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的提出及基本理论
循环经济理论
“循环经济”一词是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生态经济时谈到的。波尔丁受当时发射的宇宙飞船的启发来分析地球经济的发展，他认为飞船是一个孤立无援、与世隔绝的独立系统，靠不断消耗自身资源存在，最终它将因资源耗尽而毁灭。唯一使之延长寿命的方法就是要实现飞船内的资源循环，尽可能少地排出废物。
循环经济在发展理念上就是要改变重开发、轻节约，片面追求GDP增长；重速度、轻效益；重外延扩张、轻内涵提高的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既是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也是一种新的污染治理模式，同时又是经济发展、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一体化战略。
主要的理念体现在四个方面：
（1）新的系统观。循环经济要求人类在考虑生产和消费时不能把自身置于这个大系统之外，而是将自己作为这个大系统中的一部分来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原则。要从自然——经济大系统出发，对物质转化的全过程采取战略性、综合性、预防性措施，降低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过度使用及对人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使人类经济社会的循环与自然循环更好地融合起来，实现区域物质流、能量流、资金流的系统优化配置。
（2）新的经济观。就是用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规律来指导生产活动。经济活动要在生态可承受范围内进行，超过资源承载能力的循环是恶性循环，会造成生态系统退化。只有在资源承载能力之内的良性循环，才能使生态系统平衡地发展。循环经济是用先进生产技术、替代技术、减量技术和共生链接技术以及废旧资源利用技术、“零排放”技术等支撑的经济，不是传统的低水平物质循环利用方式下的经济。要求在建立循环经济的支撑技术体系上下功夫。
（3）新的文明观。在考虑自然资源时，不仅要视为可利用的资源，而且是需要维持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在考虑科学技术时，不仅考虑其对自然的开发能力，而且要充分考虑到它对生态系统的维系和修复能力，使之成为有益于环境的技术；在考虑人自身发展时，不仅考虑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而且更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4）新的生产观。就是要从循环意义上发展经济，用清洁生产、环保要求从事生产。它的生产观念是要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尽可能地节约自然资源，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并且是从生产的源头和全过程充分利用资源，使每个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少投入、少排放、高利用，达到废物最小化、资源化、无害化。上游企业的废物成为下游企业的原料，实现区域或企业群的资源最有效利用。并且用生态链条把工业与农业、生产与消费、城区与郊区、行业与行业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可持续生产和消费，逐步建成循环型社会。
稳态经济理论
所谓稳态经济是指通过低水平且相等的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使人口维持在某个合意的常数，同时通过低水平且相等的物质资本生产率和折旧率来支撑恒定的、足够的人造物质财富存量，从而使人类的累计生命和物质资本存量的持久利用最大化的经济。这一理论主张以保证每个人的基本需要为主要目标，强调消除目前正在扩大的贫富差距和南北差距；倡导“绿化”工作道德，强调劳动所得应符合绿色运动所提出的道德规范，使劳动成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活动；提倡大力发展可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小型经济区域，通过这种自助型经济模式促进对环境的保护和改善，从而实现生态文明。
稳态经济的实质是保持人口和物质资本存量零增长，主要通过没有数量增加的质量改进来实现。零增长通常给人一个误区，即社会似乎定格在某一点而静止了一般。稳态经济既不是指流量恒定（但一定要在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之内），也不是技术止步不前，更不是指经济可以永久持续下去而没有终点，而是指一种最好的“护理工作”战略，以使人类社会可以长久发展，最终“自然死亡”，而不是猝死于增长狂热导致的癌症。
生态现代化理论
生态现代化理论提出，环境保护不应被视为经济活动的一种负担，而应被看作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前提。这一理论认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应该是协调的，强调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强调技术革新可以带来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重改善；建议作为市场促进者和保护者的政府更多地使用市场调节手段来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目标。
生态现代化的核心是预防、创新和结构转变。生态现代化，一方面可以看成是经典现代化的部分延续；另一方面也可以看成是经典现代化的生态转型。虽然经典现代化出现了环境污染等严重问题，但现代化代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方向。现代工业社会需要克服自己的缺陷，向生态友好的目标转型。这就是生态现代化，它涉及现代社会各个领域的变化，如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只有把它看成是促进生态协调的、更加基本的结构变化，而不是一般的提高生态效率，生态现代化才是有意义的。
