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对全国性“大跃进”进行总动员并对反冒进作正式结论的会议。
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对批评反冒进作了结论。报告说：反冒进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的生产建设，特别是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形成了“马鞍形”。
会上，党的历史上出现过的那种开展过火斗争的气氛很浓，有不少人在发言中猛烈批评反冒进，觉得这个结论对反冒进的批评还不够，语气轻了，对立面讲得不够，应彻底清算反冒进的“错误”。各地方代表也在会上报告了同地方“右派集团”、“右倾集团”、“反党集团”作斗争的经过。
就是在这种气氛之下，周恩来、陈云等人被安排再次检讨。
从1958年夏季开始，短短几个月时间，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图为湖南某人民公社成立大会。16日陈云检讨。他说：“在这里，我要说一下关于1956年发生的‘冒进’的错误问题，因为这是同我的工作有直接关系的。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的这一段时间内，我对于我国经过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以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势估计不足，对于1956年生产高潮的伟大成就估计不足，对当时大跃进中出现的个别缺点，主要是由于新职工招收得过多和某些部分工资增加得不适当，一度造成商品供应和财政的某些紧张情况，估计得过分夸大了……反‘冒进’的错误是看不见和低估当时群众性生产高潮的伟大成绩，是夸大估计了当时财政和市场紧张情况……对于当时财政和市场紧张的错误看法，首先而且主要是我的看法。因此，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性的错误，我负有主要责任。”
17日周恩来检讨。他手里拿的虽然只有几十页稿纸，却显得那样沉重。他把全部稿纸放在讲台上，抬起脸朝台下望了望。熟悉周恩来那张总是洋溢着热情和充满认真神态的面孔的人们，觉得他一下子老了许多。
据当年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回忆（范若愚：《历史最终会把一切纳入正轨》）说：
“1958年，在成都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志对我说，回到北京以后，要起草一个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要我到总理办公室的宿舍去住，听候周恩来同志给我布置工作。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做‘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在南宁会议上已经被提出来了……周恩来同志指示我：过去起草文件，是由他先谈内容，由我记录下来整理成书面材料。这次发言，不能像过去那样，因为这是自己的检讨发言，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他讲一句，我记一句。只是在文字的连接上，做一点工作。周恩来同志还说，关于这次‘犯错误’的问题，他已经和毛泽东同志当面谈过了，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同志。他还说，虽然和毛主席常见面，但并不能因此在思想上就能完全一致。这说明，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周恩来同志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陈云同志讲的什么，我只听到一两句，周恩来同志讲的话，我当然听清了。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我暂时离开他的办公室，让他安静地构思，等他想好一段再叫我来记录一段。我觉得，这时我如果守候在他的办公室旁，对他是一种精神上的负担，会妨碍他构思和措辞。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当时已经深夜12时了，我回到宿舍和衣躺在床上，等候随叫随去……第二天凌晨2时许，邓大姐把我叫去，她说：‘恩来独立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去了？’我把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建议的情况讲了以后，邓大姐说：‘走！我带你去和他谈。还是由他口授内容，你整理成文字材料。’这样，我随邓大姐到了周恩来办公室，她和周恩来同志争论了很久，最后，周恩来同志勉强地同意，还是由他口授内容，我回到宿舍去整理记录。在整理到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时，我引了一句成语说：‘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后来，我把整理后的记录请周恩来同志审时，他看到‘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这句成语时，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说，在关于他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后，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在整风以前，不能引用。‘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得太少！’周恩来同志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最后，他逐字逐句地自己动笔修改一遍，又亲自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这个稿子退回来时，政治局常委和书记提的意见，把‘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量比较轻了。”
范若愚说：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
周恩来在17日的发言中，首先表示拥护大会的有关报告和毛泽东的讲话，他说“主席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看问题”。这是周恩来发自内心的话，他可能从多少次历史经验中，觉得毛泽东比他站得高、看得远，这一次可能是自己错了。然后他围绕支持“大跃进”这个核心问题进行检讨：“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20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
周恩来讲得很平静，没有恼怒、否认、替自己辩护、请求原谅，也没有索性不在乎，他讲得很认真，完全不由自主地露出他素常的严肃。他唯恐与会者听不清楚，于是提高嗓音反省道：“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
他的声音有些颤动，他的眉宇凝结起来，两颊的肌肉有些松弛：“反‘冒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则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右倾保守的错误。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总方针。”
