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经济学界继续围绕着产业组织、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进行研究和讨论，在某些方面有了新的发展，尤其是产业集群和集聚研究、模块化研究以及新兴特色产业研究成为最大亮点。
（一）产业组织问题
1.市场结构问题
顾丽英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产业组织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主要是形成了网络型寡占市场结构。寡头垄断企业垂直解体后形成以大企业为领导的企业网络群，全球主要产业的竞争格局不再是一个个一体化的寡占垄断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以寡头企业为领导的一个个企业网络群之间的竞争，当这种产业竞争格局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时，曾经主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支柱产业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逐步被网络型市场结构所取代。网络型寡占结构的出现，实质上是体现企业价值创造逻辑的变化。在全球性的竞争、快速变迁的市场和科技环境下，企业必须开拓创造价值的新模式，商业模式不断推陈出新，从价值链的分解和整合到创建价值星系等，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显示了极强的竞争优势和生命力。价值链的全球分解整合以及价值星系的出现标志着企业组织形态和价值创造机制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能够包办一切的一体化企业正在走向衰亡，单靠一个一体化的公司无法提供最吸引顾客的产品和服务，只有企业、顾客、供应商、联盟、合作伙伴一起努力，才能共同创造价值。企业首要的战略目标就是把相关的各种关系和经营系统重新排列组合，构建价值网络和加入价值网络。企业竞争优势的唯一真正来源在于构想出整个价值创造系统的能力。
产业进入壁垒是判断产业组织状态的主要指标之一。李平等采用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29个制造产业的系统数据，以新企业实际面对的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优势、绝对成本优势、技术优势和制度性壁垒等五个方面，加上规模比重法、数目法和利润法综合比较产业进入壁垒的高低，将29个产业按照所在产业壁垒的高低划分为高、中、低三类产业群。分析表明，我国制造业进入壁垒偏高的部门多为原料工业和对某些技术要求较高的制造品生产产业，包括：烟草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医药制造业7个部门。进入壁垒偏高产业的进入壁垒主要是政策性限制、技术优势以及规模经济性。进入壁垒较低的部门多为技术简单、平均规模较低和市场广阔的制造部门，如食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服装鞋帽制造业、塑料制造业、家具制造业等。这些产业大都是产业内企业数目较多，大企业所占比重偏小，产业利润率较低。
从生产商主导的纵向约束到零售商主导的纵向约束的变迁有着特殊的产业结构变化背景。汪秋明使用统一的分析框架比较了生产商主导的纵向约束和零售商主导的纵向约束下的方式手段、效率改进或反竞争效应、福利效果以及利益分配，并在评述国内外零售商主导的纵向约束的最新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了实现“加尔布雷斯假说”福利效果的两种思路。一是对零售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不加限制，那么零售商的买方垄断势力也就相应增强。但要注意，这同时也会引起零售商面对消费者的卖方垄断势力的增强，因此，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持零售商之间的竞争性就成为问题的关键。另一种思路是，限制零售商之间的兼并及集中度的提高，但同时促进零售商在批发市场上的联合。在这种情况下，面向消费者，分散的零售商不具有垄断势力，市场机制的作用会约束零售商的行为，而无需政府机构的过多干预。但此时分散的零售商在面向生产商时就处于劣势了，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众多的零售商联合起来。
2.企业行为分析
周波研究了知识交易的定价问题，在阐述了研究知识交易的意义和前提条件之后，根据供给者所处的市场类型不同展开了知识交易的定价分析。无论在何种市场，知识交易的价格主要取决于需求者对“待交易知识的效用评价”。在单边垄断市场，通过建立定价模型，显示出即便无法实施价格歧视，供给者仍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利；知识折旧模型反映了基本模型往需求方向的扩展，供给刚性模型则反映了基本模型往供给方向的扩展，揭示了知识交易以服务模式进行所带来的问题，而每一个扩展都试图逼近知识交易的某种现实。在双边垄断市场，讨价还价必定发生，这时知识生产的成本将进入交易的价格函数，扩展模型还显示了信息不对称如何导致交易效率和交易价格下降。差异化竞争模型揭示了知识交易的竞争本质上是质量而不是价格竞争或者产量竞争。在质量上，质量落后者必须以质量领先者为标杆。在价格上，质量领先者也必须考虑到质量落后者的价格。此外，他还揭示了效用不确定、效用动态性、信息不对称、交易方式多样性、非重复交易等知识交易特性对交易价格的影响。
双边市场是目前国内外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为产业组织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纪汉霖、管锡展研究了服务质量差异化条件下的双边市场定价策略。研究发现，垄断平台先提供高质量后提供低质量服务时高质量服务定价最高，并且平台利润相对于平台同时提供质量差服务时要高。在一个提供高质量服务的平台和一个低质量服务平台竞争中，高服务质量平台倾向于提高服务质量，而在一定条件下低服务质量平台愿意将服务质量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随后他们研究了提供质量差异服务的在位平台和提供单种服务的进入平台的“在位-进入”的情况，研究表明，两边用户之间的网络外部性强度、服务质量参数在对于进入平台利润的影响中均存在拐点，在拐点两边对于平台利润的影响是相反的，用户中的高端和低端的比例对于进入平台选择何种质量标准的影响最大。
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企业融合成为当今信息企业迅速成长的新途径、新模式，并影响着信息产业组织演变进程。陶长琪等选取企业绩效和企业融合作为协同发展程度的评价对象，通过建立信息产业组织演变的协同度模型，并以IT产业组织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揭示了企业绩效和企业融合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协同关系，并且呈逐年递增的趋势。
薛澜等从市场中两个不对称企业的角度出发，分析在单一价格拍卖和歧视性拍卖中，企业不对称性对合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两种拍卖方式下，企业的利润在唯一的对称单阶段纳什均衡中能达到最小最大。可以放松一些假设条件。首先，可以允许企业就不同的产出水平提交不同的报价。其次，可以放松市场是稳定的假设，认为需求在企业最后做出定价之前受到随机冲击。研究发现在单一价格拍卖中，市场冲击比在歧视性拍卖中更有利于合谋。在单一价格拍卖中，企业通过不对称竞价减少单阶段偏离的能力对合谋的收益产生了双重影响：对一些需求来说，可以通过对称竞价来提高合谋收益，而这同时也增加了企业在未来背离合谋的损失。再次，可以放松有关竞价者的假设。如在政府参与情况下，竞价者可能并不是风险中性，因此其目标可能并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社会福利最大化。最后，可以进一步讨论合谋行为是否会受到法律制裁的情况。
3.市场绩效问题