生态现代化有六个基本原则：（1）“超工业化”原则。生态现代化采用“超工业化”原则，改善工业技术的“设计程序”。这个原则包括：清洁的、低资源密集的技术和生产过程，减少对昂贵的、附加的尾端技术的需要，大幅度降低经济发展和环境退化的关联性，使现代工业进入新的轨道。（2）政府管理原则。生态现代化注意到过去企业自主污染管理的无效，要求更严格的政府环境管理。这种管理将促进“先行者优势”和经济可行的绿色产品，创新的生产系统。（3）综合污染管理。生态现代化认为，通过发展“综合污染管理”战略，可以克服污染在生物环境里的转移。这种战略是生产过程和管理再设计的一部分。（4）预防原则。生态现代化要求工业部门通过建立“预防计划”，更多更及时地处理它们产生的健康和环境灾害。（5）环境责任制度化。生态现代化要求在所有组织内部建立环境责任。所有公私部门都关心环境质量，把环境问题列入议事日程。（6）决策网络化。生态现代化要求建立广泛的机构网络进行决策，对付环境政策的生态对抗和冲突。工业、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众需要建立“建设性的关系”，使决策建立在良好信任和自由信息交换基础上。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联系上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批判，通过重新解读自然的观念，力图赋予自然以历史和文化的内涵，并以这样理解的自然和文化概念来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重新理解自然、文化、社会劳动之间的关系，以此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并提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文明模式——生态社会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为基础，对当代全球问题和人类发展困境进行哲学反思，是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其出发点是用生态学理论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构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模式。其主要观点包括当代最大的危机是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的消费异化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走生态社会主义道路是人类的必然选择。
生态社会主义总体上的特征是将生态学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结合，企图找到一条既能解决生态危机，又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当代生态社会主义存在着两种比较明显的倾向：一种是西方所流行的、以批判为主的倾向，这是一支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它虽源自“西方马克思主义”，但却与之有显著的差别：一是较多地融入现实的社会运动——生态运动（或环境保护运动），打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象牙塔式的纯哲学的研究方式，较多地与实践问题相结合。二是较为关注人类的生存环境问题，并把生存环境问题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这种以批判为主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派别激烈地批判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形成反对资本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另一种倾向是原苏联和东欧地区所流行的、以改变自身生态环境为目的的生态社会主义派别，这一派别的研究方向和问题大多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遇到的，因此，它对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环境生态学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但是，无论哪一种观点，它们都有着基本符合的统一原则：在保护自然环境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要求人们按自然规律办事，反对把人同大自然的关系变成一种单纯的索取关系；反对人们无限地追求高消费，反对把消费与满足或幸福等同起来的传统观念；主张实行劳动闲暇一元论，要人们在劳动中寻求欢乐或满足，或者说注重提高生活质量，不仅要有物质生活，而且要着重精神生活等，都是符合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
发达国家的生态实践
西方发达国家最先享受到工业文明的成果，也饱尝生态环境恶化的苦果。他们所经历的“生态破坏之痛、绿色发展之兴”的历程，既是宝贵的经验，也是沉痛的教训，都对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示范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建立和完善生态环保的法律体系
