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德国实现国家统一。这一欧洲历史发展上的里程碑事件，不仅引起德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彻底变化，而且改变了当时欧洲地缘战略格局。之后，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德国于1914年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于1939年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两次成为战败国，国土被占领分割，政权被更替重建，经济严重倒退。1989年，德国再次实现统一，成为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里程碑事件，不仅改变了德国自己的命运，展现了欧洲联合的前景，而且推动了冷战的终结和雅尔塔体系的瓦解，改变了战后以来国际战略格局的走向。一百多年来，德国从统一、崛起、扩张、失败，到再崛起、再扩张、再失败，再到重新统一、重新崛起，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其间，国家安全战略选择起到了正反两方面的作用。
德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尼伯代在其巨著《德意志史》第二卷的开端，仿照《圣经》的笔法写道：“起初是俾斯麦。”虽然这曾引起很多历史学家的批评，但正如尼伯代所言：无可否认，正是俾斯麦一手造就了德意志帝国，主导了那个历史时代的发展。倘若没有了俾斯麦，德国历史、乃至欧洲历史都将是另外一个样子。
一、推动德意志国家统一，改变欧洲地缘战略态势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有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维系现状、满足于在梅特涅体系下神圣罗马帝国内与奥地利相当的地位；二是像俄国一样尽可能地开疆掠土，实行霸权政策，建立足够大的泛日耳曼人的帝国；三是像英国和其他殖民国家一样进行海外扩张，夺取发展空间；四是按照较为谨慎温和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意愿，将德意志邦联统一为德意志帝国，或并吞奥地利或将其排除在德意志帝国之外。这几种国家战略目标都貌似合理，都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然而，俾斯麦没有选择前三种战略目标中的任何一种，而是选择了第四种战略目标，即统一德意志。当时，威廉一世掌权后决定首先以武力统一全德，尔后扩张成为泛日耳曼人的帝国。君主的野心通常没有节制，所幸，他任命谨慎自制的俾斯麦为宰相，使国家战略目标始终定位在第四种方案而不致相去甚远。
俾斯麦所制定的普鲁士国家战略目标既高明又切实。他认为，普鲁士既无强大的海军作为实力支撑，又没有早期殖民活动的优势基础，更由于其处于欧陆中心的地缘位置，没有能力实施第二种方案和第三种方案。要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关键在于目标与手段的大致平衡。普鲁士的确有很多利益目标需要实现，但只有统一德国这个目标既是大势所趋又是战略需要。而且，这样的战略目标与普鲁士所拥有的实力大致平衡。普鲁士实行征兵制和总参谋部体制的军事改革，增强了陆军实力，其战斗力位居列强之首；实行自由化色彩较浓厚的政治改革，也很具吸引力；实行“普鲁士道路”，经济高速发展，工业化程度大大提高，这些因素使普鲁士的综合国力大增，达到历史最商水平。此外，善于玩弄政治平衡术的俾斯麦也保证了各种手段间的大体平衡。
