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承秦制，自汉帝国建立之后，经“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半个多世纪的休养生息，到武帝时已积累了丰富的财富。这就为域外扩张打下了物质基础。这时工商业的繁荣推动了商品流通，从而刺激了开辟疆域、开拓内外市场的需求。因此，武帝时期在东北方开朔方郡，西北开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郡，东北开玄菟、乐浪两郡；西南开犍为、越巂、柯、益州、交趾、九真诸郡，东南开珠崖、合浦等郡。并打开了通往日本、南洋和中亚的交通路线。这就大大丰富了人民的域外地理知识，交流了各族的文化。张骞、班超等通西域，就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成行的。
张骞、班超生平
张骞（前175～前114），汉中成固人（今陕西成固县）。“为人强力，宽大信人”。张骞于建元3年（前138）“以郎（朝廷侍卫）应募”出使西域。其目的是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以便打通中原至西域的交通路线。西域是指我国新疆及帕米尔山脉以西，巴尔喀什湖到波斯湾一带的广大地区。张骞一行约100多人从陇西出发，穿过河西走廊狭长的绿色地带，至甘肃临洮以西就被匈奴的马队掠去。从此张骞过着囚徒生活十余年，后来好了一点并娶匈奴女子为妻，还生有孩子。但他“持汉节不失”没有忘记使命。等匈奴单于死后，乘其内乱之机，张骞才偕胡妻及近从堂邑父逃跑。但他并没有因此东回，而是继续西行，去完成“通西域”的重大使命。而“堂邑父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一路备尝艰辛，“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今苏联中亚费尔干纳盆地）早想与富强的汉交往，热情款待张骞，并派翻译、向导送张骞至康居（今苏联楚河、塔什干一带巴尔喀什湖西南）、大月氏（当时位于阿姆河流域）。月支从河西走廊受匈奴攻击迁到西域，此时，“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汉远，殊无报胡之心”。张骞从月氏至大夏（苏联土库曼共和国境）详细考察了山川地形、城邑民俗、物产商贾、人口兵力等地理情况，“留岁余”，取南线，越葱岭（今帕米尔）、循南山（今昆仑山）北麓东行。希望避开匈奴，经莎车、于阗，过羌人地区，从祁连山进入陇西。不料“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他们又乘匈奴“单于死”“国内乱”之机，“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于元朔三年（前126）回到长安。此行前后共十三年，出发时百人，归来仅有张骞与堂邑父两人侥幸生还。张骞带来了西域丰富、真实的地理知识，从此中国正史列传，司马迁的《大宛列传》和班固的《西域列传》、《张骞传》等开始记录西域的地理情况。司马迁说：“大宛之迹，见自张骞”。据侯仁之先生研究：张骞在大夏时，见到产自四川省的“邛竹杖、蜀布”，经问询得知是由身毒转运而来，他大胆推测由蜀至大夏经身毒有路径可行。于是向汉武帝建议说：
“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
汉武帝同意他的主张，并封他为“博望侯”，于公元前122年从蜀地（今宜宾）分四道遣使出发对身毒大规模进行探险寻路。但当时西南各少数民族拒绝汉使入境，甚至沿途阻杀而归于失败。“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滇越……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
后来因张骞统军作战失利，被废为庶人。公元前118年，又被取用“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遣他旁国……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今波斯、伊兰高原一带）、身毒（今印度）、于阗（今新疆和阗一带）、捍弥（今于田克里雅城等地）及诸旁国”。就这样中国正使中第一次记录了中国的使臣活跃在广大的西域，远至地中海波斯湾沿岸。张骞也在他事业成功之时逝世，官拜大行（主管对外联络），位列九卿。史学家司马迁以“张骞凿空”（张骞探险、开辟道路之意）四字来概括他通西域的惊涛骇浪的一生，和开辟中西交通的先驱功绩。
张骞通西域后约150年间，中西交通畅通无阻。但到了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征求无厌，匈奴负强，称霸西域，致使已通的中西交通又复断绝。“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
班超继起的班超（32～102），扶风平陵（今咸阳市东北）人。班彪之少子、班固之弟。为人有大志不修细节，居家孝谨、执勤劳苦，有辩才而涉猎群书。31岁时仍家贫为官佣书以供养，尝投笔叹曰：“大丈夫……犹当……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此后由汉明帝派遣到西域，效力沙场，常以少击众，征战31年。他曾“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每有攻战，辄为先登”，为再次开通西域立下赫赫战功。曾征服鄯善（罗布泊附近）、龟兹（库车）、疏勒（喀什噶尔）、莎车（诺尔羌）等地，使葱岭以东50余国内附于汉。又重开东西交通。永元七年（97）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抵安息、条支（阿拉伯半岛）西界到达波斯湾的西头，超过了西汉使臣的旅行范围。由于班超的功绩他被封为定远侯。
班超的少子班勇。字宜僚，少有父风，继承父志，再通西域。他一生在西域度过，著有《西域记》收在《后汉书·西域传》中。
有关西域及欧洲地理知识的记载
张骞、班超通西域，给中原人民带来了新鲜而丰富的域外地理知识，沟通了中西物质文化交流。《后汉书·西域传》记录说：