熊彼特假说与新古典学派在“垄断（竞争）程度影响创新”的研究领域形成经典争论，对此进行的大量研究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陈羽等在对已有实证研究评述基础上，重新探讨了实证方法论，并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以勒纳指数表示的行业市场竞争与创新投入之间确呈倒U型关系，而行业中的外资比重比国有比重更能反映创新投入的差异，这能从中国的制度变迁中找到解释。对于技术机会的衡量，该文沿用的固定资产项并没有起作用，面板数据的个体效应是对技术创新的更好注解，是否能够进一步对其分解或者形成规律予以解释，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周艺艺等分析了产品市场竞争度对企业最优研发投入的影响。企业最优研发水平取决于研发所带来企业利润的增量，产品市场竞争的增加会带来“竞争效应”和“模仿效应”两个效应。当产品市场竞争度较低时，“竞争效应”会强于“模仿效应”，企业最优研发水平会随产品市场的竞争度增强而上升；当产品市场竞争度较高时，“模仿效应”会强于“竞争效应”，企业最优研发水平会随产品市场的竞争度增强而下降。因此，企业最优研发水平会随产品市场的竞争度的增强先上升后下降，呈现倒“U”型结构。在动态模型的框架下，他们分析了无技术差距行业中的企业、存在技术差距行业中的领先者与落后者的最优研发水平的差异。当技术无限大时，不存在技术差距行业中的企业研发投入最多，存在技术差距行业中的落后企业的最优研发投入会高于领先者的最优研发投入；当技术无限小且产品市场非完全竞争时，不存在技术差距行业中的企业研发投入最少，存在技术差距行业中落后企业的最优研发投入会高于领先者的最优研发投入；当技术无限小且产品市场竞争时，不存在技术差距行业中的企业研发投入最多，存在技术差距行业中的领先企业的最优研发投入会高于落后者的最优研发投入。
李平等则从技术创新影响市场结构的角度来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他们提出了基于Nickell模型的动态分析框架，将创新对市场结构的影响分解为短期和长期两部分。利用1995～2005年间中国35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对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从短期看，创新加剧了市场竞争程度，主要体现为原产品之间竞争程度的上升，并且该竞争效应对市场结构的影响要大于创新所带来的垄断趋向。另外，创新对市场竞争的影响大大增强，与20世纪70年代的发达国家相比，此影响至少提高了3倍。但从长期来看，创新能够降低市场竞争程度。他们还进一步指出，短期内市场竞争的加剧主要表现为创新后，原产品之间的替代性增强。此外，他们还发现，市场规模和广告对市场结构有显著影响，市场规模降低了市场集中度，而广告提升了市场集中度。但是企业规模对市场结构的影响并不大。
针对当前较低的产业集中度已经成为制约我国钢铁产业发展的突出问题这一现实，戴魁早以探讨产业集中度与利润率的关系为切入点，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了我国钢铁产业的集中度与利润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我国钢铁产业的集中度与利润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在不同钢铁亚产业中两者之间的长期因果关系以及相互影响的程度和方向却存在差异。炼铁业、炼钢业和铁合金冶炼业等三个亚产业的利润率和集中度之间均存在双向的长期因果关系；而钢压延加工业仅存在从利润率到集中度方向的长期因果关系，这说明长期来看钢压延加工业的利润率提高是引导产业集中度变化的原因，但产业集中度的提高不是引导利润率变化的原因。另外，在炼铁业、炼钢业和铁合金加工业中，正向的集中度冲击产生的利润率响应为正，正向的利润率冲击产生的集中度响应也为正。但是，相对于国内外研究的一般结论——较高的产业集中度会产生高的利润率以及较高的利润率会强化产业的集中趋势而言，我国钢压延加工业的利润率与集中度的相互影响是反向的。也就是说，一方面，我国钢压延加工业的集中度的提高并没有发挥规模经济效应，钢铁产业中可能存在较多的政府行为；另一方面，我国钢压延加工业的利润率上升会促进潜在企业的进入，从而导致产业集中度的下降。
4.产业组织的其他问题
李建标等比较了产业组织理论不同研究范式的特点，讨论了实验研究范式的一般性框架和应用。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经济学/管理学实验研究范式，不仅将市场结构、交易制度、市场力、反垄断规制等因素框架在动态的具体的行为基础之上，而且最大限度地排除了传统的实证计量模型中所包含的未知影响变量。在实验研究范式下，已有的一些研究结论得到了证实（如完全竞争 双向拍卖；寡头垄断 明码标价）或证伪（如完全垄断和寡头垄断 双向拍卖；完全竞争 明码标价）；一些新的研究结果被揭示出来，如市场结构并不是市场行为的唯一因素，有时市场的交易制度会起主导作用等，所有这些得益于实验研究范式本身的比较优势。
向国成等通过交易风险因素来扩展杨小凯、黄有光的“斯密-科斯”模型，以分工演化为主线，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整合交易成本经济学、企业战略理论与规模经济理论关于中间性组织的思想，提供了一个基于专业化经济、交易成本与交易风险的统一的纵向产业组织理论模型。扩展了的“斯密-科斯”模型把上述理论各自强调的重点成功地整合到了一个理论框架之中，演化出自给自足、无合同市场结构、有合同市场结构、最终产品生产者享有剩余权利的企业结构和中间产品生产者享有剩余权利的企业结构五种基本组织形式。自从有了最终产品与中间产品的分工，人类经济的组织活动在物质形态上主要是围绕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分工而展开的，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并有了向商业化和企业化的发展。从历史角度来看，“斯密-科斯”模型在整体上反映了人类经济组织结构从自给自足向商业化与企业化演进的历史主线，并揭示了这一演进过程的内在逻辑：（1）中间产品的出现是经济组织向商业化、企业化演进的重要物质基础。如果没有中间产品的出现，没有迂回化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生产力很低，仅能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这时，人类社会就难以向商业社会转型。（2）存在专业化经济的报酬递增机制，是驱动最终产品与中间产品分工的基本动力。（3）交易效率的提高和风险防范机制的设计使最终产品与中间产品的分工得以实现。（4）产权主体在综合考虑专业化经济、交易效率、市场风险的基础上将选择最有利的组织结构，或市场化，或企业化，抑或自给自足。
覃家琦等对创业企业家关于个人独资制、合伙制、公司制等组织形态的选择行为进行了模型分析，他们认为企业组织形态的选择取决于企业家在融资过程中对权益结构（单权益或多权益）、债务责任（无限责任和有限责任）的选择。建立的模型表明，在多权益和负债条件下，企业家与外部权益投资者都倾向于选择有限责任，这意味着公司制成为各个股东之间博弈的纳什均衡。来自我国私营企业1989～2004年关于个人独资制企业、合伙制企业、公司制企业的经验数据证实了前述观点。
组织组系是产业组织演进过程中出现的特殊现象，它通过影响组织业绩、组织设立、组织成长和组织死亡等过程而影响产业组织的演化。彭璧玉认为组织组系由母体组织、后裔组织等行为主体等构成，在行为主体之间存在着资源转移和行为合作，这些因素会直接影响到母体组织和后裔组织的存活概率。在组织组系中，后裔组织数量确定机理和后裔组织规模确定机理决定了组织组系对产业组织演化的影响程度。
（二）产业结构问题
2007年对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以及我国的工业结构相关问题等几方面。
1.区域产业结构相关问题
根据“十一五”目标规划，区域产业政策的重点有二：一是切实推进产业发展的集约化步伐，限制各区域的中低技术维持下的粗放经营方式的平面扩张，各区域要形成自己的优势产业。二是集中力量调整好重大的产业比例关系，切实加强农业、林业和水利建设，重点发展交通运输和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对经济增长带动性强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某些行业。同时要实现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国际产业结构发展的对接，力争在一个地区使一两个新兴技术部门占据优势地位，为区域经济的稳定发展打下基础。从这一目标出发，国内学者做了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
根据SCP研究范式，市场结构一直以来是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核心。市场结构特征直接反映了产业的类别及其发展态势。对于区域性产业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罗建华等引入集中度离散指数与规模比重系数，在剖析区域性产业市场特征的基础上，从影响市场结构的主要因素入手对区域性产业与全国性产业进行对比分析，进一步认识区域性产业的本质特征，发现市场格局、竞争态势及进入壁垒等方面在区域性产业与全国性产业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针对区域性产业的宏观政策，他们认为应摒弃以往的“一刀切”，需要根据产业及区域市场的综合特征进行适应性调整。在区域性产业的宏观规划与调整中，国家应赋予地方政府或管理机构以更大的政策权力与调整空间。
