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自己的王者
奸雄出，世道清。
曾国藩在家书中论奸雄之道说：
做人就要做奸雄。奸雄出，世道清。
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曾国藩套用庄子的话说：“英雄不死，奸雄不止。”
男人大多喜欢以英雄自居，即使不是英雄，也要把自己幻想成英雄。幻想成为英雄的人不是英雄。英雄谓之强者，然而在强者的群落中亦有高低强弱之分。所谓强中更有强中手，一山还比一山高。英雄同样如此。
一般的英雄称不上英雄，英雄加霸道等于奸雄，奸雄是真正的英雄。
做人并无止境，有人做英雄，有人做王者，更有人做英雄之王者，就是奸雄。
英雄不是万能的。英雄不如鬼雄。曾国藩诗曰：不做英雄做鬼雄！”
英雄与鬼雄是做人的不同姿态，何也？因为鬼雄比英雄更狠，更乐意以命相拼，即使死去，做鬼亦要称雄。
曾国藩同时又指出：一味地发狠，不畏死，仅能算个死士，敢死的人不如敢活着的人厉害。发狠还需有谋，此谓奸雄也。奸雄的奸就是奸诈有谋。
非奸雄不能惩奸除恶，另立新天。
曾国藩指出：在英雄谱系中，可为雄者之王的，只有奸雄。奸雄有英雄之勇。有鬼雄之狠，更有他们缺少的辛辣、歹毒和谋略。曾国藩举例说，楚汉相争之时，项羽是鬼雄，不怕自己死，而刘邦是奸雄，乐意看别人死，所以项羽没有斗过刘邦。三国鼎立之时，刘备讲仁义，但只讲仁仪却不如曹操，曹操既讲仁义，又讲狠毒，所以曹操势力远在蜀吴两国之上，让人生畏，不可不谓雄者之王。
曾国藩走笔至此，即抛笔长叹道：“吾一生当为奸雄而足矣！”
把官本位与人本位合一
不为圣人，便为禽兽。
曾国藩做人如同做官，他将做人与为官之道通汇为一，叫人难以企及。
为官者，大多以奸相示人，所以尽管有所得利，但很不如意。因为他往往会被别人轻视，就算做官做得再大也没意思，乃至丧失做人的机会。不为人敬重自然让人小看。这样的人官尽管做得好，但为人失败。
官场险恶，要想做官何其难也。唐宋时期文人墨客，初涉官场，都不甚如意。因为他们要想官位久之，必然要撕破做人的面孔，可这怎能让那些一心要脸面的人受得了？李白为官不几年被贬了，苏轼的官做得很大，但为了脸面被流放了。这都显示他们做官的失败与做人的成功。
做人与做官两者不可兼得么？非也！曾国藩就将为官与做人结合起来，且在官场称雄，为人也深得朝野敬重。
曾国藩青年时曾在书房里暗中写了八个字作自勉：“不为圣人，便为禽兽。”他将杨朱的“为我”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事事九柔一刚，每每黑心而白面，人不知其底，虽见他有禽兽行，但面子上冠冕堂皇，便以圣人称之。
敬是钓鱼的诱饵
先敬再夺，便师出有名。
曾国藩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敬则小心翼翼，事无巨细，皆不敢疏忽。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常常以敬为事，则长履大任，洪福无量也！”
敬不仅是传统礼教伦理观念，更是一种手段，一种以心取利的手段。
敬是钓鱼的诱饵，是借敬重对方来迷惑对手，软化对方，迎得信任，把握做事的主动权。所以敬人者可以从中取利，被敬者往往吃亏上当。如果你明白去尊敬人，那么往往赚大了。如果你忽然被某某人敬，则要小心为妙。
有的敬软中带硬，在合作中露出一种刚劲。所谓“敬酒不吃吃罚酒”即是。所以千万不要把敬当作敬，需知敬往往是罚的前奏。
就怕自己没有一把猛火
猛火沸汤，猛进得功名。
曾国藩在入京会试之前，足迹未出过湖南，那时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日与庸鄙者相处，全无所闻”，每日只是作些八股试帖，以猎取功名。