在如何统一德国的问题上，俾斯麦不是采取像撒丁王国那样依靠自下而上的人民革命，也不是采取由国会和政府依宪法自上而下讲行改革，而是采取“铁与血”的王朝战争形式。1862年，他刚当上宰相就在邦议会上发表演说：“当代的重大政治问题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德意志所瞩目的不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是它的武力！”俾斯麦是一个天才人物，他大胆而又狡猾地利用国际纠纷和有利时机来达成国家战略目的。
俾斯麦统一德国战略的第一步，就是进攻丹麦。当时丹麦国王执意要把石勒苏益格划人丹麦版图，并限制荷尔斯泰因和劳恩堡的传统地位，引起德意志人的强烈反对。俾斯麦抓住这个机遇，积极准备对丹战争。其目的在于：一是吞并易北河三公国，为统一做准备；二是把对丹战争作为未来对奥战争的预演；三是可在对丹战争结束后制造普奥之间的领土纠纷，以便发动对奥战争时有所借口。尽管当时普鲁士几乎肯定能够征服丹麦，但如果丹麦得到俄国或法国的支持，那么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因此，普鲁士的当务之急是必须与奥地利结盟，并阻止法国和俄国与丹麦结盟。俾斯麦灵活地运用外交手腕，使俄罗斯不与普鲁士为敌、使法国拿破仑三世坐失良机、使英国无大陆盟友可寻，最终使丹麦在对普战争中未得到任何外援。在奥地利舰队的援助下，普鲁士很快打败了丹麦。战后，普奥双方签订《加施泰因协定》：石勒苏益格归普鲁士管辖，荷尔斯泰因归奥地利管辖；普鲁士有权在荷尔斯泰因开凿运河、修筑铁路和敷设电缆；劳恩堡以250万塔勒尔卖给普鲁士。这种战后安排，在外人看来是“没有谜底的谜语”，实际上却是俾斯麦的诡计，为后来普奥战争埋下了火种。
在对丹战争结束后，俾斯麦立即展开全方位的秘密外交活动。他深知，统一德国就等于破坏欧洲维也纳秩序与格局，欧洲列强是不会作壁上观的。因此，他对英国竭力表现出亲善的姿态，与英国达成协议，降低关税。但更重要的是俄、法两国的态度。从地缘政治和权力政治的角度看，这两个国家不会坐视普鲁士统一德国，因为德意志的分裂使俄国有可能向西扩张，使法国有可能占领莱茵河流域的土地。由于俾斯麦在俄国镇压波兰民族起义时的媚俄表现，更由于俄奥矛盾加深，俄国亚历山大二世做出了在可能的普奥战争中保持中立的承诺。俾斯麦摸透了拿破仑三世好大喜功、犹豫不决、不愿冒险的脾气，答应给拿破仑三世以某种补偿，表示法国“可以在世界上一切通行法语的地方进行扩张”，即由法国兼并卢森堡、比利时或者普鲁士的莱茵省的一部分；同时俾斯麦还利用拿破仑三世以支持欧洲民族自决的民族主义者而自居的弱点，巧妙地博取了他的欢心。而拿破仑三世竟然错误地以为在普奥战争中奥地利会很快获胜，法国可从中获取好处，因此表示愿意保持中立。与此同时，俾斯麦还寻求与意大利结盟，这既可使奥地利在战争中腹背受敌、两面作战，也可以附带地讨好以意大利统一的民族自决保护人自居的拿破仑三世。俾斯麦许诺在对奥战争胜利后意大利可以恢复威尼西亚，意大利则同意与普鲁士结盟。此外，俾斯麦抛出“男子普选制”来稳定国内政局。
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俾斯麦借口奥地利对荷尔斯泰因管理不善，挑起战端。德国统一的第二次王朝战争（又称德国内战）爆发了。在战争中，德意志大多数邦站到奥地利方面对普作战，但由于俾斯麦前期外交工作的天衣无缝，各大国或保持中立或暗助普鲁士，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同盟者意大利，结果在萨多瓦之战中，普军大获全胜。当时，国王和将领们都主张乘胜进军，占领南部各邦，直捣维也纳，扩大战果。但是，俾斯麦却表现出高度的战略节制。他认为，如果过分凌辱奥地利和南部各邦，不仅会加强反普势力，妨碍德国最终的统一，而且有可能招致法国出兵干涉。尽管奥地利也是一个德意志国家，但是在国际形势不允许和普鲁士实力难以吞并奥地利之时，把奥地利排除在德意志帝国疆土之外，无疑是最明智而切实的选择。于是，他力排众议，坚持适可而止。在最终签订的《布拉格和约》中，奥地利放弃了对荷尔斯泰因的统治，同意普鲁士吞并汉诺威、黑森、拿骚和法兰克福，同意解散德意志邦联，同意美因河以北诸邦在普鲁士领导下成立北德意志联邦。普鲁士没有割占奥地利一寸土地。对奥地利的这种宽大处理，既展示了俾斯麦的战略气度和节制，也为后来对法战争中争取奥地利保持中立打下了基础。
