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孰是孰非”与“真是非。”
庄子相对主义的认识论否认了真理标准的客观性，从而否定了客观真理的存在。《淮南子》一方面承袭了庄子的相对主义的是非观，但另一方面在说明现实问题时往往偏离了这种相对性，肯定明是非的必要性。“夫弦歌鼓舞以为乐，盘旋揖让以修礼，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趋舍人异，各有晓心。故是非有处，得其处则无非，失其处则无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户、奇肱、修股之民，是非各异，习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妇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譬若斤斧椎凿之各有所施也”，指出了是非的相对性，认为是非的标准有其适用范围，诸子各家从社会的某一角度确立自己的学说，并以此批判和否定与之对抗的其它学说，于是造成各家的相互攻伐。不同的民族由于各自所处的环境不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俗习惯，对是非的判断也各不相同。是非之争是由于判断的标准没有一个统一的基点。同样，君臣、夫妇、父子皆是如此，不同的身份和角色站在各自的立场自然形成对问题的不同看法，都是以己为是，以他为非，于是有是非之争。因此不能以自己作为标准去判断对方的正确与否。这就说明是非的确定是有条件的，但这种条件性却导致了相对性，由此得出：
天下是非无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谓是与非各异，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观之，事有合于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于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于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去忤于心者也。
忤于我，未必不合于人也；合于我，未必不非于俗也。至是之是无非，至非之非无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于此而非于彼，非于此而是于彼者，此之谓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择是而居之，择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谓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
“无所定”就是肯定是非存在的相对性，一是一非存在于个体从各自的心意作出判断的结果，因此，是非具有主观性。《淮南子》认为若立于宇宙之间，摆脱个人的狭，就有至是、至非的存在。隅曲与宇宙相对，说明了宇宙的空间内涵。由于所处的空间不同则对是非的理解不同。并且从道的角度来看，是非都是相对的，片面的，只有道是全的。
同时，《淮南子》意识到人的认识真理的局限性，指出是非的判定不应由主观决定。因为争辩是不能辨别是非的，是非是具体的，在一定条件下是有客观的标准，因此要依据具体情况才能得出结论。作者是从辩说的角度说明是非无定论。与此同时，肯定有“真是非”，是与非有着确定的界限，但人的个人见解是不足以作为判定是非的依据：
夫道者，无私就也，无私去也，能者有余，拙者不足，顺之者利，逆之者凶。譬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贫，得失之度，深微窈冥，难以知论，不可以辩说也。何以知其然？今夫地黄主属骨，而甘草主生肉之药也，以其属骨，责其生肉，以其生肉，论其属骨，是犹王孙绰之欲倍偏枯之药，而欲以生殊死之人，亦可谓失论矣。若夫以火能焦木也，因使销金，则道行矣；若以慈石之能连铁也，而求其引瓦，则难矣。物固不可以轻重论也。夫燧之取火于日，慈石之引铁，蟹之败漆，葵之向日，虽有明智，弗能然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论，不足以定是非。故以智为治者，难以持国，唯通于太和而持自然之应者，为能有之。因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判断是非不能以己意为标准。提出了标准应具有规范性和公认性的内涵。道是公正无私无偏的，只有道才能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道不可说、不可辩，因为可说可辩的对象都是具体事物的内容，只有根据事物的特性功能行事，才能有所收获，单纯主观上的辩论是无益的。而衡量事物的标准不是靠主观的猜测与争论，只有深入事物之中才能把握具体事物的规律，才不会有是非的产生。因此，智与自然相对立，即自然与人为对立，只有持自然才能持国。可见，智治不若自治，只有自治才能最终达到至治，这是从人的能力和认识的有限性否定智治。
（二）“知能别同异、明是非。”
