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林彪反革命集团大肆加紧诬陷贺龙的同时，江青反革命集团也参与进来。林彪向来对江青吹捧之至，说江青“是我们党内同志中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很杰出的干部”。1968年3月，林彪还使出招数，把江青的行政级别从九级提到五级。
是林彪一手将江青扶上台的，于是在陷害贺龙元帅的阴谋中，江青等人积极地进行配合。
1947年9月，贺龙在山西兴县蔡家崖主持晋绥军区建军会议。这是会后他与薛明在晋绥军区司令部门前合影。“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1966年12月30日，江青不顾中央关于对贺龙问题只在小范围内打招呼的精神，跑到清华、北大等地对红卫兵头头们进行煽动。之后，又找到贺龙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儿子贺鹏飞，恶狠狠地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要触动他了！”
在江青等人的煽动下，元帅的家被抄了，大量的机密文件被抢走了，围攻的人挤满了庭院，“打倒贺龙”的大标语贴满了庭院，以及首都的大街小巷。
1967年初，在“一月风暴”席卷下，“文化大革命”进入向“走资派”全面进攻、全面夺权的新阶段。1967年1月9日，经毛泽东批准，在军委副主席林彪主持下，中央军委在京召开了碰头会。
然而身为军委副主席的贺龙却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权利。
林彪、江青在会上竭尽能事，对贺龙进行诬陷、诽谤。
林彪说：“全面内战现已打了一半，要打下去，取得全胜。”“兵坏坏一个，将坏坏一窝。贺龙到处搞夺权，他不是正派人。”
江青说：“零敲碎打是不行的，要宣布彻底革命，要选中打击目标。”
林彪：“贺搞鬼名堂，巩固山头，扩大山头。搞鬼名堂是彭德怀、贺龙。一是兵痞、一是土匪，他们的总路线与我们不同，他们的灵魂深处是大阴谋家……”“不要看他不搞政治，他同罗、邓、彭结合起来就不简单。”“贺、罗、彭是一帮的。”
江青：“三结义现在直接跳出来了。”
林彪：“南昌暴动有了他成了拖累，不然仗就打好了。”……
在林彪和江青的煽动下，贺龙和夫人薛明每转移到一个新地方，就有人来揪斗。面对袭击，贺龙愤怒地说：“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哟！我应该去见见他们。”薛明和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十分担心。他却笑了：“难道我不了解群众？难道群众不了解我？”薛明不能让丈夫出去，劝他道：“那也得请示总理呀！”贺龙只得说：“那好，听总理的。”
薛明和贺龙来到周恩来家里，向他请示。周恩来关切地说：“你身体不好，不能见。有我顶着。”当时，周恩来总理叫秘书接通了贺龙家里的电话，指示围攻的人群撤走，并留贺龙夫妇住在自己的家中。周总理亲自为贺龙夫妇安排了住处。邓颖超还叫秘书带上信笺来说：想吃什么就写上，让厨房的同志做。周恩来对贺龙一家无微不至的照顾，使贺龙深深感动了。他万分感激地说：“总理你真是教育了我们两代人啊！”
周恩来多么想把贺龙留在中南海啊，但是这显然不行。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挑动下，中南海也闹了起来，许多中央一线领导都受到了冲击。
1月18日，周恩来与贺龙正式谈了一次话，还约了江青。江青不但不来，还指使人在约定时间，把宣传车开到中南海墙外，高喊“打倒贺龙”。
在刺耳的呼号声中，周恩来对贺龙说：“毛主席都和你谈过了嘛！毛主席还是保你的嘛！”又不无遗憾地说：“我本想让你住在中南海，但现在中南海也有两派，连朱老总家的箱子也被撬了。为了你的安全，我另外给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一下。你先去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周恩来又说：“我估计你一下子还不会适应，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练一练毛笔字。”
贺龙牢牢地记住了总理嘱咐，并让薛明帮他记下来。然而，这却是他听到的总理的最后一次谈话，这次晤谈，竟成了两位共同战斗了40年的战友的永别。
1月19日这天，一辆米色伏尔加轿车开出了中南海，向西郊方向驰去。
中南海里，就在“伏尔加”出发的那幢住所前，一个瘦削的身影伫立在门下。他半侧着身躯，右手已握成了一个拳头。半晌，他似乎决定了什么，转身走进屋里。
“崇碧同志，”他对卫戍区司令傅崇碧说：“我想了又想，你还是赶紧到西郊去一趟，亲自把贺龙送到八大处。不这样我不放心！”
“总理，我保证把贺老总安全送到。”
临走，周恩来又补充了一句：“贺老总到了后，你立即来个电话。”
米色伏尔加迎着风雪疾驰。在它的后座上，坐着军委副主席贺龙元帅和妻子薛明。当轿车行至翠微路时，司机却沿着环形车道拐弯向东，朝北京站方向驰去。
“同志，不是去西山吗？怎么……”贺龙疑惑地问。
“贺老总，这是总理亲自安排的。”司机回答道。
一路红灯，轿车走走停停，最后突然转进一条岔街，钻进一条胡同，停在一辆黑色上海牌轿车后面。
“贺老总，我只能送到这里了。”司机十分抱歉地说，“请老总坐那辆车子继续走。”
“哦！没关系，没关系。”元帅说着，跨出车门与妻子一道上了上海牌轿车。轿车的引擎响了一声，滑出了胡同口……
原来，为了贺龙夫妇的安全，周恩来要求严格保密，还特意安排中途换车。
