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南京大屠杀全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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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窒息的金陵城(大屠杀第一周)(4)

进城的日军下属联队在13日后,也都相应作出了更具体的自己的“扫荡”命令。比如笔者看到一份《日步兵第38联队战斗详报第12号》报告,这份标明“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出笼的军情报告,详细记录了该联队14日下午下达“扫荡”命令的具体任务分配和全天战况及其“扫荡”结果,签名的是联队长助川大佐。在这份14日的“扫荡”报告后面还附了3个表,其中第二个表中列出了该联队当天出动的兵力和消耗子弹的情况,共消耗步枪机枪手枪子弹3097发。在第三个附表的“备注”一栏里有一句话非常特别和醒目:“第10中队奉命守卫尧化门附近而驻守该处。但14日上午8时30分左右,几千名敌人举着白旗来到该地。下午时解除武装后护送7200名俘虏到南京。”

关于这第10中队在14日所“接受”的7200名俘虏,另一个日军士兵的“日记”里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俘虏后来迅速被押至下关的江边,全部被枪杀了。

在日军“步兵第7联队战斗详报”中,笔者还看到了出动山炮和坦克的内容,如“步七作命甲第105号(绝密)步兵第7联队命令”中有“应使用三分之二左右兵力”、“坦克中队(配合工兵小队长指挥的两个小队)应负责扫荡有特殊标记的道路”。这联队在之后的15、16、17号等日子里,都有相关的“扫荡”命令。也就是说,在那些日子里,进城的日军,基本上有三分之二的兵力主要用于在城内外“扫荡”——参与屠杀。

期间日军借“扫荡”之名到底屠杀了多少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和平民百姓,还是日军“军情”报告和他们的将士“日记”透露了部分内容:

国崎支队,是日第10军的王牌部队,用我们的话,它是一支刽子手特多的“魔鬼部队”。在这个支队的12月14日“军情报告”中有这句话:“了解到江心洲上有不少残兵败卒,就让该守备部队在独立山炮第10联队的协助下负责扫荡该岛。扫荡队这夜到达该岛开始扫荡。岛上解除武装的人大约有2350名……”也就是说,这一天他们打死了俘虏2350名——“解除武装”紧接着的结果就是枪杀,没有掩饰,日军将士自己多次这样记述。

15日的国崎支队“军情报告”中又这样“报告”道:“……江心洲还有不少残敌,又派出第3大队再去该岛扫荡。”这份“报告”没有具体说当天他们“扫荡”了多少中国军人和百姓,只是提到了存留的“敌军番号及兵力”:(一)江浦附近:以第58、78师为主,以及第18、80、85、88、138、178师各一部,总兵力约3000人;(二)浦口附近,以第78、88师为主,以及第10、18、73、80、85、117、178、181各一部,总兵力5000人。上面这两个地方新发现的“残敌”共8000余人,后来被俘后都到哪儿去了?自然只有就地被杀,血染长江……

拉开大血幕之后的悲惨情景,本章前面已有所叙述——但多数讲到的有关“扫荡”是在下关长江一带和城内,其实在南京广大的市郊的“扫荡”行为,也是不胜枚举。

这里有一名参加南京城郊村庄扫荡的日军回忆:

有一次,我们因为怀疑某村庄有游击队潜入,于是就放火将它烧毁,一户也不留。另一次,单凭直觉认为村庄上有敌情,就将村庄烧毁,村民全部杀光,不留一个活口。

对居民而言,这实在是无妄之灾,但是,日军却单凭自由心证,在无重大理由的情形下,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

我首次犯下烧毁民房的大罪,是在入侵南京的途中,一处名为“句容”的邻近村庄。当时我所属的大部队,以预备队的姿态跟随在第一线部队的后面。

随着接近南京,中国方面的抵抗也愈来愈顽强,在句容前方不远之处呈现胶着状况,于是部队就暂时停留在当地。在那一段短暂的停留期间,分队中的野吕一等兵伙同其他分队的士兵一行五人,不知前往何处去征收食物。

当时在附近仍有许多战败的敌兵潜伏着,他们少数人到离开街道的地方去行动,实在很危险。而且在战况不明,不知何时就要前进的情况下,他们竟然忽视这个道理,私自外出行动。

我心中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如果他们平安无事地回来还好,万一发生问题,事情就闹大了。不巧的是,总攻击的行动正要开始,大岳队也接到了前进的命令。