普奥战争后成立了普鲁士控制的北德意志联邦，但南部的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黑斯一达姆斯塔四邦仍置身于联邦之外。俾斯麦没有因为他们在普奥战争中站在奥地利一边而惩罚他们，也没有强迫他们加入北德联邦。但是，他利用拿破仑的野心，把拿破仑三世对莱茵河诸邦的吞并野心通知给巴伐利亚国王及南德诸邦政府，从而在南德诸邦造成了恐惧法国的心理，促使南德诸邦与北德缔结同盟。
同时，俾斯麦在外交上细心洞察列强关系，不失时机地加以利用。英国奉行固有的大陆均衡政策，希望中欧国家反对法、俄两大强国；意大利希望赶走法国在教皇国的势力；俄国在东方问题、波兰问题上与法国矛盾重重；奥地利已无心恢复在德意志的地位，宁愿重建二元的奥匈帝国，再向巴尔干发展。俾斯麦通过巧妙的外交手腕，促使这些国家同意在未来的普法战争中或保持中立或与德结盟。此时，自作聪明的拿破仑三世把法国带入了空前孤立的死胡同，只有孤军奋战才能挽救其在欧洲已丧失的优越地位，他竟然愚蠢到要求“普鲁士保证霍亨索伦家族不能有人继承西班牙王位”，致使老谋深算的俾斯麦把删节后的“埃姆斯密电”透露给报界，引起法国舆论哗然，于是拿破仑发动了法普战争。普鲁士与南德诸邦一起并肩作战，很快取得了色当大捷。俾斯麦在开战后公布了积压四年之久的贝尔德梯关于法国对比利时要求的草案，致使以“低地国家保护人”自居的英国更无心支持拿破仑的冒险，俄、奥、意先后宣布中立。至此，普法战争以普鲁士的胜利而终，德国统一的大道畅通无阻。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正式登基为德意志帝国皇帝。
俾斯麦以“现实政策”推动了近代德国的统一，从而改变了德国和欧洲的面貌。在德国统一之后，欧洲各国不无惊恐地观察着这个崛起的中欧强国。如何打消列强疑惧，以外交手段维护普法战争的胜利果实和保障德国的安全环境，就成为普法战争后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政府制定和运筹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任务。
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既不是德意志邦联的继承者，也非普鲁十王国的延续，因为它不仅摆脱了普鲁士在欧洲列强中最弱的地位，而且崛起成为国际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强国。19世纪中期以后，德意志工业革命高速发展，德国企业如饥似渴地仿照和引进其他先进西欧国家的生产技术与发明创造。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改变了德意志诸邦林立的分裂局面，进一步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在短短的20多年里，德国迅速跻身于欧洲强国之列。
德意志军队在普法战争中战胜法国，使德法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德国而不利于法国的变化，形成了长期的德强法弱的局面。根据1871年5月10日签订的《法兰克福和约》，德国从法国夺得了拥有150万人口和发达纺织业的阿尔萨斯省和洛林的一部分，并把该地区蕴藏丰富的铁、钾矿和鲁尔区的煤矿结合在一起，构成了重工业发展的重要基地。德国还把从法国索取的50亿法郎的赔款投入工业和军事部门，加速了德国工业化的步伐。
