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南海，朱老总走出毛泽东主席的院子，心里对“文革”是怎么回事还是不十分了解，但是如何对待军队，已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答案：毛泽东是不赞成搞乱军队的，但也不能容忍不批判“穿军装的走资派”，他为一些同志跟不上队而恼火，但又反对“打倒”他们，而是要“帮一帮”。在这个时候，要求毛泽东只做出一种选择，是不现实的，也不可能做到的。
有的书中描写道：朱老总刚踏进家门，秘书就告诉他，陈、叶、徐、聂四位老帅来向他汇报军委碰头会的议题，他们已经等了一会了。
按照朱德几十年的习惯，他的客厅里，总是一组沙发，几盆兰花，把屋子打扮得素雅而朴实，仿佛是他本人的形象的缩写。
昨天刚从新疆赶回北京的聂帅，面色疲惫，而情绪却十分激动。核基地令人忧心的情况仍然刺激着他的神经。
陈毅刚刚念完了草拟的军委碰头会的议题，聂荣臻紧跟着发了言：“我郑重地把这个问题提到这次会议讨论——军队内部能不能搞‘文化大革命’！”
见朱老总的秘书作了记录，聂帅又说道：“我这次去新疆，前前后后，顺便捎带地跑了12个单位，其中有10个单位已经乱套了。有个前线机场，飞行师长晚上挨批判，白天还要指挥飞行训练，人半月里掉下二十多斤，这样下去怎么行？”他说着，把整理好的材料递给了朱老总，当他谈到核基地的火箭设计师被造反派逼疯的情况时，他的目光灼灼逼人，双手狠狠握住沙发的扶手，青筋暴起。
屋子里，老帅们都感到了一种压力。聂帅从基层部队带回的第一手材料，说明军队的实际情况甚至比他们预想的还要严重，反击乱军逆流，刻不容缓！
“我们军队是要搞个法，搞个命令！”叶帅激动地摘下眼镜，拍了一下桌子，“对乱军的首恶分子要抓、要法办！”
“哼！说我们是老右、老机，”徐帅踱着步子，愤愤不平，“这次军委碰头会上，要让他们看看老右、老机不是吃白饭的！”
陈老总腾地站起来，有力地挥起双手说：“徐帅，我到阴曹地府也举起双手赞成你！这次会上要干，我打头阵！请在京的军以上干部，给中央联名上书！”
四位元帅在以不同的语言发表着同一个意见：“在军委碰头会上坚决反击乱军逆流！”这使总司令感到，自己也面临当机立断的时刻了。本来，他想提醒大家注意另一个实际存在的情况，那帮乱军的家伙们，他们眼下得势，若要扫除他们，问题归根结底必然要触及“文化大革命”，而这又是主席所不能容忍的。眼前这位历经沧桑的老帅有一种预感，弄得不好，反而会授人以柄，给对方造成篡夺军权的口实。他沉吟着说：“我原来打算，先稳住阵地，等待时机。现在么，人家把火烧到了我们屁股底下，我们也不能坐看这把火烧大。军以上干部联名上书搞不得，弄得不好，一倒一大片。我看，事情由我们几个老家伙到军委会上去争，要完蛋也就是我们这几个。拼上一次老命，也不能让他们把军队搞垮。军队要稳定，这是一条最低的纲领，我们责无旁贷！”
19日下午2时，军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召开预备会。
预备会开始前，江青代表“中央文革”送来了一幅油画——《井冈山会师》。这幅6米高、4米宽的油画立在元帅的眼前。绷得很紧的亚麻画布上，井冈山峰峦又叠嶂，雄伟无比。青山翠岭间，五大哨口隐约可见。在近处的绿色葱茏的翠岗上，画着毛泽东和林彪——毛泽东双手卡腰，举目远眺，林彪则甩手迈步，一副“紧跟”的模样。
“这叫啥子井冈山会师么，这分明是红卫兵会师。”
陈毅元帅看了半天，突然戏谑了一句。
闻此妙言，元帅们和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上将都笑了起来。预备会尚未开始，老帅们与“文革派”的交锋已进行了一个回合，这使得四壁涂着温和的乳黄颜色的会议室里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预备会开始后，徐帅宣读了几位军委副主席共同拟定的会议议题。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姚文元、叶群等七位所谓“中央文革”成员，反应非常强烈。叶群首先提出了质问，元帅这边马上有人站起来反驳。双方的争执很快就升级了——“单打”发展成“双打”，最后变成了“团体对抗”。会议开了3小时，也吵了3小时，最后，会议主持人在争吵中宣布“休会”。
“明天8时继续开会。”
徐向前说完，又站起来宣布了一条纪律：“有关今天会议的内容，要严守秘密，不准向外透露。”
散会时，双方都没有打招呼，彼此心里都十分清楚：明天——20日的会议上，争论和斗争会更加激烈。
19日21时，人民大会堂江苏厅。
一个人伫立在大厅北侧的窗户前。他透过窗棂，注视着大会堂门前拥挤的人群和卫戍区战士用身体组成的警戒线。
这时，烦躁不安地坐在沙发上的陈毅，忍不住再一次向这个人提出请求：“总理，还是让我出去同小将们谈谈。”
“不行，我不准你去见他们！”总理的语气十分坚定。
下午6时，他们在这里接见外宾之后，就被几万红卫兵围住了。现在，3个小时过去了，外面已是夜霭沉沉，但围攻的人群仍旧在一次次冲击着警戒线，要求总理交出陈毅——他们要批斗这个“走资派”。
