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争当地区强国到跻身世界列强——日本帝国有限扩张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选择
从1868年明治维新到19世纪末，日本在“殖产兴业”的口号下兴起了产业革命，其综合国力获得了较大提高，基本上实现了民族自立、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发展目标。特别是在甲午战争前10年间（1884～1894年），日本经济在纺织业和运输业的带动下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铁路增长了6倍多，船舶（500吨以上）和煤增长近3倍，生丝和铁工生产指数增长近2倍。工厂数由1694个增至5985个，职工数由12300人增至400000万人。蒸汽机由409台增至1808台，增加了3倍半。自1878年至1892年，日本国民收入大约从每年6.59亿日元增长为每年7.97亿日元，每年增长约4.2%。到19世纪末，日本已基本实现工业近代化，仅用了30年的时间就走完了欧美六七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历程。国力的增强为日本实现国家战略方向的转换提供了基础。以1890年日本第一届帝国国会的召开为标志，日本抛弃了自明治维新以来所坚持的和平发展模式，实现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跨越，正式将对外侵略扩张列为国家的基本政策。从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是日本民族崛起的第二个发展阶段。这个时期，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目标是通过武力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由富国强兵转变为强兵富国，争做地区性大国，跻身世界列强。
一、“大陆政策”的形成
侵略性的“大陆政策”是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日本最高当局的基本国策。其核心内容是，以武力为主要手段，以沙俄威胁为主要对象，以朝鲜半岛为立足点，向中国东北地区和内蒙古地区扩张领土、攫取经济利益，并将该地区置于日本的政治控制之下。
“大陆政策”的思想根源可追溯到16世纪后期丰臣秀吉统治日本的时期。当时，丰臣秀吉处心积虑地要以武力在亚洲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大帝国，为此曾两度发兵侵略朝鲜。丰臣秀吉的图谋虽未得逞，但他的思想却为后来日本统治者及一部分思想家所继承。尤其是到幕末，当日本面临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时，一些人便在谋求“富国强兵”、解决民族危机的过程中，产生了“失之于欧美，取之于邻国”的思想。这种思想对明治政府的开国元勋山县有朋、木户孝允、岩仓俱视、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人产生了重大影响，构成了他们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将此作为谋求日本发展的国策。
“大陆政策”在明治政府初期即已产生。1869年讨幕战争尚未完全结束，明治政府内一部分人就提出了“征韩”主张。“外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时任日本外相的柳原前光上书说：“皇国乃绝海之一大孤岛，此后纵令拥有相应之军备，而保周围环海之地于万世始终，与各国并立，皇张国威，乃最大难事。然朝鲜国为北连满洲，西接鞑清之地，使之绥服，实为保全皇国之基础，将来经略进取万国之本。若使他国先鞭，则国事由此休矣。且近年来，各国也深知彼地之间国情，频繁窥伺者不少，既鲁西亚者，蚕食满洲东北，其势每每欲吞并朝鲜，皇国岂能有一日之轻却疏忽，况列强垂念之地焉。”明治政府的当权者在对朝鲜半岛战略价值的认识上，以及在侵占朝鲜这一总目标上是一致的，但对何时实施这个侵略却有不同看法，于是便产生了以岩仓俱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为代表的“内治派”和以西乡隆盛、板垣退助、副岛种臣为代表的“外征派”的争斗，最终前者占了上风。“内治派”并不是“不征”，而只是“缓征”，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因为当时新政权刚刚建立，面临最大的课题是巩固新政权的基础，没有力量来从事对外侵略活动。日本政府一方面大力加强军事力量的建设；另一方面在“征韩”上不是采取大规模的军事入侵，而是使用军事威胁与外交诱迫相结合的策略，以达到逐步蚕食朝鲜半岛的目的。