〔瑞典〕瑞典是欧洲最早倡导对自然环境进行保护的国家。在近一个世纪的实践中，瑞典政府制定了一整套完备的自然资源管理法律框架。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只有一些关于自然保护的单项法律，如1918年的《水法》，1938年的《狩猎法》，1942年的《名胜古迹法》和1950年的《捕鱼法》。60年代以后，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瑞典于1964年和1969年先后制定了《自然保护法》和《环境保护法》这两项重要的环境保护基本法，对环境治理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要求相关企业必须使用现有最好的技术以确保资源的充分使用。进入70年代以后，瑞典的环境立法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相继颁布了《禁止海洋倾废法》、《机动车尾气排放条例》、《有害于健康和环境的产品法》及其条例等法律法规。1974年瑞典颁布的宪法规定：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制定包括狩猎、捕鱼，或者保护自然和环境在内等事宜的规章制度。1998年瑞典颁布《瑞典环境法》并以法律形式将瑞典的可持续发展内容界定为瑞典十六大环境质量目标，2001年瑞典国会通过了《瑞典环境目标——阶段目标及其行动战略法案》，并规定了三大行动战略。
〔法国〕1960年，法国出台了第一部有关建立国家自然生态保护区的法规，首次提出了爱护生态环境、人与自然环境和平相处的发展理念。此后，一系列与工业、经济、百姓生活休戚相关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相继出台，从水资源保护，垃圾分类处理，污染性气体排放及空气质量监督到环境噪声管理，规范产品包装生产和使用，电子废料回收，以及建筑节能，风力、核能等新能源开发等领域都以立法来保障和激励环保行动。
2005年2月28日，法国议会通过了一部环境法规的集大成者《环境宪章》，该宪章将环境利益上升到国家根本利益的高度，对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做了宪法性解释和说明，明确规定：公民享受健康环境的权利和保护环境的义务神圣不可侵犯。《环境宪章》至此成为法国现行的1958年宪法的一部分，并被赋予了和1789年《人权宣言》及1946年《宪法序言》同等重要的法律地位。该宪章将环境问题置于国家法律最高等级，法国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宪法保护公民环境权的国家。
政府干预和经济手段相互配合
〔瑞典〕在环保法律框架下，政府加强职能部门分工与合作，提高对环保工作的统筹管理、引导和监督。瑞典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到80年代，采取的是政府干预主义政策，当时的认识是“环境污染完全是环境资源市场的外部化造成的，只有政府干预才能解决污染问题”，因此有了达标排放控制、排放总量控制、生产定额控制等一系列的政府干预手段，这些政府干预政策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保护环境的行动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美国〕环境法律、法规、政策的配套支持为环境经济手段的有效实施提供了法制保障。美国把经济手段引入环境保护工作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成效显著。建立了完善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
环境税收政策。环境税收在美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污染控制为主的税收和消费税；另一类是开采税和环境收入税。此外，美国的生态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直接税收减免、投资税收抵免、加速折旧等税收支出措施上。在税收优惠政策管理方面，美国有着比较严苛的条件，有总的规模控制，并非无限制减少。以加州为例，其3200万人口每年的税收减免额不能超过16亿美元，其中用于环保方面的约占8%—9%。
排污权交易政策。美国有着迄今世界上最为完善的排污权交易制度，主要内容包括泡泡（将一个工厂的多个排放点、一个公司下属多个工厂或一个特定区域内的工厂群看作一个整体或泡泡）政策、补偿政策、净得政策和排污量存储政策四类政策在内的排污权交易体系。①泡泡政策。在小于允许排放总量的前提下，泡泡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内部各个污染源的排放水平和削减水平。在泡泡内实行总量控制可以避免控制费用高的污染源的过度削减，减少污染控制的总费用，从而充分发挥企业治理污染的积极性。②补偿政策。在非达标地区，新、扩、改建项目必须取得相应的排污削减量以“抵消”或补偿其排放。排污削减量可以在本厂、本公司内部或在泡泡内部通过压缩原有设施排放量来获得，也可以通过许可证交易市场或储存排放削减信用的银行购买。③净得政策。净得政策是在厂区内排污净增加量并无显著增加的前提下，允许进行改建或扩建的污染源免予承担满足新污染源审查要求的负担。该政策允许污染源厂区内无论任何地方得到的排放减少信用都可以用来抵消扩建或改建部分所预计的排污增加量。④排污量存储政策。将产生的削减量以信用证的形式进行确认并存储起来留作将来使用或用于交易。该政策实质上是从法律上承认工厂企业的剩余排污权，有利于交易活动的正常进行，也有利于工业部门发展新的生产工艺和低费用治理技术，并从交易中获得经济效益。
生态补偿制度。基本做法是政府从国库中给生产者支付一定的现金，以换取目标区域土地利用方式转变，以更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以土地保护为例，1956年美国政府推行土壤银行计划，鼓励农场主短期或长期退耕一部分土地，存入土壤银行；银行付给一定的利息，对按照计划退耕的农场主给予农产品价格补贴；1961年为减少饲料谷物的库存和产量，制订紧急饲料谷物计划，鼓励农场主停耕20%的耕地，即可以从政府取得停耕的正常产量50%的现金或实物补助；1965年进一步细化了退耕休耕的生活补贴；1985年实施“保护性储备计划”。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
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与低碳经济都是生态经济的重要表现形式，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纷纷制定和推行过一系列以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为核心的“绿色新政”，大力发展生态经济，旨在将高能耗、高消耗、高排放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低能低耗和低排放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模式。