周恩来安排贺龙夫妇住的地方，是建在山腰的一所平房院落，除了警卫战士，只有贺龙夫妇二人。
贺龙与薛明共同生活的几十年中，长时间住在一起还是头一次。战争时期，贺龙戎马倥偬，少有短暂相聚，多是长久离别，1945年日本投降，贺龙率部进军丰镇、集宁，经过延安的柳树店薛明和儿子的住处。如不是警卫员提醒，贺龙也许就疾驰而过了。薛明抱着儿子在路边等他，他在卡车上伸出手和儿子握握，只说了句：“长大了当兵。打完仗再见！”然后就驱车远去。解放后，党和国家赋予贺龙的责任日益重大，他日夜忙于繁重的军政工作。平时常常是清晨匆匆离去，夜晚迟迟归来，要不就是长时间外出开会、视察。在这个半山腰的平房院落，贺龙夫妇倒也能朝夕相处了，然而却是躲避林彪、江青的迫害。
住是住下来了，但适应这样的生活却很不容易。一连几天，刚直不阿的贺龙不是在屋里踱步，就是倚在窗前沉思，食量减少了，睡眠也差了，有时突然说：“要回去，能帮助主席、总理做一点事多好啊！”
一个烈火般的性格，一个在激烈的战斗和紧张的工作中度过了大半辈子的老战士，骤然离开了群众，离开了工作，与世隔绝，是多么难受啊！但想到总理的嘱咐，他渐渐平静了下来。
一个多月过去了。3月的一天，贺龙把经过一个月学习、深思写好的材料交给周恩来总理并转呈毛主席。3月11日，周总理派人来看望贺龙夫妇。来人转达了总理对贺龙健康的关怀，并告诉贺龙夫妇，除了小女儿贺黎明外，孩子都已经找到了，让他们不要惦记。
但是，到了夏天，林彪一伙把黑手伸到了贺龙的住处，加紧了对贺龙的迫害。他们先是借口有人要揪贺龙，怕被人发现，让不明真相的人把窗帘拉上，不许贺龙他们见阳光；接着又把两人床上的被褥、枕头全部收去。伙食上也开始刁难了，吃的饭里沙子很多，而且没有烟抽。继而，又以水源困难为由，竟连续45天几乎断绝了水的供应。
就这样，因为缺水，贺龙有时竟靠喝雨水度日。
夏去，秋来。树叶由绿变黄了。贺龙时常自语：秋天到了，总理该接我出去了……可是回答他的只有屋外渐起的风声。
9月间，贺龙已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和周恩来的联系被彻底切断，完全落入了林彪、“四人帮”的魔掌。贺龙感到回中南海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
一天，贺龙特别专注地读起了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指着这篇文章，无限感慨地对薛明说：“看，讲得多好！要是都按照书上写的去做，那就好了。”稍停，他叹了一口气，心情沉重地说道：“不对头呵！现在有人把矛盾都搞乱了，把自己的同志都当成了敌人，‘洪洞县里没有好人’喽！”他的话音越来缓慢了。继而，要说什么，已发不出声音了。薛明马上把贺龙送进医院。可是，医生说他是“诈病”，不但不认真救活，还进行虐待。贺龙语言能力恢复后，就再不肯住院了。
一个星期后的晚上，一辆吉普车把贺龙送回西山。夜深人静的时候，谈起医院的情况，他告诉薛明，有一个看守他的战士对他说：“又有几个部队的领导干部被点了名，打成反革命”了。
他从胸腔里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都成了反革命了？看来问题更复杂了，他们是要把老一代都搞掉噢！”接着，他深情地谈到了朱老总，谈到陈帅、叶帅、徐帅、聂帅，他说，这些开国元勋若被打倒了，还靠谁呢？他还深情地说到了邓小平，说他“对党忠心耿耿，政治上很强，处理问题果断、利落，过去批判他，我们这些人实在没有法跟他划清界限啊！”在谈到这些老同志时，他有时激动得无语凝噎。
在那些日子里，贺龙养成了看名单的习惯。报纸上一报道什么大的活动，他就戴上老花眼镜，逐个看那长长的名单，每当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嘴角上就挂上笑容。发现哪个过去和他一道战斗过的老干部不见了，他就叹口气：“怕是又叫他们关起来了！”而且，几乎每次总要加上一句：“又是跟我连到一起了。要是能出去，帮他说上句话就好了！”
建军40周年那天，贺龙突然兴奋起来，并且自豪地向薛明讲起了军队的历史。从南昌起义谈到井冈山毛主席与朱老总会师；从抗日战争谈到解放战争；从抗美援朝谈到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他说：“这个军队太可爱了！只要这次不被他们害死，将来打起仗来，我们这些老家伙还能出把力！”他又说：“这样的军队，有人想利用它搞阴谋，那是办不到的，是要倒霉的！”
有一天夜里，听到雨声，他像过去一样对薛明说：“叫哨兵到走廊里来，别淋着了。”当他知道战士早已在走廊上了，连声说：“好，过来了就好！”
贺龙在担任国家体委主任期间，呕心沥血，开拓了我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使新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部刷新了旧中国的运动记录，打破了不少项目的世界记录，获得多项世界冠军。为增强人民体质，振兴中华做出了重要贡献。
11月中旬，当贺龙看到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把体育系统说成是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的“大批判”文章，说：“这是不公平的，很不公平！”“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全国体育战线一大批干部和群众的事。”并担心地说：“这样，不知道又要有多少体育战线的好干部、教练员、运动员挨整了！”（参阅《贺龙传》及《贺龙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