“西域风土之载，前古未闻也。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其后甘英乃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距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靡不周尽焉。若其境俗性智之优薄，产载物类之区名，川河领障之基源，气节凉暑之通隔，梯山栈谷绳行沙度之道，身热首痛风灾鬼难之域，莫不备写情形，審求根实。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
这样就扩展了人们的地理视野，使中原民族对西方的地理与人文有了许多了解。中国精美的手工业品，特别是丝绸、漆器、玉器、铜器等物资运往西方。而西域的葡萄、苜蓿、石榴、胡瓜、胡桃、胡蔴、蒜、胡椒、胡豆等也陆续移植到中原来。因此，包括两汉以及后代各王朝，通过丝绸之路，不断向中亚、西亚、西南亚各国派遣使节。这些地区国家的使节、商队也频频来华。至此，使其经济、科学、文化的交流，在世界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张骞十多年来在西域飘泊，或亲身经历或间接传闻，把西域的大宛、乌孙、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条支等十几个国家的人口、兵力、物产、气候、山川、城池、位置等介绍到中国来。《汉书·西域传》说：
“西域……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
这就是西域的地理总貌，山川、河流、湖泊、分水岭及大概的分布区域、面积等，都勾画出了一个总的轮廓。然后对每一个国家又作了具体的介绍。例如《史记·大宛列传》载：
“大宛（今苏联费尔干那）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居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其兵马矛骑射。其北则康居（今苏联楚河、塔什干一带），西则大月支（今阿姆河流域），西南则大夏（今苏联土库曼），东北则乌孙（今巴尔喀什湖东南），东则捍弥（今于田克里亚城等地）、于阗（今新疆和阗一带）。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今地中海或波斯湾），其东，水东流，注盐泽（今罗布泊前身），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
文中对大宛距汉长安的距离、方位、经济、物产、人口、兵力、城邑、周围的国家、分水岭及水系等作了明确记载。这是我国现存对费尔干那盆地的最早文献。正确认识了于阗一带是东西水系的分水岭。但把黄河河源记在盐泽之南，与今天的实地考察结果不符。
最可贵的是张骞、班超带来了有关西亚以及欧洲当时的地理知识：
“安息（即波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大小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今阿姆河），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其西则条支（今伊拉克），北有奄蔡（位于咸海、里海北）、黎轩（罗马共和国）。”
这里记录了二千多年前伊朗的位置、农作物、城邑、交通、货币及周围的邻国等内容。
“黎轩（罗马共和国）、条支（伊拉克）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地中海）暑湿、耕田、田稻。有大鸟，卵如。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属。”
《后汉书·西域传》记录了罗马共和国、伊拉克一带的气候、位置、农产、特产行政关系等。
“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
这是二千多年前关于印度气候、风俗等的最早记录。又说：
和帝永元九年（97），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罗马），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英闻乃止。十三年（101），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蛮（即今阿拉伯半岛之阿曼国）。从阿蛮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国（波斯古都）。从斯宾国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罗国（在第格里斯河畔）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极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异物焉。”
当时甘英就是到了第格里斯河的“安息西界极矣！”的地方。从文中可以看出当时绕阿拉伯的海上航线已经有了。甘英虽没有亲自到过罗马，但他带来了许多有关罗马的地理知识：
“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以石为城廓，列置邮亭，皆垩暨之，有松柏诸水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种树、蚕桑。皆髡头而衣文秀……所居城邑，周圜百余里。城中五官，相去各十里，宫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琥珀、琉璃、琅、朱丹、青碧……又有细布，或言水羊毳，野蚕茧所作也……。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质直，市无二价。谷食常贱，国用富饶……至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今越南北部）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又云‘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
到了东汉时，中国对欧洲罗马的地理、对其面积、邮传、城池、宫殿、动植物、政治制度、土特产、贸易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当时从地中海的罗马到亚洲的中国有两条道路。海路经“日南”入中国，陆路自“海北”、波斯等地到罗马。清末在山西霍州灵石县还“掘得罗马古铜钱十六枚”，“盖悉为罗马皇帝梯拜流斯（14～37）至安敦皇帝时代所铸者也”。（布歇尔《山西之罗马古钱》）这是张骞、班超通西域，沟通欧亚交通的物质交流实物证据。