1882年7月23日，朝鲜大院君等利用人民反日情绪发动军事政变，驱逐日本人，清政府出兵镇压，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1884年，朝鲜再次发生内乱，亲日派独立党与亲华派事大党争权斗争愈烈，亲日派密约日本出兵，日遂派出200人，而清政府派出2000人，兵力处于劣势的日本不得不将部队撤出。在围绕朝鲜半岛与中国的争夺中屡屡失败，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军部，日本强烈感到大清帝国的军事威胁。自此，日本明确地把朝鲜纳入其对中国作战的战略问题来考虑a山县有朋在其《军备意见书》中提出，“欧洲各国与我国相互隔离，痛痒之感并不急迫”，与日本相对抗的中国才是日本的敌国，日本必须针对中国充实军备。为此，陆军提出扩军计划，要求在1885年前扩建28个步兵团；海军提出8年扩军计划，建造42艘主力舰。然而。日本政府当时在现实外交方面基本上仍坚持了和平外交政策。1882年，山县有朋在其《对清意见书》中提出4项政策方针：迅速建造装甲舰；在海峡造炮台，加强沿岸防御；对华外交保持和平方针；做好对清开战准备。随着军事力量的日益增强，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越来越大，最终形成了进攻亚洲大陆的总方针——“大陆政策”。其标志是山县有朋“主权线”和“利益线”理论的提出。
1890年12月，山县有朋就任总理大臣。他在当时召开的第一届帝国议会众议院上发表了施政演说，提出要“发展国力”和“伸张国势”，阐述了他的“主权线”和“利益线”理论，并要将此作为其政府的“施政纲领”，要求将政府预算支出的大部分用于陆海军建设。实际上，山县有朋早在1888年就已提出了类似的想法。1890年3月，他在《军备意见书》的基础上写出了《军事意见书》和《外交政略论》，交付阁僚传阅。山县在《军事意见书》中着重论述了欧美列强将在亚洲争夺的形势，并特别提到俄国的军事行动。他写道：“西伯利亚铁路加强了俄国内地重要地区与西伯利亚的联系，于太平洋沿岸开辟了交通之便，一朝东洋有事之日，俄国不出数日便可将其军队运至浦潮港（海参崴）。”山县在《外交政略论》中谈到同一问题时指出：“西伯利亚铁路已修至中亚细亚，不出数年，即可竣工，发自俄都，十余日便可饮马黑龙江。吾人须知，西伯利亚铁路完成之日，即是朝鲜多事之时，而朝鲜多事之时，即是东洋发生一大变化之机，而朝鲜独立之维持，有何等保障？这岂非正是对我国利益线最有激烈冲击之感者乎。”山县在这里提到的“利益线”，在其《施政方针》里作了充分的论述。他把本国疆域称为“主权线”，与本国主权线之安危紧密关联的地区称作“利益线”。他强调，在列强争雄的时代，“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否则，就“不可能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历史已经证明，这种“利益线”理论与帝国主义所奉行的强权政治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所谓“利益线”并非地理概念，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国家利益的不断拓展，利益线也在不断扩大，获取利益的斗争将永无休止。尽管当时山县的“利益线”仅仅是指朝鲜半岛，但随着日本商人脚步的延伸，其“利益线”不断扩大，终于一发而不可收拾，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之一。
二、穷兵黩武与聚敛横财
随着国家战略方向的转变，日本军队基本上完成了近代化变革。从1888年起，陆军实行编制改革，由国内警备型的镇台制军队向外征型的师团制转变。这种师团编制以大陆远征作战为想定，为日本的大陆政策的实施奠定了基础。1889年，海军修改舰队条令，由沿岸警备型转为外征型。与此同时，日本的军事战略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守势战略走向了扩张型攻势战略。从此，日本沿着对外侵略的道路一路狂奔下去。
