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毛泽东与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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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蒋掌枪杆子、毛握笔杆子共事于广州

毛泽东已是三下广州了:头一回是去开中共“三大”,第二回是出席国民党“一全”大会,这一回则是急匆匆逃亡广州。他到达广州时,已经是1925年10月初。

广州街头的孙中山像,披上了黑纱。画像两侧,则挂着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像一口洪钟坠地,1925年3月12日9时25分,身患肝癌的孙中山病逝于北京,发出震惊华夏的巨响。临终前夕,自知不起,孙中山在病榻上口授遗嘱,由汪精卫笔录,孙中山签名——这便是著名的《总理遗嘱》。

孙中山逝世之后,汪精卫俨然成了孙中山的继承人。1925年7月,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军委主席。此外,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长。这样,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成为国民党的“四巨头”。此时,蒋介石尚未显山露水,只是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黄埔军校校长以及广州市卫戍司令。

一个月后,一声枪响,打破了刚刚形成的国民党“四巨头”格局。

那是1925年8月20日上午9时50分,一辆小轿车驶抵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一位中等身材、微微驼背的瘦削男子,年近花甲,在一位年岁相仿的妇女陪同下刚刚下车,枪声骤响,那男子饮弹而倒,鲜血喷涌。急送医院,才一个多小时,他永远闭上了眼睛。

此人便是“四巨头”之一的廖仲恺。那妇女是他的夫人何香凝。

廖仲恺乃孙中山的倚柱,是国民党内左派领袖。用当时中共广州临时委员会委员罗亦农的话来说:“廖仲恺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健将,中山先生死后,中国国民党中,真能继续中山先生的遗志,实际上领导革命群众实行革命的首领。”刺客的子弹,使“四巨头”变成了“三巨头”。

一名受伤的刺客,当场被捕,据传与胡汉民有瓜葛。

当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举行党、政、军紧急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处理廖案特别委员会”,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为委员,赋予政治、军事、警察全权。胡汉民受廖案牵连,被排斥在外。于是,形成了汪、许、蒋“三巨头”局面,蒋介石头一回进入国民党领导核心之中。

经审查,刺廖乃由朱卓人、胡毅生、魏邦平、林直勉等主谋,其中有的是胡汉民旧部下,也有的僚属许崇智。

于是,8月25日,蒋介石下令,拘捕胡汉民。

于是,9月19日深夜,蒋介石派兵包围许崇智司令部,迫使许崇智去沪“养病”。许崇智身为军事部长兼粤军总司令、广东省政府主席,原本手下兵强马壮,称雄广东。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那一声枪响,死了廖仲恺,抓了胡汉民,走了许崇智,一下子使原先的“四巨头”少了三个。“渔翁”蒋介石崛起,取而代之,把许崇智的部队归于自己手下,成为国民党内手握重兵的最有实力的人物——蒋介石在这次政治大格斗中,头一回显示了他具备商人的精明和军人的铁腕。

正是在此时此际,毛泽东来到广州。两手空空,没有一兵一卒,毛泽东手中只有一支笔。跟蒋介石相比,毛泽东一介书生,无权无势。

虽说毛泽东失去了他在中共中央的职务,不过,他毕竟还是国民党的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于是,他来到那刚刚响过枪声的地方——国民党中央党部,在那里住了下来。

毛泽东擅长写作,自然最宜于做宣传工作。倒也凑巧,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正空缺,便安排毛泽东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可算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原本推定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三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戴季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

戴季陶此人,亦乃一笔杆子,曾任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孙中山病重期间,戴季陶侍立于病榻左右。据其自云,孙中山在病中反思一生道路,对戴季陶不时谈及自己的所闻所见。于是,戴季陶也就得到孙中山学说的“真传”,遂易名“戴传贤”。孙中山故后,戴季陶闭门两月,奋笔疾书,写出《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著,俨然成了孙中山学说的“正宗”继承者、捍卫者、发展者。然而,两书一出,舆论哗然。有人讽之为:“孔子传之于孙中山,孙中山再传之于戴季陶。”寥寥一语,弄得戴季陶哭笑不得!

