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它是人类在千百年来的生存斗争中不断创造的果实，也是人类不断摆脱自然控制走向成熟和自由的标志。然而，人类社会每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都有自己赖以滋生的土壤，也各有其成长、发展、走向成熟的不同条件与机遇。在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与西方这两大气质迥异的文化系统中，这种由基础条件的差异给文化面貌的形成带来的影响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中华文化的自然基础
近几十年来的考古成果已经越来越清楚地向我们证实，古老的中华文化是东亚大陆上多源头、多方向、多民族的不同文化价值融合凝聚而成的结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古老的文明发祥地大多分布在江河流域的河谷地带或冲积平原上。从东北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辽河流域到中原的渭河、黄河流域、南方的江汉、江淮流域和珠江三角洲都留下了中华民族祖先的足迹。尤其是横贯东亚大陆的长江、黄河两大水系更以其源远流长的坦荡襟怀播下了众多的文明火种。因此，尽管我们已不再囿于黄河是中华民族摇篮的一元发生论，我们仍可以毫不迟疑地说，我们中华民族是江河的儿女，古老的华夏文明的兴起离不开大河的赐予。首先这块古老的华夏大地幅员辽阔、腹地纵深，而且如上所述，早在公元前四五千年的仰韶文化时期，我们的祖先便开始在这块纵横5000余公里，其面积几乎相当于整个欧洲的东亚大陆上，从东西南北中各个不同的区域进行着艰难的开拓，创造着文明的果实。而这辽阔的土地不仅为中国的先祖提供了完全自足的生存条件，而且蕴藏着雄厚的发展潜能，使中国文化能不断地自我调节和更新，并且进退自如。在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曾经遭受过多次外族的入侵，而终究能保持文化的延续与完整，未曾像其他古老文明那样遭致毁灭或中断，正是得益于这不可多得的广阔内陆基地。
其次是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这里不仅有上千条巨川大河，也有绵延的崇山峻岭，其中仅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面积就达200万平方公里，占整个疆域近五分之一。此外还有塞外的荒漠，北部的草原，中西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广袤无垠的东部平原，四面环山的大盆地和1.8万公里的海岸线……总之，不同地区间地理地貌差异甚大，这就导致它们在物产、经济生活、民俗风情、语言及文化心理上的差异至今仍约略可辨。
第三是半封闭的边缘地形。东亚大陆上这块华夏文明的诞生地虽然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和2万余公里的陆上边界，但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形条件，在很长的时间里都处在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孤立状态。一方面，它所面对的水域——太平洋是那样地浩渺无际，望着它，缺乏远洋航海技术和工具的华夏先民只能望洋兴叹。因此，海对于上古的中国人只意味着陆地的尽头，自然的天限。海洋的那一面，只有幻想中遥不可及的蓬莱仙山。他们与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因而这些海洋就不能像地中海那样成为人类相互沟通的桥梁。
而另一面，在内陆地区的外缘，有西南部的崇山峻岭和充满烟瘴的热带森林，它使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交往与传递变得艰难。在我们与唯一邻近的古老文明之邦印度之间，矗立着更加难以逾越的喜马拉雅山。在通往欧亚大陆腹地的西北边陲，则是浩瀚无垠的漫漫黄沙。而在这片文明沃土的正北方，则是冰雪覆盖，寒冷荒凉，见不到文明痕迹。总之，这块古老文明的发源地在地理上是远离世界其他的文明中心，长期处在难以与外界交流的隔离机制中。这固然促使中华文化能够沿着自己的方向独立发展，创造出与众不同的文化品格和文明成果，并能保持自成一体的延续性，但同时也给它带来了自我封闭的保守意识和自诩世界中心、妄自尊大的大国心态，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华夏文明的不断进步。