〔丹麦生态工业园模式〕卡伦堡生态工业园是世界上最为典型的生态工业园。该模式的基本特征是：按照工业生态学的原理，通过企业间的物质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形成产业间的代谢和共生耦合关系，使一家企业的废气、废水、废渣、废热成为另一家企业的原料和能源，所有企业通过彼此利用“废物”而获益。经过20多年的发展，该园区已成为一个包括发电厂、炼油厂、生物技术制品厂、塑料板厂、硫酸厂、水泥厂、种植业、养殖业和园艺业及卡伦堡镇供热系统在内的复合生态系统，各企业之间通过利用彼此的余热、净化后的废水废气及硫、硫化钙等副产品作为原材料等，不仅减少了废物产生量和处理的费用，还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形成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
〔美国循环消费模式〕由于循环消费观念的普及和循环消费社会机制的形式，循环消费已成为美国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在美国，每周末，报纸和网站就刊登大量的庭院甩卖分类广告，说明庭院甩卖的地点及主要出售哪类物品等，人们通过这种方式将对自己无用但对别人还有用的商品转让给他人，使其继续发挥作用。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旧货拍卖网站电子港湾（ebay）问世，并成为美国网民访问量最大的网站之一。在这个网站上什么都可以买卖，成交的物品极大部分是二手货。目前网民在这一网站上的月交易额已高达3亿美元。除此之外，政府为鼓励循环消费也开办了免费供企业和居民进行旧货交易的网站。如，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就开办了加州迈克斯物资交换网站。美国循环消费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是遍布全国的节俭商店，即旧货店。由慈善机构所办的节俭商店（旧货店）遍布全国，这些旧货店接受捐物和低价出售旧货，所得收入主要用于社会救济。
〔德国双元回收系统（DSD）模式〕德国是世界上发展循环经济最早、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而包装废弃物收集和处理的双元回收系统模式是循环经济运行的典型模式。1990年9月，德国95家生产厂家、包装物生产厂家、商业企业及垃圾回收部门联合建立了双元回收系统，它接受企业的委托，组织回收者对废弃物进行分类，然后分送到相应的资源再利用厂家进行循环利用，能直接回收的则送返制造商；目前共有1.6万家企业加入了DSD系统。德国自1991年开始对包装物进行分类，在需要回收的包装物上打上绿点标记，有此标志的商品，表示它的包装可回收，也就是要求消费者把它放入盛包装物的分类垃圾箱，然后由回收企业进行处理。政府只规定回收利用的任务指标，其他一切均按市场机制运行。该系统的建立大大促进了德国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利用，不仅带来了资源的高效利用，产生了积极的生态效应，且为社会提供了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
〔日本立法推进模式〕日本是目前世界上循环经济法制最为完善的国家之一，也是国际上较早建立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发达国家之一。日本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可分成三个层面：基础层面是一部基本法，即《促进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第二层面是综合性的两部法律：《固体废弃物管理和公共清洁法》、《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第三层面是根据各种产品的性质制定的5部专项法：《促进容器与包装分类回收法》、《家用电器回收法》、《建筑及材料回收法》、《食品回收法》及《绿色采购法》。以上法规对不同行业的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再生利用作了具体规定，尤其是《促进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从法制上确定了其21世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提出了建立循环型经济和社会的根本原则。在法律体系的推动下，日本致力于建立循环型社会，形成三大资源再生系统子系统，即废物回收系统、废物拆解、利用系统和无害化处理系统，通过这三大子系统实现了循环经济的“3R”原则。
〔法国行业协会推进模式〕法国市镇级机构几十年来一直有就地解决自产垃圾的传统，同时又注重加强地区、部门与行业间的协作。而对不同种类的垃圾处理，其相关行业的协会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如，2002年12月29日，法国政府将废旧轮胎列入国有强制回收项目，责令法国境内的轮胎生产与销售商自2003年起，每年投放市场多少吨新轮胎，次年必须回收吨数相等的旧轮胎，回收费用全部由生产和销售商承担。2004年3月，法国旧轮胎回收与环保协会发动米其林、固特异、普利司通等14家生产销售商成立联营公司承包其废旧轮胎回收任务，再与100多家环保企业签约，组织协调旧轮胎的收回、分类、翻新、分解和再生材料生产，以规模化经营降低成本，实现旧轮胎回收一条龙服务。
依靠科学技术解决环境与发展的协调问题