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起至1937年扩大侵华战争，日本连年征战，极大地刺激了其国力的快速增长。1894年，日本出兵朝鲜，攻占平壤，同时对中国军队开战，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打败了清政府的北洋舰队。同年，日军侵入中国奉天省，占领大连、旅顺、海城等地。1895年，先后占领中国山东威海、辽宁鞍山、澎湖、台北、台南等地，迫使清政府签订《中日马关条约》和《辽南条约》，攫取巨额战争赔款。1900年，作为八国联军主力，出兵中国，镇压义和团，攻陷大津、北京，逼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获取巨额赔款，并获得在中国心脏地带的驻兵权，成立清国驻屯军。1904～1905年，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对沙俄宣战，打败俄军，从沙俄手中夺取了中国辽东半岛和东北南部的特权。之后，又将东北北部和蒙古东部纳入其势力范围。1914年，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机，以对德宣战为名，趁机出兵山东，攻占青岛，控制胶济铁路，取代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地位。1918年，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俄革命，并企图垄断西伯利亚市场、铁路和经济资源。1927年和1928年两次出兵山东。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全境，建立伪满洲国。1937年，制造“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
由于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的胜利，日本的国际地位得到根本改变，成为远东一霸，其列强化的国家战略目标初步实现。日本在战后获得了巨额赔款和前所未有的侵略特权，它攫取了台湾，可以据而南进；控制了朝鲜，可以进窥中国东北。日本资本主义由此迅速发展并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
甲午战争后，日本的综合国力登上一个新台阶。虽然随后在三国干涉下，日本退还了所占中国领土，但日本利用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迫使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其苛刻程度超过以往中国所签订的任何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共十一条，其主要内容有：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澎湖列岛，赔银两亿两，增辟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港，开辟长江及吴淞江航运线及承认所谓“朝鲜独立”等等。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第六条第四款：日本人得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工厂制造货物，运销内地，只按进口货例纳税，免纳一切内地税。
日本获得2亿两白银（合3亿日元）的战争赔款，成为日本向帝国主义迈进的原资。日本不仅利用战争赔款促进了军备扩张和产业革命，还利用巨额赔款作基金，于1897年实行了金本位制，提高了金，融地位。扩建铁路网，独霸台湾、朝鲜市场及部分大陆市场，扩大了产品销路。再次出现投资热，工业、交通、金融和贸易获得巨大发展，至1898年，纺锭突破100万支，机器纺纱占绝对优势。1900年，日本的缫丝生产占世界总产量的51.7%，进人世界纺织工业发达国家行列。在军事工业带动下，日本重工业也改变面貌，1901年最大的钢铁企业八幡制铁所投产，标志着日本产业革命已从轻工业领域发展到重工业领域。
如果说，中日甲午战争只是使列强开始对日本刮目相看的话，那么，日俄战争则使欧洲列强完全承认了日本的国际地位。通过日俄战争，日本列强化的国家战略目标得以完全实现。
