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使经济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为文化的兴盛提供了物质前提。而宽松、多元开放的思想局面及藩国的养士之风促进了文化学术的活跃，是时代精神所向。主张君主无为是希望中央能放权于地方诸侯，以求有自由生存发展的空间，是现实的统治阶层内部政权斗争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秦始皇“焚书坑儒”和偏重法家之术的政策造成了战国百家争鸣的中止，汉王朝吸收秦亡的教训，注重发展文化事业。汉惠帝废“挟书律”，文景之时广开献书之径，注重搜求先秦古籍，并设立博士。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客观上促进了学术的繁荣，诸子思想重又活跃。诸子之学虽存在，但除儒道之外，其余各家并没有形成声势较大的独立派别，而只是作为思想资源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汲取。齐、吴、淮南、河间等地方在当时一度成为学术活动的中心，“及至汉兴，禁网疏阔，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陈？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召宾客以千数”，《淮南子》中也反映了这一状况，“造刘氏之貌冠，总邹、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
淮南国地处楚地，是南方道家盛行之地。都城寿春曾是春秋战国蔡、楚的国都。楚国的四个王即考烈王、幽王、哀王、王负刍在此建都十九年。而战国四君子之一的春申君黄歇相楚二十五年，门客数千，对发展和保存楚文化起了很好的奠基作用。
刘安（前179―前122），生于文帝即位年，死于武帝元狩元年十月，历文、景、武三代。刘安喜好老庄，《史记》一百一十八卷《淮南衡山列传》：“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誉天下”，刘安施德于民，安抚百姓，与其他一些骄奢淫逸的诸侯王有明显的不同。在国内的各项建设中，史书记载不详，但多言其重视文化建设。刘安承楚文化之遗风，实行了开放性的人才政策，因此归之者如流，招致数千宾客，聚集了大批的豪杰文士，活跃了楚地的文化。《汉书？艺文志》载：“淮南王赋八十三篇。淮王群臣赋四十四篇。淮南歌诗四篇。”淮南王刘安有超群出众的辞赋天才。高诱在《淮南子？叙目》说到：“安为辨达，善属文……天下方术之士，多往归焉。于是遂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号曰鸿烈。”《淮南子》有儒家学者如大山、小山之徒的参与，“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说明刘安在文化建设上非常重视儒学，著书不离道德仁义。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
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
大夫曰：“……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然卒于背义之臣，谋叛逆，诛及宗族”。
夫齐鲁之闲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
汉初活跃于汉中央及诸侯国的文士多数是来自山东齐鲁的儒墨之徒。这些学者多集中于地处江淮的淮南国，很大程度上与淮南王本人的爱好和重视文化建设有直接的关系。司马迁将刘安与刘德二者相对比，是为凸显刘德在收集先秦古文献中作出的实实在在的重大功绩，但《史记》竟然未及刘安及其门客所著文章，只是对刘安的谋反经过作了详细的记载，这有可能带有司马迁对淮南王刘安个人的某些成见。而《汉书》对不过问政事一心只收集整理古籍的刘德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未记载刘德是否有著作流传于世。由此看出，淮南学派的治学方向与之不同，前者较为关注现实，注重著书立说。
汉初学术思想的活跃，是从总结秦亡教训批判法家开始，而汉政府取消诸子学说也是从法家开始的。汉初诸侯国的相对独立和养士之风的盛行为诸子学说的活跃提供了温床，在这一时期，诸子之间相绌与相用并存。汉代的儒家学者已注意到吸收道家的无为而治的观念，《新语》中有《无为》、《道基》等道家思想较浓厚的篇章，对于将“儒家的主张和道家式的思考一体化”的陆贾，若从其思想的整体分析来看，他“还是董仲舒等前汉儒学的先驱，只是持有比董仲舒更柔软的思想的儒者”。董仲舒也有无为的观念，如“无为致太平，若神气自通于渊”。随着诸侯势力的衰弱，诸子思想逐步失去存在的现实基础。政府逐步提升儒学生徒的地位，使天下学士从之如流。而《淮南子》只反对纵横家和苛刻的法家。中央对待诸子的策略是由罢纵横家、法家再到黄老刑名以至完全取消百家三步骤，最终确立了儒学的独尊地位。
首先，以“乱国政”为由罢黜法家和纵横家。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其次，在窦太后驾崩之后初步提出了“隆儒”、“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及今上即位，越绾、王藏之属明儒学，而上亦向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年老，以寿终于家。”《汉书》很多内容沿袭《史记》。田？既然尊崇儒家，“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与刘安的主导思想不符，史书所谓田？与刘安二者有勾结，欲立刘安为王或有其他原因。
最后，从理论上论证应绝诸子之道，从而最终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董仲舒从理论上用《春秋》大一统的思想确立了罢黜百家的政策。在《举贤良对策》之《对策三》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的诸子观是以儒学为正统，视其余为邪辟之学，以异道、异论为由阻止其他各家言论的自由发展，而由《春秋》一统天下。由此可见，董仲舒与《淮南子》所言之“道”名同而实异，而前者具有排他性，只承认儒家之学为正统，其它各家为“邪辟之说”，因此应“皆绝其道”；后者之道具有包容性，是大道。“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废，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为学者之有过而非学者，则是以一饱之故，绝谷不食，以一？之难，辍足不行，惑也。”《淮南子》认为儒家之学也有不合理不正当的地方，但不能因此就否定整个儒学，而是对儒学采取了开放的态度，这是与董仲舒明显不同的地方。另外，《淮南子》的百家是对当时诸子各家的统称，而董仲舒则将儒家与百家相对立，以表明儒家不同于他家的独特地位。而荀子有言：“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六说者立息，十二子者迁化，则圣人之得势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人之迹著矣。”荀子是站在儒家正统的立场上，断然认为孔子之外诸子思想的存在不利于社会的治理。可见，董仲舒的思想与荀子如出一辙。而《淮南子》与之相反，“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体也。譬若丝竹金石之会乐同也，其曲家异而不失于体。”从学术上来说，各家主张既有矛盾性，又有一致性，但一体于道，则百家的存在都是必要的，各有其作用，因此可以并存不悖。“合道一体”是诸子思想统一的理论基础，与董仲舒对诸子的看法截然对立。而《汉书？艺文志》对诸子的评价较为公允，认为诸子之学“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虽有迎合诸子之意，但“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不可相无。
先秦各家从各自的立场所建立的原创性思想发展到一定程度，显露出各家的优势与不足，随着战国百家争鸣的结束就需要从现实的角度进行综合，百家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社会现实，因此都有一定的合理性。《淮南子》的整体文化意识具有时代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性，是时代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同时又是由个人学术观念决定的，从刘安的才学和拥有大批文人学士的客观因素看都具备了进行思想理论总结的现实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