关于区域产业结构差异，张平认为中国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动或升级，是改革以来推动全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由于资源禀赋条件和产业政策的影响，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在水平、效益、产业构成和工业布局等方面出现明显的差异。区域产业结构成长的动力来源于这些要素差异形成的地区利益差距：结构演进的结果是通过产业转移和区域分工，将地区相对劣势转变为相对优势。这些差异可以解释区域经济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提出了协调区域产业布局、协调地区产业结构和宏观产业结构关系的重要课题。一方面要通过市场机制和产业转移来调整地区产业结构；另一方面要对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调整。
推动经济发达地区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实现欠发达地区工业化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远没有达到预想的程度和效果。石奇等认为产业转移与欠发达地区工业化并不必然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国内区际产业转移与欠发达地区工业化的协调发展，既需要产业转出地的转移推动力，也需要产业转入地的转移拉动力，这表现为适合产业生存的产业多样性。产业转移可能在国内不同地区之间完成，也可能以国际转移形式完成。
刘志彪以长三角地区为例，研究了全球价值链中我国外向型经济战略的提升问题，他指出在加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长三角地区的外向化发展有形成新的“依附经济”的趋势，过度注重初级要素专业化的产业发展战略，有可能引发严重的产业衰退，以不适当的方式加入全球商品价值链，容易被锁定在低附加价值的低端路径，从而出现“贫困的增长”。摆脱依附性发展的关键，在于增加对产业部门的高级生产要素的投入，即要在产业生产领域增加知识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密集的高级生产者服务的投入，把价值链转化为具有促进产业升级功能的学习链和创新链。
章尺木等运用博弈论分析了在产业结构趋同条件下各地选择地方保护与合作的经济效果。结果发现：各省产业结构趋同并不必然导致地方保护。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各地政府如果放弃地方保护政策而选择区域经济合作，则不仅能提高自身利益获得更高的产出水平，而且能更加有效地降低本地产品的单位成本，提升产业竞争力，进而改善社会总体福利水平。并提出中央政府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政策能否成功，主要看地方政府是否积极响应。地方利益目标与中央提高整体社会福利、国家经济效益及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利益目标并非不能兼容。关键的问题是要满足完全信息这一前提，依赖于各地区之间信息的透明度和对称性。这就需要建立各省之间经济政策及其变化的信息交互机制，以促进各省区域经济技术合作的实现。
2.FDI与产业结构
刘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1984～2003年间我国合同利用外资额和三次产业工业增加值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三次产业工业增加值的提高都具有正效应。1992年前后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一、三产业工业增加值提高的影响显著不同，对第二产业工业增加值提高的影响则相同。并进一步指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分布严重偏斜加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偏斜。因此提出，我国应该积极利用外资政策，加大外商投资的领域，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的政策建议。
蒋殿春等应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分析了我国工业行业中内外资企业技术水平及发展趋势。结果表明，在绝大多数外商直接投资较为显著的行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技术二元结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居于行业内技术领先地位，是行业技术进步的主导力量，内资企业的技术则较为落后。内资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较快，因此这种格局在大多数行业呈逐渐弱化的趋势。但是在高技术领域，内资企业的技术赶超效应相对较弱，有的行业中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甚至进一步扩大，二元结构特征进一步强化。如何加快高科技行业内资部门的技术进步，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张倩肖使用我国2000～2003年201个四位码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借助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析了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的关系。结果显示，国内市场竞争程度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的重要变量。国内市场较高的竞争程度抑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地企业产生负技术外溢效应，促进了正技术外溢效应的产生。这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相同数量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和存在对不同国家、地区或行业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为提高我国利用外资质量、提升“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效果，政府在制定内、外资政策时，对于一般产业应维持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消除内外资企业之间的不平等待遇；对于新兴的幼稚产业，在WTO的框架内寻求合理的途径扶持本地企业的发展，为外商投资企业培养适当的本地竞争者，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正技术外溢效应的产生。
3.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调整与技术进步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依托，对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我国各地区发展尤为重要。2007年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有：
对于当前中国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及效益的关系，李金华认为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定律在中国只是部分地、阶段性地得到了验证，现代中国的主导产业是第二产业而不是第三产业，中国的产业结构还处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演变的过程中，中国重工业的效益优于轻工业，第二产业的效益远高于第一产业，中国绝大部分省市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是呈上升趋势的，但各地间的劳动生产率存在显著差异，未来中国产业的发展要受资源环境的严重约束，中国产业需要走节约型发展的道路，循环经济模式是未来中国产业发展一种可供选择的发展模式。
