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一次关于“中美儿童的认识比较”的调查，下面摘录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
a。如果你在大街上捡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花皮球，你将怎么办？
美国幼儿的回答是多种多样的：“我把他放进口袋里”，“我把它送给最好的朋友”，“我把它卖掉”，“我把它扔了”，“我把它交给老师”等等。而中国幼儿的回答只有两个，多数人说“交给警察叔叔”，有个别回答“交给爸爸妈妈”。
b。如果你在公共汽车上，有人把你撞倒了，你怎么办？
美国幼儿回答有“我就打他”，“哭”，“告诉汽车司机”，“告诉我爸来揍他”，“把他打倒在地”等等。中国幼儿的回答大都是“如果他说对不起，我就说没关系”、“不要紧”，只有一个例外的回答，是“我说他”。
c。如果你把一个小朋友碰倒了怎么办？
美国幼儿的回答有“说对不起”、“跑开”、“去告诉老师”等等，中国幼儿的回答都只有一个“扶起来，说对不起”。
我们不难看出，美国幼儿对同一问题的回答是多种多样，更加随性外露；而中国的幼儿对同一问题的回答是比较一致的也更加积极正面。这就表明美国人在儿童教育方面没有做统一的要求，也就是没有向幼儿灌输统一的价值标准。而中国人在儿童教育方面却是整齐划一的。无论是在家庭里还是在幼儿园，成人们都把统一的、被社会公认的正确的价值标准灌输给孩子。
在这个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对儿童的品德教育要求较高，而美国儿童的个性化程度比中国儿童高。中国儿童从幼儿园开始就会受到系统的关于礼貌、尊重、孝敬等教育。在西方，学校教育中基本没有素质教育的内容，做这件事的是宗教和家庭。《圣经·新约》就是绝大多数西方人的思想品德教科书。以美国为例，美国的正规学校教育中根本没有专门针对素质的教育内容，而重在对受教育者进行各种技能的培养，要求理工科的学生选修一点人文方面的课程，其目的是扩大他们的知识面，而不是为了提高他们的素质。通俗地说，西方现代教育主要是教人做事，而不是做人。
西方教育体系中对社会政治影响最大的成分不是德育，而是能力教育。古希腊德育和政治的关系远没有古代中国那样密切。当时的德育很大程度上保留着古老的习俗性，它所培养的品德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个人操行，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不像古代中国那样直接。
有趣的是，中国人相当熟悉的“德、智、体”三个教育培养目的在西方人那里变成了“智、德、体”。中国人习惯把人品排在人才所有素质的前面，超过了智慧、创新、情商、激情等，而美国人眼中的优秀人才应该能够适当应用技巧和知识解决具体问题。这是因为西方人是较为典型的精神生活追求者和社会活动家。这种生活方式必然要求公民具有很高的政治素质、智力水平和艺术修养。尤其重要的是，一个公民最重要的政治活动是他在公民大会上的表现：提出议案、参与辩论等等，因此他在政治上的作为如何相对来说不在于其品行是否良好，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雄辩能力如何。因此，他从智育中学到的运用逻辑、修辞术和辩证法等技能比起通过德育养成的孝敬、勇敢等品行来说更为重要。所以十分自然，从古代起，西方人就把智育置于德育之上，从而最终形成了“智、德、体”的教育传统。其结果，在孔、孟这些大师们精心编制出一套儒家的道德伦理学说之时，古希腊人构筑起的却是哲学、逻辑学、物理学和几何学等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