《淮南子》在肯定有“真是非”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人的认识能够辨明是非。“圣人见是非，若白黑之于目辨，清浊之于耳听”，肯定有是非之别。但在具体谈论是非时，认为是与非是相对的，“合于己”或合于俗，而理想的社会是无是非之别的，因此无须辨别是非。“……设仪立度，可以为法则，穷道本末，究事之情，立是废非，明示后人，死有遗业，生有荣名”，站在儒家匡正世风、规范社会的立场上，要求是非分明。“立是废非”，就是要使世人有明确的是非观念。“……此使君子小人纷然淆乱，莫知其是非者也”，从反面的角度说明是非存在的客观性。“今人之所以眭然能视，营然能听，形体能抗，而百节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视丑美，而知能别同异、明是非者，何也？气为之充，而神为之使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系者，其行也，足？？？、头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招之而不能见也，呼之而不能闻也。耳目非去之也，然而不能应者，何也？神失其守也。故在于小则忘于大，在于中则忘于外，在于上则忘于下，在于左则忘于右；无所不充，则无所不在。是故贵虚者，以毫末为宅也”，肯定人的认识能够辨别同异、辨明是非。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源于形体与精神的结合，这是人自身具有的。当人的精神处于虚静状态时，精神内守，不为外界所困扰，当感性知识与理性思考相结合时，才能察黑白、别同异、明是非。
《淮南子》在肯定是非有别时，又认为是非是客观的，无贵贱之分。“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贵贱尊卑论也。是明主之听于群臣，其计乃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而不责其辩。暗主则不然。所爱习亲近者，虽邪枉不正，不能见也；疏远卑贱者，竭力尽忠，不能知也”，是非的标准具有客观性，是非与否与认识主体的身份无关，而是以言论的可用、可行的实际效果作为判断的标准。体现了在真理面前平等的观念。“是故仁义立而道德迁矣，礼乐饰则纯朴散矣，是非形则百姓眩矣，珠玉尊则天下争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是非的产生则是末世的产物，由此造成了百姓思想上的混乱。“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诵之。此见是非之分不明”，道听途说和纯粹的问辨是不可能真正辨别是非。由此提出“各用之于其所适，施之于其所宜，即万物一齐，而无由相过”的具体真理观。并且认为是非的产生与所处的社会背景有一定的关系，“当此之时……不以曲故是非相尤，茫茫沉沉，是谓大治”，齐一与大治相应，在大治的理想社会里，才不会有是非间的相互争论。
（三）“禀道以通物，无以相非。”
道既是最高的，又是遍在的，它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表现为事物的内在规律。观察事物的目的就是要把握事物之道。“夫禀道以通物者，无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只有掌握了道，才能通达万物，是非之论才会停息。《淮南子》认为通物的条件是“秉道”，由此才不会有是非之争。因此“道”是判断事非的最终和最基本的标准。
在对待是非的方式上，《淮南子》认为不应纠缠于是非之分，而应超越是非的争辩，达到齐是非。“……智伯有三晋而欲不澹，林类、荣启期衣若县衰而意不慊。由此观之，则趣行各异，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己，立节者见难不苟免，贪禄者见利不顾身，而好名者非义不苟得。此相为论，譬犹冰炭钩绳也。何时而合！若以圣人为之中，则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故以道论者，总而齐之”，对立双方之间不能以是非而论，都自以为是而否定对方，则无法统一双方的观点，只有圣人才能超越分别，对是非采取“兼覆而并之”，则不会有是与不是的分别了。因此，从道的高度来看，就是要齐是非。“夫天不定，日月无所载；地不定，草木无所植；所立于身者不宁，是非无所形。是故有真人然后有真知。其所持者不明，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欤？今夫积惠重厚，累爱袭恩，以声华呕苻妪掩万民百姓，使知之欣欣然，人乐其性者，仁也”，真知是不遣是非的，但得道后才能有真知。一方面“禀道通物，无以相非”则不会有错误认识的产生，就不会有是非之争；另一方面，“以道论之，总而齐之”，则无是非可言。因此，从道的角度来看，则无是非之论，道就是“至是”，就是最高真理。万物无是非可言，对具体事物的认识是不可能获得真理的，如果有真理，那就是道。因此，认识的最高目标就是得道。此外，只有当人的精神境界得到提升之后，才能使认识与之得以完满的推进。得道既是最高的人生修养境界，也是认识的最高阶段和最终目标。二者是统一的，从而将知与道统一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