刘保珺对我国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成因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产业结构体现一个国家的生产要素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分配状况及其相互制约的方式，产业结构的转换对经济总量的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进行产业结构演变成因研究，需要把握整个经济的内在联系。并指出：若只为提高第三产业的结构份额而发展第三产业，会对第三产业的产出与结构份额产生负向影响。提高第一、二产业生产的社会化和专业化程度，是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服务业的重要前提条件。当期第一、二产业生产的社会化和专业化程度还不够高，是我国第三产业GDP结构演变趋势与一般规律相偏离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低效的根源之一。
程名望等的实证分析表明：1978年以来我国总体经济增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改革为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了条件，而城镇经济的发展则为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形成了强大的拉力，城市服务业成为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去向，正规工业部门和建筑业的发展虽然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有促进作用，但相对较弱。农村发展和城镇建设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共赢系统，进一步发展农业经济，使得更多的劳动力从农村解放出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使得第三产业能够吸收更多的劳动力，是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战略选择。
李小平等使用扩展的shift-share方法检验了中国制造业在1985～2003年的结构变动与生产率增长的关系。得出结论：制造业的结构变动并没有导致显著的“结构红利假说”现象。主要的原因是在制造业行业之间的资源配置中，劳动和资本要素并没有向高生产率的行业流动。出现这种要素配置的原因和市场的不完善、国内外的需求因素及制造业技术水平与技术前沿国技术差异较大有关，伴随着工业产品生产从一般消费品工业、中间投入工业和资本品及耐用消费品工业的依次递升，投入要素沿着这个阶梯依次转移就是结构升级的过程，并且这种结构升级将显著促进总生产率的增长。如何调整制造业的结构以增强其自身的竞争优势，并实现与生产率增长良性互动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杜宏宇对我国19个省的1993年和2004年制造业统计数据的对比发现，各地区技术进步类型呈阶梯差异，技术冲击、全要素增长与结构调整也对地区间总量增长和效益变化的差异性具有显著作用。并由此提出，改变我国制造业增长地区差距继续扩大的现实，欠发达地区必须加快经济转型与体制改革的步伐，进一步提高结构调整的速率，积极吸收东部地区与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和闲置资本。
赵蕾等使用1990～2003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方法考察了中国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变化状况，并进一步分析了中国服务业技术效率的收敛性。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技术效率呈逐渐上升的趋势，且东中西三大地区的服务业技术效率也表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但东西部地区服务业技术效率要低于中部地区；认为今后一段时期中国服务业进一步增长的空间和潜力仍比较大，要努力提高中国服务业的技术效率。加快服务业改革，提高中国服务业的运行效率，提高劳动力素质并调整和优化投资。
4.工业结构问题
陈仲常等通过对中国31个地区区位商的实证分析，证明中国的工业布局已逐步形成了“西轻东重、南轻北重”的新特点，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区域产业竞争力有明显向东部沿海地区聚集的趋势，对形成这一趋势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探讨，并对“国土均衡发展战略”作了新的反思。他们提出了对区域发展战略方面的政策建议：（1）在转轨时期区域发展规划要更加尊重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制度创新解决东中西地区发展差距问题。（2）区域发展规划要从结果调节向源头调节延伸，以资源配置作为调控的着力点。
陈勇等用数据包络法（DEA）计算并分析了1985～2003年间我国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实证分析了工业行业技术进步的转型特征。他们指出，1985～2003年间，我国工业行业技术进步总体上比较缓慢，没有成为推动工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技术进步趋势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点。中国工业经济转型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转型的效果在行业分布上不均匀。行业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转型特征，国有比重和行业集中副作用于技术进步。并提出促进工业技术进步的重点应该是扩大行业开放，开放的重点在于减少或取消国有比重高的重化工行业和公用事业领域的政策性壁垒。
齐志新等应用因素分解方法，计算了1993～2005年工业部门内部轻重结构变化对能源消费和能源强度的影响，研究表明：工业轻重结构的变化对工业能源强度和单位GDP能耗的影响小于部门强度因素，但近几年，重工业比例的增加对工业能源强度的影响很大，他们提出一个能源强度分析的框架，并得出，在短时期内，产品创新和附加值的高低是决定单位GDP能耗的关键因素，在长时期内，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也会有较大的影响。
何志强通过产业绩效计量模型研究发现，我国产业资本结构与产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且影响效果显著。产业资本结构与其他影响产业绩效的因素共同决定我国工业的绩效，且行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显著，正的行业固定效应在垄断工业行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表明一方面我国工业行业绩效存在行业垄断收益，另一方面正向增加的时间效应表明我国工业经济绩效持续改善。继续完善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体系是进一步提高我国工业行业绩效的重要途径。在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如何进一步防止行业垄断、促进行业竞争、提高行业绩效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三）产业政策问题
2007年理论界产业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反垄断相关政策、自然垄断行业规制，第三产业产业政策等方面。
1.反垄断相关政策
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颁布实行，理论界对此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
王俊豪等指出中国垄断性产业存在垄断二元性，即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同时又存在行政垄断的两重性，即合理行政垄断和不合理行政垄断。为从根本上打破行政垄断，要根据这种特征，制定有效的分类管制政策：首先实现政企分离，其次实行结构重组，再次进行民营化改革，最后引入激励性管制方式。
由于独占交易既可能具有效率原因，也可能会在某种情况下产生反竞争效应。侯强认为对独占交易的反垄断认定原则应采用合理推定原则，并提出了独占交易的反垄断检验规则，为独占交易反垄断立法和执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于左从企业集团的界定、性质和域外管辖权三个角度提出了企业集团所引发的反垄断难题。他指出，企业集团作为一种企业间组织，兼有“企业性”与“市场性”二重属性。企业集团的“二重性”是导致企业集团垄断行为隐蔽性和复杂性的根本原因，处理企业集团的反垄断问题需要准确判断企业集团行为属性。