伴随着德意志的统一，原本可以作为列强缓冲区的德意志诸小邦骤然消失，欧洲大国之间失去了地缘政治上的减震器，变得彼此接邻，从而发生摩擦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德意志帝国的崛起，打破了原有的欧洲均势，大国之间的不信任和猜疑进一步加深。时任英国首相的迪斯累里在1871年曾针对普法战争评述道：“此一战事乃一场德意志革命，其政治意义远大于上个世纪之法国大革命。往昔之外交传统逐一被其打破，新天下产生于焉，均势已遭全毁。”俾斯麦对当时的国际关系做过一个生动的比喻，说欧洲大国像挤乘在同一辆马车里的陌生旅客，面面相觑又满怀狐疑地互相戒备着，如果有人将手摸向口袋里的手枪，其邻座则已做好了先扣动枪机的准备。尽管短时间内欧洲列强之间没有再爆发战争，可是欧洲却在德国统一之后处于一种受压抑的恐惧感之中。
二、离间欧洲大国，孤立强敌法国
统一的德国虽变得比普鲁士强大得多，但并没有变得更加安全，因为在强敌环伺下，它依旧不得不时刻警惕着“他国结盟的噩梦”。代表俄国出席柏林会议的俄国外交官舒瓦洛夫曾经说过，俾斯麦因“同盟的噩梦”而备受折磨。这种“同盟的噩梦”是由德国居于欧洲中部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在历史上，德国处于欧洲国际体系的中心，地处中欧地缘位置，它最惧怕被敌国包围。因此，德国经常面临着两种战略抉择：要么同中欧国家结盟以免孤立，要么就是发动进攻，用迅速取胜的军事优势化解危险；而如果欧洲国际体系发生了变化，德国处于欧洲地缘中心的位置劣势也有可能转化为优势，一个强大的德国也可能影响或主导欧洲国际体系的发展。
俾斯麦对于德国统一后的安全处境洞若观火。他曾说：在他的睡梦中经常出现的就是欧洲和德国的地图。德国处于欧洲中心的倒霉位置，而且还面临着各种安全危险，这些危险当中最主要的就是德意志帝国四周边界无险可守，容易遭受来自外部的攻击。为了消除他国结盟的噩梦，俾斯麦采取一种离间德国东西两侧大国的战略，目的是造成“一种普遍的政治局面，使除了法国外的所有其他大国离不开我们，并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尽量使他们无法结成反德同盟”。而且，他还要努力给其他大国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德国现在是个“心满意足的大国”。俾斯麦努力推行维持欧洲现状的和平政策。然而，实现这样的战略目标绝非易事，因为德国在统一过程中已经为其树立了一个死敌——法国。正如俾斯麦在1874年所写的那样：“谁也不应抱有幻想，法国再次强大之日，就是和平结束之时。”
的确，普法战争后签订的《法兰克福和约》不仅没有带来和平，相反却使两国之间的矛盾更加复杂，特别是德国兼并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的领土，加深了法国民族主义者的复仇情绪。俾斯麦起初并不主张兼并法国的领土，但是，德国国内有着很强烈的占有法国领土的愿望，特别是德意志南方毗邻法国的地方舆论和军方出于军事战略上的考虑尤其明显。俾斯麦在《法兰克福和约》签订3个月之后，曾公开向法国外交官加布里亚克说道：“我们从你们手中拿走属于法国的梅斯将是荒唐的。我不想把它留给德国。但是总参谋部却问我是否可以保证法国不进行报复。我回答说，恰恰相反。我完全确信，这次战争只是德法之间将要发生的多次战争中的第一次，在它后面还要爆发一系列其他的战争。于是他们对我说，既然如此，梅斯便将成为堡垒前的斜坡，在它后面法国可以配备10万大军。我们必须保住它。关于阿尔萨斯和洛林，我认为也是同样的情况：如果和平注定是很巩固的话，那么把他们从你们手里拿过来将是一种错误，因为这些省份对我们是一个累赘。”法国外交官答复说：“他们将成为一个新的波兰，一个有法国站在后面的波兰。”