〔日本〕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的公害大国一跃而成为现在的环境保护先进大国，其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起的公害治理运动功不可没。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创新发展，日本已形成了一套颇为完整的绿色技术，并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日本绿色技术创新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终端技术、再生技术和内部处理技术。终端技术的特点是对产业废弃物进行处理，尽可能减少公害发生；再生技术是资源的再利用，通过对资源的循环利用达到节省能源、保护环境的目的；内部处理技术强调在有效利用资料的同时对产品的开发，首先考虑对环境的影响。日本的终端治理技术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至少比欧美领先10—20年，其中包括：工厂排烟脱硫、脱硝装置、汽车尾气的净化装置等，治理后大气中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等的达标率达98%—99%。
重视培养和提高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及参与意识
发达国家把对公众的环境宣传教育作为生态文明示范建设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因此，公民具有高度环境责任感和节约能源观。
〔德国〕德国的环保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延伸到小学、中学、大学，形成了完整的环保教育体系。通过出版有关环保节能方面的书籍和报纸，举办各种讲座和提供各种咨询服务，进行环保知识普及教育等方式，强化公众的参与意识和环境责任。
〔日本〕日本文部省编辑出版的供教师使用的《环境教育指导资料》（小学篇；初、高中篇；事例篇）中明确指出，日本学校生态道德教育的目标是：关心环境问题，综合地认识和理解人与人及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掌握解决环境问题的技能，提高对环境问题的思考力和判断力等，形成对环境采取负责任的行为和积极的态度，同时从保护环境的立场出发，重新认识自己的生活方式及作为人应有的生活方式。围绕这一目标，日本学校的生态教育分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是亲近自然教育，让学生对自然具有初步的感知能力。教育对象是小学低年级学生，通过让学生接触自然和亲身感受自然，使学生在体验自然的过程中了解保护自然的道理，形成对生态环境的具体认识并培养他们解决生态问题的初步能力。第二阶段是了解自然教育，加深学生对生态环境的理解。教育对象是小学高年级和初中生，通过让学生直接面对与环境相关的事物和现象，使之形成对环境的具体认识，同时指导学生养成把握事物和现象间因果关系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三阶段是保护自然教育，培养学生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能力和意识，教育对象是高中生，通过让学生综合思考和判断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合理的选择，并培养他们主动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能力和态度。
生态文明与国家竞争优势
生态文明重塑国家竞争优势
生态文明不仅仅是生态的问题，已经成为重塑国家竞争优势的战略制高点，日益摆上各个国家领导人的议事日程。同时，国际社会已经意识到，生态环境的危机背后，也是危中有机，谁能下出生态文明的先手棋，谁能掌握生态文明规则的制定权，谁就能在未来的生态文明国际舞台上占据主动权。2009年11月1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开始其上任之后首次中国之行。国内很多媒体用了《奥巴马剑指中国新能源市场》的标题，凸显了新能源和低碳背景下中美两国在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的交锋状态。新能源是美国经济新的发动机，而就在奥巴马访华之前，时任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来华打前站时就透露，新能源将是奥巴马总统来华商谈的一个重要内容，希望中美在新能源合作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为美国企业打开中国的新能源市场铺平道路。由此可见，绿色发展是未来真正的国家竞争力，生态的背后则充满国际利益的争夺，生态问题在根本上体现为一种生态政治。一旦中国社会进入世界各国都为环境恶化所迫不得不接受生态经济新时代，中国经济的主导权将会发生深刻的变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之中，凸显其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性。恰恰在这个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方面，生态文明的贵阳实践就更具有国家战略的分量，就更具有打造大国重器的未来意义。从这个角度我们更加感到，包括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在内的一系列生态示范，让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确立了生态文明话语权。不仅如此，贵阳所进行的生态文明示范建设，为在“部分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的支配下和在西方中心论的强权政治垄断下已失衡的文明世界，开启新的实践，树立新的榜样。其意义不亚于中国成功解决了占世界近五分之一人口的吃饭问题之伟大和深远。生态文明作为中国梦的有机建构以及“美丽中国”所代表人类未来的、不同于西方的梦想，对于人类文明向着生态文明、均衡有序化、持续健康地发展，建设“美丽地球”，将起到重要作用。
建设生态文明夯实国家生态安全