戴季陶一度是左翼人士,曾参与中共的创立。中国共产党纲领,最初便出自他的笔下。不过,他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他声称,孙中山先生在世一日,他便不能加入别党。此后,他由左翼倒向右翼。在国民党“一全”大会上,他曾反对过联俄联共。

1925年11月23日,坐落在北京远郊的西山碧云寺,忽地出现一群衣冠楚楚的客人。明朝马汝骥曾诗云:“西山台殿数百十,侈丽无过碧云寺。”碧云寺乃西山明珠,平日游人常来,自1925年3月之后,游人倍增——因为孙中山在北京去世后,灵柩暂停于此(1929年后移葬南京中山陵)。

于是,这群衣冠楚楚的人物,也选择此处开会,以表示对孙中山的“忠诚”。

来人之中,有国民党中央执委及候补执委林森、居正、邹鲁、覃振、叶楚伧、石青阳、石瑛、邵元冲、茅祖权、傅汝霖,还有已经退出中共的沈定一,以及中央监察委员谢持、张继。这是国民党右翼人士的大集会。他们自称这是“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他们与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相抗衡,另行成立了一个国民党中央党部。由于会议在西山召开,史称“西山会议”;这批头头脑脑,也就成了“西山会议派”。

戴季陶理所当然支持“西山会议派”,欣然北上,欲与邹鲁、林森等共赴西山。事出意外,一位国民党右翼元老冯自由(原名冯懋龙)却听了误传,说戴季陶乃中共党员,于是派人对他拳打脚踢,弄得戴季陶好难堪!这位孙巾山“嫡传”弟子颇为扫兴,狼狈离京赴沪——不过,他列名于西山会议的通电之中,依然是“西山会议派”的一分子。

戴季陶正陷于风波之中,何况他已站到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对立面了,当然他那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成了虚设,毛泽东也就代理了中央宣传部部长之职。

一时间,蒋介石掌握枪杆子,毛泽东则掌握笔杆子,共事于广州……毛、蒋在国民党“二全”大会一起登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这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如今是《毛泽东选集》开卷首篇。虽说《毛泽东选集》上注明此文的写作(发表)时间是“1926年3月”,实际上此文首次发表于1925年12月1日由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司令部主办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上。

毛泽东是一位写作高手。他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手中的笔杆子变得异常忙碌。虽说此前他曾发表过一百来篇文章,但是他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作为《毛泽东选集》首篇,表明他自以为这是他的思想日渐成熟的开端。

不过,载人今日《毛泽东选集》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曾作了修改。当时的原文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和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要分清敌人与朋友,却并不容易。中国革命亘三十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毛泽东为1925年10月中下旬召开的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了宣言。

11月下旬,毛泽东又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起草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

12月初,毛泽东主编国民党中央的《政治周报》。发刊词出自他笔下,《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等杂文亦出自他的手笔。

在毛泽东到达广州不久,他的妻子杨开慧携岸英、岸青两子也来广州,同住于东山庙前西街三十八号。

就在毛泽东忙于起草宣言、主编刊物之时,蒋介石正忙于东征——征讨广东军阀陈炯明。蒋介石被任命为东征军总指挥,而总政治部主任则是二十七岁的中共党员周恩来。

那年,周恩来刚刚回国——离别祖国四年后,于1924年9月初自法国来到广州。他先是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旋即脱下西装,穿上军装,被派往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从此,周恩来跟校长蒋介石共事。蒋介石颇为欣赏周恩来的才干,只是暗地里叹息:“可惜,这个浓眉大眼的周恩来是共产党!”

蒋介石率三万之众东征,依然国共合作,请周恩来出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1925年10月1日,东征军出师。10月14日,首战大捷,一举攻克陈炯明老巢惠州城。紧接着,蒋介石挥师乘胜追击,到11月底,荡平了陈炯明部队。班师归羊城,蒋介石名声大振!