孙康研究了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垄断分拆”对价格、竞争以及公司收益的影响，即通过对一个公司的产品空间进行分割来建立若干独立的公司，以及在同组产品完全互补，跨组产品存在一定程度（但非完全）替代的情形下，分拆是否能够实现打破垄断、降低价格、提高消费者福利等社会目标。研究得出：当跨组产品之间的替代性较弱时，“强制性垄断分拆”的不利影响较小当产量的增加占主导地位时，“强制性垄断分拆”不仅不会影响公司的收益，甚至可能增加公司的收益。并指出中国电信业的案例研究支持模型的基本结论。
2.自然垄断行业规制
我国目前自然垄断产业的产权结构从整体上看仍以国家所有为主。这种国有独资或者是国有一股独大的产权结构模式制约了自然垄断产业企业治理机制的完善，使得产业效率提高和社会公平的改革目标无法真正实现，也不利于我国自然垄断产业改革的继续深化。
就此问题，林木西等指出研究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改革，零交易成本框架存在片面性，需要引入正交易成本方法作补充。在正交易成本框架下进行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改革研究，建立适宜的规制制度能够降低企业之间、企业与行政机构之间的交易成本，促进规制改革顺利进行。
戚聿东等提出，现阶段我国自然垄断产业产权改革的主要措施和重点应该是实现我国自然垄断企业产权结构多样化。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最为可行的方法是推动自然垄断企业上市使产权多元化，允许民间资本或国际资本购买比例比较大的自然垄断企业的股份，减少国有股份的数量。在产权改革中，必须事先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法律机制来控制这一改革过程，并尽量控制这些企业的股份向单个股东过度集中。同时指出，国有企业产权多样化的方式适合于电力、电信、铁路等需要初始投资大的企业，而就自来水这样的行业来说，允许私人资本直接建立企业来提供这方面的产品也是一种方法。
石涛从报酬变化规律视角研究自然垄断产业的规制问题，认为报酬递减规律和报酬递增规律共同存在于自然垄断产业发展过程中，并对自然垄断产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进而引发了相应规制的差异性。对前者而言，应以限制性规制为主，在避免因无序竞争而带来的负外部性扩大的同时，确保要素得以充分利用。对后者而言，应以激励型规制为主，以放大报酬递增规律带来的正效应。
王斌等针对我国电信市场的行业特征，从动态的观点来量化考察企业之间的博弈行为和最终达到的消费者福利水平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构建了一个N次多期迭代的基于随机试验的模型，通过求解各期的均衡状态，模拟政府管制政策影响下的市场演化，来寻找市场的演化路径，由此发现在不同的管制政策下，市场会呈现出不同的演化结果：以提高分配效率为目的的价格上限在市场充分竞争的条件下可能损害消费者长期利益；潜在的价格下限管制保障了弱势企业的生存空间，并以促进竞争的方式提高了消费者福利。
李荣华等从分析“瓶颈”垄断和市场势力两个方面对我国电信网间互联的影响入手，研究政府如何完善电信规制、实施有效的电信网间互联监管，以实现有效竞争的目的。“瓶颈”垄断和市场势力给主导运营商制造网间互联障碍提供了更加方便的条件，使其在网间互联的接入价格、技术标准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市场势力，弱势运营商容易受其“揉搓”。只有再造网间互联规制，强调拥有“瓶颈”垄断设施的主导电信运营商不得拒绝竞争者进入其设施，继续实行不对称管制，采用抽签等方式处理互联争议，通过必须的重复建设扶持壮大弱势运营商或新运营商，进行公司重组、实行全业务经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网间互联问题，实现有效竞争，增进消费者的福利。
赵会娟以我国电信管制改革实践为对象，运用1980～2005年数据，建立基于消费者剩余的电信管制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管制的资费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自2000年以后我国电信资费总体水平下降幅度明显增大，放松管制是我国电信改革的基本方向。
对于电信网络外部性问题，陆伟刚、刘志阔区分了网络效应与网络外部性，为网络型产业的合理管制路径提供了一个基础外部性视角的理解。提出在强网络效应下，运营商数量越少则社会净福利越大，最优市场结构为独家垄断，而现实的电信改革是进行市场分拆，这样和网络外部性的原有理解是自相矛盾的。对于网络效应造成的外部性和通话外部性主要是通过对网间结算和资费结构的管制来消除这种外部性，而对于基础网络引起网络外部性应通过权力边界的明晰来解决。
石良平等从价格水平、价格结构、行业利润、企业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五个方面对我国电力行业的规制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规制制定了合理的价格水平和价格结构，改进了电力行业效率，但在规制垄断利润和制止AOJ效应方面仍未成功。
吴一平采用中国1998～2003年29个省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估计法，从需求的角度探讨规制分权化对电力行业发展的影响。以通过扩大样本容量进一步增强理论命题的可靠性。结果表明，规制分权化没有产生正面效应，导致规制低效率，降低社会福利水平，并由此提出要通过必要的制度设计以减少合谋。
3.第三产业产业政策
服务业是一个经验品市场，针对这一市场的特殊性，姜长云指出，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将完善监管与推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和民营化结合起来，积极支持行业协会发挥其重要作用，发挥其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引领带动和行业自律作用，加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规划布局工作，健全其财政支持机制，拓宽其融资渠道，因地制宜地提高地价，适度降低生产性服务业的单位土地投资强度标准和用水及能源的价格，并强化其人力资本支撑。
陈艳莹指出，买方互惠行为的缺失与锁定行为的存在都会促使卖方降低服务的质量，进而导致服务业市场萎缩，社会网络会进一步强化这种影响。从更加微观的研究视角，根据服务业产出的经验品性质，在考虑社会网络的基础上，分析买方行为对服务业绩效的影响，并指出，要从根本上推动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对现有的产业政策进行调整，通过适当的措施鼓励买方的互惠行为，消除锁定行为，尤其是避免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导致锁定行为。同时，社会网络的培育是一个长期的复杂工程，社会网络的作用主要是加速信息的传播，在短期中，政府可以在服务业的产业政策制定中强化服务企业质量信息披露制度，同样可以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四）产业集群及相关问题研究
产业集群理论应该是集群理论、企业成长理论与产业组织理论等多方面理论、多种视角的新的综合。2007年理论界关于产业集群问题主要围绕着产业集群内涵与机制、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及产业集群与全球化等问题展开。
1.产业集群内涵和机制
如何打开集群中企业，特别是核心企业活动的“黑箱”，探索集群中核心企业的成长及其资源、能力的形成与演进及其相应的战略行为，特别是超越本地集聚的战略行为是如何逐渐影响集群向战略性网络转型，并参与到整个产业（行业）领先者竞争的重要作用，显然是很有意义的。对此，项后军提出集群研究不能还是继续在整体层面上就集群论集群，对集群的研究，需要从集群层面上重新回复到企业的层面上来。他针对企业与集群相互关系的新发展分析指出，集群既不是毫无意义，但也绝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它只是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在特定的阶段有其特有的竞争优势和竞争能力，因此，既不能抹杀其贡献，也不能过于放大其作用。要构造一个既能解释集群的演进，又能解释企业的成长，更能解释企业、集群、产业三方互动的统一的新的研究框架。