战争胜利的直接成果是日本攫取了大片殖民地，霸占了朝鲜和中国的台湾及辽东一角，割取了库页岛南部。1914年，本土大约40万平方公里、5300万人口的日本，已占有大约30万平方公里、1920万人口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及日本对中国内地的经济扩张，对日本的经济崛起，发挥了重大作用。1906年，日本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这是日本对华扩张、在远东争霸的一项战略性措施。在关东洲（即中国旅顺大连地区）设立都督府，常驻一个半师团，统理军政并监督满铁业务。中国辽东一角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从1907年至1931年的24年间，满铁共付给日本政府红利1.45亿日元，另有公债金1.8亿日元。与此同时，其他财阀资本也涌人中国东北地区。中国的大豆、木材、煤、铁等物资源源流入日本，而日本的棉纱等商品则大量输入中国。至1914年，中国东北地区在进口额中，日本商品占60%；出口额中对日出口商品占85%。日本向殖民地大量移民，缓解了其人口压力。
战后，日本出现投资热潮。日本学者把甲午前后日本工业生产的变化称为“第一次产业革命”，或称“曼彻斯特式、以轻工业为中心的蒸汽力产业革命”，把日俄战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变化称为“第二次产业革命”，或称“伯明翰式、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电力产业革命”。日俄战争后，日本生铁产量增加3倍以上，钢材产量增加近4倍。机械工业取得较大发展。日俄战后10年，日本军舰自造率提高到80%。大量引进外资，英美借款源源而来，机械工业特别是母机制造工业的建立，是产业革命接近完成的标志。日本的产业革命大体从1883年左右开始，至1914年左右完成，凡30年左右。同一过程，英国花费了大约80年。日本实现产业革命的速度比英国快一倍多，比美、德、法诸国也快得多。从1878年至1912年，日本国民收入总额增长3.42倍，年度增长率平均4%左右。
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相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加为日本提供了大发展的绝好机会，是“天佑良机”。早在1887年时，日本军事家和政治家谷干城就说过这样一段话：“欧洲早晚必有干戈破裂，马蹄蹂躏中原之时期。我国固不应干预欧洲之变乱，但欧洲变乱之波及必甚广，由此必动摇东洋诸国，以致东洋亦发生兵乱……当此之时，我国若拥有坚固之兵舰20只，精锐之陆军10万，即可争衡于东洋，见重于欧洲。”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谷干城的预言终于成为现实。元老井上馨当即指出，“这次欧洲大祸乱，对于日本发展国运，乃大正时代之天佑良机”，必须抓住时机，“确立日本对东洋之利权”。于是，日本趁火打劫，以日英同盟的名义对德宣战，出兵中国山东，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日本资本主义获得了异乎寻常的畸形发展。由于战争，欧美商品退出亚洲市场，大量的军需订货使日本出口额猛增。出口总额1914年为6.32亿日元，1918年猛增至20.72亿日元。4年间，对外贸易顺差累计达14亿日元，加上运费、保险费等收入，共流入硬通货28亿日元，日本从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巨额利润还刺激了各种企业的发展。企业利润率从1914年上半年的14.8%，上升到1918年下半年的63.3%。其中海运、钢铁等获利巨大。工业生产指数如以1914年为100，1918年增至342.9.钢铁、造船、机械、电力、化学等都有突出发展。尽管战争期间发财的都是大资产阶级，绝大部分财富集中于少数垄断财团手中，并在战争结束后导致社会矛盾集中爆发，但国家总体财富却有了较大增长，日本的综合国力有了较大提高。
三、国际协调与利益平衡
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是日本综合国力快速增强、国际地位迅速提高的时期。日本的成功并非完全依靠的是武力扩张，其对国际环境及自身能力的清醒认识和恰当的国家定位，对于它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国家崛起的第二阶段，日本始终将国家目标定位在争做地区性大国上。在这一时期，日本只追求作列强的一员，并不追求将列强驱逐出亚洲。日本一方面对中、朝等亚洲弱国穷兵黩武、大打出手；另一方面在与欧美列强争夺的同时，尽力避免过多地触及列强的利益，以保持与列强的利益协调和平衡。正因为这种有限的战略定位，日本才能运用多种策略，有效地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时而强力出击，时而韬光养晦，巧妙周旋于列强之间。到20世纪30年代，当日本的战略目标扩大为争夺世界霸权，在亚洲驱逐一切西方势力时，这种策略运用优势就不复存在了。