然而，从客观上来看，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的确给德国带来了战略和经济上的利益，只不过与变得更加复杂的德法关系相比并不那么重要，这些利益使德国陷入颇为尴尬的境地。正如王绳祖先生所言：“一场战争之后，战胜国惴惴不安，担心战败国家乘机报复，这在历史上并不多见。但普法战争后的德国却是如此。”在对德法形势进行判断之后，俾斯麦决定采取孤立法国的外交政策。因为法国虽然不能单独战胜德国，但是它却是所有反对德国的欧洲大国的天然盟友，俾斯麦要防止的就是这种反德同盟的建立。
俾斯麦早在推动德国统一进程之时就已开始实行联合其他欧洲大国、孤立法国的策略。1866年，普鲁士军队击溃奥地利军队，获得普奥战争的胜利。俾斯麦力排众议，坚决要求普王对奥地利“不索战费，不割土地”，不进军奥国首都维也纳，以免同奥地利结下深仇大恨。为此，俾斯麦甚至以辞职向威廉国王施压。俾斯麦认识到：奥地利如果受到重创，必将与法国和俄罗斯联手对付普鲁士；相反，如果宽容对待奥地利的话，将来德国就有可能得到一个盟友，而且如果奥地利放弃其称霸德意志的理想，转而专注于巴尔干的话，那么奥地利就需要德国作为它的后援。俾斯麦的设想在安德拉西担任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首相之后成为现实，安德拉西奉行的策略正是拉拢德国以反对俄国。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英国和俄罗斯对德国的态度，因为这两个国家是德国两个侧翼最为强大的国家。虽然英国担心德国崛起打破欧洲均势，但是19世纪70年代的德意志帝国同英国不论在经济上还是殖民地问题上都不存在矛盾。相反，英国政治家觉得由德国来稳定中欧不是坏事。曾经担心德国统一的英国首相迪斯累里在1874年认为，德国不仅可能是英国在欧洲大陆用来反对法国和俄罗斯的棋子，而且也是反对第一国际的重要力量。因为早在1871年6月，俾斯麦就曾通过德国驻伦敦的大使，提请英国外交大臣格伦维尔勋爵注意英国因第一国际领导机构设在伦敦而应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德国历史学家汉斯·罗特费尔斯指出，俾斯麦正是试图用这种方法来试探同英国在政治上进行更广泛接触的基础。
相比而言，德国同俄国的关系就较为复杂。虽然一直存在着所谓普鲁士和俄国的传统“王朝友谊”，两国在意识形态上更为接近，但在德意志统一之后，俄国对待德国的心情却是矛盾的。一方面，两国在镇压波兰人民起义上的合作与俄罗斯在德国统一过程中保持中立的态度，增大了双方友好关系；而另一方面，德意志帝国的成立却激发了俄国内部民族情绪的进一步增长，“泛斯拉夫主义”者不断要求俄国政府和法国联合以制衡德国，而且俄国的公共舆论也普遍期待着德国能够以“感激的心情”对待俄国。在这种形势下，俾斯麦敏锐地认识到，巩固与俄国的关系非常必要；英俄关系在近东和中亚存在着矛盾，而这种矛盾正好可以被用于吸引俄国接近德国。
后来，俾斯麦在著作《基辛格口述录》中集中阐述了自己对德国统一后国家安全战略的设想：“法兰西有一家报纸上评论，说我正在做‘他国结盟的噩梦’，说或许德意志帝国的大臣们将来以至于永远将惧怕这种联盟的方式。西方各国结成联盟，再联合上奥地利，以达到与我们抗衡的目的。但这或许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危险的是俄罗斯、奥地利和法兰西三国结成联盟。如果这三国之中有两国结成了亲密的联盟关系，那么他们的做法就会为别的国家所效法，他们随时都会给我们国家以威胁和压力。”俾斯麦不愿出现这种局面，他采取的解决办法就是，“除了法兰西，别的国家对我们都存在一定的依赖关系，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点，在与他们交往的过程中，找出最好的理由阻止他们联合起来对付我们”。
三、避免欧洲战争，构筑大陆联盟体系