此刻我再也无法隐瞒了,于是怀着恐惧心向中队长报告。虽然中队长非常愤怒,但事情既已发生又不能不处理。

如果是不懂人情的队长,也许会以“大事为重”的理由,不理会他们而率队出发,但是很体谅部下的大岳中尉,却立刻召集干部商量后,派出搜索队。

这个临时的搜索队,是由发生问题的本分队和丹羽分队的队员组成,由身经百战的三宅班长担任指挥。

仅两个分队的兵力,就敢进入敌方和游击队潜伏的地区,实在很危险。途中经过两三个小村落,未发现任何迹象,再继续前进约八公里后,看到一座周围用土墙围成的村庄,约有五六十户人家。

“这个地方很可疑。”说着班长就在村庄前方下令停止前进,然后自己带着三名士兵不知要前往何方,约三十分钟后就抓回三名状似当地居民的男子。

班长似乎打算从他们口中探出消息。结果不出所料,他们一回来就叫翻译人员沟口一等兵进行问话。

“你们有没有在附近看到几名日本士兵?坦白说,他们到哪里去?现在又怎样?如果有任何隐瞒,你们就没命。”

那三个居民看到班长拔刀在恐吓,可能是惊吓过度,一时竟答不出话来。班长却以为这是无言的反抗,而大声呵斥道:“臭家伙,你竟敢不合作,我要你的命。”同时高举军刀,做好砍首的准备姿势。

也许是因为我不认为他会真的砍下去,所以当我看到他那把锋利的军刀掠过居民的头部时,我的确吃了一惊。

锋利的刀锋不偏不倚地砍断其中一位居民的首级,滚落在草丛中,从切口喷出的鲜血染红了附近的草木。其他两位居民此刻非常害怕,于是就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道出。根据他们的说词,住在前方那座村庄的都是普通老百姓,但最近有几十名中国游击队员潜入。今天白天里,突然来了几个日本军人。不久就响起一片枪声,但是因为事情发生在村庄内,他们不知详情,也不知道那几个日本士兵的下场如何。

听到这里,大家都判断野吕一等兵可能是因为征收而遭到杀害。下一步只需前往确认,然后准备收尸。但是不超过30名的兵力,想要从正面挑战实在太危险,一不小心很可能全部被歼灭。

于是班长就决定等到入夜村民全部熟睡后,放火烧毁村庄,趁居民们狼狈逃亡之际,一举将他们全部消灭掉。班长是一位沙场老将,作战经验丰富,他的作战策略从未失败过。

等到深夜,认定村民都熟睡时,我们就越过土墙,到处放火。不久,火势迅速蔓延起来,火光到处乱窜,将整个村庄烧毁。酣睡中被大火惊醒的民众,争先恐后地仓皇出逃。

这个时候,我们乘虚而入,展开突击行动,见一个杀一个,只在十几分钟内就再也看不到一个会动的人影,到处散落着死尸。其中也有类似游击队的武装人员,但我们并未遭到抵抗。也许是因为在睡眠中遭遇突袭,慌张过度而误将两个分队的兵力视为一个中队,以致丧失战斗意识。

战斗结束,在火光照耀下检查死尸后,才发现几乎都是普通民众。尸体中有抱着婴儿的母亲,也有10岁左右的小孩,以及老婆婆、老公公……

其实日军在向南京市郊“扫荡”时,是杀害无辜百姓最多的一段时间。通常情况下,日军到市郊的“扫荡”都是突然袭击,而乡村的百姓又缺少防范能力,他们不像城里人东躲西藏——因为几间草棚在这些农民看来,是他们唯一可留、可躲的地方,因此日军一到村里,他们大多数还留在家中,几乎是任杀任害。

笔者翻阅了几篇由朱成山等2005年编著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内部材料,这是一批大学生利用假期进行的社会调查完成的成果,其中多数是那些居住在市郊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自述。此处挑几份供读者一阅:

陶昌漫(85岁,永宁镇东葛村人):

日本人把我们这里的8个人绑在凳上,旁边放上脚盆,把他们刺死以后血就流在盆里面,盆都装满了血,和杀猪一样!鬼子还把村里抓来的4个人用绳子绑起来,背面还加上大柱子,把他们从山上推下来,人都断气了。村里一个叫陶陇和的,当时50多岁,被日本人开枪打死了。村里还有一个叫叶维荣的,神经有些不正常,也被日本人开枪打死。另外一个叫余休金,当时50多岁,日本人烧房子,他待在里面,日本人不让他出来,结果烧死在里面了。