罗来军等针对内外资产业集聚关系问题展开研究，结果表明：外资企业、港澳台企业及国内企业在同一产业中出现相同的集聚特征，国内企业集聚较大的产业，一般外资企业和港澳台企业也具有较高的集聚。同时，在地域的集聚上，外资企业、港澳台企业和国内企业存在差别，外资企业和港澳台企业在地域上有较高的集聚度，而国内企业的地域聚集度较低。国内企业的集聚空间分布与资源空间分布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而外资企业、港澳台企业不像国内企业那样明显地依赖资源优势进行集聚。因此应避免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分割，以便实现我国企业的更优集聚和减少重复建设，应根据综合因素来实现最优或更优的产业集聚和空间集聚，这样更有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整体布局和发展。
石灵云等探讨了中国产业集聚的外部性机制，并由此系统地对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与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不论是静态的影响，还是动态的作用过程，外部性在产业集聚中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从静态角度看，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都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动态角度看，产业专业化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业多样化在统计上不显著。并由此提出，要大力推动地区间的一体化进程，将目前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转移到某些中部省份，以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张杰等认为，产业技术轨道的缺失与低端循环锁定是形成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内自主创新动力普遍不足和产业升级能力缺乏的关键因素。在模块化条件下，产业集群竞争优势更主要体现在产业技术轨道的主导权与控制权方面。他们通过构建产业技术轨道的相关分析框架，解析了转型背景下影响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内产业技术轨道生成与衍化动力的制度、技术、产业特征、外向关联度等方面的关键因素，指明主企业领导型企业网络对现阶段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内产业技术轨道生成与衍化的重要推动作用。雁阵式、辐射式与中介式技术转移扩散平台模式对促进我国传统型地方产业集群产业技术轨道的形成具有现实作用。这为理解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内自主创新动力获得、产业技术轨道升级以及集群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提供若干基于中国实践的独特视角。
我国的产业集群发展中面临着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的问题，张魁伟等通过分析产业集群的社会资本的类型和特征，探讨产业集群的社会资本的积累、复制和流动，产业集群的社会资本的信任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和交易费用降低机制，指出社会资本运行机制对于提升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产业集群的社会资本运行机制为我国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能更好地推动知识共享的区域学习机制和降低区域内社会交易成本，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形成良好的资源配置绩效和创新绩效。
近年来，有关信任及其作用机制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但对于集群内企业信任机制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刘友金等引入行为生态学方法，从种群互相回报式合作行为及其产生条件这一新的视角探讨产业集群中的企业信任机制。通过构建种群互相回报式合作行为博弈模型，得出结论：种群互相回报式重复博弈使得守诺成为种群进化稳定对策，这构成了集群内企业信任机制产生的重要内在动因；集群内的“社会实施”有效地限制了企业的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为信任在集群企业内的产生和维系创造了外部约束条件，从而揭示了集群内企业比分散的单个企业有更高信任水平的原因。因此，构造产业链，提高产业集群内企业之间分工与合作关系，有利于强化集群企业的信任基础；努力培育集群合作文化、诚信文化，发展网络关系，有利于形成有效的应对企业道德风险的“社会实施”机制，要建立良好的企业信任关系，从而提高产业集群的效率和提升产业集群的竞争力。
2.产业集群发展
产业集群发展要经历萌芽、成长、成熟和升级四个阶段，产业集群在成长过程中，决定其成长的内在机制是自身的竞争力。国内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做了大量深入地研究。
姚建荣等从协同商务的视角研究了企业集群，创新性地提出了企业集群的协同商务平台模型与协同商务框架体系机构。认为通过构建企业集群的协同商务平台可以充分发挥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基于电子商务网络形成集群企业与集群协同机构之间的从运营到战略层次的全方位协作互动，将有利于其释放内在的集群效应，进一步提升其竞争优势。
臧旭恒等提出了产业集群租金的概念，并认为产业集群起因于生产要素对产业集群租金的追逐，生产要素可以通过地理上的邻近、组织上的接近和社会关系的亲近来实现更大的生产力，借助于产业集群获取租金。租金的耗散导致产业集群的衰败。随着产业集群租金的主要来源由产业租金、地理租金向组织租金演变，产业集群从非正式产业集群向有组织的产业集群、创新型产业集群演进。创新尤其是革命性的技术创新，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的路径。可持续的产业集群租金是在经济非均衡状态当中通过创新实现的。降低市场进入壁垒和地区市场分割，减少地方本位主义的行政干预，可以促进集群的成长。各地发展产业集群必须与当地社会经济条件有机结合，重视地理租金的作用，同时要积极促进组织租金发挥作用，并引导产业集群向创新型集群演进。
张杰等通过构建一个空间动态博弈模型，考察了集聚视角下领先企业与跟随企业间的多维技术溢出效应对双方企业创新动力的影响，发现在单向溢出效应和双向溢出效应不用情形下，对企业创新动力的激励有着根本不同的表现。由此引申到对“小企业群生型”和“主企业领导型”企业网络模式的不同创新绩效及产业升级动力模式差异的解释。指出，主企业领导型的集群分工模式对于改变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内，普遍模仿和跟随行为盛行所导致的“集群创新动力缺失”困境以及产业升级动力不足，可能具有内生推动机制与中国现实制度环境约束条件下的重要作用。改变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内普遍模仿和跟随行为所导致的“集体创新能力缺失”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变集群内企业分工的横向相互依恋，形成以核心企业为主导的产业链或生产链的纵向分工网络群落，进而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内创新动力机制和升级能力的内生获得难题。
杨蕙馨等以企业集群的演进为切入点，借助生态学中生态位的相关理论，分析企业在集群中结构位置的不同对企业成长的不同作用，探讨企业优势生态位与企业成长的内在机理，提出企业生态位模型，构建企业优势生态位，指出企业集群中企业的生态位决定企业的“态”与“势”，进一步决定企业成长。企业成长不是一个静止的点，而是“态”与“势”相糅合的动态综合性成长，其实质是使企业的环境适应能力得到提升和飞跃。因此，集群中的企业应根据集群整体以及企业自身的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资源环境特点来选择不同的发展重点和不同的发展途径，建立适合自身的最优生态位，获取持续成长。
孙晓华等从动态经济系统视角提出产业集聚能力的概念，结合集群生命周期各阶段的特点及影响要素的系统分类，提出产业集聚能力识别的“三重螺旋”模型，构建包括资源状况、硬指标、软指标和市场特征等四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阐明其在产业集群持续成长过程中的核心作用。指出应以政府政策引导、合作网络建设和重点企业培养为主线培养产业集聚能力，发挥主导作用，不断提升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