在蒋介石顺风顺水的时候,中国国民党“二全”大会紧锣密鼓,准备召开:一是根据党章规定,一年一度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二是“西山会议派”那么一闹,另立中央,广州不能不开“二全”大会,对他们进行“弹劾”。

毛泽东积极参与国民党“二全”大会的筹备工作,成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五委员之一。毛泽东还执笔起草了《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

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高高扎起了绿色松柏门楼,门楼两侧写着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中央党部大礼堂内,高悬孙中山遗像,旁置“奋斗”两个大字。1926年1月4日上午8时半,礼炮轰鸣,两架飞机在空中翱翔,抛撒着纪念品。时,中国国民党“二全”大会,在中央党部大礼堂开幕。大会主席为汪精卫,大会秘书长则为共产党人吴玉章。毛泽东坐在代表席上,他的座位为十五号。到会代表二百五十六人,中共党员约占一百来人。

蒋介石今非昔比,在国民党“一全”大会时,他连代表都未曾当上,这一回,他不仅是代表,而且在1月6日下午,向大会作军事状况报告。蒋介石成了“东征英雄”,他慷慨激昂地宣称:“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

蒋介石报告毕,全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此时,代表李子锋站了起来,提出一动议:“请全体代表起立,向蒋介石同志致敬,勉其始终为党为国奋斗。”

在国民党的历史上,在全国代表大会为一位并非领袖的人物起立致敬,尚是首次。国民党左派人士詹大悲(在“二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看不下去,给大会主席团写了一信,要求从大会记录上删去李子锋的动议。不过,当年蒋介石呼声甚高,成了国民党的一颗政治新星,倒是由此可见一斑。

两天之后——1月8日下午,毛泽东步上主席台,作《宣传部两年经过状况》报告。

在1月18日下午,毛泽东和蒋介石相继上台讲话。当时的会议记录上,这么记载着:

一、甘乃光同志报告商民运动决议案。

二、毛泽东同志报告宣传审查委员会决议案。

主席(引者注:即汪精卫):赞成者举手(大多数,通过)。

三、蒋中正同志提出改良士兵经济生活案。

主席:以赞成照原案交国民政府办理者举手,付表决(通过)。

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头一回同台作报告,这也是毛泽东、蒋介石、汪精卫头一回同台亮相——十二年后,三人分别成了共产党、国民党、日伪政府三方首脑,形成鼎足三分中国之势。

国民党“二全”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二百五十二张选票中,有三张废票,即有效票为二百四十九张。其中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蒋中正均得二百四十八票的最高票。

毛泽东则以一百七十三票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紧接着,1926年1月22日至25日,在广州举行中国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出席了会议。

踌躇满志的蒋介石进入了国民党的领导核心,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九常委(汪精卫、谭延闽、蒋中正、孙科、顾孟余、谭平山、陈公博、徐谦、吴玉章,主席为汪精卫)之一。

常委会下设一处八部,组成中央党部。一处即秘书处,八部为组织部、宣传部、青年部、工人部、农民部、商业部、妇女部、海外部。其中,宣传部部长由中央主席汪精卫兼任。

据1926年2月5日中央执委委员会第二次常委会记录载:

汪精卫同志提出,本人不能常到部办事,前曾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许可另请代理,今请毛泽东同志代表宣传部部长案。

决议:照准。

于是,毛泽东正式出任同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列席中央常委会。

三天之后——2月8日,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三次常委会上又提出:“沈雁冰为秘书,顾谷宜为指导干事。”

于是,沈雁冰出任宣传部秘书。沈雁冰何许人?作家茅盾也。

沈雁冰在其自传中,也曾这么写及:

1925年尾,恽代英和我及其他四人被选为左派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代表,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我与恽代英留在广州工作。我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当时毛泽东同志代理宣传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