方有均(84岁,永宁镇东葛村人):

我们家有草房上十间,一大家族住在一起,有上十口人,包括叔叔婶婶,兄弟十几个都住在一起。鬼子一来,我们都跑到河那边,房子和家里的东西全被鬼子烧掉了。我当时17岁,是家里四兄弟中老大,我有个11岁的兄弟,小名叫龙孩的就被日本兵打死了。我母亲是被日本人炸死的。村里有个叫刘知军的,鬼子看见他,他就吓得跑,鬼子就打枪,我亲眼见他摔倒死了。

邹万波(80岁,永宁镇侯冲村人):

鬼子来的时候到处打鸡打狗,打死了就拿走,鬼子叫小孩帮他们逮鸡,逮不着就揍人。我亲眼看见王家楼子整个村子被烧掉了。有个叫萧家和的,当时40多岁,日本兵用装刺刀的长枪把他捅到水里刺死了。村里还有一个人是陈德教的父亲,他名字我记不住了,当时他是个读书人,鬼子见他像个知识分子,就绑起来,浇上汽油,在张家堡把他活活烧死了。

丁成英(76岁,永宁镇高丽村人):

我原籍在上周八队。入冬,鬼子突然进村放火烧村。那天有一家正在办喜酒,鬼子来后堵住门,说里面的人是“坏蛋”,架起机枪就扫射,打死了13个人,其中有李邦国的父亲李常安、他二哥李邦友等。

张家林(永宁镇河北村人):

鬼子进村那年,我大约六七岁。只知道鬼子见人就杀,一村子人被杀死一百个人还不止。当时鬼子占据了整个铁路,大人要是穿过铁路线,鬼子就以为你是坏人,就让狼狗咬,活活把人咬死。我看见一个跑反到此地的南京城里人,就让日本人一刀刺死了……

……

永宁镇是个小镇,而且也不是日军重点“扫荡”的地区,即使如此,这里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初始时间里,也多次惨遭“扫荡”,数以千计的平民百姓死于非命。

而日军在“扫荡”中所实施的残暴花样,更令人发指。这在许多日军的“日记”和“回忆”中都有足够的描述与记载。下面这位叫田所耕三的日本老兵,是日军第10军第114师团重机枪部队的一等兵,他曾对人说:

我在城里扫荡残敌,把俘虏绑在树上,军官们一面教导我们怎样枪杀和刺杀的方法,一面把他们弄死。军官和下士官把蹲在挖好的坑前的俘虏脑袋砍下来。我嘛,那时是二等兵,只让我用刺刀刺……这样的屠杀在城里外一连干了10天左右。

当时,我们的部队驻在下关,我们用从铁丝网上拆下来的铁丝,把抓来的人每10个捆在一起,堆成井字形的垛,然后用煤油点起火来烧,这叫“捆草袋子”,这简直和杀猪一样。干了这样的事,再杀人就不算什么了,司空见惯!为了使俘虏们有所畏惧,也曾用割掉耳朵、削下鼻子,或者用佩刀捅进嘴里再豁开等等方法。要是把刀横着刺进眼睛下面,立即就有鱼眼珠一样黏糊糊的东西耷拉下来。从登陆以来,好久好久才有这么点消遣,如果这些玩意儿都不干了的话,还有什么别的乐趣呢?(森山康平《南京大屠杀与三光作战》,四川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用“惨无人道”来描述日军的残暴似乎远远不够。

15日那天下午,盘城乡丁解村史家有的父亲刚从家里走出,就被日军拦住,也不问什么事,日本兵举起刺枪就往史家有父亲的喉咙、两肋、胸口连刺4刀,受害人当场死亡。刘庆英说,她儿子韩小斌和邻居张家的两个儿子,因为身体长得壮实,“日本兵硬说他们是当兵的,当场被日本兵杀害。张家兄弟被砍掉头,死在家门前;我的独生子被日本兵用刀捅死,共捅了9刀,肚子两边各4刀,手臂上1刀”。另一位幸存者许金凤说,日本兵把她家房子烧后,又把其丈夫拖到塘边,“用刺刀戳进心窝,这还不算,又向头部打了一枪,直到脑浆出来后,鬼子才哈哈大笑地放手”。

郊区如此,市区更是日军施暴“展显身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