王静华从地方根植性角度分析了产业集群的衰退机制，他认为地方根植性是组织惯性的一种演进，是组织惯性势能的续存状态。地方根植性虽然可以对产业集群的兴起和发展起极大促进作用，但也可能成为产业集群发展的羁绊，由组织惯性发展形成的地方根植性的存在是导致产业集群衰退的重要原因。在我国，某些地区产业集群发展已趋于成熟，若地方企业和政府仍然只沉迷于地方根植性给其带来的繁荣而不关注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及时调整和提升地方产业集群的产业层次或发展方向，则在今天经济日益国际化，国际、国内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集群将很容易从兴盛走向衰落。
3.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低成本的要素驱动阶段和高增长的投资驱动阶段，产业的集聚发展、创新体系发展以及区域经济发展逐渐成为新世纪产业发展的主流，国内学者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剖析产业集聚带动区域经济增长面临的问题，旨在促进产业创新升级，让新一轮的产业集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王云平指出，产业集群影响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体现在主导产业选择、主导产业兴衰等方面。基于集群视角的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形式主要表现为产业价值链的整合。具体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依靠内部集群动力机制，整合集群价值链；另一种是依靠外部力量，嵌入外部价值链。为此，要通过完善产业集群治理机制，加快区域产业结构调整。
张昕等以我国的医药制造业和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为例，在知识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引入空间计量模型，对制造业生产行为聚集所产生的各类知识溢出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分析和测算。结果显示：知识的专业化溢出对两类制造业的区域创新存在积极影响，多样化溢出对医药制造业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为正，对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影响为负。各类知识溢出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行业间差异和国家间差异。因此，建立良好的促进知识流动的环境，将会在研发资源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创新资源的使用效率和区域创新产出水平。提高区域创新绩效绝不能只考虑区域自身，还要和周围区域建立良好的信息交流、人员流动等和谐关系，这将有助于区域创新绩效的提高。在我国，适当促进企业间的收购、兼并和大企业的成长和发育，进而提高产业集中度，并规范产业内竞争秩序是提高区域创新绩效的重要前提。
徐胜提出产业集群是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载体，从某种意义上又构成次一级的区域创新体系，成为规模变小的区域创新体系，产业集群已成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基础和活力所在。按照区域创新体系的理论，产业与区域创新环境的整合度越高，越利于产业和区域的发展。因此，建设区域创新体系的关键是促成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制度条件。
王业强等对影响我国产业地理集中的决定因素建立了一个基于产业特征分析的空间竞争理论框架，并对1995～2003年间中国28个两位数制造业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检验，得出我国产业地理集中的决定因素主要由产业的技术偏好、市场规模和产业关联等因素推动，劳动偏好特征导致产业的扩散，规模经济特征的作用效果不明显，规模经济特征一方面限制了产业空间集中，另一方面又阻止了产业的扩散，但总体来说，具有微弱的推动产业地理集中的趋势的结论。并提出要打破地区性的行政分割和行业垄断，引导沿海制造业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推动制造业向优势地区集中，加速建设新的制造业带和工业走廊。
冯薇指出产业集聚具有拥挤效应、锁定效应和环境负面效应等三大区域负面效应。我国产业集聚系统这种种困境，归根结底就是维持系统的新陈代谢、吐故纳新功能出了问题，低嫡不足而高嫡有余，新的有序态无法形成。这种现象也足以说明倚重“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已不适应发展的需要，依靠自主技术创新必将成为产业集聚系统跃升的建设性力量。
4.产业集群与全球化
产业集群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可以不断提高竞争力，并促进产业升级。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产业集群对某一地区乃至一国的竞争力的提高有非常大的作用。但同时某些地方产业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所呈现的负效应也不容忽视。为了克服这种情况，产业集群不能在封闭和孤立中发展，而必须积极加强外部联系，在升级中求得发展。
卢洋等指出产业集群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对克服集群负效应，推动集群向附加值更高的环节升级或是跃迁起到积极的作用。与国外企业相比，我国企业的优势主要集中在土地、劳动力等廉价生产要素方面，以加工制造见长，但这些都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是附加值很低的环节，与发达国家或地区企业的优势相比竞争力很低，大部分的优势都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因此加入全球价值链，依靠特定环节的竞争力赢得在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的位置，是现阶段我国产业集群和企业升级的关键。
王益民等指出，需要在借鉴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的同时，把研究视角逆转过来，重新强调当地供应商及当地产业的本体地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跨国公司战略与当地集群复杂互动关系如何推动全球价值链及其治理模式的形成与演化过程。全球生产网络中战略隔绝机制的存在，使得依托跨国公司战略空间集聚效应所形成的产业集群具有内在的封闭性，由此导致当地集群的“升级悖论”，即集群内企业沿某一特定产品-技术路径升级越快，当地根植性与当地产业关联被弱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全球生产网络作为潜在的“知识载体”对于当地产业升级的重要价值，归根结底取决于当地企业与跨国公司能否在产业价值链的更高层面形成关联。并指出，当地供应商只有在成功地发展起自身能力基础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吸收全球生产网络中旗舰企业所扩散的知识。
5.产业链研究
近些年来，国内的研究文献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产业链”。产业链作为介于企业和产业之间的“夹层”，应该是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由于对产业链特性认识不清，产业链的研究总是出于夹缝之中，依附于产业或企业的研究。邵昶等把产业链的性质同“光”做对比，他们认为正如光既不是“波”也不是“粒子”一样，产业链实际上是一个具有“波粒二象性”的特殊产业组织。它的结构也不是通常的产业纵向关联形式，而是类似“波尔原子”结构式的企业关联状态。这种特性和结构就决定了产业链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整合产业链，完成产业创新和实现产业价值。解决的主要思路就是根据产业链的“波粒二象性”来调控产业链间的企业关系，促进产业链条的优化。特别是在企业之间形成“量子纠缠”，推动“量子跃迁”。“量子纠缠”是为了无形“隐形知识”在产业链条中的“隐形传输”，“量子跃迁”是为了有形“中间产品”在产业链条间的“显性传输”。产业链整合的过程也就是“波动性”和“粒子性”相融合的过程，产业链整合的表现形式就是企业在轨道上的不断运动以及轨道自身的演化过程。产业链整合的主体是政府和企业。