甲午战争中，日本的目标是与中国清朝争夺朝鲜半岛的控制权，打破中国在东亚的优势地位。这一战略目标有利于西方列强对远东的渗透，因而，西方列强对于中日双方均采取了“协调”立场，基本保持中立。对于列强，特别是对于在远东占据优势的大英帝国来说，远东国际政治的力量均衡是最重要的，列强并不在乎是中国胜利，还是日本胜利，而只关心是否能达成力量均衡。在这种国际环境下，日本将战争的目标定位于列国力量均衡的框架内。
甲午战争中，当日军攻取海城、直逼山海关、北京门户大开之际，日本政府否决了前线军队提出的直隶决战计划，令军队转攻山东，占领威海，迫清政府议和。其主要理由是，进攻北京，“清廷震骇，暴民四起”，如果清政府崩溃，列国势必干涉，日本将战无所获。
日本在战前进行了多项准备，如大力宣传对清之战是“文明对野蛮”之战，以求得西方列强的支持；向英国保证不侵犯英国在华利益，以保证英国对日本的支持，等等。除英、俄之外，美、德、法诸国也都支持日本。因为西方列强将日本作为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的马前卒。日本获得任何特权，西方各国都可以凭借“最惠国条款”均沾其利。一国所得，诸国安坐而享之；一国所求，诸国群起而助之。战后，日本在强迫中国签订的《马关条约》中特别增添一条，日本人可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工厂制造货物，运销内地，只按进口货例纳税，免纳一切内地税。日本当时尚无资本输出能力。这一条款确属适应国际帝国主义的共同要求，具有国际贿赂性质。在谈判期间，日本通过英国报刊透露这一条款，以换取西方各国，特别是英国对日本的支持。
沙俄自始至终注视着日本与中国围绕朝鲜半岛的争夺。甲午战争开始不久，俄国外交大臣曾电告驻华大使喀西尼，强调俄国的任务“在于事件来日之发展，而不在于中国或日本对俄国之友善程度”，保持“将来之自由”。而日本也对沙俄的意图保持着警惕。时任外相的陆奥宗光曾说：“中日两国演此悲剧时，俄国始终隐现于舞台之一隅，为一演员而动作。”沙俄不能坐视日本独吞中国。马关条约签订后，俄国立即出面，联合德国和法国，迫令日本“退还辽东”。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的当日，俄法德三国即秘密协议，如果日本不肯交出辽东半岛，三国海军将切断日本的海上联系。日本审时度势，自觉以目前实力尚不足与三个老牌帝国主义抗衡，于是，明治天皇向陆海军发布诏令说：“国家前途，来日方长。”日本政府不得不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一片反对声中接受俄法德三国的退辽“劝告”。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后不久，俄国强租旅顺、大连。1897年12月19日，俄国舰队强行进驻旅顺，沙俄不费一兵一卒，成了“战胜者的战胜者”。沙俄势力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后，日本为暂避其锋芒，转而采取“北守南进”战略，把侵略重点放在中国南部。山县有朋在其《北清事变善后策》中提出：“先经营南方，再伺机与俄国交涉以达到经营北方之目的。”他说：“追两兔者，一兔不获。方今各国逐鹿支那，我先追南方一兔，捕获之后，再追北方一兔，亦未晚也。”山县主张在中国福建、浙江、江西夺取新的势力范围，“与台湾构成掎角之势，平时作为在支那内地经营工商业之据点，有事则可扼东亚之咽喉，制敌军之进犯”。日本的“南进”战略虽然没有完全实现，但成功地逼迫清政府承诺不向其他列强割让福建，并以廉价向日本提供大冶的铁矿石。
沙俄迫使日本退还辽东，在日本国内引起了一轮民族主义的狂潮。在“卧薪尝胆”口号下，日本统治集团制定了十年扩军计划，进行了以扩军备战为中心的“甲午战后经营”。陆军增设了6个师团，现役军人从7万人增至15万人，海军建立了“六六舰队”，舰艇总吨位由6.2万吨增至26.4万吨。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日本卷土重来，再次与沙俄展开较量。1904年2月，日俄战争在中国的领土上爆发，结果是日本取得了胜利。
