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亟待要问个“为什么”的问题。
毫无疑问，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14年2月27日表决宣布将每年12月13日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时，南京的赵龙先生是最激动的一位，因为他是十年前第一个正式向国家立法机构提交将南京大屠杀纪念日设为国家公祭日提案的人。2005 年，在第十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他首次提出此动议，并获得许多“两会”代表和委员的支持与赞同，由此形成了48位政协委员的联名提案。“在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遗址举行公祭活动，并以法律或制度形式固定下来，使世界永不忘记，让国人永世铭记”，提案如此明确其意义。
十年后，这一提案终被采纳并以国家法律形式确立下来，实在令人感叹！
我们怎能忘却77年前的1937年11月12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在这之前的三个月里，日军与中国军队在黄浦江畔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战，这就是有名的淞沪战役。在此次战役中，中国军队阵亡25万余人，日军阵亡8万余人，此役激烈异常，最后以日本军队取胜告终。
淞沪战役之后的一个月，日军乘胜前进，分三路攻向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进入南京城。进城的日军，以其占领者的优越感，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残暴地屠杀了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守城官兵和普通市民达30余万人，在中国人心头和中华民族史上留下了一段永远难以愈合的伤痛……
30万人是个什么概念？
科学这样告诉我：一个正常成年人的血液大约为4800毫升。30万人的血液，应该约有1500吨！如果用10吨的车装运这些血，则需要150辆车。150辆车组成的车队，可谓浩浩荡荡，见首不见尾。如果将1500吨的血，注入一根小管子内让其自然流淌，则需要数月时间方能流尽，流经的长度可以延绵几百公里。
科学还这样告诉我：一个人在绝望的时候所发出的声音为15000HZ。30万人若同时发出绝命的怒嚎，则产生的巨大震撼力超过八级地震，能将20层高的摩天大楼推倒……
呵，我苦难的30万同胞，当年你们就是这样被一群野蛮的异国侵略者断头割喉、百般躏蹂甚至身首分离而亡……这是多么悲惨而残暴的一幕！
距日军在南京实施大屠杀到今天，已经整整77年。
77年后的2014年春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一项决定：将每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开始在南京大屠杀之日，确立为“国家公祭日”。
这个“国家公祭日”来得好晚呵！但它毕竟来了。
也许如果不是今天的日本右翼执政者一次次挑战我中国,变本加厉地不断伤害我国人民的感情，我们可能仍然不会为被侵略者屠杀的30万同胞举行如此特殊的仪式。
我健忘的民族，我宽容的祖国，也许不会让我来写这样一部作品——事实上虽然我也早早地知道了“南京大屠杀”事件，但一直认为早已有人写过这样的作品了。
“没有，绝对没有人全面写过。我向你保证！”对我说这话的人叫朱成山，他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著名的日军侵华史研究专家。朱成山的另一个身份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出的几十本书中，多数是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文章和随笔散文。
