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古文观止
32026700000036

第36章 祭公谏征犬戎

“原文”

(周语上《国语》)

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翟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又增修于德,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

“今自大毕、伯仕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其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吾闻夫犬戎树惇能帅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

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译文”

周穆王打算征讨犬戎,祭公谋公对他说:不行!

先王历来只发扬德政,而不炫耀武力。军队在平时聚集力量,必要时才动用,一动就能威风;炫耀等于玩弄,那就失去了威风。

所以周公的《颂》诗说:‘把干戈收起来啊,把弓箭收藏好啊,我王施政求美德,要使恩惠遍中国,永远保持无缺失。’先王对于百姓,总要鼓励他们道德高尚,性情敦厚,财物丰裕,器具合用;以礼法教育他们,使他们明辨利害,务利而避害,怀念德政而畏惧刑威,因此王业就能世代相传,发扬光大。

从前我周朝的祖先后稷,世代担任农官,侍奉虞舜和夏禹。等到夏朝衰落,废除农官,忽视农业,我先王不窋因此丧失官职,只好迁居到戎狄之间。但他对农业仍不敢懈怠,时时宣扬后稷的德行,继承后稷的事业,学习后稷的教导和典则,早晚勤勤恳恳,以笃实的态度保持它,以忠信的情怀奉行它,世世代代继承先德,从不辱没前人的光彩。到了武王,他能发扬前人的美德,加以慈爱和平,侍奉神灵,保护百姓,无不欢欢喜喜。那商纣暴虐,百姓不堪其苦,都乐于拥戴武王。因此武王才出兵牧野。可见先王并非崇尚武力,而是体恤人民的痛苦,为人民除害。

先王的制度:都城近郊是‘甸服’,郊外是‘侯服’,侯服以外是‘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甸服,须供应天子祭祖的用品;侯服须供应‘奉祀’高祖、曾祖的用品;宾服,须供应天子‘享祭’远祖的用品;要服,须供应天子‘贡祭’神灵的用品;荒服,诸侯必须来朝拜天子。祭礼每天一次,祀礼每月一次,享礼每季一次,贡礼每年一次,朝拜终生一次,这是先王的遗训。如果有不供应日祭的,天子就应检查自己的思想;有不供应月祀的,就应检查自己的言辞;有不供应季享的,就应检查自己的法令;有不供应岁贡的,就应检查自己的尊卑名份;有不来朝拜的,就应检查自己的德行。依次检查完了,还有不来的,这才检查刑法,惩罚不祭的、征伐不祀的、讨伐不享的、谴责不贡的、警告不朝的。因此才有用于惩罚的刑法,用于征伐的军队,用于讨伐的武备,才有谴责的命令,晓谕的文辞。如果宣传政令、发出文告,还有不来贡献朝见的,那就再努力增进自己的德行,决不劳民远征。这样,近处的诸侯没有不听从的,远处的诸侯没有不信服的。

现在,自从大毕、伯仕去世以后,犬戎的君长已经尽了他‘荒服’的职责,前来朝拜天子。可是天子却说:‘我定要按照宾服不享的罪名讨伐他,还要向他炫耀军威。’恐怕违反先王的遗训,而您也难免挫败!我听说,犬戎的君长树惇,能够遵循先人的德行,保持朝拜的礼节,办事认真,他有理由也有能力抵制我们。

穆王不听,硬要去攻打犬戎。结果只得到四只白狼,四只白鹿。从此,荒服的诸侯再也不来朝拜天子了。

“读解”

这篇和以下十篇,选自《国语》。《国语》是春秋时期八个国家史料的汇编,以《晋语》最多,在二十一卷中占九卷。内容可与《左传》参证,因此有《春秋外传》之称。《国语》的思想比较驳杂,文风也不一致,如清代学者崔述所说:“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姿放。”

周穆王妄想自己的车辙马迹遍天下,无缘无故要征伐犬戎。祭公从“耀德不观兵”的观点出发,引经据典,苦心劝阻。穆王不听,硬要出兵。结果是犬戎从此不朝,穆王只得到四只白狼,四只白鹿。这对穷兵黩武者来说,真是绝妙的讽刺。

本文把王畿内外为五服,《周礼》则有“王畿千里,外有九服”之说。黄仁宇指出这种观念,“其症结则是中国的中央权力,在技术尚未展开之际,就先要组织千万军民,所以只好先造成理想的数学公式,向下笼罩着过去,很多地方依赖理解能力,不待详细的实地经验。”黄仁宇在评论战国时期李悝“尽地力之教”时,又说:“李悝的设施,也创造了一种计划经济的原始风格。社会的发展,不由它自身作主摸索而成,乃是由政治家以鸟瞰的态度裁夺。”(《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李悝》)。原来这段很枯燥的文字,竟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政治的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