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在1956年，毛泽东宣布集中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党、政、军、特战犯，对他们进行加速改造。于是公安部门到全国各地监狱、劳改单位挑选被俘战犯中武官军长一级、文官省长一级、特务将官级共200多名，集中到北京战犯管理处，即通常所说的功德林。
功德林在北京城西德胜门外，原是一座庙宇，清朝末年被改造成监狱，军阀时期，这里是著名的全国第二模范监狱。新中国成立后，公安部接管了这座监狱，改名为北京战犯管理处。
这400多高级战犯中，不少人是黄埔生。而黄埔生是靠蒋介石栽培的，这些人“效忠校长”的信念即使在战败之时，也没有泯灭过。
一期生杜聿明可以算得上是蒋介石的宠将。国共双方三大战略决战，他参加了辽沈和淮海两大战役，实际指挥了一个半，可见蒋介石对其的倚重。在淮海战役中，他指挥的几十万大军全军覆没。他想化装逃跑，可跑不出解放军布下的天罗地网。绝望之时，他拔出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企图自杀。幸亏跟随他的副官眼疾手快，把手枪夺了下来。他当了解放军的俘虏。解放军没有认出他时，他谎报是第十三兵团的军需，叫高文明。可他连十三兵团六大处处长的名字一个也写不出来。他深知罪大恶极，系中共权威人士宣布的43名罪犯之一，被查出后，必死无疑。与其被处死，不如先自杀，为蒋介石尽忠。他乘警卫人员离开之机，拣起一块石头往脑袋上乱打，顿时血流满面，不省人事。幸好看守人员及时发现，送到卫生处抢救，才免一死。
为了防止他自杀，一段时间里不得不给他带上沉重的脚镣手铐。
国民党第十四兵团中将司令宋希濂兵败大渡河畔，最后被解放军四面包围，走投无路。他觉得被解放军俘虏可耻，拔出手枪准备自杀。警卫排长一把夺下手枪，才没自杀成。
好像是事先统一口径，宋希濂也说自己是一个军需官，叫周伯瑞。
当他被指认出是宋希濂后，他认为没有生还的希望了，时刻准备着死。及至被带到乐山县城时，解放军的随军记者要给他照相，他极为反感，决心捣乱。当记者对好镜头，准备按动快门时，他突然转身扭过头去，不让对方照。如此反复四五次，气得记者没办法。宋希濂当时想：反正你们把我抓来也难以活命，还照什么相？如果报上一登，人家看到我们这些人的狼狈样子，昔日的声威岂不荡然无存？要死也要死个骨气，决不能丢这个脸！
廖耀湘，这个指挥着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中两支的第九兵团司令官，兵败后化装成商人，想逃出去。眼看跑不出去时，也想到了自杀。可自杀连手枪也没有了，准备天黑后在一棵树下吊死。幸亏第二十二师副师长周璞苦苦相劝，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洛阳城里，邱行湘举起过手枪……
襄阳城中，康泽也曾将手枪对准了脑袋……
但他们一个也没有死成。不是因为自己犹豫，就是被忠实的部下们阻拦。
把这样一批“死硬派”改造好，可能吗？
共产党面临着一个新的难题。
毛泽东、周恩来似胸有成竹。
按周恩来的具体部署，管理人员向集中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200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宣布，可以与家属自由通信，可以接待来访亲友。管理所组织他们成立学习委员会，学习党的政策，开展讨论，一步步地清理思想；组织他们到东北各大工业城市以及天津、武汉等地参观，让他们亲眼感受一下社会主义建议的伟大成就。一些身体好的还被安排到北京远郊五云山参加劳动。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委托原国民党将领及爱国民主人士张治中、程潜、邵力子、章士钊、傅作义、蒋光鼐、张难先、郑洞国、侯镜如等先后到功德林看望，施加影响，加快他们改造的步子。
张治中、邵力子这两位周恩来黄埔时的同事，更是惦念他们昔日的学生。几位黄埔一期生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刘嘉树、韩浚、周振强等人，知道两位老师要来，早早地就盼开了。虽然他们身为囚犯，思想也时时飞出高墙，他们也惦念昔日师长。当周恩来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准备出席万隆会议时，他们听说因台湾特务机关事前的阴谋破坏，飞往万隆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功德林里的黄埔生以为他们敬爱的周老师也在机上，全都哭了，就连陈长捷、梁培璜这两位非黄埔生，也流下了眼泪。后来，真相大白。周恩来没有乘坐这架专机，台湾特务的阴谋没有得逞，这些年近半百（有的已过半百）的人又像孩子一样破涕为笑；尤其是宋希濂，天真得不好意思起来。
来到功德林的张治中见了这些学生和部属，一时颇为动情：“诸位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同学，和我风雨同舟，相处多年。公谊私情，都很深厚，我是很怀念诸位的。”
他这一说，几位久居囹圄的学生也流下泪。
张治中今天是要转达中共对国民党战犯的宽大改造政策：“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交代处理你们诸位的政策，对你们一律宽大，进行教育改造，而且是认真耐心的教育改造。给你们明辨是非，认识真理，重新做人的机会，能够继续为国家民族做出贡献。你们所犯的过错和罪恶，绝大部分是受旧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造成的，对历史影响造成的罪恶只要认识到了，而且彻底悔改，便既往不咎，一律宽大处理。”
张治中环视一下周围：大家的目光都看着他，听得很认真，他继续说道：“听说诸位在学习上，很多都能实事求是，认真检查批判过去的罪恶，向党和人民认罪，决心和过去划清界限，这种态度是很可贵的。可以断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包括你们在内，有着光明的前途。”