生态问题与能源问题直接相联，生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而作为一种特殊的非传统安全，生态安全又具有整体性与区域性交织、软杀伤与硬摧毁兼备、短期性与长期性并存的鲜明特征。从2014年4月15日起，中国对生态安全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当天，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明确将生态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生态安全由此正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在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基础上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具体体现，对于提升生态安全重要性认识、破解生态安全威胁，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生态安全之所以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就在于它一旦破坏超过其自身系统的承载“阀值”，往往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同时，资源枯竭、环境退化造成的生态危机，通常很难在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手里挽回。大自然的报复，往往不给人类纠正错误的机会和“重新选择”的余地。另外，从国家安全角度看，能源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始终是一个国家特别是依赖进口的国家关注的重点，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石油、天然气等清洁高效能源在未来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将会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实施积极的生态保护战略，发展低碳经济，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支点。在这方面，英国政府以及公布了其低碳经济国家战略蓝图，提出到2020年将碳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34%，其内容涉及能源、工业、交通和住房等多个方面。其最核心内容是设定到2020年，英国实现40%的电力构成来自低碳领域，其中，三分之一来源于风能、波浪能、潮汐能等可再生能源，另10%来源于核能。由此可见，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新型能源产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贵阳及很多国内城市来说，围绕建设生态文明，发展绿色生态产业，确保国家能源安全，是生态文明示范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建设生态文明提升国家形象
生态环境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形象。生态环境出了问题，人民就无法正常生存，甚至会造成一个社会的瓦解。历史上古埃及文明、古地中海文明和印度恒河文明、美洲玛雅文明的相继衰弱和消亡，都与生态环境恶化有密切联系。同时，建设生态文明，发展绿色循环和低碳经济，要提高到国家如何成为被全世界认可的被大家尊重的国家战略上来考虑，提升为一个国家战略，生态友好型经济发展模式应该成为一个国家战略，从这个角度来讲抓住机遇，生态文明建设能够让我们的经济上一个台阶，同时提升我们的国家形象。同时，“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是在经济危机使得整个世界经济陷入困顿之际，中国的一个承诺。但何谓“责任”，如何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国际社会对此确有着不同的解读与期待。从目前大家一致的分析来看，中国做“负责任大国”的概念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要对自己负责任。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13亿人口。中国拥有丰富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同时也不得不面对生存发展的种种压力。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让人民安居乐业是中国当前最大的责任，也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尽责任的基础所在。另一方面，也要对别人负责，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疾病流行等都需要整个世界的共同面对。“大国责任”就是以尊重整个人类发展为前提，在任何一个方面都严格遵循国际规则，履行各项义务。尤其对于后者来说，实现包括低碳经济在内的转型发展的重要性就显得更为突出。这也是为什么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一直紧盯着中国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不放松，甚至有报道说美国将用卫星监督各国是否履行减排承诺的缘由。
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低碳社会，已经和正在成为一种国际责任。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虽然我们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但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责任和行动丝毫不能有什么“区别”。而这，恰恰是中国给世界做出的承诺和树立一个大国形象的重中之重。这也是为什么几任中央领导总是出现在几乎所有国际关于气候变化的各种场合，阐述中国立场，推进多边多元合作的关键所在。发展生态文明，实现绿色崛起事关中国国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