据党史专家丛进等潜心研究，认为周恩来的检讨发言，既有迫不得已的一面，也有其诚心的一面。因为，历史上种种事实证明，毛泽东历来是正确和比较正确的，这是延安整风以来已为全党所接受的认识，凡遇到毛泽东提出不同意见，大家即习惯地自觉地向他靠拢。又加建设经验不足，当时周恩来也预想不到搞“大跃进”竟会出现后来的严重后果。在这两种情况下，周恩来也难以有充分的根据与信心来坚持自己原先的反冒进观点。
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在发言中还专门谈了“向毛主席学习”的问题，他说：“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错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做对了的时候或者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思想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必须下苦功夫，认真地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学习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学习他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学习他的思想和作风以及他所具有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的风格。”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发自内心的。但是这与他在建国之初给全国青年大会讲“学习毛主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在那篇讲话中说道：“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如果这样，我们承认我们的领袖就成了空谈。既然是谁也不能学习，那么毛泽东不就被大家孤立了吗？我们不就把毛泽东当成一个孤立的神了吗……因此，学习毛泽东必须全面地学习，从他的历史发展来学习，不要只看今天的成就伟大而不看历史的发展。”
现在的事情正在起变化。
在历史中形成的对毛泽东的衷心爱戴和敬仰，开始变成了个人崇拜。有的人还加以发挥，对个人迷信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如受到毛泽东推崇的柯庆施就说过：“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个人崇拜的空气骤然膨胀，党中央的政治生活从这时开始不正常，“左”的东西便得以畅行无阻，以至发展到后来的“大跃进”，及更大破坏作用的“文化大革命”……
然而这一切，都有其历史背景：一方面是国际上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出现的混乱；另一方面是国内各阶层对中共工作的不满以及由此而来的罢工、罢课、闹退社等事件。在毛泽东看来，在1956年这样一个多事之秋，公开纠正自己工作中的冒进倾向，无疑是给反对派提供进攻的口实。因此，按照毛泽东确信的“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的思维定式，反冒进便难逃被指责批判的厄运。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重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时写过说明，他写道：“我们没有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何以在党的工作遭到非议之时，特别是在反右派斗争后，要对反冒进进行严厉的指责和批判了。
——那是一个时代。
毛泽东指间的那节香烟燃尽了，他轻轻地将烟蒂揿灭在烟缸里。周恩来检讨后，毛泽东宣布：“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
毛泽东将反冒进的事态看得极其严重，一再警告说：“有些人不顾大局，像莫洛托夫那样，像我们中国的高岗那样，那就要出现分裂……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照顾大局，谁就会跌筋斗……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
毛泽东讲得十分严肃，从此那些不愿看到党内产生分裂的共产党人，对反冒进一词噤若寒蝉。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也就少了。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内心异常苦闷又极其矛盾的周恩来，鉴于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有以柯庆施代替他的总理职务的考虑，又鉴于自己在反冒进问题上犯了“方针性”的错误，便向中共中央真诚地提出：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6月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会后，邓小平拟了个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并把这个记录报送了毛泽东。这样，周恩来仍然担任国务院总理一职。但是，他和陈云等人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在经济建设中发挥其主动、求实和创造性的作用了。
这期间还有一则轶闻，就是“跃进”一词的发明权。1958年5月25日，彭真给毛泽东送去一份材料，即《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3日关于发动全民讨论农业四十条的社论，并说明这是最早使用“跃进”一词的地方。毛泽东当即写信赞扬说，发明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并说：“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没想到，最早使用“跃进”一词的不是别人，正是主张反冒进的周恩来。早在1957年6月2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的会议上，为了批驳大鸣大放中有人说1956年经济建设是全面冒进的言论，就使用了“跃进”一词，说1956年是“跃进的步骤”“跃进的发展”。所以，一天以后，1958年5月26日，彭真又把周恩来这个报告送给毛泽东，把“跃进”一词的发明权归于周恩来。（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
然而，毛泽东欣赏“跃进”一词，一个原因就是它堵住了反冒进论者之口。他在1958年5月26日致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及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其他同志的信中说：“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
对于反反冒进和“大跃进”的形势，毛泽东非常满意。8月初，他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对来访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是没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