瀛海威的案例在改革开放30年的进程中，属于沧海一粟。改革开放30年的关键词就是两个字：“解放”，是一个把被禁锢、被压抑、被扭曲的逐渐解放出来的、漫长而又迅速的过程。具体到经济领域则是一部官商博弈的历史，是从计划经济、官本位向市场经济、商本位的渐变。最初官本位完全压倒了商本位：健力宝的李经纬、汽车大鳄仰融、铁本戴国芳的悲剧……在《大败局》一书中，吴晓波如此阐述：诞生于市场竞争领域的民营企业在政商的博弈中的弱势地位有目共睹，企业家付出的代价也可谓“血流成河”，企业家冯仑甚至认为：“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憯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自如，持续发展”。张树新显然没有把握好这个度，但她的尝试，让后来者明白，那里是雷区。
瀛海威很快在ISP之战的漩涡中败下阵来。随后，网易、四通利方论坛（新浪前身）和搜狐开始崛起，政府对互联网的大规模基建，为ICP们提供了一个施展的平台。此后，中国互联网以及中国商业史上与“原罪”毫无瓜葛的商业逻辑便葱葱郁郁地成长起来。原因是这个崭新的“蛋糕”的形状、质地、大小都无从把握，既得利益团体没有兴趣参与。“强者”们感兴趣的先是钢材、水泥、进出口批文，再是地块、各种牌照及至上市公司壳资源……做网站只能让人联想到“圈钱和烧钱”。不过，公正地说，国外的风险投资不仅带来了稀缺的资本，还带来了更加稀缺的制度。在中国，代表新经济的互联网企业家们与“原罪”这两个字无缘，他们的成长更多的是依靠国外风险资本的“输血”，盈利模式则建立在庞大的用户群上。马化腾的腾讯、丁磊的网易和马云的阿里巴巴，其实是从里到外都完全与国际接轨的年轻企业。
这些年轻的企业，早期的成长氛围充满了偶然性，在互联网资深人士谢文的记忆中，早期，几千亿规模的电信部门不屑于管互联网这么一株小草，文化和新闻也没有意识到互联网会和自己发生什么关系，而国家的科技部门还把精力放在863这些政府立项项目上。互联网在中国的产生更多凭借的是一批在海外看到了互联网魅力的人、或者本土技术出身的对互联网有兴趣的年轻人，这些中国的创业者自然不会有什么明确的拿这个东西赚钱的商业计划书，但最早的机会、最高的回报往往给了这些愿意为一个新事物奉献的人。
1998年4月22日，搜狐公司率先获得近2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随后，新浪融资一举超过9000万美元，网易也融到1000万美元。中国商业互联网一夜之间进入到门户时代。在门户上市时，官本位和商本位的矛盾却凸显了出来。门户可以上市吗？这是互联网商业化遇到的第一个规则门槛。据高红冰的观察，在政府内部，首先在新闻传播领域就发生了激烈的讨论，“当时政府在各个部委做一些工作的时候非常困难”。政府经过研究，最终没有采取封杀的做法，而是确定了一个极为开明的方针：“应该促使门户网站在中国的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