在推行孤立法国的政策时，俾斯麦发现，英国始终保持“独立行动的自由”，不愿同德国结成联盟，所以，他把目光投向奥地利和俄国。奥地利因为与俄国在巴尔干存在利益纠葛，所以需要讨好德国以防俄国，同时俄国在与英国周旋时也需要德国的支持。因此，德国与俄、奥两国存在结成联盟的基础，其困境主要在于：德国需防止卷入俄、奥冲突之中。一般说来，这种同盟是难以管理的。基辛格曾对此评述说，唯有具俾斯麦那样意志力和手腕的政治家，才想出这样一种危险的结盟方法。
为了实现与俄国和奥地利结成同盟的目标，俾斯麦提出了一个在保守意识形态基础上结盟的原则。该同盟由三国的皇帝签字，维护的是君主之间的协作原则，标榜的是君王们的团结，而反对的是欧洲的革命运动和所有的社会主义组织，因此这个同盟也被人们称为新的神圣同盟。1873年10月，俾斯麦终于促成了俄、奥、德三国结成三皇同盟，实现了各自的战略目标，即德国孤立了法国，俄国加强了在中亚应付英国的能力，而奥地利则得到德国的后援来压制奥匈帝国境内斯拉夫人的解放斗争。然而，三皇同盟毕竟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参加国之间并无严格的互相援助义务。德国与俄、奥的保守王朝虽然结成了联盟，但是这两个盟国之间的矛盾却是根深蒂固的，因此该同盟并不能作为德国压制法国的屏障。这在1875年爆发的德法战争中明显地表现出来。
德法战争危机并非一场真正的战争危机，它其实是在俾斯麦的授意下，由德国媒体渲染出的一场战争危机，其原因是俾斯麦看到法国在普法战争后出人意料地实现了经济复兴、军队改革，以及法国国内复仇主义的高涨。俾斯麦的意图在于：一方面试探英、俄等国对待法国的态度；另一方面想借机恫吓法国，使之屈从德国的意志。但是，英国和俄国都明确表示不支持德国，特别是俄国反对德国的力度还相当大。俄国给外界造成“俄国是和平的保障者”的印象。英俄两国在这场危机中使俾斯麦蒙受屈辱，也使俾斯麦认识到，不仅三皇同盟无法保障德国压制法国，而且欧洲列强对德国的恐惧并未减少，所以必须找到把欧洲列强注意力从德法问题吸引开的新途径，只有欧洲大国不再关注德法矛盾，才能化解人们对于德国的恐惧和担心。
为此，俾斯麦采取“韬光养晦”策略。他认为，鼓励其他欧洲大国向欧洲边缘区扩张力量，是减少德国承受压力的途径；只有让列强在非洲和巴尔干去争斗，德国才能维持欧洲的均势局面。而巴尔干地区在1875～1878年间爆发的一系列危机则给俾斯麦提供了转移列强注意力的机会。在东方问题上，俄国与奥地利、英国等国的利益纠缠和矛盾发展错综复杂，难以解决。就在巴尔干的危机形势引起欧洲各国高度注意之时，俾斯麦于1876年12月5日在帝国议会发表了有关德国巴尔干政策的演讲，他说：“他不愿意建议德国以任何一种方式卷入东方事务中，巴尔干不值得牺牲一个波莫瑞士兵健康的骨头。”俾斯麦认为，只有不插手巴尔干事务，超然于列强的争斗之外，才能以平衡者的身份维持欧洲的均势。对于德国来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被占领土之间的纠葛关系，远不如德国同英、俄、一奥等欧洲列强关系重要，德国不值得去冒险。
然而，俾斯麦实施这样的战略却在国内和国际上承受着一定的压力。在国内，威廉一世皇帝认为“作为最有力量的信奉基督教的国家感到有义务反对和制止土耳其”。对此，俾斯麦不得不再次以辞职相威胁，迫使威廉一世听从他的意见。然而，更大的困难则来自盟国，俄国和奥地利由于过深地卷入了巴尔干危机事件之中，不断要求得到德国的支持，俾斯麦置身事外的策略实际上越来越难以为继。1876年10月1日，俄国沙皇甚至直接写信向德国皇帝询问，倘若俄国与奥地利发生战争，德国将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为了避免一场欧洲大国之间的战争和协调解决矛盾，1878年，俾斯麦邀请各国在柏林开会，力图在会议上扮演一个“诚实的掮客”的角色。柏林会议的召开确实避免了一场近东战争，可是俄国却觉得俾斯麦损害了其利益，是对俄国的“恩将仇报”，俄国国内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强烈要求俄法结盟以反对德国。柏林会议之后，三皇同盟随之解体。
