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哲学史上，“知”是认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而“智”除了作为伦理道德的范畴外，它作为一种思维能力也是认识论的重要范畴。知与智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知有时可作为智使用。在先秦，墨家对知与智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墨子？经上》：“知，接也”，“明也。”即智。《墨子？经说上》：“知，知也者以其知过物而能貌之，若见。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知是描述事物的外貌，而智是由知所获得对事物的本质认识，知是感性认识，是在与事物的接触中产生的，而智是感性认识基础之上的理性认识，因此智是在论述知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对知的进一步深化，是对事物的深刻认识。《庄子？庚桑楚》：“知者，接也；知者，谟也；知者之所不知，犹睨也。”第二个“知”即智，是在前一“知”的基础上的筹划，具有谋略的内涵。庄子认为这不是自然之知，因此提出“至知不谋”，这是道家竭力反智的一个重要原因。荀子明确区分了知与智：“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人具有认识的能力，当人的这种能力与外界客观事物接触时，才会有感性认识的产生。对这些知进行综合并且能符合实际情况，由此得到的较为正确的认识就是智。“故治之要在于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当内心专一，不为外物所干扰，则会达到对真理的认识，而心具有认识的功能。《淮南子》同样指出，心具有认识的能力，“且人之情，耳目应感动，心志知忧乐……所以与物接也”，肯定知是在与外物的接触中产生的，并指出了心在认识中的独特的重要作用。
在关于对道的认识问题上，《淮南子》认为在道的面前，人的一切所为都是不足的，人对本体之道是无从把握的，道不是通过理性思维所能获得的。“天道玄默，无容无则，大不可极，深不可测，尚与人化，知不能得”，“是故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牖而知天道，乘众人之智，则天下之不足有也。专用其心，则独身不能保也。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万人之所利”，“有罪而不诛，则百官烦乱，智弗能解也；毁誉萌生，而明不能照也”。天道可知，但不是由窥牖得到的。因此反对用心、用智。但在实际中又给予智很重要的位置。“文王智而好问，故圣。武王勇而好问，故胜。夫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这是吸取儒家对智的看法，把智作为圣明的一个重要内容。
《淮南子》在对智和知识的态度上有矛盾。知识是由人获得的，但知识一旦形成，则制约着人类的思维。而道的至上性使君子与圣人都无能违逆，只能顺从。在得道面前，无贵贱之分，自然的惩罚也无分贵贱。在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时，《淮南子》主张因循的原则，即因循事物内在的规律。这就由老子的具有总纲式的“法自然”推向应用上的依据每一事物的不同而遵循的“因自然”。“是故至人之治也，掩其聪明，灭其文章，依道废智，与民同出于公”，道与智是对立的。智表现为机巧和私心，依道则公，且与民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夫舟浮于水，车转于陆，此势之自然也。木击折？，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知故不载焉。是故道有智则惑，德有心则险，心有目则眩。兵莫？于志，而莫邪为下；寇莫大于阴阳，而？鼓为小”，“居智所为，行智所之，事智所秉，动智所由，谓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错之后而不轩，内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居、行、事、动时无智则无道，道智相连，智是道的核心。此处的智是指理性认识。对智给予了积极的肯定，试图把智纳入道的认识范围。智有智慧和机巧之心，即大智与小智之别，《淮南子》赞同大智，主张要通晓万物之所以然，认为大智与道相合，小智则与道对立。“故小快害义，小慧害道”，“慧不足以大宁，智不足以安危，与其誉尧而毁桀也，不如掩聪明而反修其道也。”道与智慧、聪明是对立的。
以上对道与智的关系截然不同的态度表明儒道思想在汉初对这一问题仍存在着分歧甚至对立的状况。“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智欲员者，环复转运，终始无端，旁流四达，渊泉而不竭，万物并兴，莫不响应也……智员者无不知也，行方者有不为也，能多者无不治也，事鲜者约所持也”。智对知有指导作用。“夫镜水之与形接也，不设智故，而方圆曲直弗能逃也。是故响不肆应，而景不一设，叫呼仿佛，默然自得。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而后动，性之害也；物至而神应，知之动也；知与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诱于外，不能反己，而天理灭矣。故达于道者，不以人易天，外与物化，而内不失其情，至无而供其求，时骋而要其宿。小大修短，各有其具，万物之至，腾踊肴乱而不失其数”，万物在镜之前能够完全显现，这是因为没有“智”的阻隔，因此智是对知的误导。当物呈现于面前时，精神则会作出反应，相应的知觉开始运动，知觉与外物相接触就会有好憎情感的产生，由此知觉被外物所左右，难于返回到自然之性。物与人之性是内外关系，若不坚守内在本性则会遗失。而达道之人不论外界如何变动都不会改变性情。
《道应训》有一段对知与道的关系进行了集中的说明：
太清问于无穷曰：“子知道乎？”无穷曰：“吾弗知也。”又问于无为曰：“子知道乎？”无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数乎？”无为曰：“吾知道有数。”曰：“其数奈何？”无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刚；可以阴，可以阳；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应待无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数也。太清又问于无始，曰：“向者，吾问道于无穷，无穷曰：‘吾弗知之。’又问于无为，无为曰：‘吾知道。’曰：‘子知道亦有数乎？’无为曰：‘吾知道有数。’曰：‘其数奈何？’无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刚；可以阴，可以阳；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应待无方。吾所以知道之数也。’若是，则无为知与无穷之弗知，孰是孰非？”无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浅。弗知内，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叹曰：“然则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为弗知，弗知之为知邪？”无始曰：“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