张治中自然说到以往黄埔的历史：“我们过去是拥护和响应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号召，而投身黄埔军校的。曾在正确的革命道路上作过奋斗，但不幸后来走上了歧途。今天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首先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显著提高。全国上下出现政治清明，团结一致，各业各界发达兴旺的气象。孙中山先生所未能达到的弘誓大愿，在共产党领导下俱已实现，有的甚且过之。作为一个中国人，从全局和长远观点着想，我们获得的是光荣伟大的新中国，试问还有别的什么可以比这更宝贵呢？”
战犯们不由啧啧交谈起来。原先最顽固的杜聿明此时的感触也最深。他发言说：“我对于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的豪情壮志，感到无比兴奋和敬佩。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确实站立起来了。我被俘后，原来潜伏在身上的多种疾病复发，危在旦夕，是共产党费大力抢救，真不啻活死人而肉白骨。这种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我深铭肺腑。”说着，他掏出小手绢，擦拭着无法控制的泪水。
“这事我听说了。你得的结核病，需要特效链霉素，我国还不能生产，美英对我国封锁、禁运，它们的药质量好，可运不进来；只能用苏联生产的，可性能又不好，政府派人用黄金到香港和澳门去购买的。”张治中说的这些情况，可能杜聿明还是头一次听说。
杜聿明感激万分：“共产党真正乃我再生父母！我一定好好改造思想，争取新生，争取立功赎罪，报答党和人民恩惠！”
杜聿明带头一说，会场里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战犯们争着说自己最深的感受。张治中很高兴他的学生们能有这样大的进步。他请一旁的邵力子先生讲话。邵力子虽然已经76岁高龄，身板却很硬朗，记忆力也特别好。在场的许多人他还能喊出姓名，说起黄埔的旧事，他也是一清二楚。他向学生们简要介绍了国共最后一次和谈的情况：“当年文白先生和我们几个人来北京参加两党和谈，共产党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作了很多让步，国民党完全可以接受。无奈当局无和平诚意，坚持顽固立场，致使战火又燃，给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国家元气更伤。傅作义将军、程颂云（程潜）毅然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或接受和平改编，或领导起义，是十分明智和顺乎民心的行动。我们黄埔一期同学中，郑洞国同学在长春和平投降，陈明仁同学在长沙和平起义，是识时务的俊杰，应该成为我们的黄埔同学的榜样。”
几位同学唉声感叹，悔不该当初与人民为敌，落得如此下场。
邵力子说：“文白先生刚才向你们传达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只要你们真心诚意地悔改，一定会得到人民的谅解。”
张治中也补充说：“周总理要我转告大家：今后谁愿意留在大陆为祖国建设服务，一律妥善安排，愿意去台湾或海外者，政府也给予方便，保证来去自由。”
两位老师走了，却给功德林留下了希望。
这一系列的工作和措施，推动了战犯们的思想转变。从1959年6月至10月，他们先后三次给中共中央写“感恩信”，除表示服罪外，还表示愿在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1959年国庆节前夕，毛泽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几天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了特赦的决定，国家主席刘少奇据此发布了特赦令。
消息传来，在秦城农场劳动的战争罪犯们个个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争着看报纸，有的把毛泽东的建议和特赦令工工整整地抄在笔记本上。夜深人静时，他们有不少人失眠了，不知喜鹊能否登上自己的枝头。大多数人都不相信自己会被第一批释放。
杜聿明、宋希濂想到自己当初的顽固立场，真有些后悔……
激动人心的一刻到来了！所有的战犯们都屏住了呼吸，甚至不敢抬起眼睛。杨伯涛的儿子就坐在下面，他竟然没有看见……大厅里空气好像凝固了一样。
12月4日10时整，特赦大会开始，由最高人民法院致词，宣布特赦10名战犯名单，按序列唱名，他们是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郑庭笈、宋希濂、杨伯涛、陈长捷、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法官一一授予特赦通知书。第一个叫杜聿明时，他毫无准备，机械地应了一声“有”，立即站了起来。管理员叫他出列，到前面一列长凳前，面向主席台肃立。法官念完特赦通知书全文，杜聿明低头深深向法官鞠躬，双手接过通知书，又深深地鞠躬，转身退到长凳上就座。这时，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热泪夺眶而出，低头饮泣起来。摄影记者纷纷将这感人的场面摄入镜头。当10名特赦战犯都宣布完，轮到杜聿明讲话时，他走上讲台，顿时声泪俱下地说：“党和毛主席对我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给予特赦，我无限感激。誓在有生之年，继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自己成为新人，永远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无论遭受狂风暴雨的阻碍，生死以之，决不返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