这时，俾斯麦认为，走出两难困境的唯一有效途径在于精心构筑一个秘密的同盟体系，以使德国摆脱潜在的孤立状态，或者还能使德国控制其他国家的政策，不使其威胁欧洲的整体和平状态。俾斯麦首先争取与奥匈结盟。1879年1 O月7日，德奥签订了秘密的《德奥同盟条约》。主要内容是：一旦两国之一遭到俄国进攻，则另一国有义务进行支援；同盟一方若遭到俄国以外的第三国的进攻，另一方有义务保持善意的中立；条约有效期为5年，经双方协商可延期和修改。事实上，这个同盟条约成为德意志帝国此后的安全同盟体系中最为基础的条约，它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俾斯麦与奥地利结盟的战略目的是，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同盟格局，德国必须属于欧洲五强中三个结盟的那一方。如果俄国真的和法国结盟的话，那么德国、奥地利再把英国拉进来，则形成对俄法的多数；当然，德国和奥地利结盟也可对俄国造成威慑，迫使俄国接近德国。那样一来，德国就成为大陆联盟体系的中心。历史的发展表明，后一种情况成为现实。德奥同盟条约的签订，的确给俄国造成很大压力，于是俄国请求重新续订三皇同盟，并得到了俾斯麦的同意。新的三国协定规定，如果缔约国之一与第四大国作战，另外两个缔约国应保持善意的中立。与此同时，为了消除奥地利和俄国在巴尔干和近东的争执，德、俄、奥三国约定没有三方同意，不得改变现状。从性质上来看，虽然新三皇同盟不是一个军事同盟，但是它防止了俾斯麦最担心的俄法接近。
在俾斯麦的策划下，意大利于1883年与德、奥结成三国同盟。意大利向德国靠拢是在俾斯麦的战略布局之中的。早在柏林会议期间，俾斯麦就唆使法国和意大利争夺突尼斯，这既增大了法国的压力，又使意大利不得不寻求德国的支持。而当意大利接近德国之时，俾斯麦则要求意大利首先去和奥地利结盟，这样就解决了奥地利和意大利的领土争端，消除了德国的后顾之忧。同时，俾斯麦又通过奥地利同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结盟，把这两个国家也纳入德奥轨道。至此，俾斯麦在欧洲大陆精心构筑了一个庞大的同盟体系。这个同盟体系覆盖了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法国被彻底孤立了，俾斯麦主导着欧洲的均势体系。当时外交界流传的一句名言是“条条大路通向柏林”。
然而，俾斯麦建立同盟体系的基础十分薄弱，列强问互相猜忌，没有一个保持均势体系的共识框架。俾斯麦所赖以维持均势的方法只有秘密结盟、不断的谋略和高度不诚实的手法。1887年，三皇同盟因俄、奥两国在巴尔干的激烈争夺而无法续约，法国兴起的复仇主义浪潮又使法俄同盟变得极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俾斯麦又为同盟体系加筑了很重要的一块砖，即德国与俄国秘密签订了著名的《再保险条约》。条约规定德国将在俄奥战争中保持中立，而俄国则在德法战争中保持中立。虽然《再保险条约》未能从根本上改善俄德之间的矛盾，能否防止战争也未可知，但是对于德国来说，如果战争不得不爆发的话，那么该条约则会给德国带来一丝喘息的时间。在外交史上，《再保险条约》堪称俾斯麦玩弄两面派手法的经典，因为它实际上损害了其最亲密盟友奥地利的利益。在俾斯麦的同盟体系面临危机的时候，他用来消除危险和修补体系的这种方法，仿佛“走钢丝”一样：他精心策划了一场旨在吓唬法国人的战争恐慌，同时声称支持俄国在巴尔干的目标，然而又秘密地同第三国达成默契，从而使他对俄国的诺言成为毫无意义的空话。
就这样，俾斯麦在1890年离职之前，精心建立了一个蜘蛛网似的大陆同盟体系，惊险地维持着欧洲和平；但同盟国之间却彼此矛盾、相互掣肘。这个同盟体系是如此难以运作，以至于俾斯麦的继任者当中没有人敢于继续来玩耍这个“五球不落”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