为了印证朱成山的话，我认真地搜索了“南京大屠杀”的相关书籍，结果令我大吃一惊：77年来，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图书数以百计，资料性的研究成果堆积成山，但有影响的纪实文学作品只有两部：一部是25年前原南京军区的作家徐志耕写的，一部是华裔美籍女记者张纯如写的。前者的贡献是：作者亲自走访了一批战争幸存者，那些幸存者的口述十分可贵；后者则以外籍记者的身份，收集和整理出了不少国外对当年南京大屠杀报道的资料，而张纯如的最大贡献是发现了《拉贝日记》……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这些作品或由于视角单一，或因为资料有限，尚不能全方位、大视角地深刻揭示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全景。尤其让人遗憾的是，在今天的中国年轻人心目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概念，似乎还基本停留在《南京！南京!》和《金陵十三钗》等电影故事上，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和中国作家，我决意沿着数十年来始终如一地刻苦研究日本侵华史的专家、中外作家以及日本退役老兵、民间人士所留下的足印，去重新回眸那段震惊人类史的悲惨时光，去抚摸那些早已沉默在天国的亡灵……可是，当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些落满尘埃的历史档案和苦难记忆时，却又被一个个意外的发现而深深地刺痛了心——
我发现：在77年前，日本侵略军在刚刚屠杀完我数十万同胞、将我美丽古都变成废墟后，厚颜无耻地做了一件事——为他们在攻打南京时阵亡的千余名官兵举行了一个声势颇为浩大的“公祭”！
这一天是1937年12月18日，也就是日军进入南京城的第6天。
日军的“公祭”是在南京机场举行的，有一万多名日军将士参加。关于这一“公祭”活动，在侵华日军的将士日记和回忆录中还能找到相关记载。如刽子手佐佐木到一在这一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今天寒风凌厉，似乎要下雪。全场精锐的陆海军官兵肃立无言。面对着如今阵亡的战友之灵献上虔诚的祈祷。陆海两军最高指挥官悲怆的祭文，震撼着官兵的肺腑，满场静寂无声。
我等全体军人随着军司令官的参拜而敬礼。
奏起了《国魂曲》。
二战甲级战犯、南京大屠杀头号刽子手、侵华日军华中军总司令松井石根，竟然还在这“公祭日”当天赋诗两首，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紫金陵在否幽魂，来去妖氛野色昏。
径会沙场感慨切，低徊驻马中山门。
这就是日本人，作为一群加害于他国30万人的侵略者，竟如此本末倒置、颠倒黑白地搞了这样一场“公祭”。然而无比遗憾的是我们中国人一直以来，基本上无人知晓此事。但日本人确确实实做了这样一次有模有样的“公祭”，似乎他们才是悲剧的主角和受害者。许多当年参加这场“公祭” 的日本官兵 “记忆犹深”，甚至对松井石根司令长官当时宣读的“祭文”内容倒背如流……
这就是日本。
我还发现一件事，据昭和十二年（1937年）十二月十五日《大阪朝日新闻》披露：
在日军占领我首都南京的当天，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声明，声称是因为中国不理解“日本国坚持不扩大解决方针”，“低估了日本军队的实力，也低估了今日日本的实力”，“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由于中国“以排日为前提”，鼓动“民族主义”，所以才“招致了毕千功于一溃的地步”，造成悲剧的“全部责任”应由中国承担。
这就是日本。一个在处理邻国关系问题上，经常贼喊捉贼、倒打一耙的国家。
我还发现一件更重要的事：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批准押至南京军事法庭审判的南京大屠杀刽子手、原侵华日军第六师团长的谷寿夫，在南京被枪决后，日本国内及他的追随者从来就没有认识其罪，相反始终将其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而记忆着。20世纪60年代由下野一霍中将编撰、东京情报社出版的《南京作战之真相——熊本第六师团战记》一书中，对战犯谷寿夫如此评价道：“将军戎马四十余载，尽心尽职忠诚于君主国家，乃至以死奉公。”“虽为国尽力，一旦战败，其战绩即成敌国民之恨，冤罪之下，牺牲在曾指挥过最光辉战斗的雨花台之下。”“其高尚的武德和崇高的军人精神，是真正的军人之楷模，受到所有世人发自内心之敬仰。吾等部下将士在扼腕痛惜其伟大的殉职之时，对其忠勇义烈致以由衷的敬意。”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南京大屠杀的日军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被判绞刑，为其叫屈喊冤者更不乏其人。后来日本将其灵位供于靖国神社，多任首相数度参拜……