“打倒陈毅”的口号声又一次鼎沸起来。这是由高音喇叭、手提话筒和几万只喉咙组成的声浪。总理透过窗户观察着东冲西突的人群。他发现，在广场的那一边，送面包和茶水的车子不断开来，一队队红卫兵轮流去那里吃饭，一点也不放松对大会堂几个门口的围攻。这个情况使他相信了自己的判断：这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
下午，在来人民大会堂的路上，陈毅曾向他汇报了京西宾馆开会的情况：
会上，陈毅刚刚把满脸怒容的叶群“逼”回座位上，江青又跳了起来：
“陈毅，我知道你对林副主席心怀不满，有胆子摆到桌面上来！”她对送油画遭到陈毅的奚落，心里大为恼火。
“林彪有什么不能反的！我上井冈山时，他不过是我手下的一个连长罢了。”陈毅接着质问江青：“我倒要问问你，到底把自己算作老几？今天说这个是黑帮，明天指那个为反革命，靠树敌发家的人，是不是善终的！”
“那就走着瞧吧！”江青咬牙切齿地拂袖而去。
想到这些情况，总理周身的神经猛然绷紧了：他们是不愿意再在京西宾馆见到陈毅了！然而，面对几万红卫兵的冲击，他又知道想要扭转局面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心里有一个坚定不移的念头：尽到自己的职责！不顾一切地尽到最大的努力保护陈毅，保证他能参加军委碰头会。
“报告总理！”卫戍区一位团长进来报告第二道警戒线已被冲垮，他要求同意他从卫戍区调进武装部队。
总理没有同意这样做。“陈毅，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你都不准出去！”他说完这句话，便同团长一起走出了江苏厅。
总理出现在人民大会堂汉白玉的台阶上。借着探照灯的光柱，他看到了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造反派挥舞着拳头扑向手挽着手的军人，而年轻的战士们则用他们宽厚的胸膛、结实的肩膀，甚至用头和脸，承受着“革命的暴力”，守卫着最后一道警戒线。不断有战士被打昏在地，但马上又有战士勇敢地替补上去。
“不像话，太不像话！”总理猛地推开警卫员，跑下台阶，扶起一位头上流血的战士。探照灯光从上空划过，在这一瞬间，总理看到的是一张年轻而苍白的脸庞。
周恩来历来以在公众面前能自我克制而享誉于世界外交界。可现在这种情形让他揪心，他急了，一把夺过喇叭话筒，大声说道：
“你们今天一定要冲，我周恩来站在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队伍终于将洪水遇到拦河坝一样停住了，但仍然很乱，像一团漩涡翻滚着。多少年后一个北师大造反派头头回忆说：“当时，对总理的观点我们并不赞成，但是，他一讲话就像父亲在同子女谈心，他讲着讲着，我们就不知不觉地服从了。”
服从是服从了，但红卫兵又提出条件，要派代表同陈毅舌战。总理哀叹了一声，只得同意了。他真难以相信，他和陈毅参加过无数次谈判，有中国人，有外国人，但从来没有同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青年谈过判，这世界怕是真的要变得不认识了！
夜，长安街电报大楼晨钟敲响，论战从初夜一直持续到天亮。这些红卫兵代表们毕竟还是孩子，难以熬夜，闹了一夜，现在一个个不断地捂起嘴巴打着呵欠。偷眼看看周恩来，他却依然背靠椅子坐着，仍像开始一样精神饱满，讲话还是那么透彻，并且充分运用那双富有表情的手的作用：当他要扩大他讲话的范围或者进行概括时，就用一只胳膊在前面扫动一下；当他要把一个论据的各点组成结论时，就把双手的手指交叉到一起。每当论战出现争执的漩涡时，他始终表现出坚强的自我克制。他面容慈祥，语调平缓，就像一个和蔼的长辈对待一群淘气、任性的孩子那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然而，这一切并不妨碍他按照自己的性格办事，他始终没有退却一步！如果有什么问题原则上僵持住了，他就会平静地说：“好吧，让我们再换个话题谈。”然而随着新话题的展开，红卫兵代表又会吃惊地发现他仍是在谈那个问题，而自己已不知不觉地向他靠拢了一步——他始终像一个仗剑的勇士，牢牢地守住自己的阵地。他在最后一次阐明自己的观点时，仍然坚持了原来的立场：“现在大家明白了吧，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会挺身而出。你们要打倒陈老总，我也是不会同意的。”
这个时候，红卫兵代表经历了连续11个小时的论战之后，他们的精神已经被疲惫和困倦压垮了。他们有的已经两眼发直，语无伦次，有的竟伏在沙发上困顿而睡。他们始终没能说服周恩来，把陈毅交给他们批斗。周恩来让服务员拿几条毛巾被，盖在那几个睡着的红卫兵身上。他自己也靠在沙发上打了一会儿盹。
长达15个小时的围攻结束了，聚集在人民大会堂外的几万红卫兵在有组织地散去。直到这时，周总理才放下心来，找地方小睡一会儿，5小时后，他又开始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