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内心异常苦闷又极其矛盾的周恩来，鉴于毛泽东有以柯庆施代替他的总理职务的考虑，便向中共中央真诚地提出：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
1955年是共和国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年份。毛泽东对这一年做过这样的描绘：
“1955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5月、7月和10月三次会议表现出来的。1955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1955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户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后，在全国很快形成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1955年盛夏的一个午后，来北京参加省委书记会议（即毛泽东所说的7月会议）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接到毛泽东处的电话，赶到中南海游泳池。当时的游泳池还在室外，正午的阳光直射在水面上，浅水处便晃动着白光，而深处则蓝幽幽地透出一股清凉感。毛泽东沿着扶梯走出水面，走近池边太阳伞下的藤椅，舒服地坐下，拿起藤桌上的香烟，抽了起来。（详见《与省委书记们》，中央文献出版社）
“山西人来啦！”陶鲁笳刚拐进游泳池门口，就被毛泽东发现，毛泽东按他习惯的玩笑话，远远地招呼着。
陶鲁笳脸上顿时有了笑容。他已经不止一次听毛泽东这样喊过。其实毛泽东清楚地知道他本是江苏人，而现在只是代表着“山西一方”。
卫士替来人倒上茶，并很快端来了饭菜，几盘时令蔬菜加一小杯绍兴加饭酒，尖尖的小红辣椒是断断少不了的。毛泽东向陶鲁笳示意：
“来点湖南辣子怎么样啊？”
陶鲁笳摆摆了手：“主席，我在会上吃过了，您快吃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毛泽东端起小酒杯，呷了一口酒，夹些菜放进嘴里，向陶鲁笳说道，“我叫你来，想听你谈谈山西合作社的情况。”
山西是全国较早开始创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那时已有三年的历史。陶鲁笳将情况简单说了说，毛泽东就他关心的细节问道：“有多少人加入了合作社？”
“入社农户已占总户数的43%。”
“成绩不小啊。”毛泽东肯定地点点头，脸上掠过一丝阴云，“不过，合作社一定不能减产，一定不能死牛。据说苏联农业集体化之后，谷物长期以来达不到沙俄时代的最高水平，这怎么能行呢？集体化的优越性何在呢，社会主义制度好，又从何说起呢？”
陶鲁笳回答：“主席，我们山西的合作社基本上都是增产的，耕牛也没死，而且数量还增加了。”
“这就好，这就好。合作社一定要办好。一定要办得比苏联好。”毛泽东说出了他的忧虑，“对合作社在全国的发展速度问题，现在党内意见还不够一致。就是几年前合作社刚出现时，党内对此也是有不同看法的。这你是清楚的。”
仅就山西而言，1951年春天，晋东南老解放区就试办了1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土地入股，按土地、劳力两项为分红依据，并逐步缩小土地分红比例，加大按劳分配程度。但是，山西的尝试受到了当时华北局的批评，华北局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明确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认为“目前的互助组是以个体经济（私有的）为基础的，是自愿两利的集体劳动组织，故不能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直接地发展到集体农场。因为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和使用机器耕种以及土地国有为条件。”毛泽东是支持山西省委的。他说服了当时中央和华北局的有关同志，并在这年9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上，让山西省介绍了创办合作社的经验。此后，山西经验在全国迅速推广。1951年全国只有300多个合作社，到1954年底就发展到48万个。农民是最看重实际的，他们从合作中得到增产增收，热情随之高涨。群众一起来，难免发生一些问题。加上一些干部工作粗疏，引起部分农民的不满。有的地方出现了非正常的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备耕的现象。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他今天找陶鲁笳来，就是要弄清这些事，以便及时制止。
毛泽东在听取了陶鲁笳的汇报不几天后，便在这次各省书记会议上大声疾呼：“目前农村合作化的社会主义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
为了推动这一形势的发展，在秘书田家英和逄先知的协助下，毛泽东亲自编辑了三册长达90多万字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毛泽东对此事非常重视，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投入了全部精力，看了一百几十篇材料，有的不止看过一遍，写了104条按语，对文字太差的材料，改得密密麻麻，把一些累赘别扭的标题改得鲜明生动，既醒目又富于政治鼓动性。
这本书以当时最快的速度于1956年1月出版。原先毛泽东准备发一条出版消息，并让田家英拟了消息稿。当田家英将稿子送来的时候，毛泽东咯咯一笑，将稿子放在桌子上，舒畅地喷了一口烟：“这个消息没有用了，已经过时了。”
毛泽东仰卧在沙发上，毫不掩饰自己的快乐心情：“我很高兴，1949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毛泽东的愉快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本身来自农民，他深知改造农村的艰巨性。然而，连他自己都始料不及的是，5亿农民这个庞大的个体，经过二三次会议，一篇报告，一本书，一夜间成了一个合作的群体。不能不说，这过于表面的胜利和不很正常的发展速度，使毛泽东的头脑开始不清醒了，并助长了他对个人意志的过于自信。
毛泽东的思路变得闪电一般迅猛。他突然问田家英：“你看合作化完了，下一步再搞什么？”
田家英被毛泽东这一突如其来的问话问住了，一时答不上来，只感到自己的思想跟不上。而毛泽东则完全在以指挥战争的速度在指导农业改革，一个战斗尚未结束，就在考虑下一个战斗了。
1955年11月初，北方的树叶已经开始凋零，而南方依然林木葱茏。毛泽东的专列从北京启程了，他要到西子湖畔，继续筹划他有关发展农业的话题。毛泽东喜欢杭州这座风景名城，把它称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有人算过，解放以后，毛泽东曾到杭州42次，在西子湖畔生活、工作了800多个日夜，他到这里的第一句话常常是“到家啦”，真有点“宾至如归”。（见李林达：《情满西湖》，中央文献出版社）
在途中及到达杭州后，毛泽东听取了天津、山东、上海、广东、湖北等省市委领导人的汇报，他们纷纷提出农业合作化完成的时间还可以大大提前，农业产量还可以大增。这种情绪正和毛泽东的思路合拍，并深深激励了他。11月中旬，毛泽东在杭州、天津分两批召集华东、中南、华北和东北地区的14个省市委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再次商讨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的前景，并在他们的急躁情绪的感染和鼓动下，主持制订了《农业十七条》。这个文件又一次大大提前了在全国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完成的时间，并确定了脱离中国国情的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规定到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1万亿斤。
眼看就要跨进新的一年，岁末，毛泽东情绪激动，一夜都在伏案工作。他批阅了《人民日报》准备在1956年元旦发表的《为全面地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新年社论，修改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接着，给周恩来等人写了信：
“请周要尚昆用电话通知辽宁、山西、甘肃、陕西、四川、华东五省，中南六省的省委书记于1月4日到达杭州，准备于5日开始开会两天到三天，谈十七条的增加修改问题。除皖、苏、赣、闽可坐火车或汽车来此外，其余凡可用飞机的，要替他们准备飞机。”毛泽东的急迫心情，跃然纸上。
当他做完这一切时，东方的太阳已经吐白，桌上的烟灰缸也满了。他唤来了秘书，交代完要办的事，便向卧室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