虽然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它的战略目标是有限的。日本在战争中坚守了利益平衡的战略底线。日俄战争从外交战略和军事战略两方面来看，日本有两大制胜因素。一是巧妙利用了列强之间的矛盾。日本通过与英国建立军事上的防御同盟，将大英帝国拉到自己方面。义和团运动期间，俄国占领中国东北时曾宣布“仅为保护铁路，事毕即撤”，后来却拒不撤兵，并拒绝在八国联军谈判桌上谈判。沙俄企图独吞中国东北地区，招致英美等列强的不满，于是日本借机与英国缔结了针对俄国的军事同盟条约。条约规定，两国相互承认各自在中国及朝鲜之特殊权益，两国之中有一国因在华或在朝利益受侵犯而与第三者发生战争时，另一国应严守中立。若第三者超过一国，另一国应出兵援助。日英同盟的缔结，不仅阻止了俄国以外的列强对日本的干涉，而且还使他们成了日本的帮手，给日本战争指导者带来更多的自信与方便；同时，也给沙俄战争指导者造成心理影响，使其不断担心英国及列强会对俄进行牵制。战争过程中，日本4次募集外债，数达8200万英镑，绝大部分是在伦敦和纽约募集的。没有英美的支持，日本不可能进行这场战争。二是保持了外交战略与军事战略的统一。与甲午战争时一样，在决定缔结日英同盟及决定对俄开战时，在政府担任要职的都是明治维新的元老人物，他们掌握着国内政治的主导权，可以灵活地煽动、利用或控制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并有能力对大局作出冷静准确的判断。最高统帅部在战前制定作战计划时准确把握了南满洲的地理特性和俄军作战特点。日最高当局认为，开战前双方的态势对日本有利，但随着战争的发展，将对俄军有利，因为俄军拥有庞大的兵力。因此，日军采取的作战战略是：速战速决，以少胜多，将俄军驱赶至沈阳以北即可停战。
奉天会战后，将俄军驱逐至沈阳以北的战略目标已经达成。1905年3月23日，参谋总长山县有朋提出《政战两略概论》，对奉天会战后的形势作了分析，他指出：俄军虽然连受挫折，其本土尚有强大兵力；日军虽连获大胜，其兵力则已告罄。俄国将校损失不大，日本已损失大批军官，不易补充。如果继续打下去，“则以往之赫赫战果或将半归泡影”。英美等国支持日本是为了削弱俄国，并不希望日本过于强大，更不愿日本独霸远东，“英国一向作较弱的强国的朋友，是为了把较强的强国削弱到不足以危害英国的程度”。满洲军总司令部也认为停战和谈的时机已经成熟。5月，日本政府训令驻美公使请美国总统罗斯福出面调停，罗斯福欣然同意。和谈在美国朴次茅斯召开。俄国态度强硬，声称“不支付赔款，不割让土地”。日本没有要求俄赔款，只要求俄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独占利益，从中国东北撤兵，除辽东半岛外，东北的一切地方均交还中国，俄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和南满铁路及有关特权无偿转让给日本。
日本所坚持的国际协调路线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败是由美国的参战决定的。战后，国际事务的主导权逐步由英国转入美国的手中。以巴黎和会为起点，国际政治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旧外交向新外交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一方面极力维持其帝国主义的权益，一方面接受了以美国为主导的新外交。
巴黎和会上，美国威尔逊总统提出了14条原则，即“不合并、不赔偿、民族自决、禁止秘密外交、裁军”等。在这些新的外交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战后国际体制构想，体现这种新的外交理念的国际组织就是国际联盟。日本作为五大战胜国之一，成为国联的发起国和常任理事国。但是，日本加入国联并不是在充分理解国联普遍价值的基础上而加入的，而是遵从权力政治的理念，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加入的。日本的眼光只是放在地区事务上，企图通过参与国际事务，取得国际联盟内各国的信任，以便将来在中日对立中取得有利地位。就连提出协调外交的幣原喜重郎也说：“由这种圆桌会议决定我国之命运，实在令人讨厌。我们本不愿同意国联规约，但只能顺应大势。”日本从根本上认为国联只是欧洲的国际机构，日本只是从“大国”的角度加盟的。在日本看来，一战后建立的国际安全保障体系是西方老牌帝国主义对日本的制约。日本一方面参加到这个体系中来，一方面坚持自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