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导源于“周官”说
此说由来已久，周官宗伯之属，外史掌四方之志。此即方志之权舆。当时记录地方政事，至纤至悉。诵训掌道方志，以观诏事。土方氏辩土地之所宜而善化之。任地掌天下之道路。训方氏掌天下之政事。还有的掌邦国之地域而正其封疆。山师、川师各掌山林川泽之名物，辨其利害。当时于乡遂、都鄙之间，山川、风俗、道路、物产、人伦、政事亦巨细无遗矣。归纳汇融即为方志。此由宋代司马光总结，说“周官有职方、土训、诵训之职，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诏王者知其利害。”又说“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辩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六狭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说地图九州形势，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
方志的目的和作用，据《周礼》记载，“职方”是一种从事行政管理的官职，他与外史、诵训的职掌是相似的，外史记录四方，由诵训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让施政的“王者”，了解四方九州的土地、邦国的行政关系、历史渊源、城市和集镇、各地的民族风俗与生产能力、财政状况、粮食的种类与牲畜的数量，以及什么时候应该做哪些行政工作等等。“以诏王者知其利害”，“利”的涵意即行政管理中应该开发利用的环境、资源、人力、物力、财力的优势；“害”的涵意即行政管理中应该小心处理的事情，应该注意与回避的那些因素与环境条件。总起来说就是在行政管理施政决策中，让王者了解实际情况，“兴利除弊”、“扬长避短”。包括章学诚在内的一些学者都把方志的起源，确定为《周官》一书里的记载。而《周官》一书，相传是公元前2世纪西汉河间王刘德搜集起来的一部先秦旧籍。此书本身就是一部用官制来联系着各种制度的行政书。书中记载了许多官名，反映了那时政府的组织状况。书中规定了各种官职的明确职务，如：“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诵训“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者观博古所识。”由诵训掌管的方志，其行政目的是很明确的。《周官》一书反映了一统天下的雄心，最重视理财。“说地图九州形势，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周官·地官·土训》）由此看来，地方志书就是政府调查了解政区内图籍、土地政区隶属关系、城镇状况及分布、各族的人口数、各地的财政、各种物产、粮食的品种、数量，大牲畜的分布，以及山川形势、物产所宜等情况。其目的为“告王以施其事”。行政派的方志学理论从这里开始。它提出了方志的宗旨、目的、任务、内容等。而每一项内容，都可以看成是一个大概的篇目。依《周官》所说，即把方志作为一个对地方情况的调查认识系统，调查认识的结果“告王者观博古所识”，“告王者以施其事”，为行政决策提供信息。行人之献五书，职方之聚图籍，太师之陈风诗，则其达之于上。当时制度由上而下采摭，又由下而上呈献。这一制度起源于中国上古三代。并由《周官》一书加以系统总结。这可以说方志的萌芽，起于远古。
地方志导源于《禹贡》说
最早承认地方志导源《禹贡》，是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其书即因《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而取名。此后明确提出地方志导源于《禹贡》是唐朝贾耽的《海内华夷图》、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再后宋代王存的《元丰九域志》、欧阳忞的《舆地广记》、元朝朱思本的《九域志》，以及明、清的许多方志都说源于《禹贡》。应该说《禹贡》仅是地方志的萌芽阶段，因为它还是以自然山川作为地域分区的界线。此后，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国家机构建立，才出现了以政区为界线的志书。
《禹贡》是我国现存古代文献中最早一篇有系统地理观念的典籍。它把当时地理视野所及的地域分为九州，然后简明概括地叙述了各州的土壤、植物、农业、经济物产、特产、贡品以及贡品的包装、贡道的运输路线并确定各州田赋的等级。划分九州来调查土壤等级、植物、动物种类、贡品及包装运输等，为行政管理服务。
地方志导源于《山海经》说
认为地方志导源于《山海经》的现存最早文献是《隋书·经籍志》，其内记载说，南齐陆澄的《地理书》，“合《山海经》已来一百六十来家以成此书。”此后宋人欧阳忞、王存、清代毕的沅等都有类似的不同说法。
《山海经》是我国古代一部独具风格的“奇书”，包含着地理、历史、神话、民族、动植物的生态及医疗功效、矿产、医学、宗教等多方面的内容。历史上不少学者说此书是“神怪之祖”。连司马迁也说：“《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近代鲁迅也说：“《山海经》盖古之巫书也。”其实殷商时代的巫是从事行政管理的重要一员，那时政府的占卜、历数、医药、祭祀都由巫来管理，“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那时“巫、祝、卜、史”本是一体。为了职掌政府的巫、祝、卜等活动，巫必须要有广博的地理、历史、神话、博物、医药等知识，并应用这些知识来从事国家的祭典、卜祝等活动。所以，《山海经》也是古代各地方知识的总汇，为国家政事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