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外乡人，把自己曾经驻足的地方都当作故土，费尽心思地为当地的作者写评论、造声势，将那儿刚刚冒出的点点星火不断吹旺，最后成为熊熊烈焰。这是一种品格，一种境界。
第一次见到雪弟，是在2007年抚州举办的“江西微型小说高峰论坛”上，那时的雪弟还在东华理工大学中文系执教，也是这次论坛的组织者之一。他给我的感觉是年轻、帅气、热情、深沉。有人说，别看他年纪不大，可已经是全国著名的小小说评论家，就凭这点我们也应该从心底对他表示敬佩。事实上，他没有之前我们在心里定位的“专家”的架势和清高。雪弟是随和、朴素和容易使人接近的，而且在任何场合都尊重他人。无论你职位高低、成就大小，他一样接近你、尽可能与你交流和亲近。在论坛上听了他对小小说的“高谈阔论”之后，我对他的崇敬随之倍增。也从那一次起，抚州的小小说作者彼此熟悉、互相沟通，形成合力，形成团队。再之后，便有了江西小小说作者的抚州“棠阴笔会”、宜春“奉新笔会”和南昌“罗家笔会”。三次笔会之后，江西的小小说创作热情被带动起来了。这位手执教棒、看上去温文尔雅、似乎不是很善辞令却满腹经纶的雪弟自然成为了江西小小说作者共同的朋友。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满腔热忱为江西小小说奔走呼号的“才子”并非抚州本地人，他的老家在安徽。据他自己介绍，雪弟的笔名源于他有一个小名叫“雪”的姐姐。几次笔会后，我这个在小小说界名不见经传的作者与年纪比我小，职务、成就都比我大的小小说评论家雪弟就熟悉了。加上有一段时间，他常从东乡搭火车去金华，接触的机会便多起来。
有一次，已调到东华理工学院南昌分校的雪弟要去金华。那天下午，雪弟从南昌赶回抚州，又从抚州匆匆赶到东乡，到东乡时已是傍晚时分。我们一起吃了晚饭，看时间还早，彼此又想多一些时间聊聊，就没有让他打的士去火车站，我提出用我上班的自行车载他去车站，没想到他爽快地答应了。我们一边骑车一边聊着往车站走。上一个并不太陡的斜坡时，坐在后位的雪弟突然问：“汪老师，累不？要不，我下来。”我说，“你不就100来斤？没事。”我们就这样往位于县城西南方向的火车站继续赶。其间，他又说，这情形让他想起了小时候哥哥骑自行车载他去上学的日子，还说，我弓着背蹬自行车的情形挺像他哥哥。后来，雪弟为我的小小说写了一篇评论，开篇就谈及了这件事。说东乡当时的火车站因站楼低矮，站前搭建杂乱无章，票贩、的士拉客宰客，并且他也曾被宰过，因而对东乡没有留下什么好的印象，致使后来每次来东乡都觉得有一股寒意漫上心头。后来由于认识了我这个朋友，尤其是坐了一回我这个“大哥”的自行车后，东乡便变得温暖和温馨起来。这段话被原封不动地登在许多报刊上。就这段话，把我这个在东乡似乎毫不起眼的小人物的“身价”无形中提高了数十倍，一个作家的一次“壮举”竟然与一个有着15万人口、国民生产总值据称是全市第一的东乡县的“外部形象”直接挂钩。有文友看过文章后给我打来电话说，一滴水可以映出太阳的光辉，一个细节同样可以改变一个人对一座城市的印象。我听了心里有点“飘飘然”。基于此，这些年，为了巩固业已形成的“高大伟岸”的形象，我总是时时处处检点自己的言行，在心底尽可能剔除贪念与欲望，尽可能不因为我这个东乡人一时的迷失而让十几万东乡的子像跟着某些贪官一样蒙羞。
雪弟说，他原本是可以在仕途上发展的，因为爱着文学、爱着小小说，所以就主动辞去了一个在省直属部门工作的机会，而选择在高校做老师。这些年，他辗转东西，无论在哪儿驻足，都满腔热忱地为小小说呐喊欢呼，为小小说作者彼此相识、交流搭建平台，为地域小小说的发展建言支招。一个外乡人，把自己曾经驻足的地方都当作故土，费尽心思地为当地的作者写评论、造声势，将那儿刚刚冒出的点点星火不断吹旺，最后成为熊熊烈焰。这是一种品格，一种境界。
雪弟，一个待人真诚、处事坦然的人，一个总在四方行走、总在结交小小说作者的人，自然有其他人望尘莫及的人缘。从娇声欲滴的痴情才女到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甚至作家圈内的巨匠泰斗，都有不少与他打过交道的，尤其是全国大部分的小小说作者几乎都与雪弟成为了朋友、甚至至交，他的名字已经与中国的小小说密不可分。
可生活中的雪弟依旧是一个凡人。当他背着个帆布包，独自一人站在有列车呼啸而过的站台，行走在有山、有水、有古建筑风景的旅途中时，他总是思想清纯、境界散淡、信念辽远……没有畸形官场文化的荼毒，没有当下一些文人的浮躁与矜持，有的只是与身边的风景彼此同行或是擦肩而过的印痕。斑斑点点，或浓或淡，都成为映照心灵的“镜像”。
这就是雪弟，一个像美国的穆爱莉教授一样脚穿布鞋、肩背行囊为小小说这片美丽的风景着色洗尘的人。
静下心来，我常常想起雪弟，想起他思索时的样子。这时候，耳畔隐隐传来他那带有安徽口音并且讲话时略有些急促的声音……
人的生命，似洪水奔流，不遇着岛屿和暗礁，难以激起美丽的浪花。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