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红墙见证录(二)
31982800000016

第16章 形势所迫,许多人提高了调门

7月26日,对彭德怀的批判再次升温。

这一天,毛泽东向会议批示印发了《李云仲同志的意见书》,并写了题为《对于一封信的评论》的长达2000多字的批语。

李云仲原是国家计委基本建设局的副局长,给毛泽东写信时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他直接参与了1959年经济计划工作,深感问题严重,他多次向上级领导反映,却受到严厉申斥。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于1959年6月9日,将一封一万多字的信,直接寄给了毛泽东主席。李云仲信的第一部分是谈问题。他开门见山地摆出自己的观点。毛泽东的批示说,李云仲“认为从1958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做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是在1957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当年能像李云仲这样较高级的干部,敢于直言上书,指出“大跃进”是犯了错误,在党内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信中用大量事实论证了“大搞土法炼钢的运动,这是一条失败的经验……这是对国家元气的最大消耗……上百亿投资,上万吨钢材,几百万吨水泥、木材被白白抛在几千个工地上,长期不能发挥效果。看到这些损失确实很痛心。”李云仲信的第二部分是建议。他建议“在各级干部中进行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教育,教育全体党员坚持党的原则,加强党性锻炼。”

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李云仲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了一切。”但毛泽东对信中所提到的计划工作中的种种问题还是给予了肯定,尤其对于他敢于秉笔直言大加赞赏。毛泽东笔锋一转,又对准了彭德怀:“这个同志的好处,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这跟我们看到的另一些同志,躲躲闪闪的态度不大相同。李云仲同志和这些人不同,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存的困难……”

毛泽东之所以能容忍李云仲,关键是李云仲还是“小人物”。在庐山也遭到批判的李锐后来说:毛泽东本人常说,人是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的嘛,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嘛,还反对过鸦雀无声,说过“我就喜欢唱对台戏嘛”。在战争年代,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确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可是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他本人逐渐离开了这个传统。当然,南宁会议时,我陈述有关三峡问题不同意见,是一个同实际打交道的小人物(而不是一位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或常委),也许因此毫无反感,易于听取。1959年庐山会议前,国家计委干部李云仲怀疑“大跃进”的上书,可说也是一例。毛泽东很看重这封信的意见,认为计委领导从未反映过。我们几个人在会议前期几次被召见,毛也是认真听取我们的意见的。只是后来彭德怀、张闻天这些大人物开了口,事情才变得复杂而不可收拾了。

(然而,由于全国上下的极左思潮,受到毛泽东赞扬的李云仲并没有逃脱厄运。庐山会议后,他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下放劳动。“文化大革命”中,他曾长期在黑龙江的一个煤矿当矿工,历经艰辛,直到平反。)

7月26日,各小组的会议还传达了毛泽东的一条指示:事是人做的,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这条指示与对李云仲信的批语,使得庐山会议又起波澜,彭德怀被抛上了浪尖:既然对人,就新账旧账一起算吧。于是,彭德怀一贯动摇啦,这次反对总路线,过去执行的就是王明路线;从洛川会议到百团大战,在战略方针上与主席对立啦;闹独立王国,讲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不听党的话啦……后来竟说彭德怀的入党动机都不纯,是带着入股思想入党的。

在发言中曾说过彭德怀一些好话的人大为紧张。有人正式声明,收回说彭德怀是好同志的说法,表示要重新评价彭德怀。

过去主持过反冒进,在7月23日还认为彭德怀的问题“没什么了不起的”周恩来,也感到一些压力。他不得不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态度。

就在周恩来说过“不能单算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局部和全局,还有当前与长远,得失要算总账,去年绝非得不偿失、得失各半,而是得多失少”之后,他还是算起了“经济账”:

“落实以后继续前进,绝不是机会主义。这就是政治态度。泄气思想是动摇总路线。我们只是去掉一部分虚气。”

“另一种偏向是,尽说些空话,看到问题不去解决,熟视无睹,放心得下,这同样是右倾。表面积极,总责备下面,光说空话,这实际上帮助了怀疑派。否认失调,否认紧张,这也是一类工作态度。”

“今年850万吨钢材,最后算账只700万吨。不要沉溺在小洋群中,两条腿要走稳当,如意算盘不能打得太多,不要怕拍王鹤寿的桌子,各部是否有这类事?几十万条错误,不能动摇总路线。问题只是偏差与不力,有的人碰到一个问题出现,就又怀疑一番;只看到个别现象,又忘记了全局和真理。我焦心如焚,置身其中。”

“我不安了半年,并非对总路线动摇。但决不可盲目乐观。钢材订货,找不到厂长,心里着实难过的。总之,积极负责,不说空话,面对铁的事实,从武昌会议至今已八个月了,大家在小组会上要作适当自我批评,不要怪地方。”(毛泽东、周恩来等发言内容均摘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及谢春涛:《庐山风云》,中国青年出版社)

他还指出,基建用钢材要减32%,共250万吨。生产用钢材减52万吨,减9.2%。实干,苦干,巧干,落实各项指标和措施,大家想办法,同心同德,不埋怨,不畏难。

作为当家人,周恩来不能空谈总路线,空谈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他自上了庐山,就没有停止对这两年经济计划的落实,为此他忧心如焚。可是正值批斗升级、对事又要对人之际,他要遵从毛泽东的指示和意图,保卫“总路线”,言词之间,显露出他内心的矛盾。

庐山会议研究专家谢春涛评论说:从周恩来的讲话可以看出,他实在是用心良苦。一方面,作为前次“右倾错误”的主要责任者,不得不在新的政治斗争中表明自己的“正确”态度,批判彭德怀的“右倾错误”;另一方面,作为全国经济工作的实际领导者,又必须正视国民经济困难的现实,从钢铁工业完不成计划的情况出发,调低和落实相关的其他各项生产指标。而且,还得对这一工作进行足够的解释和说明,以免被人说成是“动摇”和“泄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