这就是日本。战争是他们发起的，罪恶是他们制造的，然而他们仇恨与敌视的却是那些惨遭他们奴役与残害的民族和国家。
这就是日本——为了自我的生存和强大，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与意愿，挥刀举枪，从大海的那边跨海而来，大肆掠夺他人的财富与资源，任意残害他国的无辜百姓，没有一丝罪孽感，即使在国际法庭公判之后仍然不把这样的罪孽当回事，反而对自己的阵亡者倍加“怀念”并“痛祭”。
30万人的生命呵！几十年来，日本人可以用一句轻飘飘的话一笔勾销，竟然还胡言乱语说是我们在“说谎”，是“中国人自己编出来的南京大屠杀”！
多么无耻！怎不刺痛我等的心呵！
公祭！必须公祭！这既是对自己死难同胞灵魂的安抚，也是给那些犯罪者的警示。我们早该这样做了！
中国从来不是一个没事找事的国家，且自古以来就很宽宏大度。我们想以和为贵地与世界各国和睦相处，尤其是与邻国世代友好，然而当今日本呢？
确切地说，是当今执政的一些日本右翼分子，是他们的过分猖狂和无耻行径挑起了我们民族的旧伤痛。他们不仅从来没有认真地反省自己的历史罪孽，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底线：不承认自己的罪孽也罢，却偏偏还想把当年的军国主义的屠刀重新举起，连明明是中国的一个小岛——诸如钓鱼岛也要占为己有。问题是：这还仅仅是表象。其实质是，他们妄想侵吞别国、奴役其他民族的野心始终不死，并大有蠢蠢欲动之势。执政的日本首相及其同僚，一次又一次地不顾深受二战日本侵略灾难之苦的中国等国人民的感受，执意去参拜供着那些血债累累的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这既令人恶心又叫人百思不解的卑劣行径，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撕开伤疤，去透彻地再看一遍血淋淋的悲愤史。
中华民族一向爱好和平，我们曾经放弃了对侵略国的战争索赔——关于这一点也有必要向我们的人民说明：对侵略国日本的战争索赔，1945年《波茨坦公告》中有明确规定。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当时的美国等国家出于自身的目的，撇开中国，于1951年在旧金山签订了于次年生效的《旧金山和约》，让中国放弃赔偿。这笔账，美国当政者可以说是心怀鬼胎，而日本国则是心知肚明。他们的这一严重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伎俩，应该成为世界和平史上的一大耻辱凭证。尽管如此，友好和宽容大量的我们，不仅没有再纠缠旧账，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多次千方百计地把友善之手伸向日本，将千千万万的优秀儿女送去东洋加强中日友好交流。但日本的一些政治家不干，屡屡阳奉阴违，挑衅我中国人民的心理底线，直到把整个中华民族的怒火重新点燃起来，也让那些深埋在“万人坑”里的一个个冤魂再度苏醒复活……
于是我们不得不以另一种特殊的形式——国家公祭，来警告这个罪孽深重又不愿悔改的邻国。同时也告诫自己的国民：要取得和平与安宁的幸福生活，就永远不能忘却历史、忘却苦难。
当象征国家权力的表决在人民大会堂公告后，每年的12月13日——这个带着国耻和痛苦的日子，从此要举行我们每个中国公民必须垂颅而默哀的仪式。
这是一种痛苦的选择，烙在心坎上的记忆，它让我们有了一种新的国家意识。
然而，这样的选择和记忆其实来得太晚太晚。明年（2015年）便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由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个所谓的“轴心国”发动的这场人类历史上伤亡最严重、最惨烈的法西斯战争，战火殃及全球60%的国家，约6000万人死亡，其中我们中国死亡人数达3500万之多，经济损失在5000亿美元以上（当时的货币价值），为最大的受害国之一。
祭奠亡者，乃是生者的一种寄托希冀和自我约束与祈福消灾的行为，中国古人重之，有“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除头七、二七……五七、七七（断七）和百日、周年等祭祀日外，还有一年四季中的清明、寒食、端午、中元、重阳等祖宗流传下来的诸多祭祀节日。祭礼周全的中国，却偏偏少了一种祭奠，即对战争亡灵尤其是国耻之痛的祭祀。传统祭祀，人们多数是在对自己的亲人寄托思念之情。
以往，我们缺少国家形式的对那些因战争而死亡者的公祭，我们因此长期以来也就缺少了一份内心的爱国与强国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