二、西方文化的自然基础
显然，产生西方文化的自然地理条件与前面讲到的华夏地理环境有着很大的差异，其中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海陆关系的变化。如果说中华文明之树是植根于一片为江河所滋润的大陆，那么西方文化之舟则是诞生在蓝色的波涛之中。
西方文明最初的舞台是亚欧大陆西侧的欧洲。它西、南、北三面环海，东与亚洲接壤，整个大陆轮廓恰似亚欧大陆向西伸出的一个巨大半岛。在这块面积与中国相仿的土地上，海岸线长达3.8万公里，平均每260平方公里就有1公里海岸，其海岸线比率高居于世界各洲之冠。因此，整个欧洲距海都较近，西欧部分距海最远的地区仅500公里左右，而离海岸最远的亚欧边界地区，最大距离也不到1600公里。不仅如此，这块半岛形大陆的外缘还有不少向海中伸出的大大小小的半岛和近海岛屿，其面积竟达全欧总面积的34%，实可谓陆海交错，港湾星罗棋布。全洲海洋性气候也十分显著。不言而喻，在欧洲的自然环境中，海洋已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其中，作为西方文化滥觞的古希腊罗马文明则更与大海有着不解之缘。这种海洋地理与东亚大河流域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下述方面。
第一点，由于陆地狭窄又是多山地带，随处可见的大面积的石灰岩和瘠薄的土壤使爱琴区域内的可耕面积受到很大限制，加上地中海地区的气候特点是冬季湿润，夏季干燥炎热，不利于粮食作物的生长，因而很难形成完全自足的农业经济。应当说，比起东亚大陆上千里沃野的流域，希腊人在陆上的生存条件更为艰难，因此，他们不得不转向大海去讨生活。较之安稳平实的陆地，大海毕竟充满了神秘的动荡和诡谲的变幻，它给人带来的除了财富，还有隐伏的祸患。然而，也许正是这些潜藏的危险激发起人们抗争与征服的勇气，成为文明创造的动力。
古希腊文明获得发展的另一重要条件是地中海地区特殊的海洋地理和周边环境。从地图上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地中海是一个地形封闭的陆间海。由于出口海峡较浅，水流不能与外洋自由流通，地中海内潮汐很小，海面较为平静。海水很深，含盐量特别高，在表层水面形成了反时针向的沿岸海流，这些都为海上航行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地中海的海域也不甚宽阔，整个海域形势呈曲折的狭长形，又分布着众多零星的半岛和岛屿。因此，南北两岸的直线距离大都在数百公里之内。尤其在岛屿分布较密的爱琴海等区域，晴天挂帆出海，随处都可见到大陆和海岛的影子。对于航海技术尚未充分成熟的人类先辈，驾驭这样的海域当然比征服亚洲东南部所面对的浩潮无际的太平洋、印度洋容易得多。正由于此，地中海沿岸才成了人类文明的曙光最早升起的地区，成为旧世界历史的中心舞台，可以说，人类上古文明的精华一半以上都诞生在地中海的怀抱。正是地中海为这些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交流贸易乃至征伐、掠夺、兼并，提供了最便利的通道和更广阔的战场。而这种开放的地理环境和具有较高文化势能的周边文明又为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和宝贵的经验，并且铸就了古希腊人勇于开拓进取，又长于兼容并蓄的开放型文化性格。
古希腊自然地理的第三个特征是它的全境被各种天然障碍分割成若干孤立的小区域。这些小区域不仅包括爱琴海诸岛，也包括被纵贯希腊半岛的品都斯山脉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阿卡地亚山地分隔为东西两侧的平原丘陵、河谷和盆地。这些平原和谷地又被一道道崎岖艰难的山岭割裂成更为狭小的地块，诸如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半岛，彼奥提亚的平原，伯罗奔尼撒北部的迈锡尼、梯林斯、西南的皮洛斯和东南的拉哥尼亚（斯巴达）等。此外还有小亚细亚西部海岸的特洛伊、米利都、罗得岛以及后来在北非海岸和意大利半岛南部建立的希腊人城邦。这些地区大的不过数千平方公里，小的仅几百平方公里，总之，没有一块大面积的陆地。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产生了希腊独特的城邦制社会结构，多方向、多民族共生的富于变化的文化聚合，也陶冶了希腊民族崇尚自由和个性独立的基本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