进京以后，曾国藩才知道有所谓经学以及经世之学。曾国藩称“予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予生平功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而用功，亦不过优游玩素已耳。如未沸之汤，递用慢火温之，将越煮越不熟矣。”
经此参悟痛醒，曾国藩始知做人要猛进！
猛火能沸汤，猛进才能得功名。
不怕自己不强，就怕自己没有一把猛火。做人与做事都要有一种猛劲，一种激情。
猛中有序，猛以智行，都会在做人与做事中给自己带来无法预料的收获。
猛而不颓，猛而不惑，猛中带巧，猛不是蛮干。猛是一种气势，是一种拼搏，猛可以创造很多机会。张飞，李逵都是猛士，都有一种猛火煮肉的功夫。
所以猛于用事，会给自己创造很大机会。张飞因为猛，为蜀国打拼下无数恶仗，成为万军之王者。李逵猛，成为宋江最信任的兄弟，处处爱护于他。因此，人生不怕失意，就怕自己没有一把猛火。
曾国藩执猛火而猛进，当然有功名。
扛得起石头的人必然不会去拣芝麻
要扛石头，先顾后头。
做人要有扛得石头的志气。人的一生要过硬，要敢硬拼，要把石头扛起来。芝麻小事不必管，芝麻永远不会困住人。
曾国藩做人克己，以己悦人，悦人而用人，这些全在于曾国藩抱定扛得石头的志气。
在人面前有一块重石，和两粒芝麻，让人随便去挑选其中一种拾起。那么很多人都会去拣芝麻。而曾国藩惟独是扛石头的人。
所谓扛石头的人，就是直面现实，不绕道，不推诿。
曾国藩并不小看自己，少年之时就崇拜曹孟德，以为曹孟德是治世的天才，远比诸葛孔明厉害。别人把他比作诸葛孔明时，曾国藩连连摇头，告诉别人，自己是学曹孟德的，所以才有今日治世奇才之成就。
曾国藩以曹孟德为师表，给自己定下大的目标，再从中加一把猛火，果然学得像模像样。而那些一生只肯去拣芝麻的人，永远不会有扛石头的那种快感体验。
以仁用狠，比狠还狠
刀快不如手快，手快不如心快。
一八五三年，曾国藩接到朝廷旨意，命曾国藩为湖南省帮办团练大臣，曾国藩心里明白，抓住机会干一番事业的机会到了。
曾国藩受任后，便镇压湖南全省的农民起义，反复强调要以“铲除土匪为第一要务。”于是曾国藩在省城他自己的公馆内专门设立了“发审局。”并大开杀戒。三个月内，竟处决两百余人。如此剃头一般的杀人，在湖南历史上也并不多见，因此曾国藩被时人称为“曾剃头。”
而曾国藩确有自己的道理，是谓：要想国泰民安，就必然求世态安静，闹事之乱匪，有损国运，更使民不安生。因此必须杀才能静下来，杀得越狠越有效果。
以仁杀人不叫杀，叫仁。
曾国藩此举震骇天下。
曾国藩处在不畏官不畏绅的侍郎地位，他完全不顾湖南军政大吏对其的不满与嫉妒，我行我素，虽一时谤议四起，但却无人可奈何他。
为此，曾国藩巧妙地向咸丰皇帝上书，声称：“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
咸丰皇帝见到曾国藩的折子，足见曾国藩的忠心，于是大加褒奖，湖南地方官员再亦不敢多言了。
曾国藩在地方狠狠地镇压农民军，而他却振振有词，强词夺理。借仁义而发狠的，是最狠的手段。
曾国藩残酷镇压农民军，是以农民军有损国运，和民不安生为理由的，这种理由亦可谓借刀杀人，而成全自己。
曾国藩以仁德为名，并以大无畏的气质，压倒那些异己者。狠上加狠又以仁德开道，这就是曾国藩，厚黑如曹孟德。青年学者余杰在（伙与、冰》中写道：“这个时代的强者只有一种人：手捧《论语》，心想《厚黑学》，外表是圣人，骨子里是草莽。”此谓曾氏写照。
别人虚弱的时候就是自己强大的时候
强强联合，不如扶弱抗强有赚。
曾国藩看清当时政治局势，朝廷军队腐败而缺乏训练，对于平治当时各地起义毫无用处。于是他便请示要求组建湘军，建立他的地方军队，而为朝廷效力。
朝廷正在用人之际，曾国藩又为朝廷出了一个好主意，于是皇帝欣然接受。
曾国藩借朝廷军队的虚弱壮大自己，迅速组织了一支强有力的部队。