因为道是无形无象的，道不可闻、不可见、不可言，人们难以通过感官进行把握，因此人对于道无甚了解。以不知为深、为内、为精，以知为浅、为外、为粗。因此不知乃是真正的知，知乃不知。知与不知是相对的，而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就这点而言，人之知的范围和程度是有限的，即使有一些认识，也是很肤浅的。通达了这些，则不会认为真正认识了道，这才是明智的看法。只有为道才能产生正确的选择，因此，“不知之知”才是大智。《淮南子》认为不应过多重视事物的细节，而是强调认识事物重在把握其实质，这种思维路径对探求真理有极大的借鉴作用。指出“道”为“知”的根源：“能知一，则无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则无一之能知也。”道为全，得道则天下尽知，道遍在每一物中，不知道，则一物不知。常人获得的知都是小知，而得道之后则无所不知，是大知。“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宝”，因此，不以己知，才能称为懂得了“道”。“今至人生乱世之中，含德怀道，拘无穷之智，钳口寝说，遂不言而死者，众矣，然天下莫知贵其不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著于竹帛，镂于金石，可传于人者，其粗也。五帝三王，殊事而同指，异路而同归。晚世学者，不知道之所一体，德之所总要，取成之迹，相与危坐而说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学多闻，而不免于惑”，道是一体、不可分的，是全的，而人之知则是具体、有限和零散的，因此道不可言，不言则成全道之全，应以不言为贵。能写和言说的是粗鄙之论，而非博大精深之道。“天气为魂，地气为魄，反之玄房，各处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于天道，天道玄默，无容无则，大不可极，深不可测，尚与人化，知不能得。”道是无限的，对于天道的认识，人之知是极为有限的，而人的能力是无法获得对道的完满把握，因此，反对以知去认识道。“五帝三王，轻天下，细万物，齐死生，同变化，抱大圣之心，以镜万物之情，上与神明为友，下与造化为人。今欲学其道，不得其清明玄圣，而守其法籍宪令，不能为治，亦明矣”，圣人之心若镜，能够看清万物的真面目。“是故神者智之渊也，渊清则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则心平矣”，肯定了智的作用。“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为亲亦戚矣；享谷食气者皆受焉，其为君亦惠矣；诸有智者皆学焉，其为师亦博矣。射者数发不中，人教之以仪则喜矣，又况生仪者乎！人莫不知学之有益于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戏害人也。人皆多以无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智是通过学习获得的，是人的后天的认识能力。
《淮南子》注意到认识的相对性，并分析了相对性产生的缘由。世间任何事情或人物都不可能是尽善或尽恶的，都有相对性的一面，即使暴君或圣人也不例外。“桀有得事，尧有遗道，嫫母有所美，西施有所丑。故亡国之法有可随者，治国之俗有可非者”，由此可能导致认识的相对性。认识的相对性还源于事物性质的多样性。“柳下惠见饴，曰可以养老；盗跖见饴，曰可以黏牡；见物同，而用之异……人食？石而死，蚕食之而不饥；鱼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类不可必推”，万物间的不同类的差异是先天的。同一种食物，不同的生物由于不同的生活习性，在食用后就会有不同的效果。另外，不同的人对同一物的用途会产生不同的想法，这是与个人的品德、身份息息相关。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才能得出全面客观的结论。“是故圣人托其神于灵府，而归于万物之初，视于冥冥，听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寂漠之中独有照焉。其用之也以不用，其不用也而后能用之；其知也乃不知，其不知也而后能知之也。夫天不定，日月无所载；地不定，草木无所植；所立于身者不宁，是非无所形。是故有真人然后有真知。其所持者不明，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欤？”这是袭用了《庄子》的部分内容。庄子认为知具有相对性，但同时又强调得道之人的知识具有绝对性，深化了对知的见解。“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一般知识的正确与否具有条件性，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而与道同体的真人却能超越局限性，获得对真理的把握。由所待者转向所持者，即由认识客体转向认识主体。但是把对真知的掌握局限于真人，这样就由认识的相对性而否认了常人认识真理的可能性。
《淮南子》认为“道”不是通过一般的求知途径所能获得的，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肯定知又是生存的必备条件。“故民迫其难则求其便，困其患则造其备，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知识的产生是基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本能需要，有其现实的基础。知识是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知在立身行事中是必备的，并且知与现实之利相连。
先秦道家否定经验知识，而汉代道家肯定经验的价值，并运用历史经验、现实经验进行广泛验证，这是道家思想在汉代的一个重要发展和转变。这与整个汉代重视经验有关，表现了汉代道家积极面向现实，从生活实践中不断总结出经验，肯定了人类知识的进步性。经验能把人的意识领域和无意识领域统合起来，构成了全方位多领域的信息丰富的预期的和开放的系统，它包含了客体以往和最新的各种信息，因此不仅获得已知的领域，而且能得到最接近未知的领域，因此它具有全息性的特点，这是直觉思维优越于概念思维的一个重要方面。庄子认为逻辑思维无法把握天道，只有靠直觉的体悟才能获得，这与当时对世界多从整体认识的角度有关，导致在认识论方面的不可知论和是非无定论。中国古代科学没有对自然界进行具体的解剖和分析，当时的哲学家一般是从总体上直观地考察自然界，自发地进行辩证思维。“分化虽然破坏了整体图像，但专门化导致精确化、具体化，不但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而且作为中介，更有利于向更高层次复归于整体概观，辩证综合”，科学的发展使人类对世界整体的认识更深刻、更接近客观事实。宇宙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不是亘古既有的。人类现有的知识同样是如此，是世代积淀的产物，具有累积性。每一事物都包括了它以前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必要的和合理的内容和因素，是各阶段共同积累的结果。每一事物都是一个体系，一个小宇宙，它部分地反映了世界，一事物的属性越多，内涵越丰富就愈接近事实和永恒，因为它包含了无限发展的各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