衡。主要表现为社会成员不能平等享受公共娱乐设施和公共文化服务。利益失衡还表现为一些具体社会问题的存在，在教育、住房、医疗等关乎民生的领域表现尤为突出。
实行社会再分配有利于启动国内市场。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四座大山抑制了国内需求。我国经济外贸依存度已经到了70%，在国外引起了货品被毁、配额、贸易战、反倾销等问题。美国比较稳定是因为有一个非常大的国内市场，欧洲人要结盟是要造成一个共同市场。我们有13亿人口，但我们的市场启动不起来，要解决问题就要提高收入。同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安全保障。如果有后顾之忧，老百姓是不会花钱的。
由于收入差距过大社会不稳定因素增长，近年来，收入差距不合理的扩大已经导致了一系列的“仇富”事件。如果说收入差距的扩大并未直接影响社会稳定是得益于信息不对称，那么进入信息化阶段的社会成员会更清晰、更直观地看到持续扩大的收入差距，低收入群体的心态就会发生变化。
资本收益过分压低劳动报酬，已经成为当前全社会面临的严峻问题。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别为17%、16%和12%。2000—2003年，这一比重略有上升，徘徊在12%-1 2.5%之间。可以说从1990年以后，劳动报酬的比重出现了较大幅度下降。其中农民工工资问题是资本过分压榨劳动的典型。工资是历史最悠久的典型劳动关系问题，搞得不好，必然激化为剧烈的社会矛盾甚至阶级冲突，这已经被各国工业化历史所反复证明。
社会再分配的关键是实现政府转型，这主要是从政府要扮演的两种重要角色，实现现代政府治理的现代化；建立政府行为的制约机制这三方面说的。
1.政府要扮演两种重要角色
政府是搞好社会再分配的关键。政府要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和效率，同时要防止权力“寻租”性腐败，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首先，政府要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其次，政府要在二次分配中发挥作用。比如，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不合理现象，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集中财力解决医疗救助、义务教育以及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等问题；另外，要建立利益的表达对话机制，扩大公民依法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使公民在参与社会活动中建立新的和谐关系。
2.实现现代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经济的现代化，首先需要政府自身实现现代化。要实现政府的现代化，要建设“现代化政府”，主要包括治理理念的现代化、治理架构的现代化、治理手段的现代化。凡是市场能够做的事情，就尽量让市场去做；只有那些市场做不了，或者做不好的，才应当由政府来做，甚至也一定是政府亲自去做，而是让第三方，中介组织去做。凡是基层政府能够做的事情，就尽量让基层政府来做；只有基层政府做不了，或做不好的事情，才应当由上一级政府，或者是中央政府来做。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就应当允许进入。“十一五”期间在财政体制上要注意处理好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要在加强中央财政宏观调节能力的前提下，适当合理分权。在完善中央税收体系的同时，要建立和完善地方税收体系。宏观经济调控，义务教育，全国受益的基础设施等，都是中央政府的事。地方公共事务、地方的社会管理和地方局部受益的公共产品，是地方政府的事。要在这个基础上合理确定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比例，彻底解决财政越位与缺位问题。
3.建立政府行为的制约机制
仅仅有政绩观或政绩考核指标的变化是远远不够的。只要是用指标体系来考核干部，即便这种指标非常科学，也还会出现种种问题。比如，由于近年来倡导新政绩观，加入了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在有的地方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地方政府超越自己的财政能力，大量向银行贷款，来铺草坪，建绿地，结果地方财政负债累累，铺的却是严重浪费水资源的草坪。可以说，只要对地方官员的考核完全依赖政绩，无论这种政绩指标多么科学，实施起来都会走样变形。因此，关键的问题是要形成能够有效影响和制约地方政府行为取向的内在结构。由于我国的民主选举制度还不健全，从现实性上来说，就是应当发挥和强化地方人大的制约作用。尤其要强化人大在审批政府预算上的作用，因为政府的行为取向往往要通过公共开支预算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