曾国藩组建的湘军确很有战斗力，几次大破太平军，并且通过顽强战斗，攻破太平军的大后方，一直攻打下金陵，太平军大败。
曾国藩懂得怎样在乱世中崛起。
清朝当时各地农民起义，对于清王朝是个沉重的打击。这个时候，起义军处于强势，而清王朝处于弱势。曾国藩趁机扶弱从而强大自己，并以强抗强。为弱势一方干事，增强了自己的地位，从而亦更能显示自己的强势。
所以与弱势联合有自己的好处，而与强势联合，那么，很可能使得自己处于无用武之地。因为在强势的阵营里自己机会太少，而与弱势合作，则自己的机会更多。所以，有时候强强联合，不如扶弱抗强。
强者并非一蹴而就
屡败屡战与屡战屡败看似相同，结果不同。
强者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在艰难困苦中磨练。只有在困境之中顽强生存下来的才是强者。在战胜困难后更需要养精蓄锐，把握时机。
曾国藩以事功崛起，早就声名远播并由此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在太平军起义的时候，朝廷让曾国藩创办团练，抵抗太平军。
曾国藩虽然心急，但也知道凡是要慢热，因此他抓住了这个机会终于大干起来，成为强者。
从这个事件中就体现出曾国藩的不凡之处，他在危急困境中敢于肩挑重担，勇于挑战，临危不惧，这样他才有机会成为强者。反之，那些懦弱，胆小怕事，慌张失措之徒，只会成为危急与困境中的牺牲品。
曾国藩在乡里练兵是使自己强大的一个机会。人不怕自己不强，只要不断地历练，不断地在困境中摸索，就可能由弱变强。
强者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经过后天不懈努力，不怕失败敢于失败，在失败中成长，最终从失败走向成功。正如曾国藩所说：“屡败屡战！”忠诚得重用。
重用可操纵
在官场之中，要看谁比谁更忠诚，忠诚者才能得到重用。
曾国藩明白这样的道理。他要想在这个官场当中混下去，要在朝廷当中立足，就必须表现出绝对的忠诚。暗地里他不妨当奸臣、甚至叛臣，但台面上他一定是最忠的忠臣。
忠诚由此成为官场之中个人与个人勾心斗角的筹码。所谓背靠大树好乘凉。
曾国藩更明白，在自己羽翼未丰之时，仅靠忠诚是不行的。还要依附权贵，要寻求靠山。曾国藩亦找到自己的靠山。稳固了自己在京城的地位，随后便趁机向皇上递折子谏言，为皇上排忧解难，让皇上龙颜大悦，大加赞赏。一直到曾国藩成为封疆大吏之时，曾国藩仍然不敢大意，言行都表现出足够的忠诚。
当然曾国藩只是借忠诚之名为自己服务而已。所以忠诚是个双刃之剑，可以为人服务，亦可以借此为己所用。借忠诚之虎皮谋千金之难事，此举得名得益，又何乐而不为之？
留后路而不留后患
绝人后路才能给自己生路。
李秀成被曾国藩俘获，拷问之间，李秀成坦言：“曾先生何不拥兵自坐南面称王？果然如此，秀成愿为先生马前卒！”
曾国藩闻言变色，连夜缢杀了李秀成，而又报奏朝廷，说李秀成畏罪自杀。
曾国藩知道李秀成说中了形势的所在。此时朝廷必然有这种想法，一定要让朝廷知道自己依然忠诚。李秀成的一席话很可能引起朝廷的疑忌，从而给自己引来祸患。
忠诚是曾国藩为官的大方针，更是曾国藩的保护伞。为了使形势对自己有利，曾国藩果断地撤掉湘军，同时亦减轻了自身的压力，他知道朝廷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真正惧怕的不是太平军，而是曾国藩表现不忠，有谋逆之心。而撤掉湘军正是使得朝廷减少了一块心病。
曾国藩以忠诚之变术，稳固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并在风云突变的时代中力挽狂澜，成为一时的所谓“中兴第一名臣。”
曾国藩做事不为任何人留后路，只为自己留后路，真是绝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