吴金明等则把产业链分为产业“龙头”、产业“七寸”和产业“配套”三个环节，与此对应，形成了各具特色与功能定位的“龙头企业”、“核心企业”与“关联企业”及其在产业链培育中的“需求拉动”、“创新驱动”和“传导”三类机制。就产业链的培育与创新而言，与产业“七寸”和“龙头”环节相对应的核心企业和龙头企业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一国或区域的产业是否具有核心竞争能力完全取决于其是否掌控着产业的“七寸”和“龙头”环节。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是通过产业技术的三类创新（“龙头企业”的集成创新、“核心企业”的原始性创新以及“关联企业”的引进创新）和品牌创新，培育、打造“核心企业”与“龙头企业”，提高对产业“七寸”与“龙头”环节的控制力；产业链的创新与升级是三类技术创新方式有机整合的结果，实现产业链创新与升级的关键是围绕产业“七寸”与“龙头”环节，抓原始技术创新与集成创新。
通过吸收外来投资，发展当地配套企业及企业网络，以代工方式切入全球价值链，被视为是发展中国家在新的全球化格局下实现工业化道路的有效战略。全球价值链的分离与整合，形成发展中国家代工者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或国际大购买商四种现实对接关系集合。刘志彪等提出俘获型网络治理关系成为发展中国家在现有的国际贸易格局下不得不接受的既成事实，由此造成发展中国家的代工企业无法实现功能升级与链的升级的高端价值链攀升过程。俘获型网络的产生源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具有的技术势力和国际大购买商所具有的市场势力，因此，发展中国家摆脱全球价值链背景下被俘获关系的出路在于基于国内市场空间的国内价值链的培育。从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比较视角出发，他们探讨了构建发展中国家国内价值链的内在决定条件以及由国内价值链向全球价值链转变的可行路径，并据此提出中国代工企业如何在国内价值链条件下消除由俘获型网络向均衡网络转化中的障碍因素，以及相应可实施的四种策略选择，即：势力抵消策略、反“梯子理论”策略、“市场创造技术”与“市场换技术”策略的平衡以及“决胜于国内，决战于国外”策略。
魏后凯考察了大都市区面临的种种冲突尤其是产业冲突问题，揭示了新型区域产业分工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基于产业链分工的大都市区冲突管理思路。他认为，在区域竞争与合作的过程中，推进形成一体化的新型产业分工体系，是消除和缓解大都市区产业发展恶性冲突的有效途径。张利庠以我国饲料产业为例，运用产业组织理论和产业链整合理论，分析了我国饲料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组织结构，并构建了一个基于联动优化的产业链框架。研究表明，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和产业链理论本质上是静态的分析，忽视了企业内部组织、产业环境和国情状况等外部因素的作用，无法解释市场竞争并未提高产业集中度等一系列现象。提高产业竞争力必须引入产业政策和国情因素等社会因素，建立现代产业链提升行业集中度，注重以产业环境、顾客价值和国情因素为逻辑起点建立基于环境与企业能力不断联动优化的一体化产业价值链体系。
6.模块化研究
模块化是产业集群发展的“秘籍”和演进的主流趋势，对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由于产业集群的发展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和激烈的竞争，模块化过程中也隐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张祥建等从模块化的微观结构出发，分析了产业集群模块化过程中的相关风险，主要包括兼容性风险、网络性风险、生态风险、信息风险和锁定风险，这些风险影响着模块化产品的市场结构和收益特征，阻碍着产业集群的升级和繁荣。因此，在产业集群模块化过程中，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来控制和消除风险，降低其危害和影响，进一步促进价值模块整合和产业融合，以营造一批强大、集成、灵敏的模块化产业集群。
巫景飞、芮明杰采用解释性案例研究方法，对计算机产业从大型机时代向PC机时代的演进历程进行了考察，从企业层面对产业模块化的微观动力机制进行探索分析。他们认为，企业间竞争而激发的创新行为是产业模块化的主要驱动力量：（1）产业演化初期，有实力的在位企业会通过激进式创新，完成产品从一体化向模块化的转换；（2）在此背景下，新进入者会从“低端价值模块”进入，采用模块创新策略逐渐瓦解在位企业所垄断一体化的价值链；（3）新进入者也会利用破坏创新技术，采取“低端客户进入”与开放技术标准等策略，来破坏在位企业的竞争优势，加速产业模块化。产业模块化是一个复杂的共同演化进程，在此过程中，产业标准逐渐形成，产业组织从一体化走向模块化，产品从单一化走向多样化，客户从小众市场走向大众市场，各种制度安排也会随之出现，“市场厚度”逐步加深。
胡晓鹏从组织结构演变的角度出发，通过对组织结构的重新划分，构建出一条“组织结构——知识积累——组织创新——组织绩效”的研究路径，并将重点放在网络型组织结构下的模块化创新效应问题上。他认为，对于那些生产技术复杂和工艺流程繁琐、且产品可以进行模块化分解的生产体系而言，网络型组织结构是最为有效的组织结构。在这种组织结构中，各模块企业之间并没有上下级关系，而只具有横向的联系。从创新的角度看，网络型组织结构的最大益处就在于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产品创新的模块化效应，而所谓创新的模块化效应就是指在网络型组织内，通过模块制造企业与模块体系化企业等多类型的企业并行创新，并通过标准界面实现企业间合作的创新形式。
李海舰等通过引入“产品价值网络”的概念，运用价值模块化工具，构建一个兼有多个价值网络、多个市场、多个产业的DIM解释框架，以推动单维的SCP范式向多维的DIM范式转化，以期从立体多维层面实现对现代企业组织结构、行为、绩效的更为全面的研究。从模块化视角，通过对产业链的技术模块化分解和对价值网的组织模块化整合，可以实现产品内分工与价值网络的结合：用模块指代特定产业链阶段或价值创造环节；用规则设计商指代虚拟网主企业、标准制定企业；用系统集成商指代最终产品集成商；用模块制造商指代节点企业、中间品企业。在他看来集合SCP的DIM范式能够适应“模块化”环境。微观经济组织的模块化变革动摇了传统产业组织研究范式的微观基础，与“跨市场”、“价值网络”相结合，“模块化”强调了各企业模块、价值模块、功能模块之间的交互关系。得益于DIM框架对单一市场、原子企业假设的突破，DIM框架中的SCP范式能够实现对基于模块的企业间竞合关系、“背对背”式竞争、“锦标赛”式竞争等新的竞争方式进行全面分析。
（五）创意产业问题研究
创意产业是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强调创意对经济的支持与推动的新兴理念、思潮和经济实践。王志成等通过综述创意产业的经典定义，分析了创意产业以文化为基础、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必要条件、重塑传统产业以实现商业化的三大特点。指出城市发展创意产业存在两类主要影响因素：创意经营环境和创意资本基础，进一步实证分析了二者对消费性创意产业和生产性创意产业的影响机制，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苏启林等回顾和评论了世界创意产业由内涵界定到产业政策的演进过程，他们认为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的加快推动了文化取代资本成为新一轮经济竞争的核心要素，作为创意产业根本的文化要素正在主导全球产业结构的重组。创意产业是工业化和信息化基础上自然演进的结果，但由于艺术家角色的加入，产业特性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全球化和信息化加速了创意产业形态的多元化，但在文化产业化和文化保护主义理论的驱动下，全球创意产业政策设计呈现出同质化的趋势。
一个创意多样化利用（“一意多用”）是创意产业中重要的经济现象。王红亮等提出“一意多用”概念，对其三个存在条件和两种基本表现形式进行了详细分析，进而构建了一个创意到商品的运作流程框架，并提出“一意多用”的三种发展模式。他们还从创业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两个视角分别提出了“一意多用”促进创意产业成长的独特机制。最后，从创意生成和创意开发两个基本层面提出发展创意产业的政策建议。
按照创意产业的空间分布特征，罗玲玲等把创意产业分为木本植物形态的创意产业和草本植物形态的创意产业。不同的创意产业出现的空间分布形态的差异，原因是创造过程和组织建制的不同，不同的创造过程决定了不同的组织方式，而不同组织建制是理解产业运作方式的钥匙，也是界定其产业空间分布特征和发展条件的基础。这一分类标准有助于认识不同创意产业的发展规律，由社会提供适宜的资源和政策，才能促进创意产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