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毛泽东与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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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 审张、赦张、幽张

张学良此人,确实令蒋介石颇为头疼:

让他回西安吧,蒋委员长的面子往哪里搁?

把他抓起来吧,舆论压力吃不消——他放了你蒋介石,又亲自送你回南京,你若把他抓起来,未免太不仗义了!

左思右想,却又左右不是。

蒋介石毕竟老谋深算,他在南京演出了一出闹剧……

张学良的专机,在26日稍晚于蒋介石的专机,飞抵南京。与张学良同机到达的,有他的七名副官、随行工作人员和两名司机。

这七名副官是刘令侠、赵维振、王庆山、夏宝珠、刘云清、张庭艳、陈玉。两名司机是谭延斌、董拜瑞。

赵维振是张学良的侍卫副官。据他回忆,一下飞机,张学良一行和宋子文一起,乘上宋子文的一辆汽车以及南京张公馆的两辆汽车,直奔宋公馆。

宋公馆坐落在风景如画的玄武湖畔鸡鸣寺北极阁,那里绿树蓊郁,幽雅宜人。宋公馆内有两幢二层小洋楼,宋子文把后面的一幢让给张学良下榻。

最初的日子,还算不错。张学良在南京走访亲朋好友,往来自由。只是外出时,总有两辆汽车跟着,一辆是南京警务厅的,一辆是军统局的,或坐便衣警察,或坐便衣特务。

那时,说是“保护”张学良,倒也还是说得过去。

张学良还在宋子文的陪同之下,打牌、玩球,看来,他在南京日子过得自在、潇洒。

就是在那些日子里,蒋介石在悄然策划着怎样“收拾”他……

其实,张学良也已料到蒋介石不会轻易放过他。据赵维振回忆,29日下午,当张学良在宋公馆送别来访的张群、吴铁城、吴国桢时,张群对他说:“我们请你一聚。”张学良当即道:“要请赶快请,晚了可就赶不上啦!”

张学良说这句话,是因为他已意识到自由自在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31日上午,9点多光景,宋子文带着戴笠进来。戴笠通知张学良,要开军事委员会会议,马上就去。

张学良随着戴笠走了。

张学良到了那里,才知道不是开会,而是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对他进行审判!

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为李烈钧,审判官为朱培德、鹿钟膦,军法官为陈恩普、邱毓桢,书记官为袁祖宪、郭作民。

审判长李烈钧为资深国民党人。他年长蒋介石五岁,江西武宁人,早在1907年便加入同盟会,在国民党“一全”大会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后来任国民政府常委兼军事委员会常委。李烈钧在“九一八事变”后力主抗日,此刻蒋介石要他出任审判长审判力主抗日的张学良,他真是有苦说不出。

台湾《传记文学》杂志曾刊载李烈钧的回忆录,他回忆道:

31日开庭前,我命副官先布置一下法庭,然后我借朱,鹿两审判官到法庭坐定,我环顾法庭,四面布置周密,警戒森严。我命将张学良带上。不一会儿,张学良面带笑容,趋立案前,我因为他是陆军上将,又是未遂犯,让他坐下,但他仍笔直地站着。

我招呼他走近一些。

我问张学良:“你知道犯什么罪吗?”张学良回答:“我不知道。”我翻开陆军刑法给他看,并对他说:“陆军刑法的前几条,都是你犯的罪。你怎么胆敢出此言?”

张学良态度从容,答话直率,毫无顾忌。我心想:学良真是张作霖的儿子啊!我问他:“我们准备了一份向你提问的问题,要你回答,你愿先看看这些问题吗?”学良回答:“很好,请给我看看。”

现今,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尚可查到当年审判张学良的记录。据记录载,面对法庭,张学良作如下答复:

这回的事,由我一人负责。我对蒋委员长是极信服的,我曾将我们意见,前后数次口头及书面上报告过委员会委员长。我们一切的人都是爱国的人。我们痛切的难过国土年年失却,汉奸日日增加,而爱国之士所受之压迫反过于汉奸,事实如殷汝耕同沈钧儒相比如何乎。我们也无法表现意见干我们的国人,也无法贡献于委员长,所以用此手段以要求领袖容纳我的主张。我可以说,我们此次并无别的要求及地盘金钱等,完全为要求委员长准我们作抗日一切的准备及行动,开放一切抗日言论,团结抗日一切力量起见。我们认为目下中国不打倒日本,一切事全难解决。中国抗日非委员长领导不可,不过认为委员长还未能将抗日力量十分发扬,而亲日者之障碍高于抗日者之进行。如果我们有别的方法达到我们希望,也就不做此事了……

尤为令法庭诸公难堪的是,张学良掏出随身所带的《铣电》,公之于众。

《铣电》,即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发生前两日(9月16日,电报韵目代日为“铣”)蒋介石发给张学良的电报: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忿,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正是这个《铣电》,迫使东北军在日军大举侵略面前“不予抵抗”。

正是由于“不予抵抗”,日军一口就吞掉东北三省。

从此,张学良替蒋介石受过,得了个“雅号”日“不抵抗将军”。

就连中共,那时也接二连三抨击张学良。1935年8月1日,中共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其中便称“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等卖国贼”,是“少数人面兽心的败类”!

正是这个《铣电》,使张学良背上了黑锅。

也正是这个《铣电》,促使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

今日,张学良居然被推上了被告席,他也就无所顾忌,掷出了蒋介石的《铣电》,以正视听。

张学良的一切申辩都无济于事,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在上午当即作出判决。

《判决书》称此案为“对上官暴行胁迫案”,判决如下: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

这一判决一经宣布,引起一片哗然。

当天下午2时,事情又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蒋介石派人送一公文至国民政府,请求特赦张学良!

蒋介石的呈文如下:

为呈请事:窃以西安之变,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惑于人言,轻于国纪,躬蹈妄行,事后感凛德威,顿萌悔悟,亲诣国门,上书待罪,业蒙钧府饬交军事委员会依照陆海空军刑法酌情审断,处以十年有期徒刑,大法所绳,情罪俱当,从轻减处,已见宽宏……

蒋介石在说了一通张学良罪有应得的话之后,笔锋一转,说“该员勇于改悔”、“自投请罪”等等,提议“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续,藉瞻后效,而示逾格之宽容……”

上午审张,下午赦张,蒋介石精心导演了这一幕:仿佛李烈钧在上午给了张学良一记耳光,而蒋介石在下午给了张学良一颗糖!

其实,耳光是蒋介石打的,糖也是蒋介石给的。

当两条戏剧性的消息翌日见报之后,引起的新闻轰动不亚于二十天前蒋介石在西安被拘的消息。

1937年元旦,西安震怒了!东北军、西北军集结在西安西关操场,抗议蒋介石扣张。杨虎城发出号召:“踏上民族解放斗争的血路!”

自从审张之后,张学良便“失踪”了!在宋公馆,再也不见张学良潇洒的身影。

他被秘密转移到了南京西面中山外(常被误传为太平门外)孔祥熙公馆。那里也是一幢漂亮的两层小洋楼,已经事先腾空,眼下成了张学良的软禁之处。

张学良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失去了自由。他的身边只有副官刘令侠。他的另八名随行人员被“请”往南京珠江路宪兵十六团团部,解除了武装。

戏演到这里,尚未结束,因为蒋介石的呈文,是呈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国民政府的态度如何呢?

1937年1月4日上午11时,国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二十二次会议,作出重要决议案:

张学良所处十年徒刑,准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既然要“严加管束”,亦即要幽禁张学良,而且没有规定时限。

从此,张学良开始了漫长的幽禁生活,他的行踪一直处于绝密状态:从南京孔公馆,到奉化溪口,转安徽黄山,人江西萍乡,进湖南郴州、永兴、沅陵,又押往贵州修文、桐梓、贵阳。1946年11月,他被秘密押往台湾……漫漫五十多个春秋,张学良在沉寂的幽禁之中度过。

从审张、赦张到幽张,蒋介石精心运用了他的政治手腕,终于解决了令他困惑不已的一道政治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